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本文试图勾勒出这种特点和影响的大致轮廓，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时间差异性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
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
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
《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
《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
《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
《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
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
”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
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
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
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
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
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
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
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
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
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
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
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
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
〔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
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
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
”《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
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
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
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
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
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
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
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
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
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
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
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
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
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
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
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
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
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时代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东河南陕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陕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苏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
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
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
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
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