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史讲义1

总的来看，《左传》虽然奠定了史传文学（乃至叙事文学）塑造人物的基本艺术规则，但是它的写人还不十分成熟，类型化人物明显多于性格化人物，这与它产生的时代的文学表现水平以及它的体例等等都有关系。

史传文学中人物塑造得比较成熟，还要等到《史记》。

（三）《左传》的辞令艺术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也十分频繁，理富文美的外交辞令就成为《左传》最耀眼的部分之一。

如僖公十五年《晋秦韩之战》。

再如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记展喜对齐侯：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

”齐侯曰：“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公。

股肱周室，夹辅成王。

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齐）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

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

”齐侯乃还。

《国语》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国别史。

全书21卷，分别记载周王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各国的史实。

起于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1000一前440）。

以记言为主，故称《国语》。

它不是完整系统地叙述历史，而是有选择地记录一些事件，如《齐语》主要写管仲辅佐齐桓公之事，《晋语》重点叙述晋公子重耳的经历，《吴语》、《越语》着重记载吴越争霸的史实等。

它的作者，相传也是左丘明。

因为《左传》是传《春秋》的，二书作者又被认为是一个人，所以后人又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首见韦昭《国语解·叙》）。

其实这种称呼并不确切，《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其不传《春秋》甚明。

至于它的作者，隋唐以后，有许多人提出异议，认为它与《左传》不是同一个人所为。

看来，与《左传》一样，《国语》的作者也不可确考，应当也是战国初期熟悉历史掌故的史家。

《国语》的文学价值远不及《左传》，整体风貌质朴平实。

不过，其各篇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因此也有人认为《国语》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三、《战国策》铺排纵恣的文学特色《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前460一前220）。

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

《战国策》原本“错乱相糅莒”，又有多种名称，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定为现名。

它的作者已难以确考，一般认为它并非一人一时所著，大约是战国、秦汉期间的人纂集各国史料编辑而成的。

就史学价值而言，《战国策》因其有不少“增饰非实”之辞，似不如《左传》、《国语》更加信实可靠；但从文学角度观之，自有其独到的特色。

《战国策》多记纵横家言，“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

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因此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显著的表现特征。

（一）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左传》的行人辞令，往往是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多注意合乎礼节和言语的优雅巧妙。

《战国策》多记叙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其主要目的是要听者信服自己的说法，所以往往大肆敷张道理，营造气势，因此造就了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

如《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游说秦惠王的那段说辞，逐层铺排，先说秦国的地理优势，铺叙西、北、南、东四方；次说秦国国富兵强，分说田、民、战车、兵士、沃野、蓄积诸项；最后以“称帝”的前景撼动对方，而历数君王、士民、车骑、兵法各种有利条件。

排比夸饰，气势丰沛。

语词排偶，辩丽宏富。

再如《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齐策》一）的一段：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

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

固以二十一万矣。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

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

（二）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例如《触龙说赵太后》（ <赵策>四），赵遭秦侵，求救于齐国，齐要求赵太后送她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做人质，才肯出兵救助。

太后不允，拒绝了许多大臣的劝谏，并宣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在此种情形下，触龙请见，太后自然心有怒气。

但是见面后，触龙先以问安的家常话开场，全不及长安君之事。

接着说起自己最疼爱小儿子舒祺，想在未死之前把他托付给太后，让他进王宫做卫士。

这样，话题自然而然转到老人心疼孩子上来。

触龙继续说，我觉得您在儿子长安君和女儿燕后之间，更疼爱女儿。

赵太后自然不会认同。

谈话至此，赵太后已不知不觉进了触龙的圈套。

于是，触龙便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纲领，忆述燕后出嫁时赵太后的正确态度，以顺其心；再分说真的爱子就应该让儿子为国建功以利于他以后即位监国的道理。

