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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
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是指针对跨越不同行政区域的案件，建立起的一种法律体系和机制。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行政区划的划分，一些案件可能涉及不止一个行政区域，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够实现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协调、合作和共同处理案件的制度。
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建立旨在解决由跨区域案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律管辖权的界定、协调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执法力量、保障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和一致性等。
这一制度可以确保在处理跨行政区域案件时，各个行政区域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共享、调查协作和证据保全，从而为案件的顺利办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实施需要建立起一系列机制，比如建立跨区域执法合作机构、制定协议和合作协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等。
这些机制和制度可以促进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协作，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质量。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些制度不仅为案件的办理提供了便利，也为打击跨区域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日益增多的跨区域案件需求。
总之，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有助于解决跨区域案件的复杂性问题，还能够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提供保障。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还将继续发展，以更好地应对日益增多的跨区域案件挑战。
构建跨行政区划法院重在明确管辖范围文/陈雷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2015年5月1日实施的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相继设立，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发展搭建起实践探索平台。
防止诉讼案件出现“主客场”问题，使诉讼案件摆脱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这是跨行政区划法院设立的最主要目的。
跨行政区划法院与其他法院最大也是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管辖制度，具体表现为诉讼案件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
因此，对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设和发展而言，从应然层面理顺并厘清管辖范围是重中之重。
“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其中“去地方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是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
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我国当前法院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在“一级人大”产生“一府两院”模式下，依据行政区划分地区逐级设立人民法院。
从跨行政区划法院设立的目标价值来看，就是要突破这种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的体制性障碍，让受案法院和审理案件的法官摆脱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些不利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法院的人事任免、经费保障、装备供应等受地方政府掣肘，难以“轻装上阵”，难免产生“后院起火”的顾虑；另一方面，地方行政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等，能够利用自身强势地位，运用行政手段、级别优势、经济力量、传媒影响等直接或者间接方式，进行地方保护、干预法院办案。
因此，在建构设计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制度之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将可能受到上述因素影响的案件纳入管辖范围。
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讲，所有行政诉讼案件均应当纳入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范围，彻底实现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的“去地方化”。
行政诉讼的被告为行政机关，因此其中产生的可能不仅是单纯的“间接干预”的问题，而是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直接对抗”的问题。
试想，让各个方面受制于人、各种条件低人一等的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本行政区划内的同级政府及其部门，又能够有多足的底气和多大的把握。
司法辖区改革的动因与思路作者：肖军来源：《检察风云》 2018年第2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全国有序展开。
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改革的一大目标。
为此，要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推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提高法官薪酬待遇等机制。
我们认为，全面划分司法辖区，系统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有利于保障国家法制统一，消除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促进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助力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动因：已有司法管辖改革零散而初步，成效有限司法管辖改革探索多年，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但仍显得零散而初步，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难以取得全面而持久的成效。
其一，已有司法管辖改革多为设置专门法院，效果有限。
2014年以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统一管辖知识产权案件。
2016年，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改革，统一管辖几个核心城区的行政案件。
《宪法》第1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这些专门法院的设置都属于上述条文的“等”字内，应该说还是有宪法依据，但依据不那么扎实，与体系化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实践中多为零星设置，呈现特例状态，去地方化、行政化效果不明显。
其二，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是司法辖区改革，但属个案。
在“省直管县”的改革中，湖北省的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成为省直管的副地级市。
1999年，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直接隶属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省人大监督，司法管辖上述三市。
这打破了一个市设一个中级法院、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规则，是真正的司法辖区划分，能大大消减地方政府对法院工作的干扰。
但是，“省直管县”改革影响面很有限，上述三个市也只是副地级市，并非常见的地级市，有特殊性。
汉江中院情况属于个例，影响极为有限。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设巡回法庭旨在司法便民，象征意义强。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召开，审议了6个文件。
其中包括《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等。
这些文件精神该如何理解呢？记者采访专家来释疑解惑。
公务员晋升‚不当官也能享官员待遇‛会议摘要会议审议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
会议指出，在职务之外开辟职级晋升通道，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实施这项改革，有利于调动广大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是为基层公务员办好事、办实事，一定要把好事办好。
进展 5省份已试点职务与职级并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提出，‚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竹立家对新京报记者说，此举相当于打破目前的职务决定待遇局面，为基层公务员开辟一条上升渠道，‚不当官也能享受官员待遇‛。
据了解，对于‚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国家有关部门早有计划。
