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中国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陈瑞华*内容提要 中国近期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大体区分为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等三种模式。

这一新型司法程序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利益需求,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获得一系列诉讼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的和谐。

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0,将被告人)被害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的中心,打破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长远地看,刑事和解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正式刑事程序之外的特别程序。

关键词 刑事和解 对抗性司法 合作性司法 私力合作模式 恢复性司法一、引 言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国家通过对犯罪人的定罪和判刑,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实现刑罚的正义,并预防那些被定罪的犯罪人以及潜在的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为达到这一目的,刑事诉讼活动应当由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加以发动;从事侦查、公诉和审判的国家人员需要全面收集和审查证据材料;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也无论被害人是否提出终止刑事追诉的要求,这种由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都要进行下去,而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的影响和左右。

因此,与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相适应,刑事诉讼法一直坚持国家追诉主义和实体真实主义的理念,并与那种奉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民事诉讼法产生了根本的分野。

然而,随着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兴起,这些传统理论开始受到挑战。

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做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判处缓刑或科以较为轻缓的非监禁刑。

北京、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省级政法部门相继发布了有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规范性文件,¹其他一些地方的地市甚至县级政法部门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性文件。

优缺点汇总——陈瑞华第一，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启动程序、证明标准、调查程序、救济方式。

《刑事诉讼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前后制定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比《刑事诉讼法》前进了一步，但是还未解决上述问题。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主要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第二，确立了三种排除的后果：其一，绝对排除。

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

其二，自由裁量的排除。

即物证、书证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

其三，可补正的救济。

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去补正。

第三，被告人可以主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开庭前、审查起诉阶段、法庭辩论前都可以申请。

第四，明确规定法院对非法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公诉人必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合法取得，否则就是非法。

因此，公诉人要提交讯问笔录、播放录音录像，甚至传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第五，《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对各种证据的取证、审查、判断做出非常详细、具体规定，有关证据排除的情形有20多种。

这为程序性的辩护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侦查机关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给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自由裁量权施加了最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第六，对死刑案件中定罪判刑的证据标准做出了具体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了死刑案件必须达到的证明标准，要求证据之间的矛盾要排除、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要查清、证据推导出来的结论要惟一。

诸多缺憾当然，两个规定也有诸多缺憾。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缺憾在于：第一，侦查人员不出庭，法律后果是什么？对此没有作任何规定。

对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反思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证据法学在我国逐步成为一门显学，证据立法也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虽然独立的国家证据立法尚未启动，但由于修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而伴随的证据制度的完善却是当务之急。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中心与诉讼法律中心陈光中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出版了《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国家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出版了《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还有一些民法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也主持起草民事证据立法活动，建议将民事证据立法纳入民事实体法范畴。

同时，实践中各地关于证据规则的制定和试点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发布了《关于死刑案件言词证据的若干意见(试行)》，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行)》等等;另外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庭前刑事证据开示的试点，例如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在专家指导下制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试行操作)，并进行了实际运作。

这些规定和试点活动反映了司法实践部门对证据规则的渴望，体现了证据规则的巨大实践需求。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刑事证据制度方面，无论是国家级的证据立法还是省市级司法部门、政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可能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证据规则是从中国的问题中产生的吗?能解决中国的哪些问题?真得能解决这些实践问题吗?实际的可行性有多大?因此，借用波普尔的话说，就是要“证伪”，只有能证伪的命题才是真命题;借用陈瑞华教授的话说，“提出立法建议”、“改进司法现状”和“推进法律改革”等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活动范围，我们要面对问题，“正视它们的存在，考察它们的实际状况，解释它们的成因，预测它们未来的走向，提出一定的标准和方法，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早餐陈瑞华：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八大亮点今日聚焦陈瑞华：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八大亮点首先，规定将威胁、非法拘禁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具体说来，规定将威胁手段限定为“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其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将非法拘禁设定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对于侦查人员通过这两种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有罪供述，规定也作出了适用上的区别对待：侦查人员采用威胁手段的，需要达到令被讯问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的程度；而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的，则不需要达到上述程度。

