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大趋势（2019年底）今天我想谈谈我们通常不谈论的话题。
我们是自下而上的投资者，主要关注公司、估值、生意和行业。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2018年，很多人对中国宏观环境忧心忡忡，悲观情绪蔓延。
我猜这也是在座有些人千里迢迢来到这儿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就破例谈谈宏观环境。
说到底，当我们投资一个国家的一家企业时，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也是在投资这个国家。
我们需要对这个国家有大致的了解。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投资人，我们关注的是对未来大概率正确的预测。
我们的分析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及情感带来的偏见。
我们要描述的是“真实”，而不是“理想”或“希望”。
下面是我今天演讲的提纲，分为五个部分：1.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2.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3. 当前投资人尤其是海外投资人对中国的悲观情绪；4. 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今天中国与西方的位置；5.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首先我们会讨论中国和西方有何差异，各自有何独特之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和独特之处。
大多数西方人都是以西方眼光看中国，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以中国眼光看其他国家。
这种差异性导致了许多迷茫和误解。
如果你不了解中西方的历史差异和这些差异性的根源所在，你就无法真正深入理解并对它们的发展进行预测。
第二部分，我们会简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解释近四十年中国经历的经济奇迹，即超长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
第三部分，我们会讨论今天投资人普遍关注的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当下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特征，意味着什么。
第四部分，我们会讨论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最后，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估测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议程，涵盖了相当多领域。
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快速地过一遍，这种求快的方式与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式可谓背道而驰。
我的目的是给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帮助大家开始理解这些问题。
今天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过去40年思考的产物。
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沉迷于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讨论，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参考资料。
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首先我们来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和独特之处。
自古代社会直到近代，中国和西方，或者简单地说东西方，都被喜马拉雅山脉和广袤的蒙古草原分隔成两块，两者几乎没有交流。
因此东西方文明各自独立地进行发展。
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让东西方分别在不同时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他们也在对待事物的方式和建立的体系中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性。
当然，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人类，都有人性共通之处。
但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走向，这是由于人性在不同的外界因素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方面所导致的。
我会讲述一些导致了这些差异的基本事件，其中地理环境是最重要的原因。
先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一道人类几乎无法逾越的屏障，北面是辽阔、冰冷的蒙古大草原，东面和南面临海。
非常有意思的是两条同样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大河，长江和黄河，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流入海。
在人类发现美洲大陆以前，长江和黄河之间形成的这块冲积平原是地球上最肥沃、最广阔、最适合农耕的土地之一，可谓天赐之地。
因此，农业很早就在这里萌芽。
这两个大河道再加上一些支流，为平原上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提供了经济、便利的方式。
所以只要某一个地方能聚集起足够大的力量，征服这一整片土地便不是难事。
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光合作用，它把太阳能转化成农作物和可畜养动物，而动植物都依赖土地。
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大小决定了农业产出和所能负担的人口数量。
在整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中，土地的稀缺性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某个社会一旦拥有更多的土地，就会产生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地大小所能承载的极限，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战争、瘟疫、饥荒纷至沓来，人口急剧减少，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农业文明的经济是短缺经济，也即农业经济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增长规模，在到达土地产出极限时，人类的总人口只能减少。
减少的人口通常以民族、种族和国家划线。
占据了最大片土地的族群通常能生存下来，而代价是其他族群的衰亡。
农业文明中的战争通常是为了争夺更多土地。
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上，这样的争战数不胜数。
最终的胜者是那些发明出一种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方式的社会，也就是政治组织形式比较完善的社会。
人类非常有趣，既有高度的个体性，又有高度的社会性。
在这点上，人类在所有物种中可谓独一无二。
而中国人最先探索出一种大规模动员社会的方法。
大约2400年前，地处中国西边的一个小国——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掀起了社会组织方式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创新革命。
在此之前，因为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所以自然都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来向外延伸人和人的关系。
秦国首次打破了这种血缘关系，规定财产可以传代，但政治权力不可以传代。
政治权力的分配仅以一代之内的功绩和能力为依据。
在此之前的中国，以及一直到现代以前的西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主体。
如果上一代封爵，子孙数代都可以封爵。
政治权力是以血缘关系来分配和传承的，社会高度固化，很少有上下自由浮动的机会。
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创了任人唯贤的制度，根据功绩、学识和能力进行人才选择和政治权力分配。
而且这种选择和分配只限于一代人之内。
