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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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皖南事变(18):中央对皖南事变做出决议:由于项、袁领导错误导致发生在皖南的悲剧结束了,但它的影响还在继续。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在决定中,中央明确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并回顾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
对他在统一战线上的理解,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措辞严厉地指责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
”并且“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今始证明依然未改。
”对于皖南事变的失败,也在决定中指出是“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导致的,是“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甚至提出“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具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并且也对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决定最后要求“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并“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但为了避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要求“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中共中央对于历史问题的定性向来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有些问题要拖上数年、十数年才会形成决议,特别重大、特别复杂的问题甚至干脆不作决议。
而对皖南事变,却是在叶挺、项英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做出了决定,将整个事变定性为项、袁的错误导致的,并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竟然提到了对“内奸阴谋”的怀疑,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但也由此可见中央领导集体对项英以往作法的极度不满,和对造成今日之后果的极端愤慨。
在做出了对事件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还面临着事件引发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否还能继续。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激烈的,尤其是蒋介石声称已于12、13日向顾祝同下达了解围的命令,并且表示他还可以再下一令给顾祝同,但实际上皖南的国民党并未停止作战和对突围者的围剿。
皖南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皖南事变为何跟这两人有关
本文导读:
首先,先来看一下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是我们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战场上打起仗来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并且指挥起来十分有经验,是正儿八经接受过训练的。
再来看一下项英,则是我们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更是抗日的著名将领,他在游击战中多次立下汗马功劳,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可惜逝世的早,没能熬到新中国的建立。
按理说,这样两位十分强的将领,应该联起手来更加强大,让我军走的更快更好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新四军在这二人的手上,发展的并没有那么好。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二人在意识形态上差异太大。
叶挺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早期加入的是国民党,由于受过正统的训练,因此叶挺将军平时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不仅穿的十分整洁,而且常常带着白手套和指挥棒。
而项英则平时没那么多讲究,穿的衣服上不少补丁,而且平时吃的也都是野菜。
除此之外,便是在对于新四军未来走向和规划上的问题,二者之间意见不合。
叶挺的想法则是和毛主席相同,想要赶紧撤离江南一带,以防蒋介石背后下手,但项英却不这样认
为,他始终觉得蒋介石胆子没打么大,怎么着也不可能公开和共产党打起来。
就这样,二者意见不合,撤离的事情拖了很长事件,最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的9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伤患者,此时,一切都迟了。
是不是黄桥决战才导致了皖南事变1940年10月4日至6日黄桥决战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相煎急1940年春季,国民党管辖新四军的第三战区,规定华南新四军的防区,在江南地区的苏南和皖南一带,同一时期,延安开的6届6中全会做出了要求八路军要,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根据地,要打通连接成一片的指示。
1940年新四军的主力为了可以和山东八路军相连通,就在没有通知国民党上级,第三战区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防区,渡过长江到了苏北,苏北当时只有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所部,韩德勤的兵力达三万余人。
第三战区主力都在长江以南的浙江,江西,福建,被长江南北所阻隔.新四军就开始计划,可以先把杂牌韩德勤部干掉,占领苏北以后,就可以依托山东八路军,从而一步步发展扩军。
苏北和山东八路军就可以连成一片,并可相互依靠,共同作战,向西向北进军和国军决战.而以后的历史发展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黄桥正是新四军东进南通,泰兴,和北进苏北地区的道路,而驻防黄桥的正是韩德勤的保安第4旅,战斗力也比较弱.一但进攻黄桥,那么韩德勤必然来救援,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已经南下和东进的黄克诚部和彭雪峰部,一举歼灭韩德勤的杂牌国军,占领苏北。
1940年9月初,江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7000余部队,长途奔袭打了黄桥驻守的,韩德勤国军一个措手不及,保安4旅被大部消灭,俘虏敌军3000多人,而这也开创了二战盟国第一个爆打友军的先例。
而韩德勤也果然来救援了,新四军立刻集中3个纵队在四周埋伏,其中一纵、二纵和三纵的司令员分别是叶飞、王必成和陶勇,三个纵队总共兵力只有9000多人。
截止9月韩德勤损失了1个保安旅,随后撤退防御.9月13日新四主力对退防姜堰的保安9旅展开进攻.激战1天占领姜堰。
为了支持新四军的行动,延安派出山东的八路军第5纵队2万人参加战斗,直接威胁韩德勤的后背,9月下旬韩德勤带领89军主力1.5万人向新四军进行反击。
经过5天激战.新四军主力3个纵队在黄桥歼灭89军1.1万人,军长李守维,33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等阵亡。
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时间:1941年1月6日地点:皖南,也就是安徽南部宣城的泾县茂林镇附近事件:我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奉国民政府令,在前往黄河流域的路上被国民党部队伏击,在突围中致使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而军队数量直接牺牲了7000余人,除傅秋涛率领的2000人逃出外,军部领导层及其直属部队几乎被洗戮殆尽!前因:一是1940年后我党在敌后战场兵力快速发展,以至于在江苏一带的新四军已发展至4.5万余人,并不可避免地与江苏区域国民党的敌后势力发生地盘摩擦;二是日本在1939年后与国民政府的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双方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这也让蒋介石腾出精力来去对付我党创造了机会!基于上述两个背景原因,蒋介石发出调令,令江南地区的我新四军调动到河北、察哈尔一带,并且限时让我新四军直接北上过长江前去抗日!但那时长江及其沿岸都是日军控制的,蒋的目的有借日本人之手消减我军实力的嫌疑,并且仅有的东部通道也是由国军将领驻扎的,且禁止我军路过!后果: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我党高层怒不可遏,刚开始打算发动针对性“报复”行动,但毛与彭沟通后,发现武器炮弹均不支撑如此全面报复。
并且考虑到发动报复行动不利于获得舆论支持,综合考虑下军事报复计划搁浅!与此同时,向国民党转变为政治攻势。
