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

首先，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改革看做改良社会的前提，掀起了社会批判小说创作的高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吴趼人创作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全书108回。

主人公‚九死一生‛即是作者的身影，以他为主线，小说贯穿了近200个故事，记录了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开始，作者在近20年中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状，描绘出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画卷。

艺术特点：一、细致描绘了晚清社会的怪现状在晚清封建皇朝时期，武官不能安邦，文官不能治国，外敌入侵，朝廷官员落荒而逃。

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公、侍郎、总督、巡抚、下至佐杂小官、宫里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环、仆妇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攫取钱财，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赌棍、讼师、江湖腐医、鸨母沆瀣一气，作品所描绘的这些社会"怪现象"，对人们了解晚清社会有极大的认识作用。

二、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吴趼人所塑造的几位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苟才，他为了升官，摆架子，讲排场，善钻营，最后靠贿赂谋到了差事，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攫取更多的钱财，他可以磕头作揖，痛苦万状地硬逼自己的富儿媳去给总督做五姨太太。

苟才形象的塑造成功，表明濒临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道德败坏，精神堕落。

以吴继之为首的人物或豁达、大度、精明，或颖悟、执著，或侠义、正直、清廉，在作品中可以借助他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1.小说界革命：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重点论述了小说界革命之必要。

指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意图是“改良群治”，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它适应了晚清社会文化与文学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促进了新小说的诞生和兴盛，取得了比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更大的成功。

2.诗界革命：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下形成的文化运动。

“诗界革命”梁启超首倡，黄遵宪为主将。

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要有新语句，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旧瓶装新酒”，要求保留诗歌的旧形式，变革不彻底。

其目的主要是以诗歌革命的旗帜为政治改革张目。

“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影响到1918年的新诗运动3.文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

“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吸收西方的雄辩体、随笔体，结合魏晋文风，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

4.“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于1917年开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发难，继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响应和参加的主要有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等。

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倾向，以“人的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发展之借鉴。

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适应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要求，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

鲁迅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实绩。

5.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1932年解体。

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立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也是《新青年》后第一个主张文学革命的团体。

梁启超《论⼩说与群治之关系》原⽂（1902年11⽉14⽇）欲新⼀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国之⼩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说；欲新宗教，必新⼩说；欲新政治，必新⼩说；欲新风俗，必新⼩说；欲新学艺，必新⼩说；乃⾄欲新⼈⼼，欲新⼈格，必新⼩说。

何以故？⼩说有不可思议之⼒⽀配⼈道故。

吾今且发⼀问：「⼈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说？」答者必⽈：「以其浅⽽易解故，以其乐⽽多趣故。

」是固然；虽然，未⾜以尽其情也。

⽂之浅⽽易解者，不必⼩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牍，亦⾮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

彼⾼才赡学之⼠，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草⽊，彼其视渊古之⽂，与平易之⽂，应⽆所择，⽽何以独嗜⼩说？是第⼀说有所未尽也。

⼩说之以赏⼼乐事为⽬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其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出⽆量噩梦，抹出⽆量眼泪者也。

夫使以欲乐故⽽嗜此也，⽽何为偏取此反⽐例之物⽽⾃苦也？是第⼆说有所未尽也。

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之性，常⾮能以现境界⽽⾃满⾜者也。

⽽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顽狭短局⽽⾄有限也。

故常欲於其宜接以触以受之外，⽽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外之⾝，世界外之世界也。

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有之，即钝根众⽣亦有焉。

⽽导其根器，使⽇趋於钝，⽇趋於利者，其⼒量⽆⼤於⼩说。

⼩说者，常导⼈游於他境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者也。

此其⼀。

⼈之恒情，於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之不知，习矣不察者；⽆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欲摹写其情状，⽽⼼不能⾃喻，⼝不能⾃宣，笔不能⾃传。

