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男女比例失调所引起的伦理问题的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结构都存在着男女性别比失调暨男性人口数量多于女性人口数量的问题。
由此引致的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性犯罪等问题，即是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触及社会伦理道德防线的伦理风化问题。
持续开展并不断推进对于男女性别比失调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理论思考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建设的实践方面，都应该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改善社会治安面貌和改良社会道德风尚的。
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对当前我国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调及所引起的伦理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探索和思考。
错漏不当之处，敬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一、当前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
我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是特殊的，也是重要而且值得特别关注的。
因此，从1970年代起，国家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确定了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
实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数量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 1970 年的 33.34‰和 26.83‰，下降到 1996 年的 16.98‰和 10.4‰，再降到 2003年的 12.41 ‰和 6.01‰。
不过，在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人口结构中男女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而严重起来。
按照人口学的理论，一个社会中男女人口正常的性别比范围是从103：100到107：100之间，而以106：100为人口性别比的较佳比值。
但是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却在总体上和长时期内都超出了这一正常的比例，而呈现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性别比失调的状态（当然，也不排除在一些年份和一些地区，男女人口比例尤其是人口出生性别比被控制在106：100左右的范围内小幅波动）。
例如，2005年，中国人口男女性别比的总体比例是119.86比100；2006年为116.9:100；2009年为119.45：1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
成，而另一部分由男性与女性的生理与心理特质所导致。
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子随父姓”便都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具体体现为家庭地位的区别。
生养女儿之后外嫁，在社会福利较差、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地方，儿子是养老的保障。
此外，男性较女性体力强，在许多职业中都占据优势，导致经济收入等不平等。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许多家庭更倾向于生育男性而非女性。
其三，是我国的生育政策的导向。
即：在农村，父母只有独生女的可以生第二胎。
这个政策从概率上并没有改变性别比，但它给予了一种思考导向，即“生男比生女好”。
这种思考导向出现在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政策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除了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层面的因素外，就是现代先进的医学技术如b超等，为人们“选择性生男孩”，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技术的条件。
三、男女性别比失调对婚姻及婚恋伦理观的影响
当前我国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适婚男性在婚姻配偶问题上的困难。
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为51.27%比48.73%。
这就意味着，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在总体数量上净多出3400余万，而在不满20岁的青少年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间的差额也高达2000万。
如果这种男女性别比严重不平衡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和管控，那么10年以后，我国将有上千万适婚男性可能面临“娶妻难”的问题，男性适婚人口过剩所导致的婚姻配对的困难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恋爱、婚姻、择偶、配对等困难，将会成为当代中国青壮年应婚、适婚男性以及整个社会将要直面的问题。
在未来20年中，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找不到配偶的男性及其婚姻问
题将大幅度激增，贫困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青壮年男性人群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困难局面可以通过“婚姻梯度挤压”的以下两条途径而得到暂时性的解决。
第一，在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的情形下，男性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通过“大男小女”、“老夫少妻”的方式解决部分男性的婚姻问题。
第二，采取“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的方式，通过乡村女性人口与城镇男性人口结婚，解决部分城镇男性人口的婚姻问题。
这两条途径，通过对婚姻的年龄差、地区差的调节，可以暂时的、部分的缓解因“女性荒”而造成的男性婚姻困局。
不过在“男多女少”性别比总体持续上扬的形势下，它们也只不过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策而已，问题只能得到暂时性的缓解，却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当新年龄层的适婚人群出现时，婚姻配对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特别是随着乡村适婚女性纷纷攀高枝而嫁往城镇或发达地区，加上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比城市更严重，今后我国的“剩男”将会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
在婚恋伦理观的影响及变迁方面，有人预测，未来我们可能会因为人口结构中男多女少这一性别比的现实，而抛弃传统的婚姻价值观，重建以利益为优先的新的婚姻、爱情的伦理道德体系。
也许，剩女愁嫁的时代将要过去，男性的婚姻状况则将会更令人担忧。
情况确是如此。
男女性别比的失衡，对于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具有着极大的冲击力。
可以预见，这种男女性别比的不平衡性，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婚姻观念以及人生价值观。
男性人口过剩的严竣现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等思想观念结合起来，将对婚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一部分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将从原本的以忠、贞为导向转变为利益导向。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宁愿坐在宝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等功利性、逐利性的婚恋观、择偶观将会不仅仅停留于口头说辞上，更有可能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女性婚恋、择偶的价值取向。
传统概念的婚姻关系也将会趋于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倾向于无序的、趋利的现代新婚姻。
在这种新婚姻伦理观念之下，“高富帅”“白富美”、“矮锉穷”、“屌丝”“女神”、“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等网络新词语已经应运而生，并以其生动、形象、刻薄、露骨之感的形容，赤裸裸地展现了当今社会拜金思潮盛行，功利主义风尚劲拂之下，青年男女时尚的爱情观、择偶观和婚姻观。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和概括这种新婚姻伦理观的话，那就是“以利为上”。
但这里的“利”，要放置于当代“男财女貌”的婚恋、择偶框架下看，它并不单单指男性的财富事业，同样也指女性的美貌等事物。
在这种新婚姻伦理观的笼罩下，人们结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更富裕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享受真爱，是为了追求物欲的享乐而不是为了探寻夫妻在精神情感世界中的琴瑟谐调、心心相印，功利主义将因此成为人们婚恋价值判断的主流。
这种物欲至上、利益至上的新婚姻伦理观，将严重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定性。
许多社会中下层的青年男性，将会因为婚姻、家庭的物欲需求而蜕变成为“房奴”、“车奴”，在承受巨大生活压力的同时，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经拥有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而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贫穷男性甚至于就只能打光棍，一生无缘异性；夫妻之间因一言不合、一事不遂就离婚而分道扬鏣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离婚率的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男女比例不平衡还有可能会导致同性恋的现象愈发严重。
这也会给传统婚姻伦理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对同性恋的道德判断很可能会引致一些敏感问题，故在此不赘述）。
四、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犯罪问题
由于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性多了“过剩”，女性少了“紧缺”，于是便会造成部分男性为了满足其性需求而不惜铤而走险，进行诸如买卖婚姻、事实上的一夫多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通奸、强奸、性侵犯、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情杀等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与性有关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甚至上升。
从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
第一，拐卖妇女。
在我国，拐卖妇女是一个古老的犯罪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政策，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严厉限制，使得拐卖人口的活动一度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又死灰复燃，始终持续存在着。
从被拐卖的女性的情况看，在年龄结构上，既有十几岁的小女孩，也有二、三十岁的青年女性；在文化程度上，既有目不识字的文盲，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拐卖的地域上，既有在国内各地拐卖，还有“跨国买卖婚姻”形式的国际性拐卖（既有把中国女性拐卖到外国的，也有把外国主要是越南、缅甸等国女性拐卖到中国境内的）。
但从主流看，无论是被卖的女性，还是买人的男性，都主要属于出生、生活在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人群。
因此，如果在未来二十年内，如果因为人口男女性别比的失衡，而导致那些缺少婚姻、择偶竞争力而找不到配偶的男性人数大幅度增加，他们中一部分人就不得不通过“购买”的形式结婚组建家庭，从而很容易形成婚姻买卖市场，进而造成买卖婚姻及对应的拐卖妇女等刑事犯罪呈上升趋势。
第二，性犯罪。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系列针对妇女儿童的性犯罪案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性犯罪仍然需要严厉打击的严峻现实。
根据2012年广东省妇联与省检察院的联合调研显示，在过去3年内，广东全省共有2506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是在14岁以下被侵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