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
宋德星
2013-01-29 21:56:09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8年6期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印度基于其权势基值，特别是从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和“婆罗门”等级世界观出发，把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指引下，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全球体系这三个层面推行均有明显二元特征的战略，即基于“地区核心国家”的身份定位，在南亚反对印巴间的均势政治；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在亚洲推行对华均势政策；在全球体系上，对美国而言，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中大国，则有意无意地扮演“有限的挑战者”角色。
关键词：南亚印度对外战略战略文化
从根本上说，战略文化有助于一国提高把实际战略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尽管它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作为干预性变量也只是以中介、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但它作为治国谋略所需的一般性知识，在战略缔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探究印度在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过程中的战略缔造与实施情况，明辨其南亚、亚洲和全球战略的主要走势，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视角就是印度特有的战略文化。印度的战略文化造就了印度特有的婆罗门等级世界观，也深深影响了印度对南亚、亚洲乃至全球体系的战略判断和基本战略选择。
一、婆罗门等级世界观
——印度战略文化的内核
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经久不衰，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对外政策显然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①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the law of crookedness)，即主张以所谓非伦理方式实现目标而闻名于世。在其名著《政事论》(The Arthasatra)中，考底利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
梅农(K.P.S.Menon)在1947年指出，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是对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的有益修正。②但在整个尼赫鲁时期甚至其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传统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阿育王思想传统概括起来就是：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
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重大意义，其国家利益思想被纳入世界合作和印度长远利益考虑之中。前者强调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之利益的协调，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利益追求上，“印度遵从甘地的原则，即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亦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③
然而，很少提及考底利耶并不意味着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在减弱。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是个例外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新建构考底利耶传统罢了。④考底利耶只是在历史演进中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此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被公开提及。⑤
但是，印度也有学者不无失落地指出，印度尽管不乏作为大国的自然条件——战略位置、洲际规模、巨大的人口数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独立后很长时间里却缺乏强权欲望。这部分要归因于印度战略文化中的另一条主线——阿育王思想传统。另外，印度缺乏强权欲望还要归因于印度战略文化中英国殖民统治塑造的安全欲求。“安全欲求是反应式的、任务明确和内向型的，且仅当国家安全面临真正挑战时，才会激发起安全欲求，政府才清醒过来，采取本应有的一切措施来应对侵略。”⑥姑且不论这种些许失落感是否有其真实性，⑦至少是在1965年尼赫鲁逝世之后，为了获得更大的地区权势和影响力，印度的战略界便清晰地从道义语言转向现实政治，这在冷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之相伴随的是，印度俱有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一位研究者指出，像中国人一样，当印度的精英们论说其国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其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意识。“中国人和印度人，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从绝对中心地位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说……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⑧一位战略评论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⑨
所以，冷战后，无论是国大党政府领导人还是印度人民党政府都坚信并且坚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他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印度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⑩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结果出现了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应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特别是美国，其行为应顾及我们的利益。不仅政治家们和普通百姓这样思考，整个知识界也这样看。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11)
二、反对南亚均势政治
——地区战略的本质
“一国的地形和位置是决定一国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12)印度既有很严重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又有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特别是其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抱负。这就是兰德公司著名的印度问题专家所说的二元思想——基于地理上的安全感、自豪感与强烈的不安全感、危机意识。(13)“可能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和经常无意识地从地理中归纳出印度这一战略态度和思维方式。印度的战略地位、领土和人口规模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及其全球重要性。”
(14)
印度独立以来，其战略行为揭示出印度确实有一种充分体现其传统战略思维的安全观，即“曼荼罗”(mandala)思想。“曼荼罗”概念源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战略家考底利耶的论述，意指一系列的圆圈，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其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非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
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依此类推。像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一样，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
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提供了6种方案：一是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二是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三是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四是进攻，拥有进攻所需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五是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六是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单独或综合运用上述方案，就能建立足以确保生存的强大帝国。(15)前述印度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考底利耶的推崇表明，考底利耶的战略思想在印度得到了广泛接受。
“曼荼罗”思想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提供了一种整体战略观。在印度看来，正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的外部干涉，或者是小国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作为印度次大陆的强权，印度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这是印度式的“门罗主义”。
此外，南亚地区一个重要地理特征就是印度中心特性。这不仅指在地理上以印度为中心，即南亚5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并不相互接壤但大多与印度接壤，而且也指在历史与政治发展方面印度占据核心地位。
南亚地缘上的印度中心特性首先决定了地区问题的双边性质，且惟有印度与所有双边问题有染。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地理因素作为战略思考的中心因素之一。据此，印度极力宣扬其“地区核心国家”地位是其“自然权利”，尽管这一主张有着明显的殖民主义阴影和浓厚的帝国思想。
