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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应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的重要思想传统和理论来源，它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不仅为中国领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同时也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应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传承，对于推进中国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哲学方法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哲学体系。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的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内部矛盾和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人类的意识和社会发展也同样是由物质的历史演变而来的。
辩证法则是一种能够揭示和解释各种存在内部的矛盾和转化的方法论和思想工具。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力求对于社会现实和主要矛盾做出深入的分析、思考和评估。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社会实践的探索，认为美好的社会未来是通过人类共同的努力、实践和充分的发展而来的。
二、当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建设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了更好地应对和适应这些挑战和变化，中国的哲学和理论建设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和哲学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应用，试图探索中国哲学和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首先，当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建设强调宏观的分析和整合，梳理和理清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和哲学思想传承。
其次，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理论研究注重跨学科和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尝试将哲学观点与化学、物理、生物、社会科学等多种类型的学科体系进行对接和融合。
最后，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建设还注重将“就事论事”与“大局考虑”两者相结合，深入剖析和分析中国当下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问题，同时在全局范围内进行哲学思考和分析。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的作用。
主要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总结史学理论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指导，是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和观念体系的总和。
史学研究方法是史学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是史学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和目标采用的具体操作手段。
下面将对主要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总结。
一、史学理论1.内容文化史学理论：该理论强调历史是有内容的，历史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研究历史中的文化内容，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变化，深入分析历史作品、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传播，进而加深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2.结构功能史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通过研究社会、国家、文化等各种组织结构的形成、演变和功能的实现，认识历史的基本方向和形态，并探寻发展规律。
3.人类学史学理论：该理论强调历史是人类行为、信仰和文化的产物，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把握人类活动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通过对人类种族、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了解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普遍性，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理解。
4.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阶级矛盾、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揭示社会变革的内在规律，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史学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和分析历史文献，获取历史资料，探寻历史事实和现象的真相。
包括综合文献、批判性使用文献、校勘文献等方法。
2.实证研究法：通过收集和分析历史的实证数据，运用统计学、数理逻辑等方法，确定历史规律和趋势。
主要包括案例研究法、统计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
3.社会调查研究法：通过实地考察和个案调查，了解历史实践中的社会关系、行为规律和动态变化。
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等。
4.实用主义研究法：通过应用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和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主要包括历史政策研究、历史评估研究、历史教育研究等。
21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述评提要：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从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人学、异化理论和生态学四个角度深入。
这对全面理解马克思提供了新的视域，但对马克思整体性思想的研究还显得较分散，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是否连续这一论题的探讨还需回到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这一源头，扣紧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学说整体性；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自上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认识论断裂”①以来，国内学者纷纷把视线转移到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研究上来。
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增多，如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2001年）、《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2003年）和收录有阿尔都塞重要文献的《黑格尔的幽灵》（2005年）在国内出版，推动了国内的阿尔都塞研究，同时也再次掀起了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的热潮。
国内学者们对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说的研究虽角度各异，但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与其说马克思思想存在认识论的断裂，不如说是人为分裂。
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做了论证。
本文将对21世纪以来国内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进行评述。
一、从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论证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两者的内在逻辑，是2000年以来研究马克思学说整体性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1998年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著作《回到马克思》问世以来，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成为热点话题。
他在书中提出要完整的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从经济学研究的深层次语境中去重新探索马克思哲学话语的转换研究方法，这对马克思的诠释是在肯定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一种非连续性的解读。
他承认马克思思想在1845年发生了变化，并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三次话语转变（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历史现象学的创立），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存在着质的差别。
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概述及其在我国的当代价值分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分析的根本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和，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的，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规律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而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建设，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致力于揭示历史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这些变化的规律和本质，以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在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只有通过深刻的透视矛盾和斗争，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推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代中国社会仍然需要面对许多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使之可以更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且使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是由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和矛盾推动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综述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缘由、进程及经验、理论成果等方面,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综述,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特点与走向等进行分析、展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并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状况如何,其与中国社会政策选择和现实问题解决的关联等等,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综述,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并且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于抗日战争初期提出来的。
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于本世纪初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作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重新提了出来。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
这一著名报告的第七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他以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为鉴戒,以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形式方面就是使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为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
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张旭鹏张文涛编者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以其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解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开拓出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现象与新课题，我国史学工作者以其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本版从五个方面，介绍近年有关研究情况。
