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承受之重

历史承受之重

作者：孟亮 梁梦荻

来源：《关东学刊》2024年第02期

［摘 要］《石头城》是房伟的长篇新作，也是一部文人化的书写日常之轻和战争之重的抗战小说。房伟对人的饮食和情理的表现，对小说幽默和反讽技巧的运用，对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忆的书写，既蕴含了房伟对当下与历史、生活与战争的深沉反思，也体现着房伟对抗战小说写作的新的思路。

［关键词］房伟；《石头城》；抗战小说；日常叙事；反讽

［作者简介］孟亮（1994-），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215123）；梁梦荻（1993-），女，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来宾546199）。

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放弃了对抗战小说宏大战争场面和战斗行为的直接描写，转而以新历史主义的方式，将抗战作为历史和时代背景，以更贴近原生态的战争与生命的审美形式，书写作家对个体、人性、文化、种族、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并建构自己独特的历史评价体系与审美标准。房伟即是一位出色的致力于个人化的抗战书写的“70后”作家。其实，在抗战环境中描绘战乱对人性的考验与戕害，在人与战争的复杂关系中对历史和当下进行个体性反思，这在房伟的创作中已非首次。几年前出版的短篇合集《猎舌师》即是此类佳作。而此次房伟推出的抗战长篇《石头城》，不仅在叙事上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他“大时代与小人物”的抗战书写方式，更把对日常生活与儿童抗战的大量细致的描绘纳入小说情节，在和平与战争的对比性和文本内外的幽默性、反讽性书写中，寄寓自己对日常与战争和现实与历史的深刻理解。本文将从以下三点走进《石头城》的艺术世界。

一、饮食与情理

《石头城》以蒋巽丰为中心，在展现南京陷落与收复前后蒋家几代人不同命运的同时，也对当时南京城内市民日常的饮食、服饰、器用、建筑、交通、节日、风俗、心理等各个方面做了细致的描绘，尤其是饮食，倾注了房伟大量的笔墨和心血。小说不仅写了以松鼠鱼、蛇羹汤、臭鳜鱼、北京烤鸭、文思豆腐等为代表的苏帮菜、粤菜、徽菜、京菜、淮扬菜，以煎鲑鱼、惠灵顿牛排、蟹玉丼、奈良烤肉等为代表的西餐和日本料理，也写了日常市井中的茶干、梅豆、欢喜团、甑儿糕、桂花酒酿、蟹黄包等各色小吃，所涉之广可谓无所不包。细数之下，小说近四百次提到“吃”字与吃什么及如何吃，近两百五十次提到“菜”字与何种菜。那么，房伟在抗战的小说中为何如此重视对饮食的书写呢？

古人云“民以食为命”（班固：《汉书》，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47页。），“食者，万物之始”（伏生撰，郑玄注，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朱维铮编：《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6页。）。饮食作为人的根本需求，其好坏和满足与否是人生活的最直观反映。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史记》，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374页。）只有先满足“口腹之欲”，人才能兼及其他。而战争却使日常中能轻易满足的饮食需求成为一种艰难性和生命性的存在。小说不止一次写到南京失守后众人为吃而做的努力。柳如春就因要喝一口热水而被日军发现、蹂躏，并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饮食这种小中见大和微中知著的功用，是房伟关注饮食并将其作为重要战争书写因素的首要原因。

其次，小說中的饮食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的行动背后都伴随着“吃”的身影。绑匪绑架巽丰要吃，巽丰拜师学艺要吃，曾泰追求坤瑶要吃，周慧进蒋家要吃，童军集训要吃，磨剑社办杀生大会要吃，众人在南京陷落前要吃，在南京陷落后更要吃。而吃什么及如何吃，不仅为小说的日常书写引入了大量生活细节，更成为房伟借以展现文人趣味的所在。小说正文主线也与吃有关。蒋氏家族出场于对索菲亚嬷嬷吞食蟑螂事件的不同评价，为小说开端；转折于城破前蒋乾中举办的团圆饭，是小说发展；复仇于蒋坤安的美食比拼和对日本军官的“猎舌”毒杀，是小说高潮；落幕于蒋巽丰重吃京苏菜和在“周家老豆腐居”重遇周慧，为小说结尾。可以发现，房伟在小说中不仅营造了一个丰富的饮食世界，使之成为结构和贯穿小说文本的线索性存在，更通过对日常饮食的精细化描绘和欣赏，挖掘了饮食所具有的特殊审美意义，使小说呈现出宋明风俗画和工笔浮世绘的美，成为一场审美盛宴和文化诗学。这也是南居苏州的房伟对江南精致饮食文化的体认和对汪曾祺、陆文夫等江苏作家“以食写人”的文人小说传统的继承。