所谓“自然权利”，不过是印度政府在南亚地区推行的所谓“印度主义”外交政策的代名词，即一种南亚版的“门罗主义”。它宣称，整个南亚地区是单一的战略实体，印度且只有印度才是这一战略实体安全与稳定的保证，在地区安全决策上拥有最大限度的独断权，因而必要时印度有权对四邻小国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16)所以，自尼赫鲁以来，尽管各时期理由各不相同，印度始终反对南亚的“均势”政治。
总之，印度战略文化传统与“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即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使地区内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之、“说服”区外主要大国认可之。可见，作为对外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地区战略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印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还在于印度的地区作为。冷战后，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致力于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区外国家、特别是大国接受印度的南亚主导者地位。所以，印度坚持其他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地位，或至少是在那些对印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要与印度发生冲突。为此，印度希望南亚其他国家在地区问题上自加限制，不寻求或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印度是一个有着全球大国野心的“地区利维坦”(local Leviathan)。(17)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双边主义战略手段赋予印度相对的优势地位，这有助于避免南亚问题的国际化，也排除了南亚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可能性。当然，南亚其他国家广泛质疑印度的这种双边主义，称之为“霸权外交的隐含声明”。(18)从根本上说，印度的优势——规模、经济、工业、科技、军事和核力量优势，仍然是南亚大多数国家威胁观念的主要根源。
有鉴于此，印度一些有战略远见的人士和领袖指出，“我们外交政策的真正挑战在于我们在伊斯兰堡、加德满都、科伦坡和达卡的成功外交，而不是在大国首都的成功外交”。(19)“因为世界对印度的评判主要是基于印度邻国的视角。与邻国的敌对关系注定会妨碍印度追求其应有的世界地位。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成为妨碍印度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与邻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印度的安全，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安全。”(20)其中道理不言自明，为实现世纪性崛起，印度必须首先稳定南亚。
三、追求中印间均势——亚洲次体系层次上的根本战略关切
印度的战略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受过“曼荼罗”传统思想的熏陶，从而充分认识到印度有几条排序不同的防线。用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曾出任印度政府外交部长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地缘政治来思考：(1)如何定位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2)如何处理印度与亚洲新兴大国中国的当前和长远关系；(3)如何处理与北部大国俄罗斯的关系；(4)如何定位印度与美国的关系。(21)那么，在亚洲次体系层次上，印度又是如何看待和谋划冷战后的中印关系的呢？无疑，这首先取决于冷战后印度关于世界的构想以及对印度前程的基本判断。
早在冷战结束前夕就有美国学者认为“单极时刻”已经来临，(22)印度对此却不以为然。1992-1993年度印度外交部的报告就指出：“尽管冷战后世界被认为是单极世界，美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大国，但印度认为，国际形势不能用一维概念来界定。过去有、现在也正在出现多个力量中心，它们对国际关系有着长期的影响和作用。”(23)印度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也正式终结，但国际秩序的演变既不是单极化，也不是多极化。因为“前者假定惟一的‘一极’(即美国)拥有必不可少的实力，并愿意对世界上其余183个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力。但历史早已证明，世界权势的分化已超过20年。多极化概念假设实力大体相当的三个或更多‘主导性国家’作为其中‘一极’，对其他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实际上，世界上头等国家的实力明显不对等。世界秩序正向多中心体系演变。这种趋势在未来20年还将继续下去”。(24)
在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同时，鉴于全球秩序的复杂性和区外大国对其在南亚扩展地区影响力的持久兴趣，印度将不得不最优先地与这些国家就双边问题和全球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对话，以期达成一种共识。这不仅需要政策选择的更加多样化，也需要印度有一种更加主动的战略，以便与其直接邻国建立新的合作纽带”。(25)
那么，在这个多中心国际体系中，印度的世纪性前景如何呢？对此，最典型的观点来自印度政府前副总理、印度人民党创始人之一的阿德瓦尼：“把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的思想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思想，它能够激发每一位印度人——不分种姓、信仰、宗教、性别和阶层——的爱国情怀，它将释放出十亿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能量，以实现这一伟大思想。”(26)他深信，作为“超级大
国”的印度不仅会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且标志着人类发展进入崭新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供一国选择的根本战略有哪些呢？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认为，主要有三种学说指导着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其一是帝国征服理论，在印度则表现为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其二是非暴力外交政策，在印度表现为阿育王的弃战和文化扩张；第三是源于欧洲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和均势思想。(27)显然，在冷战后，前两种战略形态明显不适用于印度。实际上，在亚洲，至少有三个理由说明了印度外交政策的长远趋势是寻求均势。第一，如果能与那些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的国家构建起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它们的联手便能确保印度沉着应对超级大国美国的颐指气使；第二，寻求均势是一项保险的政策，因为当世界多极化时，印度将在已出现的三或四个力量中心结构中确保占据一个有利地位；第三，均势也是国内的需要，因为印度的公众舆论一贯明确反对印度与任何大国结盟。(28)
在亚洲次体系中，印度首要的根本关切是中印之间的均势。出任过瓦杰帕伊总理防务与外交事务高级顾问、政府外长的贾斯万特?辛格曾强调指出，冷战的结束明显造就了美国的单极，但也导致其他权势中心的崛起。国际均势的支点已从欧洲转向了亚洲，亚洲均势伴随着新的同盟和新的安全真空的形成。他誓言，印度将为缔造一种稳定的亚洲均势做出自己的贡献。(29)在论及中印关系时，印度著名国务活动家迪克西特曾告诫说，中印关系是不对称的；中国更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印度警觉地认为，中印关系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印度对华关系的目的之一是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以便改变这种不对称。(30)印度著名的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亚姆也露骨地说，印度如果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及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就是有了抗衡中国的一个途径。(31)
与中国进行不言自明的实力竞赛，从而确保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便成为印度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在印度看来，1998年的核试验至少是改变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状况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纪的亚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将能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就指出：“如果说1962年的战争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及改变了次大陆的权势结构，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则是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效果。”(32)正因为如此，继贾斯万特?辛格之后出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亚西万特?辛哈才会自信地表示：印度的对华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33)换言之，它基于新的势力均衡这一现实。
四、“有限的挑战者”——对美制衡与搭车战略
印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更不稳定。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一国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可选择“搭车”、均势、不结盟甚至“规避”战略。在两极格局中，印度选择了不结盟；在正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单极世界里，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的根本战略选择。印度认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搭车显然是一种理性的反应。所以，在有关海湾战争、核扩散和经济问题等各种议题上，新德里总是站在华盛顿一边，或者是软化其立场。尽管搭车无可厚非，但缔造均势则是根本之举。(34)
实际上，印度对美战略与印度关于美国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按照史蒂文?
