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权和行刑权 运行机制探析

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作用范围的界限不清，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划分上存在问题，因而梳理基本的权力结构关系对于理解和界定行政违法和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行政性犯罪的认定，应特别考虑行政违法性的存在，而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即表现为特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而这一权力行使对子相应案件的犯罪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功能不同，其反映的是权力运作关系的不同，因而当同一行为既是行政违法又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行为人承担两种不同的责任，并不存在责任的充分评价问题。

行政违法和以违反行政性法律、法规为前提的所谓行政犯罪之区分，行政犯罪之刑法解释及认定，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之衔接问题，在今日之法治语境下进行研究，不单纯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更主要地表现为一个实践问题。

而对这类问题研究之切入，在规范层面去探索进路，是当前之主要研究视域，即所谓以行政刑法或者行政犯为基本范畴进行所谓之本体研究，而又以比较法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德国、日本法律实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情形这种视域和方法，不可谓不当，但是对于中国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实质上是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关系问题，在这种研究框架下是难以澄清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也如摆在花坛里的盆花，虽然鲜艳、茂盛，却和下面的土壤没有直接关系。

本文试图将研究视角作必要的转换，从权力分配与重叠的角度进行基础性的现象分析，进而基于现象观察，抽象出问题脉络，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

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划分、衔接以及因为权力作用范围重叠而形成冲突和解决，因而本文的切入点就从权力的分配开始，并于权力的实现结束。

一、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纠葛的宪政视角权力分配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法律问题。

国家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中的划分也是如此。

公权力在国家层面作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分配，并以宪法予以确认，这是当今宪政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之一。

在我国虽然并不提倡“三权分立”的权力分配、实施及相互制约框架，但是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实施及相互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在宪法上仍十分清晰地被表现出来。

浅析我国刑事司法运行机制的完善传统司法模式单纯致力于对犯罪的追诉，被害人在犯罪和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所以刑罚的作用与其说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威的维护，被害人不仅不能从刑事诉讼中得到补偿，反而可能因为被告人出狱后的报复而面临二次伤害的危险。

由此，刑事司法开始探索一种被害人保护和罪犯复归的平衡之路，恢复性司法便应运而生。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既提供了一种以不同视角看待犯罪的问题，又提供了一种对犯罪所造成伤害的适当反应方式。

它主要是通过被告人与受害人双方的沟通协调，辅之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要求在重新思考司法的惩罚、康复和公众安全的功能基础上改革我国传统的司法模式，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运行机制。

一、恢复性司法运行机制的引入基础（一）引入恢复性司法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利益衡量的目的是追求当事人之间及利益衡量的平衡，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

”[1]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尤其是直接涉及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希望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受到应有的制裁，但他同时又有弥补自己损失的心理诉求，这是作为一个理性人、社会人所不可避免的想法。

而被告人也存在类似的心理状态，不管其主观上对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其在犯罪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交易”抑或说是“交换”的想法，如果通过自己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能够“换取”法律的从轻处罚，他是愿意为之的。

（二）引入恢复性司法运行机制的价值基础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刑罚的认识已经由单纯的制裁犯罪转化为矫正犯罪。

而建立在报应刑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诸多缺陷，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

首先，在预防与控制犯罪方面，传统的司法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在被告人面对着犯罪后的自责与对未来充满悲观的时候，严厉的刑罚不仅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反而更容易导致其对社会的敌对情绪。

行刑法律运作机制调查与研究摘要：减刑假释是实现刑罚的预防犯罪目的的有效手段。

但在我国当前的减刑假释运作中，却存在着“唯分是举”的一元化操作、避重就轻的客观主义、人为规定减刑比例、申诉不减刑、假释适用率相对较低、减刑假释审批机制有失公正和效率等弊病。

为了优化减刑假释制度的运作机制，应当建立以计分考核与综合评定相结合的减刑假释启动机制；坚决制止和消除人为规定减刑比例、申诉不减刑的错误做法；健全假释制度的监督和保障机制；构建减刑诉讼机制；建立健全监狱的行政法律运作机制。