再者，小说中的饮食是有着权利关系和象征意蕴的。吃的权利和等级属性自古皆然，孔子的“朋友之馈”，“非祭肉，不拜”（孔丘撰，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92页。）和因“不致膰俎”（司马迁：《史记》，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306页。）而去鲁，以及《礼记》中的“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钱玄、徐克谦、张采民等注译：《礼记》下，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835-836页。）等都是饮食具有权利和等级意义的明证。但在《石头城》中，中国人饮食的权利却被战争和侵略者所剥夺。作为权利的某种最大化争夺方式，战争使一切被损害者的饮食权乃至生命权丧失保障。因此，当身为厨师的坤安坐在地上捡食日本人丢弃的饭菜时，权利的丧失感与屈辱感弥漫在每个被侵略者的身上。可以这样说，南京的争夺史与抗战史，即是一部国人对吃的权力的争夺史和捍卫史。房伟在小说中有意“将厨艺和亡国联系”，并借以凸显饮食的权利意义。具体来说，在战争之前，饮食是房伟借以烘托日常人际间和谐、欢乐氛围的重要媒介，象征着家庭与社会的和睦兴旺，如蒋乾中就认为“晚餐是加深家庭成员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随着战争的到来，蒋乾中在城破前的最后一次家族聚餐中尽管“特意让苏州娘姨和老赵头也到主桌吃饭”，但仍具有一种世俗不再的性质，象征着权利的被打破和即将丧失；而城破后，坤安的“吃”、为“吃”所做的努力和“料理猎舌”的复仇，既体现了丧权之辱与战争之重，同时也象征了侵略者统治下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誓死捍卫自由权利的决心。这也是房伟在小说中赋予饮食的深层意蕴。 古人云“食色性也”（朱熹编：《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页。），“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钱玄、徐克谦、张采民等注译：《礼记》下，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306页。）。在饮食外，房伟借以反映抗战和刻画人心的另一突出因素是人的日常情理。小说围绕着蒋巽丰和蒋家成员，书写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情与理。既有蒋家人亲情中的情理，蒋巽丰和秦小剪、磨剑社、“红山义勇”、封阿水、老姜头等的友情、师生情中的情理，也有蒋坤典和周慧、蒋坤模与陈菊美、蒋巽丰和小林秋月及秦小镜爱情中的情理，既包含了日常的情理、国人内部的情理，也有抗战中的情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情理。

情与理是人心的两端，也是永恒波动和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虽然情与理在和平生活中从未停止其互动与交杂，但日常的渐进和缓慢赋予了它们相对的平衡。日军攻打南京前，小说中人的情理矛盾，如周慧与蒋家的情理关系、蒋巽丰与小林秋月的朦胧情愫等，始终处于一种潜而未发的态势。但战争打破了这种局面。战争一面以其现实与潜在的迅捷和破坏力打破了人的生活与心理平衡，使日常中的紧要之事在战争前相形见绌，由此对人日常生活中的情理予以消解。日军的到来降低了周慧与蒋家人、陈菊美与蒋坤模之间的矛盾，并使蒋家家族成员空前团结。但另一面，战争巨大的裹挟力和冲击力影响并加剧着人心的分化，使一切身处其中的人的情理都面临严峻考验。不论是巽丰与小剪的友情、与小林秋月的爱情、与老姜头的师生情，还是蒋家其他成员各自的亲情、爱情、友情，都在战争中被重新定义、审视。在小说中，虽然蒋坤模与陈菊美的爱情修成正果，老姜头与蒋巽丰的师生情得以升华，但我们还是发现，巽丰与小剪的兄弟情一度被战争击碎，苏州娘姨在对金钱的贪婪与人性的异化中走向背叛与毁灭，而柳如春、周慧、小林秋月、秦小镜的爱情，则在乱世中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战争是无情理可言的，战争的残酷在于容不下日常与世俗的情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揭示出了战争之重以及战争对日常生活的撕裂。