霍夫曼的归纳，印度的美国观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流派。第一种观点是实用主义，主张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在亚洲建立一个健全的均势结构或大国协调结构不应该排斥美国，而应包括美国，以取代某种“俄印中反美三角”模式。最好是有一个美国能在其中做出贡献的亚洲均势体系，但它不能重复欧洲军事竞赛模式或导致均势战争。更为关键的是，多中心或多极化将自然出现。据此，印度不应成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国家，而应该是一个“抵制”型国家(resistant state)，抵制美国强加的霸权。实际上，印度像美国一样，接受当今国际机制、规则和规范，但也寻求在国际体系内变革歧视印度、违背印度国家利益以及危及印度基本安全的、导致权势不对称的那部分内容。
第二种观点为“最高纲领主义”(maximalism)，主要反映印度军方和核科学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领导的反扩散体制有严重的问题，不能容忍对印度核能力的任何限制。美国所理解的语言是力量和权力，为此印度需要军事上特别强大，然后才是经济这类领域；(35)印度愿意以一种无须道歉的傲慢姿态与美国就不扩散进行谈判，以一个强国的身份加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公开走向核武化之后，印度外交政策已经经历了不可逆转的概念变化和政策再定位，其中印度政府对美政策的基调基于实用主义与最高纲领主义之间的互动，现实主义成为其基本价值取向，而战略手段则主要包括了制衡与搭车两手。(36)显然，最能反映印度对美制衡与搭车两手战略的当数两国在核问题上的较量。
对于世界秩序，印度没进行任何武力挑战，但对大国推行的几个国际规范却持不认可立场。印度的挑战局限于外交手段，突出表现为冲破不扩散体制而获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37)印度与美国之间围绕核不扩散条约的冲突不仅仅反映了
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不一致，而且凸显双方在有关全球权势结构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对印度而言，其“目标是避免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二等地位，和获得与其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近1/5世界人口的大国相称的地位。因为核武器仍将是权势的主要构成要素，对这种平等地位的追求促使印度改善其制造和发射核武器的能力，除非有核国家在实现一个无核世界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38)正是基于这种理念，1998年5月，印度政府公开进行核试验，严重挑战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因而招致美国的严厉制裁。
然而，美印之间的经济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强。这在印度燃起了一种希望：经济上的合作将“外溢”到其他领域，能对印度感到有可能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行动施加某种制约。但当美国在经济与战略(至少是印度的关心部分)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后，印度感到极大的失落。印度还是认为，在21世纪，鉴于对美关系的至关重要性以及两国关系中不可忽视的特有困难，印度应以经济为基点，促进双边关系，发挥经济的“外溢”功能。(39)
所以，印度一直期望美国会对印度采取一种包容战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时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西万特?辛哈就指出：“冷战时期，决定印美战略关系的向度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格言：如果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反对我们。印度拒绝加入反共产主义军事同盟体系，并致力于不结盟运动，而这限制了我们在那个时期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与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相比，为什么在印度的美国利益如此有限。值得高兴的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已经走到了一起，而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40)
很多印度学者相信，“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不阻挠印度逐步实现其大国
抱负将是有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大体上不可避免，而且因为很大程度上多数印度人的基本价值观和利益与西方相一致。印度深厚的民主传统、它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和英语语言，以及它作为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但本质上满足于现状的大国角色，为增进印度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41)显然，这绝非仅仅理论上的推断。实际上，随着冷战后美国和印度的战略关注点南移到印度洋地区，两国在确保海湾地区到马六甲海上航道安全方面有了某种战略一致性。结果，在印度洋地区，在战略和经济安排上，美印外交开始出现某种一致。(42)印度通过接受美国在印度洋北部的安全利益来换取美国更加温和的对印态度，鼓励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4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在敏感的核问题上，2005年7月，印度与美国最终达成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借此进一步提升了印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为印度取得合法的核国家地位铺平了道路。
总之，在全球体系层面上，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推动着其外交政策行为，这决定了印度与国际体系领导者美国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体系性质的。历史地看，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但却很少融入世界秩序之中。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特别是美国也曾有过遏制印度的战略举措，采取过一种印度学者所称的对印“地区遏制”政策，如与印度的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结盟，或向其提供军事支持，以便利用南亚内部力量制衡印度，或抵消其优势地位；它也包括持续的经济和技术制裁；制定和维护国际机制以限制印度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核与弹道导弹领域。(44)但是，至少从目前来讲，印度采取的仍然是一种温和的姿态，因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限制了其行动自由。
自1947年分治以来，印度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
地位。(45)印度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传统为印度的这一大国理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渴望扮演大国角色的印度，首先基于“地区核心国家”的身份定位，在南亚极力反对印巴之间的均势政治；其次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在亚洲次体系主要推行对华均势政策；在全球体系层面上则对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采取制衡与搭车的战略，因而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正是这种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看似截然相反但却有机一致的战略追求，使得冷战后印度的战略行为迥然不同于过去，即完全以印度为中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印度特色的世界大国地位追求。
注释：
①有关考底利耶地缘政治思想和策略主张的论述见Kautilya, The Arthasastra, edited, rearrang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 N. Rangaraja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2, especially Part X: "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l: "Defence and War", pp. 541-579; Giri Deshingkar, "Strategic Thinking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Kautilya and Sunzi," and V. R. Ragavan, "Arthashatra and Sunzi Bingfa," in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y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357-366；晋劼：“《政事论》思想与策略”，《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第10-17页。
②转引自Ashok Kapur, India's Nuclear Option: Atomic Diplomacy and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6, p. 77.
③A. Appadorai, National Interest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 Delhi: Kalinga Publications, 1998, p.9.
④Imtiaz Ahmed,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3, pp. 217-218.
⑤Ahmed,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23.
⑥Bharat Karnad, Nuclear Weapon & Indian Security: The Realist Foundations of Strategy, New Delhi: Macmillan India, 2002, p. 449.
⑦实际上，这方面饱受批评的尼赫鲁政府也充满着强烈的强权欲望，只不过其借以实现印度大国地位的手段主要是不结盟政策而非军事和经济实力手段。
⑧转引自J. Mohan Malik,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tinuing Rivalry, " in Brahma Chellaney, Securing India's Future in the New Millennium,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99, p. 345.
⑨George Tanham, "India's Strategic Culture,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2, p. 130.
⑩Jaswant Singh, National Security: An Outline of Our Concerns, New Delhi: Lancer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96, p. 19.
(11)Ravi Shanker Kapoor, Failing the Promise: Irrelevance of the Vajpayee Government, New Delhi: Vision Books, 2003, p. 59.
(12)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和战争》，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3)George K. Tanham, "Indian Strategic Thought: An Interpretive, " in George K. Tanham, et al., eds., Securing India: Strategic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Power,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ing & Distrubutors, 1996, p. 32.
(14)George K. Tanham, "Indian Strategic Thought: An Interpretive," p. 30.
(15)见Kautilya, The Arthasastra, Part X: "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I: "Defence and War", pp. 541-579; Ahmed,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p. 220-221.
(16)Iftekharuzzaman, "India Doctrine: Relevance for Bangladesh," in M. G. Kabir and Shaukat Hassan, eds., 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angladesh Foreign Policy, Dhaka: Bangladesh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9.
(17)Aditi D. Juvekar, Partners in Conflict-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Indo-US Relations, Mumbai: 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 1997, p. 31.
