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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文化之维: “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费小平(贵州大学外语系, 贵州贵阳610064)摘要: 本文认为“翻译的政治”的讨论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语言桎梏中走出, 而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 对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 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改写”; 强权者的政治; 性别政治; “翻译研究”; 文化研究【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913 (2004) 02 - 0133 - 04“翻译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是20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a sense of questioning) 。
孙歌认为, 它“首先来自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 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1 ] (前言) ,即福柯所关注的那种“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各种各样的痕迹”[1 ] (前言) 。
毋庸讳言, 这里的“政治”超越“管理活动”、“会议”、“主席”、“政客”之类的传统概念① , 进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 是指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 及其相关的摆布谋略(strategies of manipulation) ②。
而“翻译的政治”当然就涉及跨语书写(translingual practice) 中的权力问题。
如果我们作一番追踪,“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至少可溯源至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 因为据刘禾女士称,当时围绕着《圣经》翻译存在着多种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路德革命性地将《圣经》翻译成现代德语, 成为德国新教改革运动的基石, 但伴随着一种冲撞与交融之“痕迹”[ 2 ] (P61) 。
这一踪迹“播撒”至当代西方大量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的著作中。
而“翻译的政治”作为一个命题的正式提出应首先归功至欧洲学者沃纳·温特(Werner Winter) 之名下, 她于1961 年发表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 可视为最早论及“翻译的政治”的文章。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政治研究田玲【摘要】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到来,“翻译的政治”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研究扩大了翻译领域的视野.清末政局动荡,社会背景复杂,翻译在“暴力”作用下发生了变形,“翻译的政治”问题凸显.结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定义,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译者身份与能力、翻译策略五个方面,对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翻译的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廓清人们对“翻译的政治”的认识.【期刊名称】《齐鲁学刊》【年(卷),期】2018(000)005【总页数】5页(P128-132)【关键词】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作者】田玲【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文化转向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视野投向翻译活动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更多地关注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其中不乏把翻译与权力、政治联系起来予以研究的学者。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斯皮瓦克提出了“翻译的政治”的概念。
所谓的“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1](P64)。
这一命题的提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跳出了“原作中心论”的藩篱，将译入语文化与政治纳入了考量范围，能够更好地诠释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与翻译现象。
我国清末民初时期，各种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但是译作在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形，翻译更多地被用作政治改革的工具。
结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定义，本文拟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译者身份与能力、翻译策略五个方面，对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问题予以研究。
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分为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通常所认知的意识形态，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社群的一套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使他们所拥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2](P156)。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的桥梁，其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愈发凸显。
然而，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深受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翻译的政治维度，分析翻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塑造和传达意义，以及翻译研究如何与文化研究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我们对翻译的理解和认知。
我们将首先回顾翻译研究的历史演变，从早期的语言学范式到后来的文化转向，以及最近的政治转向。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也反映了我们对翻译在全球化、文化交流和权力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翻译的政治性。
我们将分析翻译如何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何在权力关系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进行。
我们将特别关注翻译在塑造国家形象、传播意识形态以及构建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
我们将探讨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我们将分析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以及如何在共同推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们将强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重要贡献，包括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以及推动翻译研究走向更加全面、深入和多元的方向。
本文旨在通过对翻译的政治和文化维度的探讨，深化我们对翻译的理解和认知。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推动两者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发展。
二、翻译与政治的关系翻译与政治的关系源远流长，两者之间的交织关系不容忽视。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间的沟通桥梁，不仅是文字与词汇的转换，更是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传递。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环境对翻译活动具有直接的影响。
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翻译的内容、风格乃至选择都可能受到严格的限制。
例如，在某些时期，对于外国文学或思想作品的翻译，可能会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观念不符而遭到禁止或修改。
这种限制不仅影响了翻译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读者的阅读视野。
解析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
摘要：盖亚特里·C·斯皮亚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第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她把翻译置于多种理论框架中，致力于研究翻译涉及的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第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