各方表态:首先是彼时的第三方党派以及民主人士都是亲蒋的,但发生此事后,他们均对我党报以同情支持的心态,甚至在重庆的美英媒体都对蒋军队大加批判之词!这包括苏联人在内!但苏联人那时正在同德国在西线激斗,不想东线也腹背受敌,所以仅仅是言语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几句,对蒋的军事援助却是丝毫未落下,同时也安慰我党希望大事化小,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统一抗日!影响:事变前我党名义上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下的政党,是要随时呈报且领取军费补充的,形式上也是使用统一的民国货币和遵守统一的民国政法的,因此,蒋的命令一般时候也有其约束力!但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对我党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我党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
皖南事变的背景和起因皖南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起义,该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
起义的核心区域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皖南地区,因此得名为“皖南事变”。
以下是该事件的详细背景和起因。
一、背景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中国社会进入了抗日战争前夜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其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是整个社会最为迫切和显著的问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统治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
外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日本的侵略和南京政府与北平政府之间的矛盾。
内部的压力,则主要来自于共产党、地方割据势力和军阀的挑战。
同时,在统治危机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皖南地区的局势更是显得异常动荡。
皖南地区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战场。
在当时,这个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在国民党政府对该地区进行“清剿”之后,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抑制和破坏。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敌视行为也令当地的各种民间组织和革命力量深受其害。
因此,该地区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二、起因皖南事变的爆发,源于当地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打击而发动的一次起义。
具体来说,其起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共产党人的打压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打压已经达到了顶峰。
此时,安徽省南部的皖南地区更是成为了国民党政府打压共产党和各种反对派别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下,皖南地区的共产党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和迫害。
他们的许多干部和党员都被捕、被杀或者被关进监狱。
这导致了当地共产党组织在政治和组织上的严重削弱。
2.当地社会的矛盾和动荡作为一个红色根据地,皖南地区存在着一些独特的社会特点。
在这里,土地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等都与其它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皖南事变发生在什么时期?皖南事变的影响>皖南事变发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可以说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下面就来说说皖南事变简介。
从皖南事变简介可以看出其主要的交战双方是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而发起的。
由于皖南事变中的主要交锋是在中国国民革民军新四军之中,因此又被人称为“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发生于皖南之地,即是今天的安徽省的南部,在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说是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规模的镇压,显然是一览无遗地表现出了国民党的野心。
皖南事变是由中国国民党发起的一场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事件,面对着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人自然是坐立难安的,因此开始了企图镇压住中国共产党。
根据中国国民党的相关指令,国民党人顾祝同在1941年1月6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此次的目标对象便是正在前往北部的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以及八路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丝毫没有防备的基础下遭遇了皖南事变的重大打击。
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指挥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也遭到了国民党的羁押,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临着巨大的创伤,只剩下几千人在皖南事变中幸存。
皖南事变可以说是由中国国民党处心积虑发动的一场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七天的浴血奋战,其结果可以说是惨败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十分鲜明的裂痕。
皖南事变的发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的危机时刻,而皖南事变的发生背景则也是十分紧张的时候。
皖南事变背景可以说是处于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时候,并且处于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之后的矛盾碰撞时期,在整个紧张而又凶险的社会环境之下,皖南事变悄然发动。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有一出十分著名的黄桥事变。
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名义上面是由中国国民政府管辖的,但是实际上面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对于新四军的存在,中国国民党本来就是多有忌惮的。
新四军的编制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共第二次合作,可以说新四军是中国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在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便被编制到了国民革命军中,同样的作为共同抗战的军事力量。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
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聊聊皖南事变(7):项英的决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策略当时皖南新四军北移有两个方向,一是直接经铜陵、繁昌北渡长江;二是向东到溧阳,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之后,再待机北渡长江。
如果直接北渡,则早上出发,当天就可以到达繁昌与铜陵之间的荻港、新港,经此北渡,可以进入江北,然后到无为。
这条路线的好处在于:路线短并且熟悉,白天出发,傍晚就可抵达江边,当晚便可过江;另外,沿江两岸都是我军活动区域,北岸是孙仲德部的游击区,过江后即有接应,南岸是三支队的驻扎区,可保后路无忧。
群众基础也好,部队活动容易保密。
并且这条路线是蒋介石下令要新四军走的路线,在法理上能站得住脚。
中央和项英最初均打算部队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所以,项英在11月也派人侦查过这条路线,甚至还派出了一支约200人的筹备组,到江北筹备船只。
三支队也在修筑工事,为部队过江作掩护准备。
但问题是,铜陵、贵池一带为日军第16师团活动区域,芜湖一带有伪绥靖部队2团。
国民党故意对外大肆泄漏新四军将要北渡的消息,使日军有了准备,以致日伪军在铜、繁之间的沿江要口严加封锁,巡逻艇昼夜在江面上逡巡。