(18)Babhani Sen Gupta, Regional Cooperat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Vol. 1, New Delhi: South Asia Pub., 1986, p. 22.
(19)Jagat S. Mehta, "Revit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Monthly Commentary on Indian Economic Conditions, Vol. XXVI, No. 5, December 1984, p. 305.转引自Madhusudan Mishra, Bharatiya Janata Party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Uppal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 96-97.
(20)M. Dubey, "India's Foreign Policy: Arms and Strategy," in Nancy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 23.
(21)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Chennai: Macmillan India LTD, Chapter 1, 1999.
(22)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2.
(23)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1992-1993, New Delhi, 1993, p.2.
(24)Jasjit Singh, "India's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Discussion Paper for the Sixth IDSA-INSS Strategic Symposium, New Delhi: January 24-25, 1996.转引自Chintamani Mahapatra, Indo-US Relations into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1998, p.146.
(25)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p. XXIV.
(26)"History Has Elected the BJP to Lead India's March towards Becoming a Superpower," Statement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Shri L. K. Advani,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New Delhi on March 2, 2004, ht tp://https://www.doczj.com/doc/445083480.html,/press/mar-0204.htm.
(27)M. K. Rasgotra, "India's Foreign Policy: Some Perspectives," In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 26-27.
(28)Kanti Bajpai, "India's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Asia," in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 83-84.
(29)Jaswant Singh, "Against Nuclear Apartheid,"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Sept./Oct. 1998.
(30)J. N. Dixit,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01, p. 248.
(31)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电。
(32)Alka Acharya, "India-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Surjit Mansingh,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 p. 190.
(33)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ha,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ni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 New Delhi, 4 February 2003.
(34)Kanti Bajpai, "India's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Asia," in Jetly, 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pp. 83-84.
(35)Darshan Khullar, Security, Peace and Honour,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0, p. 32.
(36)Steven Hoffman, "Indo-US Strategic Worldview," in Sahok Kapur, et al., eds.,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37)Baldev Raj Nayar and T. V.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Searching for Major-Power Sta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
(38)Nayar and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p. 77.
(39)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见S. S. Mehta, Launching India into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Minerva Press, 1999, p. 112.
(40)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hri Yashwant Sinha a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meaindia.nic.in/speech/2003/29ss09.htm.
(41)Ross Babbage, "India's Strategic Development: Issues for the West Power," in Ross Babbage and Sandy Gordon, eds., India's Strategic Future: Regional State 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St Maetin's Press, 1992, pp. 166-167.
(42)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见Ashok Kapur,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32-134.
(43)K. K. Katyal, "New Fields of Cooperation, " The Hindu, October 23,1987.
(44)Nayar and Paul, India in the World Order, p. 2.
(45)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页。
中国女性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一个层面的一部发展史，更是反映了我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变化史。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下女性的地位问题： 从相敬如宾到男尊女卑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是《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 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至死不渝、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 母系社会时妇女地位很高，之后夏商周妇女地位降低，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更低，交易买卖实属平常，到唐朝时，因为武则天登基为帝，妇女地位又大大提高，甚至一度使得当时人人都渴望生女而不是生男，之后到清朝，妇女地位依然很低，到近代时，随着西方民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的传入，妇女地位一步步提高，直到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 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但是即便如此，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 从先秦到汉唐，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天经地义的时代。 女性物化及礼教的迫害 应该说，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 马未都先生在说中国古代家具的时候曾经提到《金瓶梅》中的一个章节：西门庆购买了两个丫环和一部拔步床而这两个丫环的身价加在一起还远不如一部床的价值组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低下 这样的地位差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妾”的出现，封建礼教的威力在于，通过等级观念，不但迫害女性，而且还在女性中设置阶层，通过这样的阶层来达到女性们自主迫害的局面。同样是女人，妻子的地位与丈夫并列为家长，而“妾”只能
五个维度评价标准 道德品质与公民素质 优秀： 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较多的行为表现。真诚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严于律已积极上进、守信用、不作弊。尊敬师长、乐于助人与同学友好相处。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很好的集体协作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公共秩序、爱护公物、自觉维护社会、校园和教室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善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 学习与创新 优秀： 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实行有效的学习计划，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善于在学习中总结与反思，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和构建知识的能力，在包括综合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类学习活动中具有创新动机、创新旨趣和创新情感等，具备从事创新活动的原理、技巧和方法。学习成绩优秀。 合作与交流 优秀： 能客观评价自己的行为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重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与处境，能融入集体与老师和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能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交流和沟通，能与他人一起确定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能采取恰当的方法与他人进行合作。 运动与健康 优秀： 自觉参加《体育与健康》课的学习，积极参与课外体育活动，具有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遵守游戏规则，积极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关心尊重他人。在体育活动中具有合作的意识和行为。 审美与表现 优秀： 对艺术实践活动有浓厚的兴趣，并有继续探究和学习艺术的愿望，善于和他人合作，积极主动与加各类艺术实践活动，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欣赏艺术作品的习惯，能正确选择自己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独立而自信地展示个人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才能。 其他 优秀： 团结同学，乐于助人，热爱生活和学习，在学习上有目标，有计划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不怕困难，敢于向学习上的困难发起挑战;