有⼈焉，和盘托出，澈底⽽发露之，则拍案叫绝⽈：「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所谓「夫⼦⾔之，於我⼼有戚戚焉」，感⼈之深，莫此为甚。

此其⼆。

此⼆者，实⽂章之真谛，笔⾆之能事。

苟能批此窍，导此窍，则⽆论为何等之⽂，皆⾜以移⼈，⽽诸⽂之中能极其妙⽽神其技者，莫⼩说若。

讲稿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小说地位在中国的演化中国小说起源很早，古代的神话传说，先秦诸子中的寓言，都是它的源头。

最早提及小说的是庄子，《庄子外物》篇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孔子称小说为“小道”，荀子称小说为“小家珍说”。

称谓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对小说鄙夷和排斥的态度，其中，孔子尤甚，他认为小说“君子弗为”。

从这里我们恐怕能看出，中国小说的先天营养缺失与主宰中国意识形态的儒道文化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到了汉朝班固的时候,班固就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很显然,这里班固也是非常轻视小说的.这一观念也影响中国2000年之久.到了唐朝,小说也即唐传奇, 唐代是文化环境格外宽松和自由的时代，唐代都市的繁华促成了小说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繁盛。

官方和民间的合力促进了唐人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小说创作的自觉时代始于唐，这几乎已成为不争的论断，鲁迅先生早有过经典的表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很显然，小说发展至唐，已基本解决了和回答了“何为小说”这一形式层面的问题，但唐代小说家们的小说观念明显滞后于小说创作实践，他们太多把“传奇”和“志怪”、“志异”视为同一概念范畴, 唐代小说在理论上的探讨依旧薄弱，但以沈既济的《任氏传》为代表的唐传奇，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赋予了小说观念崭新的内涵。

到了明朝,明代小说批评家更加重视小说的传道功能,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地位的提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统治者看到了传道功能,与风俗有益,也对小说,戏曲等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比如说戏曲<琵琶记>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很显然有力于统治者的统治.明代的小说家或批评家提高小说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宣传小说的载道功能 2.拿小说与经史作比,认为小说不比经史差3.借对小说的评价来提高小说的地位.在这个朝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构成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明代的批评家们不惜用最高的评价来赞扬这些小说.而到了清朝,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未摆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俗的地位,难登大雅之堂.在我们前面学的林纾的翻译啊都能看出.而到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下子振臂一呼把小说的地位抬到一个新的高度,更是把小说看成是万能的,当然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载道功能的,这其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小说载道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说审美意识的弱化.到了胡适陈独秀的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之最正宗的观点,又把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之后现当代文学在小说方面兴起一个又一个高潮3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当代文学的十七年小说,90年代的长篇小说等.我感觉在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消遣中,已经离不开小说，但由于网络媒体等的强盛，小说也遭受到很大的冲击.二.梁启超简介取名:文人型政治家(两重身份)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

《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业第一章二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一、填空题：1、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

2、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

3、“五四”时期，处于新文学对立面的有两股文学思潮，一为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游戏的消遣的文学思潮，一为封建复古主义思潮。

4、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这是文学革命的标志。

5、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

6、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强调平民文学要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7、为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新青年》上演了一出双簧，由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将反对文学革命的各种言论汇成长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予以批驳。

8、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部正式发表的话剧作品。

9、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

这是文学革命最早的光辉实绩，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0、写于1921年的（《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

11、胡适在纲领性的（《论新诗》）中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后来，概括为（“作诗如作文”）。

12、新文学的第一个新诗刊物是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的（《诗月刊》）。

13、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于杭州，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和（汪静之）四人，他们于1922年4月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

14、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新诗集。

1.小说界革命：近代文学史上的小说改良运动。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迫切需要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他们把小说看做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并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的地位，这就是小说界革命。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

小说界革命对晚清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

2.诗界革命：近代文学史上的诗歌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戊戌变法前，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这是只不过在诗句里运用些新名词，还没有真正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去进行革新。