本文通过对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的分析，评价了斯皮亚克理论上的贡献和不足，期望能对翻译过程起到指导作用，为翻译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关键词：斯皮亚克翻译的政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
进入90年代，对翻译的政治问题的研究逐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许多学者纷纷从文化批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视角进行了多元主义等探讨。
在关于“翻译的政治”的研究中，盖亚特里·C·斯皮瓦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斯皮瓦克于194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后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93年她出版了《教学的机器内外》一书，其中“翻译的政治”一章集中体现了她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一、后结构主义
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
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
客观因素则是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等赞助人制度。
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斯皮瓦克首先探讨了语言的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每一种语言的修辞性都会对语言对逻辑系统造成一定对破坏。
”传统的翻译理念（特别是等值观），只看到了语言的逻辑性，而斯皮瓦克认为，在翻译中，译者不应该压抑语言的散落，而应该理解、认可他语言的修辞性，因为“如果不理解语言的修辞性，针对西方事物的新殖民主义观念就很容易产生”。
斯皮瓦克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具有广泛文化内涵的活动，并把翻译的结果置于民族或全球层面上来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
她认为翻译就是阅读，但这一阅读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识别过程，而是一个理解和欣赏文本所表现出的独特修辞的过程。
她曾指出，翻译中被转移的不仅仅是意义，译者还应注意源语语言的特殊性、修辞性。
只传译意义，不传译修辞特征，就会造成翻译中的暴力。
如果对原文修辞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原文的修辞性置之不理的话，就很容易落入新殖民主义的窠臼。
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以解构主义为基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三方面对“翻译的政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揭示了翻译作为暴力工具和抵抗工具的两面性，探索了在翻译中尊重差异、构建女性或后殖民主体的途径，对翻译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
从斯皮瓦克的翻译来看，她较多关注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等问题，其观点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相适应的。
”她的翻译表明“一切翻译都不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等文化批判意义，尤其是将第三世界妇女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帝国主义的霸权语言时就更是如此”。
然而，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局限性。
它们都是以殖民地文化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无意间允诺了殖民者文化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
在呼吁对殖民者大肆抵抗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与殖民者同谋的怪圈。
此外，斯皮亚克的观点还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将文化翻译的差异性完全归结为西方翻译者的强制性的暴力。
她只看到这种“强制性暴力”，而没有意识到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
（张宁，《翻译政治对三维空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6卷第2期）
三、女性主义视角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通过西方女性主义者翻译第三世界的女性文本的事实让我们警惕翻译中所隐藏的新型的殖民主义。
在斯皮亚克第笔下，“翻译的政治”主要不是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命题，而是指导她自身翻译实践的指南，是她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一种文化批评实践形式。
她既叙述了自身的翻译实践，同时又以一名后殖民理论学者的视野，站在跨越文化的高度，针对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女性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政治语境中研究翻译，则凸显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而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的政治，就是要在翻译中凸显女性的差异性，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即“突出译者的角色，超越译者的“本分”，以求改造旧有的等级制度，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
这也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它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
”（朱耀先，《论斯皮瓦克翻译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38卷，第6期）随着20世纪中期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以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的“文化转向”，我国对翻译史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研究成果在质和量上都有明显长进。
近代中国女性译者深受女权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极易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理念，不愿受传统礼教的制约，想极力摆脱附属的地位，她们以自身的成就争取社会的认同，作为男性专制的文化体系中的“他者”，她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性别身份，以不同于男性的感悟和视角，在译文中对原文含义进行增、删、转义，在父权体制中表达女性对独特体验和认知方式。
女性翻译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标志着中国女性挣脱了传统对女性的羁绊，开始走出家庭生活的小圈子，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族文化建设。
（包相玲2015）
四、对“翻译的政治”问题的再思考
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界杰出代表的斯皮瓦克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对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及暴力因素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对译者更精确地翻译文本，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由于她个人生活经历的原因，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理论对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永远存
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传统翻译研究忽视了蕴含在翻译文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语境。
探索翻译在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对传统翻译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对挑战，促使翻译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传统译论里一些基本问题对固有认识，同时也为21世纪对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对视角和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宁.《翻译政治对三维空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4月，第26卷第2期.
2.朱耀先.《论斯皮瓦克翻译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38卷，第6期.
3.包相玲.《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对梳理与反思》，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
年9月，第7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