今年初，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召开全国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时，人社部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尹蔚民就指出，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5月28日，人社部发布了《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明确提出，开展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试点。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安徽、山东、江苏、河北、辽宁等5省份都已推行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如福建今年7月发布的《实施方案》就提出，‚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在县以下机关全面实施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
现状公务员职务决定其待遇现行的行政级别体系按照5级划分：国家级、省部级、司厅局级、县处级、乡镇科级，各级分为正副职。
乡科级以下，还有两个级别：科员级、办事员级。
按照该划分方式，县以下机关最高级别是县处级，对应的是县委书记、县长；县级各委办局，比如县发改委、县民政局的领导，虽然称为局长，但实际为乡科级。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作者：来源：《新天地》2014年第11期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专家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本刊为您梳理四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的新鲜提法。
关键词：依宪治国【公报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解读】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褚宸舸：如能够激活宪法监督，某部法律法规违反宪法，可以通过宪法监督或宪法解释，宣布其全部或部分无效，宪法对立法监督乃至对政治的规范性就可以加强，宪法的生命力就焕发出来了。
关键词：法治政府【公报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解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公报首次提出了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党践行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的重大抉择，也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实践。
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还需要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责任法。
关键词：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公报摘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体制机制的改革，本质上是法律的改革，只有改革与法律同步才能避免冲突。
两会面对面人大代表篇再接再厉推进北京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慕平文/陈惊天 本刊记者/曹静2015年3月，北京市被确定为第三批司法改革试点之一，启动了包括司法责任制在内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工作。
截至全国两会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北京市已开展了近一年，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市的实践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面临着哪些困难，深受各界关注。
就此，本刊执行总编陈惊天、记者曹静在两会期间对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慕平进行了专访。
人民法治：慕院长您好！今年的两会中，司法体制改革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也强调要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北京市从去年起作为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如今都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慕平：总体来说，目前北京市已经在以下几大方面展开了改革：一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保障制度、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实行省级统管等四项基础性改革；二是知识产权法院和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三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四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具体来说，就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四项基础性改革，这四项改革主要解决3个问题，一个是谁来行使司法权，二是司法权如何按照司法规律运行，三是怎么保障司法权正确行使。
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法院已经开始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改革。
就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就是要把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新模式。
一是要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真正选出优秀的高素质法官；二是单独设立司法辅助人员，将法官的精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脱离出来；三是要实现人员管理专业化，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内部人员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从目前看，优质的审判资源并没有集中在一线办案，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地区法院现有法官4000余人，其中，9%在政工、纪检、后勤和司法行政部门，14%在执行部门，还有7%在研究室等综合业务部门工作，也就是说，有30%具有法官职称的同志没有在审判一线。
北京第四中级法院公布2015年行政审判十件典型案例2016年3月31日上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5年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的情况。
同时，法院还公布了十件行政审判典型案例及专家点评意见。
案例一：中铁十六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诉密云县人民政府安监行政批准案【入选理由】本案系跨行政区划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案，通过一并解决行政争议与关联民事争议，并注重发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有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2014年7月15日，在中铁十六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位于北京市密云县的一处露天货场内，一名工人在装卸作业中受电击死亡。
同年8月21日，事故调查组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路桥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2014年8月26日，密云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密云县政府）作出批复，同意上述事故调查报告。
路桥公司不服密云县政府所作批复，诉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批复中有关其公司的部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被告密云县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环节，原告提出撤回起诉申请。
在该案之前，事故死者的家属已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路桥公司等三被告共同赔偿其损失共计102余万元。
此外，因路桥公司被认定负有事故责任，密云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路桥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路桥公司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亦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原告撤诉申请的同时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经人民法院调解，相关民事争议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路桥公司撤回对密云县政府的起诉，理由在于：其一，原告申请撤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受到胁迫或欺骗，亦不存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其他情形；其二，原告路桥公司申请撤回起诉，不仅与法律的规定并不相悖，亦未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三，原告路桥公司既在本案中提出撤诉申请，又表示愿意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经人民法院调解，上述民事诉讼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路桥公司因本案所涉生产安全事故而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亦藉此确定，在此情况下，准许原告路桥公司撤回本案起诉，不仅符合其真实意愿，亦充分保护了其合法权益。