在“诗界革命”运动中，成就最高的是黄遵宪名作为世界革命的旗帜，他提出“我手写我口”，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在表现方法上主张利用古人的优良艺术传统，并结合新事物利用新语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了“以堆积满纸新名次为革命”的诗风，提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力求解决诗歌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

3.文体革命：近代文学史上散文的改良运动。

梁启超打破了桐城派顾问的框架，创作书信体散文，在当时风靡一时，为散文家们所推崇，称之为“新文体”。

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为晚清问题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适应了当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求，而缺点则是往往流于浅率泛滥。

新问题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作品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4.宋诗派和同光体：清代。

1502021年第5期（2021年5月）Ｎｏ．５　２０２１　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数十年来一度引起众多学者广泛讨论，王德威等海外学者关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想象将研究推向极点，国内学者也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从梁启超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到王德威的“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

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

”[2]小说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偏移。

二位学者观点的隐与显不仅源于其书写立场与审美选择的不同，也取决于海外经历与文学史观的差异，在多重复杂缘由作用下形成对晚清小说不同程度的“洞见”与“盲视”。

五四百年之后，对晚清文学的再解读势必会因文学史观的变迁再次发生变动，本文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以下简称为《被》)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下简称为《论》)的比较研究，重在探究不同文学史观影响下同一主体的书写差异成因，意在跳出晚清五四之争的思路与二元的思维模式。

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3]。

在不断对话过程中，分析各自的价值与局限。

一、《被》与《论》批评文本重估《论》是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重要理论性文章[4]，为新小说合法化谋求了理论支撑；《被》也使晚清小说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将整个中国文学纳入同一场域进行对话。

笔者认为，尽管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都是在对既往文学史“纠偏”的前提下做出的一次较为偏激的尝试，目的各不相同，过程却殊途同归。

因此，在避免既往二元争鸣观点基础上对文本的比较重估、对“新”“旧”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传承关系进行再审视都对当下具有启发意义。

1.“起点”与“前身”就文学史地位而言，梁启超以《论》“上接文评传统下启文评新面”[5]，对后来的文学革命以及“五四”都产生巨大冲击，但对此文献的研究却寥寥数十篇，与其相对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成正比。

理论有余，实践不足——浅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弊端咋一看文题便可得知文章的主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主题思想是论说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提出的论点是:欲新民必新小说。

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解释，只有新小说才能新民。

新小说是新民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

然后得出结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

这是本文第一处也是唯一一处提到“群治”这个概念的地方。

本文从正反两面来论证小说对群治的重要性，正面是小说的积极作用，反面是小说的对国民思想和行为的消极影响。

作者对小说于群治的重要性做出了积极地论证，但却只限于纸上谈兵，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

其次，作者对小说极尽赞美之词，有夸夸其谈之闲。

一、纸上谈兵终觉浅要理解小说与群治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知道何谓群治。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但是他在文章的最后揭露当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并将迷信、争权夺利、背信弃义、尔虞我诈、多愁善感等陈腐的思想和不义之举归咎于小说。

由此观之，群治就是医治群众。

而医治的内容就是群众的陈观旧俗和不义之举。

医治的工具是小说，途径就是新小说。

至于具体的做法，梁启超并没有涉及。

他只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确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二、长小说志气，灭他文威风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他过于夸大小说的功能。

有长小说志气，灭其它文体威风的嫌疑。

梁启超开篇就赞美小说通俗易懂，引起或悲或喜的情感的优点。

认为小说凭借四力便可支配人道。

一为熏染之力。

这种力由外及里，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日益繁盛。

被熏染的人又去影响其他人，如此循环便可操纵众生了。

二为浸化之力。

此为内力，入而与之俱化。

小说包含的内容越广，读小说的时间越长，陷入的越深。

就好像喝酒一样，喝的越多则醉意愈深。

三为刺激之力。

此力出其不意，其速甚疾。

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

四为外灌内脱之力。

凡读小说者，必身临其境，自化身于书中。

想主人公之所想，经主人公之所历。

凭借此力，教主可立教，政治家可组政党。

小说确实有此四力，但此四力只能在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各显神通，但在现实世界中，小说不可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