种姓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一种具有奇特性质的等级制度，它覆盖和渗透了印度社会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但笔者在本文中试图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印度教文化对其的影响，及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因此而遭受的苦难。 印度教有两大教义构成了种姓制度的理论基础，并根据这些教义建立了一套关于区分超越现世﹑超越有限历史的永恒正义的理论，将种姓制度建立在既玄秘不实而又似乎“无懈可击”的神﹑哲学基础之上。第一个是洁净和污秽观念。印度教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的背后有一个终极的存在，“梵”，世界皆为这个终极存在所幻化并最终复归于梵。但万事万物同梵的距离是不同的，复归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印度教趋于把世界看成一个有差别的长长的序列，人类社会只是这个长序列中的一段。人生来就有差别。这种观念用于人类社会，便成为种姓划分的重要依据。社会中职业划分出洁净与不净，从事相关职业的人也划分出洁净与不净。“污秽”被看成是可以传染的，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而传染。于是产生了种姓隔离﹑内婚制等。第二个是业报和轮回思想。宇宙万物皆为梵自我展现的结果，且梵对现实世界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于是，这种超自然的存在对人们有了一种永恒的恐怖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现实中人们的地位﹑财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是受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制约预先安排好的。人的灵魂永恒不灭，但灵魂总要从一个躯壳转到另一个躯壳。灵魂的这种不断转世就是轮回，而轮回的推动力是“业力”。“业力”是人的行动，包括行为﹑语言﹑思想三方面的全部活动。业有善恶，善恶导致不同的果报。业报轮回思想就这样让人们相信，现实中的不平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永恒的平等，而且，正是这种现世的不平等，在维护着永恒平等的正义。于是，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相信了对此世命运的怨恨和反抗只会加重自己的恶业，使来世更悲惨。“业报﹑轮回思想就像一副强有力的粘着剂，把各种姓永久的固定下来。它又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个人牢牢地束缚于种姓的桩柱上。它要求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阶位而不得谮越。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对改变自己现实地位的任何世俗努力，从而也阻止了对种姓制度的彻底批判和改造。”（引自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第67页） 文化对人的影响来源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各种活动，而文化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印度教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影响正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印度教自产生时候起，逐渐在这片土地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思想上扎根，最终产生了独特的种姓制度。下面笔者引用一段对话，1965年，印度社会福利部组成了一个表列种姓的不可接触制﹑经济和教育发展委员会，对印度各邦进行不可接触制度的调查。调查者问一个不可接触者“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一个不可接触者吗？”。答“不知道，先生。一定是由于我的祖先犯了什么罪，或者由于我的前生做了什么恶。”问“那么，你怎样改变不可接触制呢？”。答“神创造了它，只有神才能改变它。”。问“你知道，在我们的圣典中，没有一处关于不可接触制的记载。不是神创造了它。”。答“神可能没有创造它，但至少，神希望我们存在。”。笔者认为那位不可接触者的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也可代表一般的不可接触者。即使在遭受了西方思想冲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近现代，种姓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比如现代工业发展，破坏了旧的以种姓为基础的分工体制，种姓对职业的限制逐渐松弛；贾吉曼尼制度衰落，种姓关系随之松弛；种姓日渐失去其传统的政治和司法职能；种姓实践和种姓意识弱化等，但种姓制度对人的影响仍未减弱。且先不谈受教育水平低下的低种姓的不可接触者，而说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如何保护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及少数派的利益的问题上也未能逃脱这个制度的束缚。所以，当甘地在1931年英﹑印第二次圆桌会议上劝说他的人民“先赶走英国人再说”时，他彻底地孤立了。以甘地为代表的许多印度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看到了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性，但并不认为是一制度本身的罪恶。他们想在不铲除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将其改造成一种“人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
七个维度分析宝洁的企 业文化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七个维度分析宝洁的企业文化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公司之一，宝洁公司的全球雇员近10万，在全球80多个国家设有工厂及分公司，所经营的300多个品牌的产品畅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相比其他公司，宝洁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何独到之处？此处试用七个维度来分析其组织文化的特点。 一．关注细节 宝洁公司的招聘有着全面而规范的流程，在面试部分，宝洁一贯以“追根究底”见长，希望得到每个问题回答的高度细节，雇员需要对问题精确分析，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应聘者很难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而宝洁在调查市场需求时，宝洁并不仅采取简单的消费者座谈，而是会深入市民生活一线，观察人家生活的细节，以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研发。 二．创新与风险承受力 “对宝洁来说，创新就是生命的血液。”宝洁公司坚持“360度创新”理念，公司的研发创新流程涉及方方面面，所有让消费者觉得舒服的产品、功能、包装、乃至广告、陈列方式，都源于创新。更不用说那些颠覆性的创新，比如纸尿裤、电动牙刷。宝洁斥资80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创新中心，便于宝洁接近不同层次的中国消费者，也帮助宝洁从中国的大学中招募到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人才，以及接触到优秀的合作伙伴。创新中心的员工表示，大学毕业刚进宝洁时，虽然是基础工作，但职位叫“科学家”，
从这里便能看出创新在宝洁公司的地位。同时，宝洁公司也为员工营造了自由探索的氛围，重奖重用作出贡献的开拓创新者和思想活跃者。 宝洁公司技术总监许友年说，他常常鼓励员工要勇于承担风险，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来得早是个好结果，既可以让研发人员重新寻找方向，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更多投入。而每当新产品上市前，北京宝洁都有会生产一小部分产品，放到消费者中作调研，以确保这些产品在功能、质量方面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也降低了推出新产品的风险。 三．团队导向 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使得宝洁人团结在一起，而公司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用独特性来实现公司的共同价值观和业务目标。 四．员工导向 宝洁公司是一个员工导向的公司，其丰富的活动及灵活的工作时间使员工时时感受到被关心的氛围，提高绩效和留住人才一举两得。150多年来，宝洁公司倡导了许多项员工福利计划，包括利润分享计划。 宝洁推行的“全员持股计划使”每一位员工都可以购买和拥有公司股票，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五．成果导向 宝洁公司有着全面的绩效考核公式和体系。宝洁非常注重人的发 展，所以它的业绩考核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而且落到了实处。
1关于唐代女性地位探究这一选题，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即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其社会地位。相关史料主要分布在《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比较集中。 关于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细分来看，又分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阶段，史料主要集中在新旧唐书的各传中。如《旧唐书·李光进传》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女也。”又如《新唐书·徐岱传》中有：“岱吝啬，自持家管钥，世所讥云。”可见当时社会风气是主妇在家庭中担当财物的管理人。此外，《旧唐书·列女传》《新唐书·公主传》等都可作为史料依据，反映唐朝一代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受到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较少。 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体现在女性参政，社会交往，受教育情况这几个方面。女性权利达到顶峰是在女皇武则天时期，主要史料参考新旧唐书的《则天本纪》，其余女性参政资料分散于各传中，如《资治通鉴》卷194，卷209，《旧唐书》卷51，《旧唐书》上官昭。关于女性社交，《太平广记》卷31，卷386分别记载了一些节度使夫人和都督夫人设宴招待下属夫人的事例，这对她们协助丈夫处理公务，协调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好处。这就说明了当时的贵族妇女还没有完全沦为养尊处优的家庭奴隶，其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而《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反映了唐代女性能够自由出入及旅游。 除了以上史籍，还有很多史料可以借鉴参考。如《礼记》《全唐诗》《唐会要》等。 以上是关于这一选题的史料搜集情况，下面介绍当代相关的学术研究概况。近年来有关女性地位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古代女性地位的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所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 现当代的学者这要侧重从经济、法律、婚姻家庭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唐代女性的地位。 段塔丽于2001年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从夫妻关系看唐代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一文，她说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时期，其“开放性”不仅表现在皇朝内政外交等方面，而且还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在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等方面。