关键词：减刑假释犯罪预防弊病机制优化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有关司法机关将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

由此可见，行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和环节。

因此，行刑法律的运作机制如何，直接关系到刑法功能和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

由于减刑假释制度集中体现了行刑法律机制的运作状况和特点，因此，本文以减刑假释制度为基点，通过对减刑假释制度的考察来揭示和完善我国行刑法律的运作机制，以期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一、减刑假释制度的刑法根基减刑是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悔改或立功表现，将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种制度。

减刑取决于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

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才能得到减刑。

对此，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刑法中的刑罚执行制度及其改革刑罚执行制度是刑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实现刑法的目的、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现有的刑罚执行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一、刑罚执行制度的概述刑罚执行，简单来说，就是将法院所判处的刑罚付诸实施的过程。

它涵盖了多种刑罚方式的执行，如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以及附加刑如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

刑罚执行制度的目的具有多重性。

首要的是惩罚犯罪，通过对罪犯实施刑罚，让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和社会的公正。

其次是预防犯罪，通过刑罚的执行，对罪犯本人以及社会上的潜在犯罪者起到威慑作用，减少犯罪的发生。

再者是改造罪犯，使其在接受刑罚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不良行为，重新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二、现行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一）监禁刑的执行1、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执行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后，通常在监狱中执行刑罚。

监狱会对罪犯进行管理、教育和劳动改造，以帮助他们改过自新。

无期徒刑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符合法定条件，可以获得减刑，最终可能减为有期徒刑。

2、拘役的执行拘役是一种短期剥夺自由的刑罚，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执行期间，罪犯每月可以回家一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二）非监禁刑的执行1、管制的执行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罚。

罪犯在居住地接受社区矫正，遵守相关规定，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

2、缓刑的执行缓刑是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

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遵守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违反规定，就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3、假释的执行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而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制度。

浅谈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摘要：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承当刑罚执行的主题分别有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审判机关，这种分散的执行体制导致我国刑罚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效率，从而影响了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罚执行；完善；体制刑罚执行，是指有刑罚执行的司法机关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刑罚执行不公正的案例层出不穷，大大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一、现阶段中国刑罚执行体制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完善刑罚执行体制，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对刑罚执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是已经明确了刑罚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对于建立完善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这是对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飞跃式发展和完善。

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自成立以来都是以监禁刑为主、其他刑罚由各部门分散实施的刑罚执行制度。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刑罚执行主要由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负责。

但是社会是变化发展的，法律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种由多部门分散执行的格局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1.多元化的刑罚执行机构和刑罚执行体制运行成本高，执行效率低。

首先多元化的刑罚执行体制从根源上就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各部门之间往往会出现配合不畅，影响执行效率，出了问题也互相推诿责任，例如监禁刑交付执行，由法院宣判后交付看守所，再由看守所交付监狱，中间环节过多。

其次，在非监禁刑方面，现行法律规定由司法局进行社区矫正，但是并没有专门的法律给予司法局权力，不像看守所和监狱那样有强制力，导致司法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和监管难以落实。

浅析我国刑事司法运行机制的完善我国刑事司法运行机制的完善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于刑事司法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同时，新型犯罪和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对司法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刑事司法运行机制。

一、打造“三权分立”的刑事司法体系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政治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四个方面各司其职，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

在司法机关中，人民法院作为独立的司法部门，承担着审理刑事案件和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职责。

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承担着对于刑事案件的检察职责。

两者相互配合，保证了刑事司法的高效性和协调性，为社会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公正的司法保障。

二、落实审判公开和适用法律的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审判公开和适用法律的原则被视为司法公正的核心要素。

为此，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对于证据的收集和分析，坚持在审判中真正实现“有罪不得脱罪，无罪不得沾冤”的原则。