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作者：王楠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02期[摘要]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文本，结合《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划分为阐述理论依据，浅谈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社会和审美两大功能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可动摇的坐标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功能地位作者简介：王楠，女，1983年生，汉族，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社会重大转折时期，在这新与旧的冲击中，涌现出了许多进步人士，梁启超便是其中万不可忽视的急先锋之一，他不仅积极地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所见谛。

1902年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纲领性意义的文章，迈出了“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

作者不仅仅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把其从边缘拉来中心，而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于此，本文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文本来看一看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能和地位。

一、突显小说的社会功能清末明初，社会经济和政治所发生的巨大的震荡，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使得中国的思想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命运复兴和民族文化新变相统一的历史性的课题中，深受“西学”影响的进步学士们把文学的政治改良与变革作为了救亡图存的工具。

而梁启超正是其中一个“论著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之人。

本文作于1902年，正值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从宣传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出发，宣扬了小说和政治的关系，强调了小说对人民群众的感化教育作用。

如开篇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作者澎湃的激情以及夹杂着政治启蒙的味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1]到了结尾处，也不忘再强调：“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

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梁氏趋时变，常觉所学于时代为落伍，而懔后生之可畏，故随时转移，巧于通变。

”如言，梁启超思想多变已成研究者的共识。

学者夏晓红在其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对梁启超思想内在的矛盾进行了很多探索，指出“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型的政治家。

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从政时不能忘情于文学，创作时又不能忘怀政治”，“由此可见梁启超并非单纯的政治宣传家”，“政治家的责任和文学家的良心常常冲突，使梁启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呈现出矛盾状态。

”她还将这一论断推广到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考察中，认为“梁启超的矛盾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它反映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投影”。

“梁启超们不妨在理智上推崇‘文学救国’，可在趣味上则更倾心于艺术精美之作。

”夏晓红认为梁启超一生的转变可以大致概括为从前期的偏重“觉世之文”转变到后期的偏重“传世之文”，从前期的“文学救国”转变到后期的“情感中心”，不能不说这一考察没能提供一条解释梁启超思想的路径，但却在更大层面上却显示了研究者思路的狭隘。

简单来说，且不论是否可以在“文学”的框架内讨论梁启超（们），就拿“觉世之文”和“传世之文”的概括来讲，如果苛刻一点，“觉世之文”的“世”和“传世之文”的“世”是否是同一个“世”呢？如果是，那么这个“世”意指为何？如果不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又在哪呢？要之，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易世变，在这个“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度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涵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取向危机；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思想论域也在此时期浮现”。

显然地，只有把梁启超（们）放置在这样一个大转型的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到他们的“变”与“不变”，因为他们思想上的“变”与“不变”都可以说是对那个“转型时代”的回应。

当然，本文既无意也远远无力于给出一个整体性解释，只是尝试在这个背景下来读解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及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

解读梁启超的小说论摘要：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近代新文学的滥觞之作，他的小说理论在其中发酵成熟，终于得以一吐为快，同时小说也被提高到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

同时，我们也明白了梁在倡导白话文学的外表下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启民智、立新政也成为其毕生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梁启超；功利性；审美性；进化论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902年11月创刊的《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小说杂志，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可谓是“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

这篇文章是梁启超启蒙文学的滥觞之作，同时也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并得以借其宣传改良社会的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政治意义。

因此，本文以之为据展开分析，望窥见其中所阐释的小说之真义。

一、小说的功利性功利性，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阐述的梁启超小说理论中最主要的特征及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学界一些研究者也称梁的小说理论为“功利小说观”。

