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内容提要】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

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

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关键词】沈从文,京派,海派,文学观.一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

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

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

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

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

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

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活动。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中文系 16班罗晓燕指导教师：陈兴樊青美摘要：回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京派”“海派”这两个代表着南北不同文化的文学流派，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

表现为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种种对峙。

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京派作家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疑惑甚至排斥的态度，而海派作家则对都市文明有着留恋多余批判的心态。

前者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得凝重典雅；后者崇尚现代艺术，标新立异。

前者具有传统的厚重感，后者标榜时代的先锋性。

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京派小说偏重于对乡村生活中美好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海派小说则强调对都市社会喧哗躁动的生活的刻画，追求新奇超突。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化形态；艺术倾向一关于“京海派”的论争提到“京派”与“海派”,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那场规模不大，但火药味十足的“京海”之争。

京海派在这场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各自明确了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同时也折射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这场论争中，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种种对峙。

所以，京海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冲突。

关于京海之争，首先发难的是沈从文。

他于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

其中称文人的态度是游戏的，白相的（靠玩来混饭吃，上海话）笔锋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当时上海的文学风气和一些作家的创作态度。

鲁迅在当时有一篇文章叫《京派与海派》，他在其中指出“京派是官，海派是商”这个著名的论断。

①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如果说鲁迅在“京海之争”的对峙中态度是中立的，而沈从文则主张文学者应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做到真诚质朴。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正以一种先锋的文化视角、锐不可当的姿态动摇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地位，而京派文人则艰守和捍卫着这一块千年文化土壤。

心理学美学：“京派”与“海派”——朱光潜与胡风在三十年代对美学的贡献“心理学的美学”是美学三个分支(其它两个分支为。

哲学的美学。

和。

社会学的美学。

)之一，在本世纪的中国获得了可喜的发展。

王国维首创的“出入”说，可以说是中国心理学美学所取得的最早的成果。

其后是1920年郭沫若带头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析《西厢记》，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北大、北师大讲授文学批评课程。

30年代，北京的学者朱光潜，上海的作家胡风，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把中国的心理学美学推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不同的治学道路和方法耐人寻味。

朱光潜于1933年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变态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早于1931年完成的《文艺心理学》。

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正式成熟。

特别是《文艺心理学》一书，将西方本世纪以来文艺心理学的几个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加以消化，结合中国古代的诗论以及古今中外的创作实例，作出了专题研究，尽管其观点未必周严，但为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意图是“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那么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美感经验”。

这样作者要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美感经验的特征”，对此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1、美感经验是一种凝神的境界。

在凝神境界中，我们不但忘却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并且忘记我们自己的存在。

欣赏的对象成为孤立绝缘的意象，欣赏者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它、赏玩它。

这种把一切都忘却的境界，也就是形象的直觉，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

美感经验就是直觉欣赏中的形象，而把物与我以外的事物的关系置之度外，在聚精会神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从京派文学看三十年代文化思潮30年代的大背景是革命性的，它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

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文化社会的重要主题。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下面就从京派文学来浅谈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潮。

一、京派文学的定义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学的艺术主张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

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

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

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

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

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

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二、名词解释1、京派：20世纪30年代，在京津一带的作家《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和批评文字，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落，即“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芦焚、废名均为代表人物。

在文艺思想上重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反对商业化，追求人性的、恒久的文学价值和带有乡土中国风味的美学风范。

其中，在创作与文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是沈从文与朱光潜。

2、海派：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繁荣“文明病”，对都市文明抱有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艺术上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具有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在小说领域尤以“新感觉派小说”为代表，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上海的独步舞》《黑牡丹》，施蛰存的《上元夜》《梅雨之夕》，黑婴《咖啡座的忧郁》等。

3、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等，机关刊物为《新诗歌》。

他们一方面强调诗歌与革命血肉联系，要求诗人要站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去把握和反映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另一方面主张诗歌大众化，要求诗与诗人都要“大众化”，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它对推进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简单化和功利化的缺陷。

4、社会剖析派：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最初是严家炎在1982年给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正式运用；它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用科学的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一个小说流派。

兴起于第二个十年，即1928年-1926年6月．以茅盾为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30年代伊始。

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

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

“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

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

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

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

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

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

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

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

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