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判”危及公众法律信仰

“同案不同判”的法理分析和现实对策作者：殷增华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5期一、何谓“同案不同判”——解析同与不同同案不同判或同案异判是通俗的说法,指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案件,没有得到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判决结果,通常被认为是对法制统一、司法确定的悖离豍。

与之类似,还有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执、同事不同制、同命不同价等表达,都是对于司法领域“同等情况不同对待”的具体概括和表述。

拉丁语中有“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在相似的案件中,救济的手段也应该相似”的法谚,而且相应的也有“对不同情况,也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的说法。

“相似并不等于相同,因为没有相似的东西是相同的”豎。

两个事物如果完全等同——在时空本体上都一致——那就意味着其只是一个事物。

同与不同都是相对的,都有着时空条件的限制。

在无限抽象的意义上,所有事物都有无尽的相同;在无限微观和具体的意义上,所有的事物都不尽相同。

同,更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其存在于某个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人们针对几个事物进行同视角的比较之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却完全可能存在两个事物某个角度的共同特征。

物质上的区别是相对容易的,而判断两件事情、两个案件、两个行为、两种想法是否相同,就比较困难,甚至可能超出人的语言和思维所构建的评价体系。

人们常用巧妙的方式进行评价——圈定特定的领域,划定特定的标准,力争将问题简化到技术上能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现代法治的真谛,也是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具有普世价值的真谛。

同与不同都是假定的,需要首先在观念上明晰比较的角度和要素。

法治视野中的同与不同首先是在法律评价体系下而言的,所以有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区别。

完全可能存在相同的两个行为,两个情节,两个罪名,因为所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都被先验的拟定了一个前置规则——都是走上了司法轨道的纠纷,都意图通过司法来处理,接受法律的一体评价,于是对于有着可比性而且能够用相同规则度量的案件都被要求同样的处理也就成为了可能甚至必须——这就是法律领域同案同判或者同案不同判的奥妙所在。

“同案异判”的理论反思与司法回应作者：王安胡峻峰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1年第06期摘要：“同案异判”是阻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正确认知这一现象，需界定“同案”的内涵，并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角度研究“同案异判”的司法呈现。

产生“同案异判”，既有立法缺陷、地域差异、认知局限等表层原因，也有成文法的不周延性、社会科学的复杂多变性和认知的螺旋式上升性等深层原因。

应通过健全多层次裁判标准、提升类案识别区分技巧、完善类案强制性检索制度、增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力度和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等途径，纾解“同案异判”，最大程度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同案异判司法公正类案认知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裁判文书通过互联网公布的力度和范围逐步扩大，司法活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也不断提升。

“同案异判”成为广为关注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同案异判”，填平法律专业认知和民众朴素思维之间的沟壑，统一法律适用，是司法人员必须重视和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同案异判”的司法现实考察论及“同案异判”，首先需要回答何为“同案”。

有观点认为应当严格区分“同案”和“类案”[1]，但目前主流观点不严格区分二者，因为语义上的区别对于司法裁判不具有太多的理论价值。

[2]事实上，在法律适用中，“同案”与“类案”经常指代同一类对象，因此本文中的“同案”是指抽象层面的同类型案件。

在以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同案”的属性研究，以及“同案异判”的价值研究等。

[3]但近年来，关于同案识别的研究日渐兴盛，即通过技术性手段判断两个案件是否为同案。

[4]在此基础上，“同案”可以定義为两个相对比的案件在法律关系上相同或者是适用同一“中心法条”，同时在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实质要点上具有相似性的案件。

（一）当事人角度的司法呈现案件当事人是司法判决的首要影响者，或是基于自身的直观想法，或是出于诉讼策略的需要，他们都会着重搜集“同案”。

一、“同案不同判”概述及典型案例“同案不同判”是通俗的说法，指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法院之间、不同庭室之间乃至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

与之类似，还有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执、同事不同制、同命不同价等表达，都是对于司法领域“同等情况不同对待”的具体概括和表述。

“同案”主要是指同类案件，判断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讼标的种类相同或相近；二是法律构成要件事实相同或相近。

如果两个诉讼标的或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裁判结果主要方面不一致甚或相反，即属于“同案不同判”。

尽管“同案同判”作为司法基本原则被普遍接受，但放眼我国司法现状，“同案不同判”在不同层级法院、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法院的不同庭室，甚或在很短的时间段里相同庭室的不同法官之间还是普遍存在的。

典型案例如许霆案和与之高度一致的何鹏案。

2006年4月21日，许霆在广州某银行的ATM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只被扣1元。

之后，许霆共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

2008年，法院最终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

此前的2001年3月2日，云南的何鹏在ATM机上查询余额时发现卡面余额有百万元之多，遂于当晚和次日分215次取款429700元。

2002年，云南省高级法院以盗窃罪判何鹏无期徒刑。

许多人都认为两案是比较典型的“同案”-- 同是针对ATM机，同是恶意透支，同构成盗窃罪，同是数额巨大，甚至一审都同被判处无期，然而其最终判决结果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一个被从无期改判为五年，一个被继续维持无期。

再如，前年，成都孙伟铭醉驾案造成4死1重伤，被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醉酒驾车致6死7伤的三门峡交通肇事案司机王卫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连续发生的相似案件，量刑却存在较大差异。