其次，规定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

规定首先确立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条件，要求作为排除重复性供述前提的非法取证行为只能是刑讯逼供行为，而不能是其他非法取证行为。

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来作出的重复性供述必须与前面的刑讯逼供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为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规定还确立了重复性供述排除的例外规则。

一是在侦查期间，侦查机关因为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将其予以更换后，进行再次讯问的；二是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讯问的。

第三，规定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

规定将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扩大适用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场合。

同时，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证据材料，还可以向法院、检察机关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收集但未提交的证据材料。

这些规则一旦得到实施，就有可能解决辩护律师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有效增强律师的程序性辩护效果。

第四，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判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导权。

检察机关在审判前阶段主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鲜明特色。

为发挥这一制度优势，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侦查期间接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检察机关经过调查核实工作，认定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可以排除有关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不得将有关证据作为逮捕和公诉的依据。

刑事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
陈瑞华
【期刊名称】《山东审判》
【年(卷),期】2018(034)003
【摘要】刑事证据法是专门规范刑事诉讼中证据运用问题的法律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证据法或统一的刑事证据法,有关刑事证据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确立在立法机关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司法机关颁行的司法解释之中.然而,2010年以前,我国基本上不存在一部较成体系的“刑事证据法”.自2010年以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事诉讼中证据运用问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刑事证据规则.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两个司法解释基础上,确立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依现行刑事证据规则,结合刑事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本文重点探讨刑事证据法中的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言词证据的印证规则、鉴定意见规则等问题.
【总页数】9页(P1-9)
【作者】陈瑞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正当程序下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思考——兼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若干问题
2.网络犯罪中若干问题的界定——对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思考
3.网络犯罪中若干问题的界定——对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思考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实际运用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5.刑事法学经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给法科学生的方法建议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学术】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内容提要: 在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总结和参考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经验，做出一些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者有可能面临“认罪”与“认罚”的同步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幅度、未决羁押制度的制约、法庭审理的对象、被害人赔偿问题的处理等一系列新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可以参考刑事速裁程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一、引言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近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司法改革设想。

本来，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我国已经确立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这两种审判程序。

其中，简易程序是在基层法院实行的一种速决程序，适用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2014年6 月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

在这一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结束后，刑事速裁程序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那些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将会普遍适用更为简易、快捷的快速裁判程序。

届时，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将会形成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并存的三元化审判程序模式。

根据改革决策者的意图，“认罪认罚从宽”将是在全部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贯彻的改革理念。

具体说来，除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以外，中级法院审理的重大刑事案件也适用这一政策; 除现行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外，现行的普通程序中也将贯彻这一政策，即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就应做出宽大的处理; 根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这一标准，未来的刑事诉讼程序将区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二是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对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实体上将贯彻“从宽”的处理原则，在程序上则进一步加以简化，以求提高诉讼效率。

不仅如此，为吸引更多的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改革者提出了移植英美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的设想，给予公诉方与被告方进行协商的机会，也给出宽大处理的幅度和空间，使控辩双方实现“利益兼得”和“互惠互赢”。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则
陈瑞华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
【年(卷),期】2003(018)004
【摘要】尽管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对抗制开始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司法证明机制并没有在这一制度中确立起来.结果,不仅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容易出现混乱,而且法官对于诉讼进程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未来的刑事证据法中,必须重新构建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规则,使得法庭审判真正保持最基本的诉讼形态.
【总页数】10页(P13-22)
【作者】陈瑞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5.13
【相关文献】
1.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J], 王云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司法证明问题——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为视角 [J], 马可;吕升运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规则适用--兼评一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J], 符仲云
4.刑事诉讼中间接证据的适用规则研究 [J], 尹琳
5.国际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融合:传闻证据的可采性研究 [J], 刘媛媛;汪小静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陈瑞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困境【英文标题】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 Criminal Procedure【作者简介】陈瑞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

