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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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保罗·利科尔我要赞美言语的力量，也就是语言赋予人类的那种力量。
但我不是作为一个带着激情来淡论诗歌的诗人，而是作为一个为求得理解去分析和思考的哲学家。
我特别想要弄清楚两种主要的（科学的和诗歌的）言语能力相互转化的作用，并揭示来源于它们二者的对立和互补的语言的功效。
为了研究两种语言（能力）的这种对立，我首先将试图考察日常语言，它既不像科学语言那么严密，又不像诗歌语言那么抒情。
然而，科学和诗歌（作为语言运用的模式）都是通过有意选择一种特殊策略，而从日常语言这种未区分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
一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三尺长的书板，一千四百年以前，一个乌嘎利特语的刻写员在书板上刻下了迦南语字母表的三十个字母。
这一字母词电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它同时表达了对刻写人和说话的人们的敬意。
刻写人经过深思，理解了语言的基本秘密，那就是从有限数目的符号组合中构造出无数的意义。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天才人物，有了一种想法，把人们用以表达思想和进行交流的一系列的要素以及一系列的组合归约为这样一个要素的体系。
刻写人懂得怎样从语言的洪流中抽取出三十个音的固定点或支点，但是，在他的这种天才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语言自身的天才了，通过人类的言语，它创造了一条相反的通道：从构成我们的语言(langues)代码的有限数量的要素中，不断地构造出数不清的言论的组合。
据洪堡( Humboldt)说，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这就是言语的力量。
有限工具：包括封闭的音素表、词汇表和语法规则表，它们以人们未意识到的字母词典、词汇或句法构造我们的语言(langues)，所有这些都在任何反思之前就明确表达出来了。
无限的运用：包括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在他们共同的语言习惯用法内已经说出或将要说出的所有句子和所有言论构成的开放系列。
这样，我们就区分出两种类型的语言学：语言( langue)的语言学，它以三个方面（音位学的、词汇学的和句法学的）的有限结构为基础；言论的语言学，它是建立在句子（言论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运用它是为了从句子的不可归约的特性中，推演出人类言语的无限产品。
以下的分析完全限制在第二层次的语言学的框架内，即言论的语言学，应用的、生产的、力量的语言学。
关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我不想再说什么。
由于它们数不清的性质，它们已经证明了言论的无限性，我自己仅限子详细地引述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第23节：“然而，存在着多少种句子呢？譬如说直陈句、疑问句和命令句，存在着无数种：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词‟、…句子‟的不同的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最后给定的东西；而是一些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当我们能说的时候，它们就产生了，而其他的语言类型就变得过时而被忘却(……)在此，…语言游戏‟这一术语的意思在于要突出这样的事实，即语言的说出是行动的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一种形式(……)将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和使用语言工具的方式的多样性，即词和句子的种类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关于语言结构所说的话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这段话引进了“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这种说法的两种可能注解的一种。
语言游戏的数不清的多样性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无限是枚举的无限。
与它相关的是言论的行为，例如命令、质问、叙述、描述、对一事实的原因进行猜测、解谜、通知、允诺、致谢、诅咒、致息、请求等等。
这种枚举巾的重要符号是“等等”。
因为结构（即音素、词汇和句法规则的系列）是封闭的，使用的系列是开放的。
然而，这不是我想遵循的道路。
在我们面前还有关于“有限工具的无限使用”这种说法的第二种注解。
在这里，无限不是指枚举的无限，而是构成的无限。
它与言论的行为无关，而与作为言论行为支点的词汇本身有关。
简言之，它涉及一词多义这一主要的现象。
我选择把焦点对准一词多义现象，是因为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这两种对立的策略可以被说成是处理由言论中一词多义的用法而引起的困难的两种可能方法。
一词多义指那种词具有多种含义或意义的语言现象。
这个定义需要一个预备性的说明：这种分析属于两种语言学中的哪一种？人们很想回答说：属于语言的语言学[作为一个体系，lalangue]事实上，正是在词典中，一个词展示出它的含义的多样性。
在这个意义上，一词多义是一个同时态的事实：它描述了语义学领域中内在差异的表现，通过另一种差异的表现，这种内在差异的表现置身于词典的整个体系之中。
但如果词多义在它的基本形式下——即体系的共时研究——涉及语言( langue)的语言学，它同时也涉及言语的语言学，或更确切地说，言论的语言学。
首先，正是在言论中，一词多义才有功用。
说话就是从有效的语义丰富性中选择出与论题、与目的一致的意义范围。
这样，我们就应该开始一种选择，它同时是根据被结合进句子的统一体的各个相反的语义领域进行的。
正是这种统一体（综合的、论断性的统一体）统辖着意义的选择和所用词汇的语义潜能的归约。
因此正是在确定的使用中，词采用一种现实的含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含义——指现实的、确定的含义——是言论的结果，而不再是语言(lanmgue)的事实。