1 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一向是我国史学研究者的共识。
近年来，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史学界出现一些否定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错误观点，如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认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和历史学具有科学性、鼓吹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问题的研究，等等。
面对这种挑战，学者们认为，这既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更不能无视现实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国际上引发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作为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也出现了一种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反对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理论指导的错误倾向。
加之，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却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替代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
当然，当代社会发展、科技革命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课题，唯物史观也需要面对现实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使其随社会的进步而提升，随科学的发展而创新。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学者们力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做出回应。
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坚持与时俱进，从以往对唯物史观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但却不应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根据新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研究新成果深入阐释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也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批驳史学领域中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
这两种思想倾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他们的表现虽然不一，但都应当大力克服。
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导致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
当前，亟须针对这一问题开展工作，在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推进历史研究健康发展。
结合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结合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阐释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国内史学界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索都具有宏大的视野，取得了新的成就和重大突破。
这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促进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发展唯物史观，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所以，发展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鉴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理论，不少学者强调，当前史学界应当在如何使唯物史观做到与时俱进上加大研究力度，即多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
一方面，要对唯物史观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新形势下的思考与探讨，如历史规律问题，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停滞与倒退问题，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问题，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演进问题，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要从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有的放矢地选择若干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这样，才会使唯物史观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2 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考察之上。
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
今天，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认真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挖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现实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有三点: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即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把握；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演进开拓了新视野，即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些学者主张以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挖掘和整理。
他们认为，马克思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入手，以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为特点，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依据，探索了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规律及微观机制。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以及两者之间的能动关系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是完全自然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在尊重客观历史演化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选择自身发展道路。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进程非常重要。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融入全球化，但同时更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梳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是回应全球化浪潮的应有之义。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关键。
这一论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
一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二是指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因此，资本全球化既有给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的一面，又有为其发展造就有利条件和机遇的一面。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在实践中正确把握机遇和风险的辩证法，不失时机地推进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也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有关全球化的论断，从理论剖析和实证考察等层面论证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意义。
他们认为，后发国家应当以积极态度应对全球化，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这对全球向更为公正、更为和谐的秩序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亦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存在将可能会变为现实。
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普遍的观点是，西方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区别。
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两极分化”原因认识的区别；二是对世界未来发展途径认识的区别。
因此，要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辩证地看待西方的全球化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
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反对全盘吸收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观点；坚持世界历史结构理论的正确观点，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确立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观点，批判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
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确与当今的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存在可能的联系；然而，简单地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待商榷。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内容上已经大大超出了马克思时代的想象，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国际金融风险等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决非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设想的。
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不以排斥民族特殊性为最终目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更多地是指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促使诸民族独特性的分工的消灭，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的分工、交往和生产模式，世界诸民族间的发展道路也越来越趋于一致。
所以，不能庸俗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等同于全球化，更不能断章取义地做出全球化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庸俗理解。
3 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之一。
自上世纪历经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问题的热烈讨论、八九十年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及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后，近些年来，社会形态问题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而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需要。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曾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说提出不同看法。
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多线论、三阶段说，甚至两阶段说，但相当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五阶段说与单线论。
针对有人提出原著中“单线”与“多线”说的矛盾，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应区分“实现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与“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本身”。
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剖析可分为两种形式，即“依次演进”的和“跨越式”的。
如果忽视社会形态演进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的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或曲解。
一些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最后完成的，其间经历的是艰苦的理论探索过程。
这个理论贯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建立“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是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