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

Due to the limi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studies a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academic difficulties and usher a prosperou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udy, researchers on criminal procedurelaw should not only commit to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but also introduce into it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which mainly focus on extracting the viable legal theories from the empirical facts. To this end, we should proceed from China's own legal problems, and extract some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which，of some explanatory power to those problems; we should give up the per-functory study attitudes of “praise the western legal system”and “criticize China's legal system”，and try to find some-thing regularities from a number of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ing western legal system into Chinese legal system; we should try to find some theories and disciplines from China's own judicial reform, so as to not only find those systems of true and real vitality，but also advance and bring forward China's domestic legal theory;and finally, we also should redress the wrong tendency of emphasizing too much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evidence, and try to summarize some evidential rules form China's judicial philosophy, legal history and legal practice, so as to create and bring about our own theory of evidence.【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理论体系/问题意识Criminal Procedure Jurisprudence/Research Methods/Theoretical System/ProblemConsciousness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进展。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判决？作者 | 段文来源 | 《凤凰周刊》转自|稻草人法律咨询(dcrlaw)十五年前的200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出版了一本针砭大陆刑事司法制度弊端的专著——《看得见的正义》，书名来源于一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也就在那年夏天，昆明警察杜培武走出了监狱大门，他此前因为涉嫌杀妻被判处死缓，服刑期间真凶出现，他无罪释放重获自由。

随着杜培武的获释，一个骇人听闻的“警察对警察的刑讯逼供”冤案成为舆论焦点，如何防止、纠正冤假错案也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十五年来，继杜培武案之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诸多刑事冤案不断曝光，每一次都引发诸多讨论，官方也不断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修改法律出台司法解释，希望有所改进。

十五年间，陈瑞华作为一个资深学者，就冤假错案问题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也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邀请提供专家意见。

十五年后，当《凤凰周刊》记者就这一话题提出采访请求时，陈瑞华一开始却是出奇的沉默，然后反问：“你觉得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可谈的?”多年来，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无论是“司法独立”“权大于法”等制度性问题，还是“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等技术性问题，其实学界无一没有探讨过。

“但问题解决了吗?”陈瑞华指出，中国大陆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已经形成固定的流水作业式的实践模式，这个总体格局不改变，解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冤假错案就个案而言，看起来都有一定偶然性，但其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刑事司法病症的总爆发。

根子问题不解决，冤案发生就是必然的。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判决?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诸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避免错误判决造就冤案，为什么实践中看起来收效甚微?陈瑞华：我先反问一个细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一些冤案被平反之后，相关法院的负责人对案件总结时，居然称“法院是有功的”，因为之前法院办案是“奉命行事”，但法院最后“刀下留人”，才使得当事人还能活着等到冤案昭雪。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下）潜规则五：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具有当然效力，产生争议时以鉴定主体级别高低为准。

司法实践存在过于迷信专家的现象，对于鉴定机关作出的鉴定结论，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笔录，往往“权威性”较高，法院一般愿意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而在一个案件存在几份矛盾的鉴定结论的时候，法院往往会简单地根据鉴定主体级别高的鉴定结果定案(在鉴定机构没有被分离出法院之前，在发生争议时，则往往是以法院内部的鉴定机构的结论为准)。

同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垄断了对鉴定的启动权，当事人很难启动鉴定程序，例如2006年7月16日陕西发生的邱兴华杀人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拒绝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而直接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即是一例。

潜规则六：非法证据基本不排除。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都规定，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司法实践中非法取得的这些“言词证据”真正能够得到排除的案件微乎其微，这一规定被虚置了。

当被告人提出被刑讯逼供的主张时，法院往往将刑讯逼供的全部证明责任施加于被告人身上，从而导致被告人对非法取证行为根本无法证明。

潜规则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就定案。

尽管我国证据立法中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判决有罪的证明标准规定的比较高，都是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然而，实践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案件并不多。

法院往往采取一种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就定案的变通方式，只要认为证据之间无矛盾，结论基本是唯一的就直接定案。

