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_饶芃子
- 格式:pdf
- 大小:159.98 KB
- 文档页数:6
我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入传中国。
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最早将“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引进我国学界的是章锡琛,一九一九年他在翻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文学研究方法》一书时,第一次用中文引入“比较文学”这个词。
一九二一年吴宓在《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介绍比较文学概念和法国学派的观点,之后,比较文学进入清华大学课堂。
但比较文学入传中国以后,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以致像我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念书的人,也不知比较文学为何物。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幸认识它。
我有幸“结识”比较文学,是得益于外国文学专家黄轶球的启蒙和指点。
黄轶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留欧学生,曾先后在瑞士菲立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三五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一直在大学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并致力于越南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学坛独树一帜。
黄轶球于一九六一年从广东师范学院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执教。
我和他接触较多,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年,他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期间。
那时,我协助肖殷指导两名文艺学研究生,黄轶球也有两名欧美文学的研究生,两个专业的学生有的课程是交叉的,所以要经常和黄轶球联系。
因他知道我一九五七年在中山大学任助教时曾跟随王起(季思)进修宋元文学,对中国传统戏剧有浓厚兴趣,而他为两个研究生选择的论文题目分别是《〈娇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和《〈灰栏记〉与〈高加索灰栏记〉》,都是中西戏剧比较的课题,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他研究生这两篇论文的选题。
他认为,中西传统戏剧差异很大,而我们现在文艺理论教科书上所讲的戏剧概念、特征,都是从西方文论引入的,并不符合中国古典戏剧的实际,因而有必要引导学生对中西传统戏剧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它们之间的同和异,这一观点使我深受启发。
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最新版)目录1.引言: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和意义2.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3.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4.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5.结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性和影响正文一、引言: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和意义海外华文文学是指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创作、传播和使用的华语文学作品。
其作者主要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他们以华语为载体,表达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和文化认同。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华人移民海外,华文文学开始在海外落地生根。
早期的华文文学作品以描写华人的生活和奋斗为主,如《华侨先锋》、《海外游子》等。
20 世纪中期,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融入当地的文化,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如陈映真、黄碧云等。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更加多元化,既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当地文化的融入和创新。
三、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其次,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反映了华人在不同地区的生活和文化体验;再次,它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既有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当地文化的融入;最后,它以华语为载体,体现了华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地位。
四、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另一方面,华人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融合也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挑战。
未来,海外华文文学将继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和互鉴的重要桥梁。
五、结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性和影响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饶芃子学术成就简介饶芃子,文艺理论家,1935年生于广东潮州。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
1958年调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学位委员会主席,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广东省中国语文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委高校人文、社科“八五”、“九五”规划项目中国文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九五”、“十五”规划项目中国文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间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
其主要学术成就:1.领衔在国内文艺学博士点创立比较文艺学方向。
20世纪80年代,饶芃子把比较文学的视野和理念用于文艺学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
1999年到2000年先后出版了代表性著作《中西比较文艺学》和《比较诗学》。
其中《中西比较文艺学》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成果,该书以跨文化的“文艺学立场”重视中西文艺学视野的融合,全书分为“中西文学观念比较”、“中西文论形态比较”、“中西文论范畴比较”三编,但三个部分都是从相关范畴切入,着重对中西诗学范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进行“体”与“质”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展现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不同的诗学体系,为中西诗学的互补互识、为建立更具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理论探索道路,拓展了文艺学的学科内涵,其宏阔的研究视野得到了国内文艺学界、比较文学界专家的高度评价,引起了相当的学术反响。
多年来,她还一直关注世界性的汉语诗学的研究,从少有人过问的海外华文诗学做起,逐渐将其纳入比较诗学的视野之中,从一个方面刷新了文艺学学科研究的理论思路,也开拓了一个极具特色的通向世界的文论领域。
她率先把海外华文文学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回应,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在比较文学界确立了“海外华人文学与离散文学”的大命题。
《广东社会科学年鉴》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简介饶芃子教授简介饶芃子,女,1935年2月生,广东潮州人,汉族。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暨南大学副校长。
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调暨南大学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教研工作。
1970—1977年暨南大学停办期间,在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1978年返回暨南大学执教至今。
1984年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87年9月—1995年12月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学校学位委员会主席,主管人文社科和研究生工作。
1996年任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文综》主编,现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92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
2011年被评为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1981年协助肖殷先生创立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点,使暨大中文系成为国务院学位办第一批学位点的授权单位。
1983年被遴选为文艺学硕士生导师。
1993年领衔建立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同时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6—2006年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1997—2005年为暨南大学第一、二期“211工程”子项目“文艺学与汉语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与海外华文教育”一级负责人。
55年来,饶芃子教授在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迄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300多篇,著有《文学入门》《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文心丝语》《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集》(英文版,谭时霖等译)《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中西比较文艺学》《戴平万研究》《比较诗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坛的奇葩》等学术著作15部(含合著)。
第一节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一:命名的特殊性及其意义特殊的文学写作——地域的本土之外,民族语言的边缘性承担着重重叠叠的关系一句话:在漂浮不定的异质环境中以汉语书写情志。
主旋律:流动性——漂泊怀乡放逐冲突寻根二: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⓵为多种历史(海外华人史、海外华文文学史、居住国史、中国本土史)提供了另类诠释。
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第一次使用“海外华人”术语。
⓵揭示了海外华文文学承载的双重传统。