唐代夫妻关系上的开放，以及丈夫对妻子人格意志的尊重和行为上的宽容，为整个封建时代所少有。此外，贵族女性的地位远远高于下层社会。据台湾王寿南先生的统计：唐代公主总共210人，其中公主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除去早亡和入道的公主，再嫁公主占总数的23%，远远高于下层社会。王曰美在《齐鲁学刊》2005年02期上的《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文中说到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这些都是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来指出唐代女性的地位较之前代有了提高，女性地位提升。但有些学者注意事物的两面性研究。如：汤蓉岚于2003年发表在《台州学院学报》上《论唐代妇女生活的悖反现象》一文，文中谈到唐代的女性向来被认为是封建时代比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但她们毕竟没有超脱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因而又在法律、伦理上受到种种歧视和压制。这种悖反现象和两面性,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唐代妇女自主抗争的表现。张金桐与左占平在《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04期发表的《唐代妇女及其地位》一文也指出唐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地位,与其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两样。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应该是全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唐人的妇女观仍然是“男尊女卑”。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当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近年来有关女性地位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在古代女性的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唐代一朝便是一个热门，但是以法律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地位的 1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1－10－10 作者简介：朱明忠（1943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印度教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朱明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要：中国与印度是两大文明古国，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互为影响。印度教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如天文、数学、医学、哲学、宗教等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祖先曾经从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思想文化。 关键词：印度教；佛教；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算经；婆罗门药方中图分类号：B982， B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1）04—0057—06 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山水相依、互为比邻， 两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经贸与文化的往来。根据史书记载，大约在两千年前，印度教就伴随着佛教传入 中国。虽然印度教在中国的名声没有佛教那么大，但是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一、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 大约在公元前后，印度教伴随着佛教，就已从印 度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 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倾向于这两种观点：一则为西汉哀 帝元年（公元前2年），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 《浮屠经》”（见《魏略·西戎传》）；二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 ，“白马驮经”来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无论怎么说，在公元前后，佛教就已传入我国。至于印度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确实很难考证。因为印度教比佛教早产生近一千年，佛教受印度教的影响很深，在它的思想中糅杂着许多印度教的教义与学说，一般人很难区分。例如，初期佛教吸收了奥义书中的许多思想，如“业报轮回”、“瑜伽修行”等；到了大乘时期，佛教不仅吸纳了吠檀多的哲学内容，而 且实行偶像崇拜， 移入了不少印度教的神灵；晚期的佛教密宗，更是大量汲取印度教性力派的思想和修行方式。实际上，印度教的许多思想都包含或融合于佛 教之中，当佛教传到中国后，印度教的思想也自然进入中国。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遗迹，佛教和 印度教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四条：（1）“陆上丝绸之路”———由印度的西北部，经克什米尔，越葱岭，沿 着天山南北两路， 到达阳关和玉门关，这条路线又被我国称之为“西域道” 。（2）“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经马六甲海峡、马来群岛，至我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此路线又被称为“南海道”。（3）“滇缅道”———由印度阿萨姆地区进入缅甸，再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省和西南地区。（4）“尼藏 道”———从印度向北，经过尼泊尔，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我国的西藏地区。 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经过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时代，中印的佛教文化交流已达到鼎盛时期。在这种交流中，许多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为了寻求宗教真理，他们跋涉戈壁沙漠、穿过丛林峻岭、翻越喜马拉雅山，历经千难万险。在这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途中，不知道有多少中印的香客或学者，未能达到终点而死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维度分析 一、战略目标国家文化安全与公民文化权利的双重诉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 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来源。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中战略地位的确立，一方面源于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社会全面进步中对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响应。 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变革与文化竞争正在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全球化而今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2]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而且也越来越多的指向文化领域，文化成为一国重要的软实力而成为综合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不仅事关文化的独立性，而且关系到一国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 文化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拥有的最高权和独立权，其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权和发展权。 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存在将为文化安全提供权力支持和政治保证。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硬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但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国家软实力未能取得同步发展，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即存在自性危机。 [4]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相对隐形，但却事关重大。 这是因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从深层上影响着国民的精神和灵魂。 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就会陷入混乱，国家安全就无法保障。 [5]而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排挤战略的挑战，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隐忧。 从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和态势来看，中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表现在中国还不是文化生产大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实力不济，文化输出的能力不足；表现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行销模式，中国尚未建立一套相应的软实力制约机制，文化竞争的反制能力薄弱。 中国应当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发展，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坚决抵制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今天世界上……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