而当案件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则经常是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者是法院按照“疑罪从轻”或者“发回重审”的方式处理，而一般不会直接宣判被告人无罪，疑罪从无原则无法得到体现。

潜规则八：认证不说理由，自由心证太强。

在理论上，我国实行的既不是法定证据制度，也不是自由心证制度，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但尽管如此，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相当大的，同时没有多少法律上的制约因素。

《程序性制裁理论》书评陈瑞华著英国学者达夫（R.A.Duff）即从“刑事审判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这一论点出发，论证了“裁判的公正性与产生这一裁判的程序的公正性与产生这一裁判的程序的公正性具有一种内在关联性“这样一种论断，坚持了程序本位主义观点。

⑴他看来，一项刑事裁判的质量会因为产生它的程序本身不具有合理性而受到损害，因此法院通过刑事审判所作的裁判必须具备合理的根据并经过充分的论证；同时，法院通过刑事审判还必须向被告人及其他社会公众宣示和证明其判决的公正性，尽力说服那些其行为接受审查的人接受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今天，程序正义的理论在英美法学界已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和完善，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不过是将程序正义的理念强调到了极致而已。

尽管程序正义的理论一直到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大规模地出现，但程序正义作为一种观念，却早在１３世纪就出现在英国普通法制度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受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传统的影响，人们一般特别重视法律程序，相信“正义先于真实”（Justice before Truth）、“程序先于权利”（Process before Right）〔⑵〕，然而在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和法治文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程序价值在于今天中国的刑事审判过程的扭曲，司法机关及其政府的公信力被削弱，“好结果效能”不断受到质疑，程序价值的作用不断凸显。

北京大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瑞华先生在其学术著作《程序性制裁理论》以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问题为研究对象为我们初步形成了当代中国以权利救济为中心的程序性制裁理论。

早在《刑事审判原理论》中陈瑞华教授就提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并一直在为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鼓与呼喊。

虽然，程序正义的独立和优先价值现在还没有完全为人接受，但是程序正义理念却基本上被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吸收。

程序正义具有独立于实体正义的价值，那么如何保障程序正义能够独立于实体正义实现？这是程序正义理念被人们接受以后必须回答的问题。

比较刑事诉讼法陈瑞华读后感读完陈瑞华老师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观点和解读啊，就像在刑事诉讼法这个神秘又严肃的大迷宫里突然找到了一束强光手电筒。

先说说整体的感觉吧。

以前觉得刑事诉讼法就是一些干巴巴的条文，规定着这个事儿该咋做，那个事儿不能咋做。

但是陈瑞华老师一讲，就像是把这些条文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里的规则。

比如说在讲到证据规则的时候，他不是单纯地说什么是合法证据，什么是非法证据，而是通过好多实际的案例来讲。

就像他讲那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像是在给我们讲一个侦探故事里，警察好不容易找到的证据，结果因为取证手段不合法，就像一块被污染的蛋糕，再诱人也不能吃，得扔掉。

这一下子就把这个规则理解得透透的，感觉比死记硬背那些条文效果好太多了。

而且呢，他讲刑事诉讼法里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有意思。

在这个刑事诉讼的大舞台上，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像是不同的演员，各自有着自己的角色定位。

以前觉得检察官就是起诉人的角色，但是陈瑞华老师深入一分析，才发现检察官还承担着很多监督的职能，就像舞台上的一个监督者，要确保整个表演是按照规则来的，既不能让坏人逃脱，也不能让好人被冤枉。

这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检察官除了要射门（提起诉讼），还得盯着裁判（法官）有没有公正执法，球员（警察等）有没有犯规。

再说到刑事辩护这一块。

以前我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印象就是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辩论几句。

但是陈瑞华老师让我看到了刑事辩护律师背后的艰辛和他们真正的意义。

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被告人可能自己迷失了方向，而辩护律师就是那个拿着指南针，努力给他找到正确出路的人。