只有作为完整整体的句子才有意义，单个的词只是由于配置的结果才具有含义，这与言论在有效的语义领域产生的选择和归约是一致的。
因此，在言论的范围内，一词多义具有一种结构。
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词的现实含义是言论的结果，而它们的潜在含义则是语言(langue)的事实。
这是不错的。
但这一语言(langue)事实只有与言论的结果相联系时才能理解——在所有的情况下，证明潜在含义的合理性，都是为了达到现实的含义。
如果具有的意义不只一个，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就能出现不同的意义，每一意义都借助于一个词典上解释了的规范式的使用和精心选择的典型的上下文来确定。
因此，这一语音(langue)事实是由言论的语言学来整理的。
一词多义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一般的特性，即语言(作为一个系统，la langue)总是言论的抽象。
作为一个同时态旧事实，作为语言(langue)的一个特征，一词多义存在于言论的范围之中。
它只是在言论之中，通过选择的行动来起作用，而这种选择行动自身又受所有言论的中心论断性行为的调节。
二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可以当作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什么问题呢？从功用的观点来看，一同多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它的积极方面就是它有非常经济的特点。
在需要有人类经验的无限变化和个人观点的无限多样的那种无限词汇的地方，建立在一词多义之上的语言有一种优越性，能从词汇列举的实际含义的有限集合中获得实际上数不清的现实含义。
人们根据上下文，选择与一定的论题和目的最为一致的含义。
同时，人们又根据提问和回答的相互作用，去证实被言论的进展所调节的语义选择是否被对话双方正确地解释。
但是，为这种经济性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词的一词多义带来了言论歧义性的危险。
一词多义是正常现象，歧义性则是病态现象。
言论的任务是从一词多义中形成一词一义。
如果通过包含在言论中的各语义领域的互相同化，论题和目的的统一体成功地建立起一单一的同位，这一任务就完成了。
有时一个简单句就足以把一系列的言论归约成一种单一的解释可能性；有时一整本书也无法做到。
在后一种情况中，误解就潜入交流之中。
这就是一词多义的双重能力：一方面，它满足作为语言基础的经济原则；由于上下文作用的灵活性，它允许从这种经济的结构中构造出多种意义效果。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完全把语言变成丁一种从上下文出发碰运气的解释工作。
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从言论的这一核心现象出发，可以形成几种不同的策略。
它们都是对同一困难的反应，怎样对待从词的最初的一词多义中产生的言论可能有的歧义性，在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法的一端，我们有科学语言，它可以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
在另一端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选择出发，即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面也就是非公众的经验。
让我们依次研究各种主张。
在谈到科学语言时，我们所谈的不是科学自身，把它当成是谈论科学自身将是很可笑的。
我们谈论的是科学事业强加于言论的矫正。
从这种观点来说，科学语言可以定义为防止语言歧义的防卫步骤。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步骤呢？在第一阶段，科学语言所做的不过是系统地扩展一种开始于日常语言水平的工作：定义的工作。
事实上，语言的构成使得它总是可能借助于这一代码的其他一些要素而指称代码的某一要素。
这种通常属于元语言学层次对语言自身的反思行为，是[语言学的]词汇的实验扩充的基础，并提供了下面这种形式的对等定义原则：骡马是雌性的马，单身汉是末结婚的男人。
科学语言最初只是使定义工作系统化，并借助于分类来加强这种系统化。
在第二阶段，科学语言在其专有词汇中，严格地区分了那些能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和不能指称可测量的实体的词汇。
由伽利略、哥白尼和笛卡儿革命产生的自然的数学化，表现为对精确和严密的迫切要求，这种精确和严密也就是真正的语言再生。
不再重新定义日常语言的词，也不再谈论“电流”、“质量”或“速度”，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赋予假想实体以名称，这种名称只是在这些实体被定义的理论框架中才有意义。
然而，这些词仍与词典中的词相似，并且严格说来，能被结合进日常词汇之中。
在更高的抽象阶段里，日常的词被数学符号体系所取代，也就是说，被那些只能默读、不能念出声的符号所取代。
因而，与自然语言的联结破裂了。
科学语言切断了它与日常言论中运用的语言的联系。
在最后的阶段——公理化的阶段里，公式和定理的解释是由公理系统来控制。
公理系统指定所有符号在理论中的位置，井规定阅读整个符号体系的规则。
这样一种规定替代了日常言论中的上下文的解释。
这就构成了反对歧义性的言论策略的最高阶段。
达到这一点以后，人们就想把科学语言的使用规则——如定义、衡量，逻辑数学的符号体系以及公理化一，扩展到整个语言。
从所有言论（伦理的、政治的或美学的）中，从对话自身中消除歧义，这事实上不是很值得向往的吗？哲学常常被这种使整个语言重新形式化的梦想迷住。
莱布尼茨曾想为之献身；罗素在《数学原理》时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时期，都曾再次严肃地从事这一事业。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一事业不可能成功：人工形式化语言在上下文联系上的独立，和相反地自然语言对上下文的敏感，属于不同的策略，互相都不可能归约成对方。
如R．雅可布森所写的：“含义的变化，特别是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意义置换，再加上多种释义的无限的能力，很显然就是增进自然语言的创造力、并把不断创造的可能性赋予诗歌行为和科学行为的诸种性能。
在此，不确定性的能力与创造性的能力完全是互相依赖的。
”作为人工构造物“为各种科学的或技术的目的而使用的、或多或少被形式化了的语言，可以看成是日常语言的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