李品仙还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到庐江、无为一带,扬言新四军过江便打。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项英也都认为,为安全计,还是先移苏南较好。
苏南抗日根据地最早由新四军老一、二支队,在陈毅、粟裕的带领下,根据中央1938年“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创建。
1939年,在溧阳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
根据地以茅山为中心,控制了东起丹阳-金坛公路,北至长江、西抵苏皖边界,南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南的地区。
1940年7月,原江南指挥部北移后,成立新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罗忠毅,下辖新3团,第4团,独立1团和独立2团四个团。
如果走苏南,则有两条路线可选。
第一条路线为东线,大致为经马头镇、杨柳浦、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簧桥、水西地区。
这条路线是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线,直线距离较短,沿途均有兵站和民运工作组,群众基础较好,也便于苏南部队接应。
皖南事变失败原因分析2018-06-20 02:18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二纵队、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
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
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为右路纵队。
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
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
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
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
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
傅秋涛的一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与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叶、项矛盾漩涡和项英的错误指挥之外,这是傅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战役战斗中会议时间过长,是兵家征战之大忌,新四军军部和左路纵队在战斗中都召开了时间较长的军事会议,而左路纵队的较长时间会议恰恰奠定了成功突围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
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
二是"东进"的路线。
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
三是"绕道"的路线。
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
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
皖南事变上卷内容
皖南事变上卷发生在1927年5月初的安徽省南部地区。
这次事变由左翼军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引起。
当时,国共合作局势紧张,左翼军阀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势力逐渐扩大。
他希望通过对共产党的打击来加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于是他派遣第四军进攻布满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皖南地区。
蒋介石在事变前派出军队对皖南地区进行搜剿,逮捕了大量共产党党员和地下工作者。
这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和抗议,他们要求放人并抵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当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军,积极参与抵抗蒋介石的军队。
在抵抗蒋介石的过程中,皖南地区群众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他们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有效地遏制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
他们还成功地释放了被捕共产党党员,并协助他们重新组织地下工作。
在这次事变中,共产党在皖南地区坚定了群众基础,扩大了地下组织,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
蒋介石虽然获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皖南事变的上卷内容,事变的后续发展和影响将在下卷中详细介绍。
The 1941 South Anhui Incident:Its Occurrence,
Aftermath and Results
作者: 杨奎松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1-49页
主题词: 皖南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新四军;中国共产党
摘要: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
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
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
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
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
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皖南事变的原因探究
摘要: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重大事件,对国共关系及当时的战争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对当时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国共双方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探析其个中缘由是必要的。
关键词:皖南事变新四军
1941 年1 月,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9000 余人由皖南北移, 途经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置的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多人突出重围外,约7000名新四军将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导致皖南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必然结果。
1935 年10 月,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 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 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蒋介石认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发展、壮大构成了对其统治的严重威协,所以曾千方百计进行清剿。
1937年二三月间,国共两党西安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在改编陕北主力红军的同时,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
国民党在“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的口号下,一面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无条件集中,由国民党派一批人来担任军职等无理要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七七”事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为了达到控制、收编红军游击队的目的, 1937年九十月间,单方下令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将南方各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军长编遣调用。
但事与愿违, 1937年底,叶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并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使蒋介石的阴谋破
