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官群体初探

作者简介：史新恒（1978－），男，汉族，河南商丘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中华民国史。

一、问题的提出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终于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无可奈何的进入坟墓，退入幕后，清王朝的一切被摧枯拉朽般摧毁，其运行的政治制度，作为矛头中心所向，自然更是难逃此运。

然而，民国初创，百废待兴，加之军人政权执政，出现了一种制度真空，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局表面上沸沸扬扬，而其实质却是混乱不堪，政治上处于一种失序状态。

但民国领导人也想有所作为，不愿重蹈清王朝的覆辙，这就使得民国的执政者不得不从求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制度的探索，而他们大都认识到用人的成功与否是政府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因素之一，文官制度———这个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清末被废止的制度，又被从幕后搬到前台来。

文官制度，本来中国古已有之，但在近代却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英国称之为“civil service ”或“civil ser-vant ”，美国名之曰“government employee ”其主要特征是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地选官，这就是其肇始的主要初衷，正是基于此，它同时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在各届民国政府文官制度都有所涉及，即使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因其短暂没有来得及真正施行，但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而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都是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系统探索，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是谨行甚从，所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人事制度近代化，影响更为深远。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文官问题的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民国时期的文官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视域，学界虽已开始重视，但仅限于对一些法律法规和运作程序的研究，尚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和深入下去的可能，至于民国时期的文官是否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并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论者尚少，还有继续探讨下去的必要。

笔者认为，这是文官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把文官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是文官问题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只有提出并引入“文官群体”的概念才能把研究进一步深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架构文官研究的整体性，才能够更好的对文官群体从宏观上把握和解读。

基于此因，本文试图对文官群体是否存在进行考证，并对文官群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阐释。

二、文官群体的形成笔者认为文官群体已经存在的依据是她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特征：1、具备较长的时间跨越性和较好的实践连续性、传承性；2、分部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和结构上的立体性；3、素质普遍较高；4、知识结构的类似、价值取向的趋同；5、都具有忧国忧民意识；6、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

本文将逐一进行论证。

（一）较长的时间跨越性和较好的实践连续性、传承性从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共举行高等和普通文官考试27次，其中文官高等考试13次，文官普通考试14次，应试者共有54114人，其中高等考试应试者31791人，普通考试应试者22323人，及格7676人，其中高考及格人员3409人，普通考试及格人员4267人，若加上其他种类的诸如特种考试，公职候选考试检定考试则人数要多得多，已达到2962687人，人数已初具规模，而且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时期文官群体初探史新恒（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摘要：文官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

但局势动荡，政治失序，为了寻求秩序重建，民国政府又把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文官制度移植回来，加以变革，在民国肇造，百废待兴的时期，对民国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提出文官群体的概念，并论证何以称其为群体，同时本文认为文官群体在民国时期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维持，对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社会风俗等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民国；文官；选官；政治秩序；人事制度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s第15卷第3期Vol．15No．32008年10月October 2008也组织过几次文官考试，其具体人数已不可考，只是对于1916年和1919年的两次文官考试有些许资料，根据1915年的修订法规，北洋政府于1916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文官高等考试，共录取了194人[1]；根据《考试法》的规定，三年后，即1919年，北洋政府又举行了第二次文官高等考试，这次依据的是1919年8月新修订的《文官高等考试法》，民国八年（1919年）10月14日，文官高等考试举行甄录试，10日第一试，此次考试共录取480名。

[2]（p67）袁世凯时期还举行过两届县知事试验，“1914年2月16日到3月6日举行了第一届县知事试验，录取甲等73人，乙等311人，丙等235人”[3](p403)，“第二届县知事试验于1914年4月27日———5月17日举行，在2600人中录取甲等49人，乙等295人，丙等128人”[3]（p504），这已经为文官群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提供了时间和人数保证。

（二）分布的空间广泛性和结构立体性空间广泛性是说其文官考试的组织与文官的分发都遍及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结构上的立体性是说其不仅包括诸多行业，而且，有些文官分发的职位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次。

“以高等文官考试来说，在抗战以前，一共举行了四次”[4]（p63），“1933年举行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南京和北平两个地方举行”[4]（p63），“1935年举行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别在南京、广州、北平、西安四个地方举行，”[4](p63)“普通文官考试除由考试院直接举行外，还分省举行，因为这是选拔第二类的文官，如机关中的科员、技士、技佐、法院审判员以及其他办事人员。

”[4](p63)文官考试“包括了普通财务、经济、土地、会计、审计、统计、外交官、领事官、教育行政、警察、司法、监狱、律师、会计师、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蚕桑、农业化学、水产、土木、水利、建筑、卫生、机械航空、纺织、电机、化学工程、采矿、冶金、地质、医师、药师、牙医师、等诸多行业。