浅谈中国女性社会地位 【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到今，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历史过程。本文将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影响 一、从古到今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1、母系社会------“女主”地位 母系氏族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生产经验不足，所拥有的主要是以石器为主的极其粗糙、简陋的生产工具。同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大自然变幻无常，野兽出没，人类时常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一个人根本无法独立生存。因此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简单而合理的社会分工中共同抵御自然的侵袭，保证自身的生存。在这样的简单的社会分工中，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打鱼、防御野兽，妇女主要采集食物、生儿育女、缝衣做饭$狩猎!打鱼由于技术设备的限制，收获很少，而防御更使男子损失较多。女子从事的采集等工作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并且当时人口稀少，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使女子采集的收获颇丰，所以，女子在经济方面有很高的地位。女性牢牢地抓住了经济大权，从而也奠定了女性处于氏族群体核心的社会地位。母系氏族时代早期处于人类的婴儿期，人们的意识尚处于低级阶段，不知道两性生活与生育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解释女性的生育现象。人们看到大地可以生长植物，女性可以生出孩子，对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于是认为女性和大地一样有着生长万物的神秘力量，于是就把女性当作神来崇拜。这一时期女性是社会的主体和中心，并且以其生殖能力和所掌握的部落经济权利而取得崇高的地位，女性受到人们“神’一般的敬仰。 2、父权社会-----“女奴”地位 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形成，交换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个人的社会生活变得丰富，思想和认识也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巩固，从根本上稳固了男性的地位，也进一步将女性从事的采集等行业边缘化，决定了女性地位被贬低的命运。直至社会发展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女性社会地位边缘化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女性的光辉时代一去不复返，男性逐步占据了社会的主导，甚至是全部，女性变为男性的附属。父权社会成为女性的“女奴’时代。 3、新民主主义时期--------打碎封建枷锁 五四运动是中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座界石，它翻开了中国女性发展新的一页。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开明思想的传入，中国女性社会状况得到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开女禁，兴女学，女性的潜力展现，社会地位与发展状况也得到相当的改善。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中国妇女终于获得了解放，形式上的解放。建国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状况得到了一个质的变化。首先，女性的各项基本权利逐渐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认。女性首次拥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拥有了参政的权利。《婚姻法》的颁布，从根本上使广大女性得到了婚姻自由。《妇女权益保障法》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正当维权的途径。其次，妇女与男子共同接受教育和参与生产，给了女性自身发展与独立的机会，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情形堪虞。 4、社会主义时期--------男女平等 改革开放后，女性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宪法和其他法律进一步规定妇女有和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切实保护妇女政治权利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妇女与男子享
Hofstede的五个文化尺度 (重定向自五个文化维度) [编辑] 什么是Hofstede的五个文化尺度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五个文化尺度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权力距离。一国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对于人际关系（他们所 属的家庭或组织）的认同与重视程度。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文化有益于权力、 控制、获取等社会行，与之相对的女性气质文化则 更有益于个人、情感以及生活质量。 ?不确定性规避。一国范围内人们对于结构性情景（相 对于非结构性情景、非常规态势）的偏爱程度。 ?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长期：着眼于未来的价值取 向，比如储蓄习惯和坚持力。短期：着眼于短期和 眼前的价值取向，比如尊重传统、重视履行社会义 务。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是仁慈的独裁者；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主权。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自己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对这个内部群体绝对忠诚。 所谓“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约、节俭和储备；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
二、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第一,多元复杂性。印度是一个种族众多、人种多样的国家。印度有100多个民族,还有500多个表列民族,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人口超过千万的民族多达十几个,譬如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鲁固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拉贾斯坦族、旁遮普族等,它们被划归为六个主要的人种:尼格利陀人、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地中海人、雅利安人和阿尔卑斯迪纳拉人。不同种族有不同的语言,也有不同的习俗,信奉不同的宗教,像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耆那教文化、锡克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部族文化,它们构成了底蕴丰厚、丰富多彩的印度文化。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说:“凡是不带偏见的观察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以敏锐的洞察力来考察印度时,就会发现印度具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它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第二,浓重宗教性。印度文化中,宗教信仰不仅是特有的,而且是重要的,印度文化中充满了宗教色彩,形形色色的宗教势力在印度久盛不衰,影响无远弗至,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世界十大宗教中,印度占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等七大宗教。对于印度来讲,其宗教与文化的结合达到了不可分离的深度。在印度,人以宗教划群,物以宗教定性,几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宗教的控制,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宗教不仅仅作为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宗教意识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至印度人认为,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而不信仰宗教却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极大的包容性。印度传统文化非常活跃,不时地根据需要而吸收进入印度的外来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极大的宽容性和包容性,印度文化中“它(印度教)采取的宽容态度,不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或者权宜之计,而是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项原则。宽容是一种责任,并不仅仅是一种让步。在履行这种责任时,印度教几乎把形形色色的信仰和教义都纳入了它的体系之中,并且把它们当作精神努力的现实表现,不管它们看起来是怎样的对立。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它是一种从“农业——宗法”（农业文化、血缘文化、宗法文化）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性文化。 地域特征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既其地域特征。 1.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诸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诸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 2.第二，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 3. 第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显。 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仅从四个方面简单加以阐述： （1）在思想或意识形态领域 独立以后，以印度教教派组织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与西方思想斗争加剧，一直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主义”都是与印度传统相对立的，印度传统精神是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相互依存，和谐统一。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就必须在印度教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达摩之治”。所谓“达摩”，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必须履行的行为法则和社会义务，婆罗门有婆罗门的达摩，首陀罗有首陀罗的达摩……只要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达摩办事，社会就会和谐统一。 “达摩之治”的学说，在印度民众中影响很大，它生动地反映出印度传统思想对西方思想的抵制和抗争。 （2）在文化领域 近年来，在文化领域上印度教传统文化也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发生较强的冲突和对抗。 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冲突随处可见。例如，200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印度教教派组织——湿婆军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在德里、孟买等许多城市捣毁商店和餐厅，上街游行，反对情人节，以维护传统节日。美国的肯得基、麦当劳快餐店在印度经营多年，绞尽脑汁，但进展不大。2000年，肯得基宣布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也只在印度开了二十几家，这是因