⓵推动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汉语的表现功能。
⓵让人们认识海外生存经验如何转换成独特的文学范式。
三: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⓵跨文化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⓵沟通中外文化的门和路⓵在艺术解读中展示“世界性”和“中国经验”的结合。
第二节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意识一:什么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对一个群体或一种文化的身份认同(感), 也指个人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
认同感往往源于自豪感。
文化认同与身分政治相似并有重叠,但两者意义并不相同。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五张脸孔:孔子/针灸/功夫/戏剧/熊猫/茶骆家辉(Gary Faye Locke,1950年1月21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华裔民主党政治家,祖籍中国广东台山。
于1997年至2005年间担任华盛顿州第21任州长,是全美首位华裔州长。
2009年3月至2011年7月出任第36任联邦商务部长。
[1]2011年3月9日,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骆家辉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出使中国,同年7月27日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此一任命,骆家辉因此成为史上首位华裔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移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质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异质环境里驱逐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建构心灵家园的努力。
族群的标志唤起温暖的归宿感,并且具有互助的凝聚力,较高层面也是一种文化理想的诉求。
杜维明《文化中国》意义世界:一,大陆港澳台新加坡的中国人,二、马来西亚(28%),泰国10%,印尼菲律宾3%华人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饶芃子
【期刊名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0(022)001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
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
景中写作,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
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的价值,应当引进比较文学的多维比较方法。
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有一些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种文化的现实描述,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对其进行分析、追问,会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总页数】5页(P1-5)
【作者】饶芃子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O-03
【相关文献】
1.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点: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J], 饶芃子
2.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兼谈海外华文文学史写作 [J], 姜建
3.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兼论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角的有效性 [J], 罗晓静
4.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 [J], 饶芃子
5.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J], 饶芄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迈向华文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研究的内容一、“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辨析大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4月,广州《花城》创刊号发表了曾敏之的关于大陆外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台港文学”的关注。
1986年,因较多海外华人作家和学者参与,第三届讨论会把会议名称由“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改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
暨南大学的饶芃子认为,这一更名意味着评论界已经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
到了1991年的第五届研讨会,由于有澳门的代表参加,会议又将名称改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的加速,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1993年的第六届研讨会,将会议的名称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而且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表明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具有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
xx年5月,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海外华文文学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和内涵的不断深化,反映了我们努力从未成熟寻求走向成熟的过程。
随着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近年来较多讨论的从语种的华文文学到族性的华文文学再到文化的华文文学,则更富于历史感地触及了华文文学的精神和本质。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通常是指对于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学载体及其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它有着世界的整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被历来研究者忽视了的 __之外的华文文学。
因而华文文学,在空间上,主要指 __外华文文学,因此有了被当前学术界默认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
从文学地图上看,海外(不包括台港澳)华文文学有北美板块、东南亚板块、澳洲板块、欧洲板块。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评饶芃子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黎楠【摘要】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各国如何传播,这些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哪些中国文学作品,是本文探讨的两个问题。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新马和菲律宾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是译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还通过华校、报刊、社团等渠道传播中国旧文学,通过华侨社会、报刊、南渡文人三种途径传播五四新文学。
从传播方向来看,除了从中国到东南亚这个方向传播中国文学外,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还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学,并用中国文学形式进行文学创作。
【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4【总页数】4页(P5-7,24)【关键词】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作者】黎楠【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饶芃子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在后记中饶芃子写出主编该书的原因: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向她提出《中国文学在东南亚》这个课题,缘由是饶芃子工作单位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设有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可以提供东南亚地区的相关历史文化资料,暨南大学向来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接触到不少东南亚华文文坛上的朋友,这些背景有利于此课题的拓展。
于是,饶芃子在1990年代初开始组建课题组,收集相关资料,并于1997年底定稿。
饶芃子负责全书的整体构思和大纲,然后统稿、定稿。
“探索东南亚诸国在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接纳及其‘内化’的现象,是一个有世界意义、有魅力的课题。
”那么,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各国是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各国又选择了哪些中国文学作品,是本文探讨的两个问题。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中指出了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接受中国文学的途径,具体如下。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
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边缘化;华裔美国小说;“唐人街”叙事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2-0040-13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第23卷第2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3No.22006年3月JournalofShenzhen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Mar.2006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国门开放,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日多,在现代精神观照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我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文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两个在当时令人注目,在今天看来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学术领域: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
后者饶芃子(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收稿日期:2006-02-20基金项目:国务院侨办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04GQBYB001)。
作者简介:饶芃子(1935—),女,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学学会副会长,广东语文学会副会长。