《石头城》对人的情理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战争冲击着个人的情理和命运，使之升华、嬗变；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命运背后，有作家的情理态度掺杂其间。刘勰说的“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撰，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即是作品的“言”和“文”反映作家情理的明证。房伟在书写人物的命运遭际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情理带入了小说。作为受难者的同胞，房伟在小说中对日军和战争的谴责、对受难者和不幸者的同情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房伟也深知冷酷、残忍的战争又自有其逻辑，即不以个人意志和情感为转移的非逻辑。卢卡奇在分析历史小说时曾说：“没有任何客观必然性的证据，就付给以悲剧的尊严，那么效果必然是矛盾和不和谐。”［美］斯太因勒：《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周熙良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因此，调节自己的情理矛盾，使人物的命运发展符合小说与战争的客观逻辑成为房伟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房伟以作家与学者的冷静理性来节制情感，使小说的战争书写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美。这集中体现在人物的悲惨命运，尤其是小林秋月的被糟蹋及死亡上。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97页。），而东西越有价值，破碎越彻底，悲剧意味越浓。秋月不仅是巽丰最美的爱情、童年和记忆的象征，更是巽丰在战乱中希望的象征。而在所有悲剧中，唯有对人的希望的抹杀和毫不在意，最能凸显战争的冷酷无情。但客观之余，房伟也尽可能地温情。懦弱的老姜头在临死前表现出英雄般的悲壮，异地重逢的陈菊美和蒋坤模在人性的自私与战争的悲凉中上演相互慰藉的“倾城之恋”，而蒋巽丰对周慧的最终原宥也包含着人物与作者对战争背景下人之常情的一种体谅和宽悯。正如小说中的饮食涵盖了日常、战争和作家趣味的多重意蕴，小说对人的情理的表现也是日常逻辑、战争逻辑和作家自身情理逻辑的结合，是房伟借以凸显战争之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幽默与反讽

与《四世同堂》等抗战小说相似，《石头城》中饱含幽默色彩，尤其是在南京陷落前和战争间歇的日常叙述中，小说充满了幽默。作为“人生之一部分”（林语堂：《论幽默》，寇晓伟编：《林语堂文集第九卷散文》，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64页。），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老舍：《谈幽默》，傅光明编：《老舍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是人应对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在《石头城》中，这种幽默的方式成为房伟借以表现战争的一种突出的技巧。

首先，在《石头城》的叙事中，日常书写占据了很大比重，仅战前生活的描绘就占据了全部章节的三分之一。在此过程中，幽默不仅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参与并建构着战前的日常生活书写，同时也成为化解战前紧张情绪，营造轻松、愉悦的生活氛围的重要工具。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有自己幽默的“外号”，如巽丰与“中国燕子”（喜欢自由、常逃学闲逛、不喜说外语），陈菊美与“陈玛丽”（崇洋媚外、渴望自己“金发碧眼”），谢东山与“金大郁达夫”（喜作伤感文章）、“袖口大炮手”（袖口脏黑如炮口），以及“跟着部队都能跟丢”的小兵“糊鸡”和“青春萌发”，爱看“婊子们拉客”的“花佛”等等。这些“外号”作为人物属性的一部分，在丰富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为小说增添了轻松的气息。战争爆发后，叙事的加快虽然使小说的幽默感急速降低，但作为一种苦难的缓冲剂和润滑剂，幽默仍缓和了小说的紧张叙事，并在逼仄的战争环境中给小说人物和读者以心灵的休憩，这也是小说能在战争阴影中给人以舒缓自如和张弛有度的感受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