这就使赵太后心悦诚服，答应送长安君到齐国为质。

触龙的这番说辞，就是抓住赵太后的心理，顺应其情，导引其理，迂曲委婉，一步步走向自己所要达成的目的。

（三）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战国之时，“世主之能识议论者寡”（《吕氏春秋·遇合》），策士游说必须浅显易懂，明白晓畅。

于是，说辞中经常运用比喻和寓言，就成为《战国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庄辛说楚襄王》。

使用寓言说事，也是《战国策》常用的手法。

如《齐策》三的《孟尝君将入秦》。

《战国策》中这类巧妙比喻和寓言故事极多，仅为人熟知者，比喻如“狡兔三窟”、“唇亡齿寒”、“驱群羊攻猛虎”、“抱薪救火”、“危于累卵”、“轻于鸿毛，重于丘山”等等，寓言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画蛇添足”、“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等等，这些比喻和寓言的使用，不仅令事理明白如画，也使文章形象生动，饶有趣味而富于文采。

第二节《庄子》、《孟子》等诸子散文《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诸子有九流十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这四家的代表作，大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论语》、《老子》和《墨子》。

《论语》多为简短的语录，《老子》篇幅短仄，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墨子》始渐有论说文的基本规模，但质朴无文，同时也还有语录体的篇章。

战国中期，有《孟子》和《庄子》。

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迭出，行文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

它们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总起来看，这些散文作品，繁简不一，文体有别，风格也各具特色。

其发展趋向，是由简而繁，由疏而密，理性和逻辑不断增强。

而就文学色彩来看，《孟子》、《韩非子》，尤其是《庄子》应受到更多重视。

一、《论语》、《老子》、《墨子》简介《论语》是以记录孔子言行为主，兼记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论集。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说明《论语》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论语》中说到曾子将死，距孔子之后已几十年，则《论语》编纂成书最早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到汉代，《论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本子：《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

《齐论语》出自齐国学者，有22篇；《鲁论语》出自鲁国学者，有20篇；《古论语》出自孔子故宅夹壁中，有21篇。

后来《齐论语》、《古论语》都亡佚了，今天看到的是《鲁论语》。

《论语》通过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来展示孔子的思想。

从文字表现来看，除那些照录孔子言谈的章节外，有的章节还能够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表现其形象和性格。

《乡党》篇详细记录了孔子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言谈举止，如说他在本乡人面前，“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上朝时，“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说他在国君面前，“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在外国宾客面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进入朝廷的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如此，一个知礼守分的孔子形象就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如《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子路的坦白直率，冉有、公西华的谨慎谦逊，曾皙的潇洒不羁，都在各人的言谈举止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论语》中像这样以简练语言活画人物形象的文字，还有如《微子》篇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宪问》篇的荷蒉人、石门阍者等，他们都是与世无争的隐者，《论语》不但以寥寥数语点化他们的形象，且与孔子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

《老子》五千言，据说是老子所作。

但老子究竟是谁？《老子》一书成于何时？至今尚有争议。

一般认为，老子的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稍早。

据《史记》本传记载，孔子曾向他问礼；同样的说法又见于《礼记·曾子问》，《庄子》之《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和《知北游》各篇，以及《吕氏春秋·当染》。

看来孔子曾问学于老子的说法，在先秦比较流行。

关于《老子》其书，梁启超等人认为写成于战国末期，而更多学者则论定产生于《庄子》之前，即不晚于战国中期，是老子的后学所记，其中基本保存了老子的思想。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著作，篇幅简短，文学价值并不甚高，有两点可注意：一是形象化的说理。

《老子》往往通过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比譬说明抽象的道理。

例如：“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八章）这段文字，以鲜明浅近的形象，来比喻说明虚玄抽象的道和无的思想。

二是语句上的韵散结合。

《老子》的语句简短而比较整齐，有的整章用韵，有的韵散相间，例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十二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六十八章）这一点较之先秦其他子书，特色更为鲜明。

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但是，关于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今存极少。

他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今存53篇，保存了墨子以及墨家各派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