几经拓展和正名,就成为今天国内外许多华人作家、学者积极参与的世界华文文学。
有一些文学现象,在其初兴之时,看来似乎只是具体局部的现象,但将其放在文学的整体发展中,就成了有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问题。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以及后来这一领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其对世界性汉语文学的研究,世界汉语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向外移动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都有广泛和深刻的意义。
本文主要是从它与相关学科互动的角度,论述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对比较文学领域的拓展和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一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本土,它们是共生共进的两个新兴学术领域,都具有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彼此有很深的学术关联。
如果以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作为一个标志,海外华文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1982年(广州)①,比较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1983年(天津)②。
此后,海外华文文学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文学每3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
现在,已各自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学术队伍,还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学会③,出版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和《华文文学》,并且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不但诞生的文化背景相同,其所经历的途径也十分相似,都是走由“上”而“下”而不是传统学科所走的由“下”而“上”的道路。
我国以往各传统学科的确立,基本的途径都是先有教材或相关教科书,在本科专业开课,然后才慢慢成熟起来,成为本科专业的一门稳定的课程;经过长期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之后,才建立硕士点,直至有高层次、前沿性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再建立博士点,培养该领域的高学位人才,与此同时,成立各种相关的研究机构,主办国内外学术会议,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子。
这是过去许多老学科所走的路。
但是,这两个学科发展的途径不是这样,是先由高层学者倡导,在国内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研讨班和讲习班,培训人才,在国内外形成较大影响,然后依托相关学科招收高学位的硕士生、博士生,直至学科各方面条件相当成熟,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才编写出各种不同层次的教材。
这种由“上”而“下”的学科发展道路颇具特殊性。
但从两个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学术知识背景不同,发展的进程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并不完全一样。
比较文学在国际上是一个老学科,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早就成为一门“显学”。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初入传中国之后并没有发展起来,上世纪20—30年代,虽曾受到学界的关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对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文学进行比较的论文和文章,清华大学还先后给学生开出《比较文学》、《中西诗之比较》、《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等课程[1]。
但抗战以后因社会的变动就静寂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学术生机,蓬勃发展起来,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和历史基础。
20世纪80年代该学科复兴之时,国内学界已有一批这方面学养很深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虽然年龄较大,但学术造诣深,在学界有号召力,并且身体力行,所以学术活动和成果很快就与国际接轨,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学科迅速走向成熟。
现在这一领域的许多成果,已进入世界比较文学的视野之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在深圳大学成立至今,已有整整20年的历史,召开过八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还在香港承办过“第十七次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现在这个学科已无人不知,也有了本科专业和若干硕士点、博士点。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全新学术领域,而且是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开来,虽然起点与比较文学同时,但没有国际上这方面经验的借鉴,是早期的先行者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2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术队伍,有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和难以计算的数量很多的学术论文,召开过13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培养了不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但由于这一领域的参与者横跨世界各国,直至2002年5月才在暨南大学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学会。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新的学术领域,它已受到国内外华人学者、作家的认同,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
但是,海外华文文学要作为一个有经典意义的成熟的学科,还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不断深入,推进深入,关系到学科发展的前景,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影响。
现在我们还第2期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41・缺少有理论体系能构成学科依托的权威著作,这是近期学者们正在努力去做的一件大事。
此外,由于语言的局限,这个领域的许多作品和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关注。
为此,应倡导和支持国外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华人作家,进行双语创作;还要推动这方面的翻译工作。
在学术研究上,将华人的汉语文学和华人的非母语文学打通研究,与具有国际性和多种语言优势的比较文学联姻,寻找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学的内在规律,以及其蕴含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特征。
海外华人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它们发展的过程有相同与相似的背景和路径,所以这两个领域的根部和肌体,有不寻常的天生的学术联系。
彼此之间有若干学术上的交叉地带,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许多可以互通和相互跨越的学术空间与视点。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均属于文学研究新辟疆域,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两个领域的确立,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
它们之间,也是互动共进的。
关于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互动,我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已有所论述[2]。
这里我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成果中存在着若干可供比较文学拓展的新视点。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
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学科个性在于:跨越。
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等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对话,促进互识、互证、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沟通对话。
所以,开放交流、沟通对话,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延伸和发展,形成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这个“世界”,是华族文化向外移动,与各种“异”文化接触、对话、融合之后形成的。
所以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多种不同中外“混合”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
向外移动以后所接触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可能完全不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对各种“异”文化所持的态度也是各种各样,兼之各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这种“对话”或“会谈”是多重复杂的。
为了探索、研究各国华文文学在与异质文化交汇以后形成的新形态、新特点,就必须有比较文学的开放意识和跨文化视野,不能只是以单一文化眼光审视问题。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如果只了解“自己”,不了解“他者”,就难以解释这种复杂的“混血”文学现象,不利于认识其中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
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往往是求“同”多于探“异”,事实上,其中“异”的文化质素更值得我们关注,正是有了各种各样“异”的介入,才构成这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处在中外文化相遇、碰撞的最前沿,当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原先本民族文化和居住国主流文化的差距、间隔形成的紧张关系与矛盾;二是居住国各种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由此而引发的华族文化与其他边缘文化的矛盾。
而这些,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映在华文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
华人移居海外,原因十分复杂,各移居国的文化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生存的状态各不相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海外华人的经历,都是炎黄子孙在地球上延伸的轨迹,各种坎坷曲折,是喜是悲,都是中华儿女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