产。
1938 年1 月, 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 各支队迅速挺进华中抗日前线, 随后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地区展开,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
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使蒋介石感到极度恐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限共”活动,
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把矛盾指向新四军。
他们在对皖东、苏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失败后,决意进行报复,消灭皖南新四军。
正值此时,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攫取东南亚,加紧诱降蒋介石。
而英美为了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也极力拉蒋,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的政策。
这时的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以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式积极援华, 1940年10月16日,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
所有这些无疑抬高了蒋的身价,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际环境,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决心。
第二,中共中央对形势分析的失误和项英的不主动,导致皖南新四军错过了北移的时机,使蒋介石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能够得逞。
1940 年10 月苏北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要报复, 便着手布置皖南事变。
10 月19 日, 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宣布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在局, 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
《佳电》声明,中共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同时也列举了部队北移的种种实际困难,要求国民党中央“宽以限期”,“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可见,
中共中央北移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中央对皖南情况缺乏直接和具体了解,只能从全局出发,所以,对何时北移最为有利,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十分准确的估计,以致几次指示项英“拖一两个月”,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部队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又批准苏北部队发起曹甸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项英率部北移的决心。
而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舍不得放弃南进的错误设想,对北移犹豫不决,在中央下定决心之后,仍迟迟不肯北移。
所有这些,都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部置就绪前进行北移的有利时机。
第三,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上选择的失当,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造成口实。
新四军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云岭向东北进入苏南,再通过敌占区北渡长江。
这条路线沿途我军设有兵站,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另一条是从繁昌、铜陵之间通过日伪封锁线渡口,到达江北无为地区。
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是路程近,而且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
以上这两条路线虽有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但皖南新四军如按这两条路线北移遇到危险,可以得到其他就近部队的策应。
可是,由于项英南进思想的作怪,而选择了所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方案,向南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到达漂阳再待机北渡。
从军事上看,这条路线山路难行,国民党军队密布,又得不到新四军其他部队的策应和支持,我军很难通过。
而且,由于蒋介石早在12月10日就已下令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渡”。
所以,从政治上讲,向国民党的后方行动,无疑会给顽固派提供挑起反共内战的口实。
项英选择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第四,项英优柔寡断的错误指挥,致使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
在北移的军事行动中,当1月7日部队从高岭向星潭进发受阻后,军部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叶挺等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项英不同意,自己又提不出其它方案,会议持续了7个小时之久,项英仍犹豫不决,最后在叶挺的一再催促下,项英作出了不攻星潭,部队原路折回,改从高岭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
而1月8日部队到了高岭,碰到敌顽79师部队,项英为避免作战,又提出部队再撤回里潭仓,改从茂林方向突围,部队又走了一次回头路。
项英这种举棋不定的错误指挥,使近万人之大军辗转反复于敌人重围之间,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势气,而
且也丧失了多次化险为夷的机会。
特别是在最危机的关头,项英竟擅离指挥岗位,一度离队私自出走,致使军心涣散,最终使整个皖南部队陷入绝境,为敌所败。
第五、新四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本身固有的封建沉垢和积习、小生产者的狭隘和偏见,也是导致惨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表现就是当时的新四军部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
项英凭着令人倾慕的革命经历,同时担任着几个显赫的军政职务,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意识,在新四军军部自当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至于在皖南部队转移的整个行动中,根本不接纳军部其他首长的正确意见,结果给皖南新四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新四军各支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尤其是皖南新四军,虽是军的直属部队,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但70%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
这些战士之所以参加队伍,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卫皖南,要他们离开皖南北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朱、彭、叶、项在复《皓电》的《佳电》中就曾指出:“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至难。
”为此,皖南新四军领导和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北移的时间。
总之,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它的发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国共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新四军组成史略》,《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廖盖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版。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皖南一九四一》,房列曙著,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