第1篇导语：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为提升全民法治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本篇将邀请著名法学家马长山教授，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法治精神与司法改革的精彩讲座。
正文：一、马长山教授简介马长山，男，1956年生，江苏泰县（现泰州市姜堰区）人。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长山教授长期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尤其在行政法学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
二、讲座主题：法治精神与司法改革1. 法治精神（1）法治精神的内涵马长山教授指出，法治精神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它包含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
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权力。
（2）法治精神在我国的体现马长山教授认为，在我国，法治精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③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④依法行政，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⑤加强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公正。
2. 司法改革（1）司法改革的意义马长山教授强调，司法改革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①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②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④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独立。
（2）我国司法改革的进展马长山教授介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完善司法责任制，确保司法公正；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高司法效率；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④深化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讲座总结马长山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法治精神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使我们对法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新时代，我们要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司法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继续推进和创新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文/林默从2014年10月下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算起,到1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再到12月底上海三中院、北京四中院两家跨行政区划法院相继挂牌收案,短短两个月里,跨行政区划法院就完成了顶层设计、方案论证和具体落实“三部曲”,彰显出中央此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广。
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头戏，跨行政区划法院在实践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未来立法上如何跟进以及未来应当怎样布局等都是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
对此，本刊执行主编陈惊天对法学界唯一一位进入“十三五专家系列“的中央核心智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进行了专访。
陈惊天：您怎样看待跨区划法院的设立？其基本定位是什么？其设立有什么样的意义？马怀德：应当说，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是我国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它既不同于我国既有的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法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地方普通法院，而是一种特殊法院，其特殊性体现在：（1）跨行政区划设置，即法院这一司法单位没有对应的行政区划单位，而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地方高级、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则通常与省级、地级、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一一对应；（2）跨行政区划管辖特殊类型案件。
我国传统司法管辖制度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为主，即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以及确定同级法院在各自辖区，也就是行政区划内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而跨行政区划法院的管辖制度则以案件符合易受地方因素影响、跨行政区划、重大等特殊类型标准为基础构建，从而实现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相分离。
需要注意的是，如直辖市普通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中级法院，以及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等基层法院，虽然不存在对应的地级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或者说其管辖范围也是跨行政区划的，但由于不符合跨行政区划管辖特殊类型案件的特征，因此，不属于跨行政区划法院。
根据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规定，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所在地高级30 人民法治特别策划TEBIE CEHUA人民法院以司法文件形式指定管辖下列案件：1.跨地区的行政诉讼案件；2.跨地区的重大民商事案件；3.跨地区的重大环境资源保护案件、重大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等；4.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5.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特殊案件。
为保持管辖范围上的连续性，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仍管辖原铁路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规定，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重大行政案件、环境资源保护、企业破产、食品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的案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和原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
根据上述规定，跨行政区划法院的主要职能是审理跨行政区划、重大、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等特殊类型案件，以及相应的审判监督、司法执行、指导下级跨行政区划法院审判工作、决定国家赔偿等。
设立跨区划法院是近期排除地方干预、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举措，也是审判组织改革的过渡方案。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体制，除军事、海事等专门法院外，所有法院均由本级人大产生，在人财物等多方面受制于行政区划内的各种权力影响，难以有效避免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跨区划法院的设立，意味着法院的人财物不再受制于所在地的党政部门，法院审理案件也可以排除地方的干扰，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设立跨区划法院只是司法改革中审判组织改革的第一步。
从长远看，审判权作为国家事权，必须全部上收，由中央行使。
各级法院人财物均由中央统一管理。
近期正在探索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体制，也是为今后的中央统管体制打基础。
跨区划法院的设立，是在传统司法体制尚未实现全面改革的背景下，为了克服司法地方化形成的过渡方案，也是对现行行政区划内法院的一种有益补充。
增加这类新的审判组织，可以在近期有效排除跨区划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审理的不当干预，确保此类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陈惊天：您认为在跨区划法院试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有哪些？或者说存在哪些问题亟待完善？马怀德：我认为，实践中跨区法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立法及制度障碍。
目前，我国跨行政区划法院仅在直辖市中院范围内进行试点，并未涉及省、自治区及基层范畴，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和制度的障碍。