同时，还加强了对于刑事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庭审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确保了审判公正和透明，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司法进步。

三、建立刑事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建立和完善刑法、刑诉法、刑案法等法律法规，为刑事司法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特别是，改革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控辩双方在证据的收集、证明、质证和辩护等方面的权利，落实了公正审判和人权保障的原则。

同时，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于网络犯罪与审判也提供了更为细化和规范的依据。

四、强化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司法人员作为刑事司法中的关键角色，其素质的高低也是刑事司法正义的重要保障。

为此，我国加强了司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并对于司法人员的岗位晋升、评选等加以约束和规范。

同时，也对于司法人员严守纪律和政治原则进行立法规定并加强监督，为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专业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综合来看，我国的刑事司法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对于新型犯罪和复杂犯罪的难题也有了较为成熟的解决办法。

刑事执行（简称行刑），是国家专门机关将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付诸实施的法律活动。

刑事执行是刑事法运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刑事执行权（简称行刑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刑罚效益能否得到最优实现。

然而，我国现行的行刑权架构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亟需加以改进和完善。

当前，我国正在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并将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作为一个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行刑权的合理配置与科学重构，应当成为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我国刑事执行权的配置现状及缺陷分析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监狱、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都担负着刑事执行的职能。

监狱负责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执行；人民法院负责死刑立即执行、没收财产和罚金的执行；公安机关负责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以及缓刑、假释的监督考察。

此外，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执行活动依法进行监督。

这一刑事执行体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缺陷日益显现出来。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行刑权的过度分散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行刑权。

行刑权主体的过度分散，不利于行刑机关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行刑权的有效行使和行刑效益的最大发挥。

另外，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同时行使一定的刑事执行权，不符合权力制衡的现代法治原则，也与法院的相对中立地位不相协调。

在民事法领域，鉴于“执行难”与日趋严重的执行腐败现象，将民事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呼声颇高。

笔者认为，在刑事领域，亦有必要实行“审执分离”，取消法院的刑事执行权，这样不仅可以使刑事权力的架构更趋合理，还可以消除“审执不分”带来的某些弊端。

例如，在目前体制下，法院享有财产刑的执行权，一些刑事法官在决定缓刑的适用时，往往与被告人能否缴纳罚金相挂钩，这显然违背了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宗旨。

（二）行刑权的非均衡性国家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及行刑权，这四大部分相互依存，同等重要。

剖析刑事政策的界定与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其终极目的是发挥刑事政策的最佳功能，实现刑事政策的效益最大化。

因而，研究刑事政策就必然要研究刑事政策的功能。

目前，学界对于刑事政策功能的认识并不统一，而理论上的混乱又可能带来刑事政策运行中的误区，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从而使得刑事政策的运行机制能够发挥其最佳功能。

一、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对刑事政策功能的科学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功能词义本源的认识《现代汉语词典》将“功能”解释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

{1}储槐植教授认为“功能，指事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按此释义，刑事政策的功能即刑事政策运行所产生的社会积极作用，也就是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而刘仁文博士却认为，“那种认为‘刑事政策的功能指的是刑事政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妥当，事实上，功能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为积极与消极是一种主观评价，例如，某一项刑事政策的出台，突破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带给法治的破坏作用是一种消极功能”。

{2}笔者认为，刘仁文博士的观点忽略了功能的本源意义，因为只有事物发挥有利的作用才是功能的含义，而消极的作用不是功能的含义。

同时，刘仁文博士所举的例证，也不是刑事政策功能的表现形态，不足以论证刑事政策的消极功能。

“政策效力是指一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客观影响。

即一项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激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或停滞等一系列变化。

”“政策效力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正效力和负效力两种形式。

所谓正效力，即一项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序，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促进，社会发展的加速等一系列积极影响。

在政策实践中，大量的政策是发挥正效力或正效力占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大多数政策在出台以前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付诸实施后又能得到坚决有效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