然而与“审美小说观”相比较来说，功利性受到的非议颇多，如有人认为研究梁的小说理论”首先要注意到这一理论在当时社会的政治作用”，认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仅不能证明他的文学思想的先进，反倒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日趋落后和反动”，结论是“小说界革命”口号“政治上是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学上的理论价值是有限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可取之处只是“仍有某些可资借鉴的内容”，“对于小说地位的提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更有人认为梁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认识，“如果说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起码也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夸大”。

[2]出于这种复杂的学术认识，我们应该为梁启超所提倡的小说之功利性这一观念正名，其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

在理论方面，文学本来既是审美的又是功利的，只是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审美或功利一者占据主要地位。

现代文学史一、填空知识点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

2.周树人《摩罗诗力说》1908。

3.民初言情小说代表作：1912徐枕亚《玉梨魂》（何梦霞、白梨影）。

4.鲁迅《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欧洲文学史上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的事迹和作品，同时也阐述了他自己对文学的见解。

5.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5号发表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伟大开端。

尖锐的批判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道德。

6.《伤逝》子君、涓生。

7.庐隐代表作中篇小说《海滨故人》。

（露莎，自叙传，女性意识，现代意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了女大学生的生活。

8.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浓厚的小市民气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动摇，表里不一。

许地山的《商人妇》中的林荫乔与惜官、《缀网劳蛛》中的长孙可望和尚洁。

标志着许地山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是1934年发表的《春桃》和1940年的《铁鱼的鳃》。

9郁达夫1921年10月结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沉沦》是郁达夫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10.胡适《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

第一部白话新诗别集，实践“诗体大解放”。

11刘半农诗集《扬鞭集》、《瓦釜集》，诗作《教我如何不想他》，《相隔一层纸》。

12.周作人新诗《小河》，语言朴素，节奏纡徐。

13.湖畔诗人指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

“专心致志作情诗”。

14.冯至，有诗集《昨日之歌》，鲁迅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15.郭沫若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中国新诗开创了崭新的时代。

诗集《星空》“深沉的苦闷”，书写自然以求解脱。

16.郭沫若历史剧女神三部曲：《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早期历史剧代表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

17.田汉早期话剧作品：《梵峨璘与蔷薇》（1920）、《咖啡店之一夜》（1922）、《获虎之夜》（1924，爱情追求与家长专制，莲姑与黄大傻）《名优之死》（1929，刘振声）。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小说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个人和整个社会。

在尽管
小说通常是虚构的情况下，小说也能够描写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

因此，小说在群治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小说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社会关系。

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现状。

小说可以揭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阶级分化、人类关系、社会不公等等，它通过各种方式，比如描写造型、情节安
排以及人物对话等，让人们加深对社会复杂问题的理解。

其次，小说能够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小说的故事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行动和言语来呈现的，这使得人们能够深入地了解每个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对其
所持有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进行深度分析。

这样，小说可以通过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情感冲突以及抉择，影响读者并引导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后，小说能够提供一种理解和欣赏文学形式的感受。

小说的形式丰富多样，包括风格、修辞以及人物的展现等。

因此，人们可以从小说中感受到这些特点，并从中获得一份
理解和欣赏文学的过程。

综上，小说和群治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小说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思考复杂的社会状况，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同时也能够提供一种理解和欣赏文学形式的感受。

通
过阅读小说，人们能够更加了解社会，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最终达到与周围环境和谐共
处的目的。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读后感无可置疑，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文类是小说。

几乎被熟知的作家都是有优秀的小说作品的。

那么，小说是如何从文学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呢？这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写于1902年，是梁启超先生发表在杂志《新小说》上的一篇文章。

论述了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如何影响群众、小说如何影响群治这三个分论点，得出要想改良群治就要从小说革命开始总论点。

文章流畅自然，文笔丰满，比喻生动，内含佛教文化，可读性很强。

另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论文案例，总分总的结构，条理清晰，表意明确。

非常吸引人。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

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

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

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

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

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