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包括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这就意味着，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区市的人民法院或在省、自治区内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尚存制度障碍。
此外，在依托铁路运输法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改革进程中，由于铁路基层法院审判人员只能由其所在地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若将铁路基层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基层法院，不符合审理跨区划案件的职能定位，因此，目前只能优先考虑将直辖市内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改造为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
其次，直辖市中院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试点存在局限性。
首先，按照现行司法体制的架构，直辖市普通中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内跨区县管辖案件，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仅在跨区县集中统一管辖特殊案件方面具有优势。
在直辖市内成立基层跨行政区划法院更具实际意义，有利于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的不当干扰；其次，在省、自治区内设立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具有重大意义，能够避免地区中院或省、自治区辖市中院与行政体制高度重合而导致的诉讼主客场现象；最后，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区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能够彻底解决省级干预的问题，并与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相衔接，从而构建起完整的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制度，实现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最后，案件管辖标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案件管辖的合理设置是跨行政区划法院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从试点法院案件管辖实践考察，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管辖标准不明确。
中央和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对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基本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理解和认识上的误区。
比如，对跨区划因素强调过多，而忽视案件本身具有的重大、易受地方干扰等因素，从而将一些本应纳入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范围的案件排除在外。
应当明确，跨区划固然是案件管辖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有效排除各种地方因素对案件审判的不当干31扰，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才是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的终极目标；二是确立管辖范围之初考虑因素过多。
在确立试点法院案件管辖范围之初，除法定因素外，还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因素，这对于保障现有审判秩序的稳定性、持续性、衔接性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有的考虑，从长远看，可能会阻碍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的合理定位。
随着改革的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应不断调整，逐步完善；三是目前已经确定的案件管辖类型中，有的并不符合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职能定位，需进一步整合。
比如，“大交通”刑事案件仅由特定的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其他方面并无特殊性可言，而且大多案情简单，几乎不存在可能受到地方干预的因素。
如果类似案件大量充斥于跨行政区划法院，则有违跨区法院设立的初衷。
陈惊天：构建跨区划法院，在立法上该如何跟进以确保跨区划法院的建立于法有据？马怀德：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重大改革事项必须做到于法有据，司法体制改革亦不例外。
设立跨区划法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必须坚持立法先行，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引领和保障改革。
建议立法机关抓紧修改相关法律，引领和保障改革稳步推进，避免由于立法跟进不足的原因所导致的改革措施打折扣、不到位，甚至引起负面效应。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该法首次提出跨区域管辖的概念，在我国诉讼管辖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还远远不够。
目前关于司法体制和审判组织设置的法律有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相关诉讼程序法等。
近期修改宪法并不现实，但建议尽快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一是在总则部分增设“根据实际需要，国家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特殊案件”条款，使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与按照行政区划设立的包括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内的普通法院，以及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院等专门法院共同构成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三大法院体系；二是在原法第17、22、25条有关三级法院的种类条款中各增加一项——“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明确三级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法律地位，使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但不限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将涵盖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
为进一步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区市人民法院或在省、自治区内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以及在区县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扫清制度障碍；三是参照专门法院的组织、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方式，明确“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以形成独立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组织规范；四是在法院院长和法官产生的条款中增加“跨行政区划法院院长由跨行政区划共同上级人大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跨行政区划共同上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或“跨行政区划法院院长由产生该法院的人大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产生该法院的人大常委会任免”等内容，进一步明确跨行政区划法院人员选举、任免问题。
此外，今后在修订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时，还可以在管辖条款中增加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等内容，为跨区划管辖民事、刑事案件提供立法保障。
陈惊天：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四中院和上海三中院两家试点跨区划法院，从长远来看，您认为跨区划法院应当怎样布局？马怀德：目前北京四中院和上海三中院两家跨区划法院试点并不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北京、上海的五家中级法院也受理跨行政辖区的案件，新成立的中院在管辖范围上，并没超越直辖市的地域边界。
真正的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应当设立在非直辖市的一般省份。
比如，在河北设立一个保定法院，但可以管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一些河北省的地级市，这样才能超出原来的行政区划。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认为以后跨区划法院的建设可以考虑设置三级：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可以根据地理位置，交通状况、人口、辖区面积、案件数量等因素，设置若干跨区划基层法院；设置1-3个跨区划中级法院；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等区域各设置1个跨区划高级法院，考虑到特殊案件的分布情况和密集程度，跨省高院的设置也不一定要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大行政区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