律师要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找出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就像在一堆乱麻里找线头，而且还得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审视下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

不过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有时候陈瑞华老师讲得太深入了，就像钻进了一个很深的学术井里，对于我们这种刚刚接触刑事诉讼法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吃力。

程序性制裁理论初探——从刑讯逼供谈起[摘要]刑讯逼供严重损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为了制约各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应将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结合起来，实现程序正义，进一步保障实体权利。

[关键词]刑讯逼供；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一、从刑讯逼供到程序性违法行为说到刑讯逼供、先入为主的办案方式，在我国古代曾经大行其道，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即使是包公、狄公这样一心为民的司法清官，也会在审讯时着重口供和实行拷问，直到人犯“供认不讳”。

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悖离现代诉讼文明和司法民主的非法审讯手段。

在古代看似正常的刑事证据调查措施，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它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侵犯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公、检、法三机构的公正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刑讯逼供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它的危害性，绝不亚于一般实体性违法行为。

那么，什么是程序性违法行为呢？程序性违法行为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及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侵犯了公民的诉讼权利甚而是宪法权利。

类似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还包括大量的毁灭、伪造证据、超期羁押、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受限制或者被剥夺等等，它的违法主体是司法机关，其手中掌握着司法权，高人一等，这样的违法通常在主观上都存在故意，明显比一般公民违法更具有危害性，更难遏制与纠正。

二、从程序性违法行为到程序性制裁机制（一）程序性制裁的涵义前述我们知道，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受委托和获得授权的人员，那么程序性制裁自然就是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所规定的办案程序时，宣告这些行为无效——要么证据无效，要么实体无效。

它作为一种强调“程序中心主义”的制裁方式，并不一定导致侵权者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陈瑞华刑事合规的名言
1.迟到的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倒不是因为实体结论发生了错误或者造成了实体上的不“迟到的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而是由于实体结论的过迟产生造成了程序过程上的不公正。

”公正，而是由于刑事合规的过程产生造成了程序过程上的不公正。

”
2.刑事合规的及时性讲求的是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过于迟缓和过于急速之间确定的一种中间状态。

3.刑事合规是跨学科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刑法、刑讼法，还有涉及犯罪学等科学领域，刑事合规离不开对企业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的关注，要根据犯罪原因来采取相应的预防对策。

论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深层原因作者：孙记来源：《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09期摘要：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解决程序失灵问题的前提在于弄清原因。

当下刑事诉讼制度可以通过立法实现现代化，但立法者、司法者、辩护人、当事人却不能按照现代刑事诉讼文化的内在要求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立法者即便适度迎合理论预期也必然会疏离实践部门利益诉求，使新法在运行中大打折扣；在法律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即便受过职业训练的办案者基于利益权衡，难免要在个案中为迎合特定需要而规避程序，久而久之，一些办案者在日常工作中规避程序便会常态化。

关键词：刑事程序失灵；刑事诉讼文化；刑事诉讼现代转型一、问题的由来陈瑞华教授认为，刑事程序的失灵是指“立法者所确立的法定程序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受到了规避和搁置，以致使刑事诉讼法的书面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形同虚设”，实际上“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并不是不遵守任何程序任何程序规范的。

只不过，它们所实际奉行的是一套并未得到正式法律确认的…潜规则‟或…隐性制度‟。

这些…潜规则‟或…隐性制度‟，往往是公检法机关基于办案的方便而自行设计出来，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的规范。

……似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正式法律程序的权威地位”， [1 ]之后他便分析了失灵问题的原因，对于唤起法律各界重视程序失灵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术界并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此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程序失灵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弄清原因，为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二、诉讼文化与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深度断裂尽管学术界不乏对观念性诉讼文化与制度性诉讼文化现代化同时并举的主张，但是至今仍未有人将其与程序失灵问题进行直接勾连。

诉讼文化并非学界所主张的那样，仅仅为制度性文化与观念性文化的简单两分，并强调观念性现代诉讼文化的主要表征，以此作为我国诉讼文化转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