”[5]（p31）（三）素质普遍比较高素质普遍比较高表现在，他们大多接受了近代教育，相当一部分人学历还相当高，而且一部分人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受近代先进思想的影响比较多，还表现在应考资格的规定性，以及考试程序的严格性。

“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不少国立大学教授转任官吏……参加考试的人员，除了包括国立、私立各大学的毕业生以外，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大、武汉等大学的研究生，自费留学欧美的研究生参加考试的也很多”[4](p83－84),而其它人员尤其在机关担任委任官三年以上的考取的极少。

我们还可以从应考资格的严格规定性来进行考察，依据南京国民政府与1929年8月1日公布，1933年2月23日修订，于1935年7月31日又一次修正的《考试法》对普通考试和高等考试的资格都作了严格规定，参加普通考试的应试者必须符合“公立或立案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且有毕业证或“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经检定考试及格”的条件。

参加高等考试的资格则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对应考资格划分了五个种类，分别是：1、公立或立案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

2、教育部承认之国外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

3、有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经检定考试及格者。

4、确有专门学术技能或著作，经审查合格者。

5、经普通考试及格四年后，或者曾任委任官或与委任官相当职务三年以上者。

这种规定既扩大了选拔范围又体现了用人的严格，反映了一种力图为国家选拔人才，有所作为的精神。

而对“褫夺公权、亏空公款、曾因赃私处罚有案、吸用鸦片或其它代用品”的人则不允许其参加考试。

[5]（p18－19）对检定考试也有相应的规定，为保证有效实施，政府制定并由考试院公布了专门的《检定考试规则》（十九年即1930年2月29日第一次公布，二十四年即1935年9月26日修正，三十二年即1943年7月6日考试院修正并第二次公布），该《规则》规定：“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者，得应普通检定考试，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之同等学力者，得应高等检定考试。

”[5]（p28－29）这种近乎苛刻的资格限定使得非饱学之士不敢近前，况且考试程序与考试纪律，更是严厉的出奇，真正做到优中选优。

戴季陶执掌考试院以后，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之“五权宪法”理论，对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的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为国求贤”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试程序，以真正做到选贤任能，考试院作为国民党政权中央统治机构中文官考试的最高主管机构，由一套简单而可操作性很强的组织机构，“考试院内部组织不若其它院之庞大，下面只有一会一部，会为考选委员会，部为铨叙部。

有关文官、法官、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级机关公务人员，专门技术人员之考选事项，都有考选委员会办理，铨叙部职司官吏行政，有类于近日之人事局，与封建朝代的吏部也有些类似，不过在权力上没有吏部那样集中，封建朝代的吏部统辖百官之进退黜陟，只是票及皇帝一人之意旨行事。

”[4]（p58）考选委员会作为考选工作的咨询顾问机关，所聘请的都是国内外比较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朱经农、周亚卫、马寅初、张乃燕、张默君、罗家伦、刘贻征，这些人都曾应聘考试院专门委员。

[4]（p59）文官考试由一套极其严格的考试程序，如考官入闱，即考试院在举行文官考试时，先要聘请一些人为典试委员与襄试委员，这些委员在受命之日起立即启程赴任并住进考试院。

在考试期间，要断绝一切交际应酬及函电往来，就如同禁闭，一直到考试完毕，出闱以后才恢复自由。

入闱期间食宿均在其中。

室外、院内警卫森严，委员中如有生病者，特约医师进闱看病，亦有警卫人员监视。

[4]（p60）“典试委员、襄试委员住的地方为内闱，扃锁时间至少要在两个月以上……这两个月内等于剥夺了自由……试务处工作人员所住的地方称为外闱，外闱人员在考试开始前两天也要一律入闱，既不能走出考试院大门以外，也要与院内断绝一切联系，闱期亦在一个月以上……警务处的警务人员，都由警察厅、宪兵司令部调来，经过训练，使之熟习警卫任务。

装束既不像宪兵，也不像警察，而是武士打扮，身佩宝剑，显示威严；日夜巡逻，执勤之严，犹如防盗。

”[4]（p83－84）监试委员会之任务是监督保证考试的公正严密，纠举徇私舞弊。

有关场内场外之警卫，内场外场之隔离，内闱外闱之扃锁，监试委员会都要一一加以检查，试卷之弥封，弥封册号之弥封保管，试题之交出发给，试卷之点收及封送，弥封之拆去与对号，应试人总成绩之审查，及格人员之榜示，都要在监试委员监视之下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