秦国这个小国，因其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不论出身、可以靠自身努力获得政治权力的上升通道，因而动员起所有人的力量，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华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
此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各朝各代都是以相似的方式组织社会，也因此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一直非常强大，其政治体系高度精密、完善。
中国人在历史上首先发明了以贤能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吸引着最卓越、最聪明能干的人进入政府工作。
西方在历史上则从未有过这样的传统。
中国是最早发明政治贤能制（PoliticalMeritocracy）的国家，从而得以释放出集体的巨大潜力。
这一直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
我们再来看西方，主要是欧洲，因为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更为重要。
欧洲的地理环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布满了许多流向纷乱的小河流。
欧洲整个区域并不大，却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
再加上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欧洲仍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
因此，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几乎还处在荒蛮时代。
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始森林被慢慢砍伐，农业才开始蓬勃发展。
但因地理条件所限，欧洲的土地无法支撑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以至于罗马帝国之后所有重新统一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
要管理好所有这些小国，只需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便足够了。
所有政治权力都是可遗传的。
因此，在现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权力从未像中国那样向着平等主义、任人唯贤的方向发展。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项决定性的优势，这一优势在近代五百年的历史中被证明是非常关键的。
为了理解这一优势，我们先看一下欧洲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距离（图3）。
图3中的左右两张图片不是完全比例一致的，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欧洲和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距离差异之大。
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3000英里，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6000英里。
再考虑到洋流的因素，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远大于6000英里。
因此，当欧洲的商人开始航海时，他们到达和发现美洲大陆的概率要远高于中国的商人。
在现代科技文明出现以前，想从中国航海到达美洲简直是天方夜谭。
郑和下的只能是“西洋”，而不是“东洋”。
而从欧洲航海到达美洲却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一偶然之中蕴含了地理位置优势之必然。
这次地理大发现的意义非比寻常。
首先，欧洲人借此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北美洲的土地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
由于北美农业的自然禀赋（主要是指农业所需要的原生动植物物种）过于贫乏，而且在地理上与欧亚大陆自冰川纪后就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农业还未得到发展，所以这一区域人口稀少、文明极其落后。
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后，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本地的原住民，其中绝大部分原住民死于欧洲人带去的病菌。
忽然之间，欧洲继承了一块巨大的、肥沃的土地，几乎可以支持无限多的人口，由此得以在跨大西洋领域内形成了持续数百年的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
当然，如果人口一直增长下去，土地最终也将无法支持，还是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但在此之前，另一重大事件发生了。
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剧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
此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发了文明范式的转变，真正将人类文明带入了全新的阶段。
这个时代的定义是持续的、复利式的、无限的经济增长。
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如前所述，农业文明是由光合作用原理决定的，光合作用对能量转换的极限受制于土地的大小。
土地的大小有自然的上限，因此农业文明的经济是短缺经济。
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明能够释放出持续的、复利式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转变为富足经济。
这种区别是划时代的。
这种新制度是经济贤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结果。
在欧洲，人们忽然发现，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你在经济层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
这种体系有助于释放个人和小集体（公司）的潜力，它吸引着人性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体性力量的释放。
这是过去几百年间的现代史上才发生的现象，欧洲（西方）分裂的小诸侯国及美洲大陆上特别是北美的小殖民国，正是形成这种新文明的政治、地理土壤，而在西方个体和小集体的强大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看中国、中国看西方时，都常常不得其法。
他们总是从自己的偏见和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
例如，西方是因为个体和小集体（公司）的力量而成功的，他们对政府的干预就不免总有深入骨髓的怀疑。
所以我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要给大家做好铺垫，讲述一下中西方之间这些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1840年，中国和现代的西方以鸦片战争的形式相遇了，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沉浸在农业文明时期的辉煌中时，已经完全错过了工业革命和科技文明。
西方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先行了几百年。
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在半殖民地状态下跌跌撞撞、举步维艰。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在开始阶段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至少部分原因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与中国人组织集体、释放集体潜力的本能恰好吻合。
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当一个国家选择自己的命运和发展道路时，会受到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的影响。
1978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后，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当政时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