学校组织文化研究的维度分析 呼伦贝尔副教授杜国民 一、学校组织文化维度研究的意义 1．对学校组织文化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学校文化建设。从不同维度对学校组织文化进行研究，会使人们从不同层面挖掘学校文化的意义，更加明晰学校文化现状，了解所处的文化层次结构及文化功能，提升师生对文化建设的了解度和认知度，促进学校文化建设。对学校组织文化进行维度研究，其要旨在于多视角审视学校文化现象，形成科学的学校组织文化观。 2．通过学校组织文化的维度研究，寻找学校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文化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梳理、组织行为的研究、组织氛围的透视等，判断学校发展的健康状况，发现学校文化建设各要素、因子间的因果关系，探明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找出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 3．对学校组织文化的维度研究，有利于学校文化内部要素的整合。伯顿·克拉克认为，对于一个复杂的组织而言，其内部的整合体现为两个基本维度：结构性整合和规范性整合。结构性整合主要是通过组织中人们或群体间的互动联系来实现的，规范性整合则来自组织成员共享的信念、态度和价值。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场理论”( field theory)——“行为=f(人·环境)”。即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来解释学校组织行为，通过学校成员之间的工作关系、情感关系、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等的研究会使结构性整合更加合理。另一方面，通过剖析学校文化内部要素，查明各要素在现实中的作用和状态，提炼升华学校文化的核心要素——默许假设或核心价值观，将有利于达成文化的规范性整合。 4．对学校组织文化的维度研究，有利于拓展学校文化功能开发的视角。在组织管理上，“组织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能协调人际关系，增强组织凝聚力，培养团队精神，引导成员走向共同目标，在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育人育德上，学校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资源，对人才素质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学生的社会发展上，学校文化会加速学生的成熟步伐，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等。 二、学校组织文化研究的几个维度 对某一种文化进行判断评价，首先应当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发现其文化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了解其系统及功能。本文主要从学校组织的文化类型、组织氛围、组织行为、发展层次等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1．学校组织文化的类型维度研究。在文化类型上，学校文化有着一般组织理论所不能刻画的个性特征。斯坦霍夫和欧文斯（Steihoff，C.R.& Owens．R.G．）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文化(family culture)、机器文化(machine culture)、表演文化(cabaret culture)、恐怖场所文化(little shop of horros cuture)，分别隐喻了相互关爱、友善合作的，学校作为完成任务机器的，学校是表演舞台的和受专制强力控制的，冷漠冲突的几种学校文化形态，认为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的“根”。汉迪( Charles Handy)提出学校组织文化存在四种理想模式：权力文化模式( Power culture)、角色文化模式( Role culture)、任务文化模式(Task culture)和人的文化模式( People culture)。他用四位希腊神话人物（宙斯、阿波罗、雅典娜和狄俄尼索斯）来分别作为上述四种文化模式的象征，对崇拜“英雄”的组织、工具理性特色明显的组织、注重集体合作精神的组织和彰显人的地位尊严的组织进行了文化描述，但其四种文化模式更像组织或管理模式，理想化特征较为明显。此后，舒尔·多普森和伊安·莫克内进一步提出大学的四种组织文化模式：学院模式(Collegial Model)、官僚化模式(Bureaucracy Model)、团队模式(Corporation Model)和企业模式(Enterprise Model)。学院模式代表了一种学者治校、教授治教的围绕学术权威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权力文化色彩的、部门连接相对松散的组织运行模式，不足之处在于极易滋生学阀专制、组织战斗力不强；官僚化模式代表了高度规范、等
市场营销二班陈晓丽2010021459 印度文化分析 近年来，印度正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稳步前进，其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8%以上，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美誉度不断攀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大。我们自身也深刻感受到印度这个巨大邻国正在加紧追赶中国的脚步。随着印度经济实力的上升，其军事能力、外交活力乃至文化张力随之增强。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印度现代化和崛起的过程中，印度的文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很多精华，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作为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学者，笔者想就其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一些探讨。这里就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分析。 一、宗教文化 印度是个宗教国家，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对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也拥有广泛的信徒。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共存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形成了印度文化浓郁的宗教性。宗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政治法律的制定，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也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宗教也融入印度的文化之中，其民族语言、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雕刻等等更是以宗教为中心。在印度文化体系中不难看出其他文化成分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英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印度文化多样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二是和平方式的文化交流。此外，印度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和众多的部落，这些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因此，印度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印度对所有的外来文化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式，所以，印度所有的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语言文化和宗教文化里，既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成分，又与外来文化融为一体。 二、政治文化 印度是一个施行民主制的国家。它的宪法规定，印度施行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按照议会民主制的原则，印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权力结构网络。议会对政府的组成及其施政行为拥有决定性的权力。总统由联邦议会两院议员和各邦议会议员按照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 国家文化形象的客观依据是国家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 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刚健笃实”的实干品质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
中央财经大学2012－2013学年第2学期期末考试 《当代世界宗教问题透析》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对印度教文化的认识及启示》 摘要：本文就本学期对印度宗教的学习感悟为出发点，首先谈论印度教的主要理念及其在印度文化中的作用；接着阐述了印度教文化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的影响；最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谈谈有关印度教文化的启示。 关键词：印度教、文化、社会生活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初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印度宗教，也改变了我对宗教的一些认识。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浓重的国家，而印度教在印度宗教文化中又占据了主体地位。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大教，几乎主宰了印度2000多年的历史，影响着印度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印度文化、人们的道德信仰、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 一、印度教的主要理念及其在印度文化中的作用 印度有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印度教于公元8世纪形成，它的前身是婆罗门教。它综合了多种信仰，并没有单一的信条，但所有印度教教徒都信奉多神教的主神论，最重要的神有“创造神”梵天、“守护神”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 印度教有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信仰印度教的人，被严格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且生来就决定了。自然而然的体现了印度教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这可能与其他宗教的教义不同。正因如此，印度人的等级思想根深蒂固，并且这个民族一般是不允许不同种姓的人通婚，这意味着，婆罗门的后代还是高贵的婆罗门，首陀罗的后代还是地位较低的首陀罗，世代相传。 印度教同样当然宣传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关于因果报应的一种说法是，人的一辈子要减少暴力行为，尽量非暴力，不杀生，这样人在死后可以减少苦难。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印度人的道德秉性。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文明最核心部分是宗教。印度人长期在宗教的熏染和陶冶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印度教文化也就构成了印度文化的主体，宗教性和宗教色彩构成了印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一，印度教文化娜视物质、祟尚精神的观念；其二，祟拜神灵、为神奉献的观念；其三，崇尚再生、不惧死亡的观念；其四，忽视时间、淡漠历史的观念。1印度教文化在印度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印度教文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印度教文化从公元8世纪开始，就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之中。印度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成为一种具显著特征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并深入和影响到印度的方方面面。 由于印度教对神不灭的崇拜，延续了几千年印度人对宗教的信奉和执着，也成为了印度历史发展进程中遭遇混乱而能重获和谐发展的精神源泉。在贫富分化的印度，贫困者化解无常和痛苦的最佳途径就是认命和敬神，因此印度农村家家户户都供着宗教偶像，相信神主宰着、也引导着，追随 1朱明忠, 印度文化的宗教性与印度宗教哲学[J].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
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流不断增多，文化碰撞问题日渐凸显。文学、影视作品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碰撞问题。李安执导的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日常生活、伦理道德、婚姻观念、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关键词：霍夫斯塔德；文化差异维度；喜宴；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在电影《喜宴》中的体现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1991：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