民事案件方面，如王海打假索赔系列案，打假名人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

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及对策——湖北诚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应良律师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法律现象。

这不仅对被害人及社会造成了二次伤害和不良影响，导致司法不公，还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特别是个别负案在逃的重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给社会治安留下了严重隐患，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到案的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抵触情绪，怀疑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平正义，甚至藐视法律，不利改造释放后回归社会。

这种问题应当引起法律修订者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堵塞这个问题的法律漏洞。

一、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另案处理”为处理结果。

更完整的表述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另案处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同案犯罪嫌疑人一部分嫌疑人在逃或者管辖方面存在的问题权宜之法，其目的是保障部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节约司法资源。

刑事诉讼活动，是自侦查阶段起，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上所载的另案处理，在实际中存在三种情形：一是不处理或无法处理；二是从轻处理；三是从重处理。

这样必然对会涉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包括证据运用、法律适用、定罪量刑，影响到案件时效和司法权威，从而造成人们对司法不公贬损评价，特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丧失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

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完备，办案人员个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实际能力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1、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内部缺乏监督。

一是案件侦查草率结案，只重视对到案人的行为讯问，忽视在逃嫌疑人的讯问和追究，不能掌握在逃人员去向和线索，到后来追逃时，没了下文；二是案件移交时，不重视对在逃人员的作息移交，致使追捕无法继续进行，检察院也无从监督；三是对违规办案、降格处理、以罚代刑未能实施有效监督。

2、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时，没有到案的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意性、犯意、动机深入探究，法律监督缺位。

公正司法与公众信任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公正司法是确保正义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

当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客观地处理案件并维护人民的权益时，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

本文将探讨公正司法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一些措施来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一、公正司法对公众信任的重要性公正司法是一个健康社会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

司法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正义和保障人民的权益。

只有在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保护无辜者的权益，并对罪犯实施适当的惩罚时，公众才会对司法部门产生信任感。

公众信任司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当公众对司法系统不信任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对法律和法规的尊重，甚至可能寻求其他非法途径来解决争议。

这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

因此，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公正司法如何增强公众信任1. 提高司法透明度司法系统应当保持透明度，并向公众展示其工作过程和决策原则。

这可以通过将审判程序公开化、增加司法信息的发布、建立司法统计数据库等方式来实现。

透明度的提高将增加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并减少对司法工作的猜疑和怀疑。

2. 严格执行法律和规章司法系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和规章的执行，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或享受特权。

司法工作者应当以公正、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处理每一个案件，并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裁决。

只有这样，公众才会相信司法系统是正当的，并愿意接受司法的裁决。

3. 加强司法教育与培训为了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司法部门应当加强司法教育与培训。

通过系统的培训计划和经验分享，司法工作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需求，并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

这将进一步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从而增强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4. 推动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增强公众对司法信任的关键一步。

司法系统应不断更新自己的机构和制度，以更好地应对社会的挑战和需求。

推动司法改革不仅包括改革司法程序和审判模式，还涉及到提升法官和检察官的管理水平，建立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司法机构等方面。

“同案不同判”，怎么破作者：来源：《新传奇》2020年第23期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之前的判例并不对之后的裁判构成约束。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仍旧屡见不鲜。

法律赋予了法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时可能会出现自由裁量权滥用。

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都是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都是要求商家10倍赔偿。

不同的是，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认定知假买假行为属于消费行为，支持了10倍赔偿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则认定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驳回其10倍赔偿请求。

上述两份判决书的公布时间都在2019年，且前后间隔只有几个月。

同一事实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再次将“同案不同判”置于公众视野。

同案不同判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法官的自主裁判权和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增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除了在民事、行政類案件中出现外，在刑事案件中也时有发生，其中以仿真枪案件最引人关注。

刘大蔚因网购24支仿真枪，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上诉后，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刘大蔚的父母随后提出申诉。

201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大蔚的再审判决：以走私武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刘大蔚有期徒刑7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32000元。

陈洪陶于2006至2008年期间，分别从广州市玩具市场和香港购得仿真枪存放于自己的住所。

案发后，法院一审判处陈洪陶有期徒刑一年。

陈洪陶不服提起上诉，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陈洪陶仍不服，开始逐级申诉。

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陈洪陶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作出再审判决：陈洪陶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免予刑事处罚。

裁判标准为何不统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认为，“同案同判”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法治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也有助于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建设。

“同案同判”问题研究在法治中国工作推进过程中，司法能够公正，司法能够公平尤为重要。

同时伴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人民群众对同案不同判现象尤为关注，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监督工作中去。

案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受到案件情节引发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影响，还受到媒体炒作热度和网民参与讨论热度的影响。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引发了诸多问题。

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发生已经迫在眉睫。

因此笔者在国家整治司法同案不同判现象工作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方法。

关键词：同案不同判；社会影响力因素；司法判例数据库引言“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刑法应用上的体现，既需要惩罚犯罪行为，又要对人权保障进行权衡，正所谓“法律是把天平秤”，对同案不同判现象的研究有利于权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个机制。

“同案同判”不仅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公正。

“同案同判”还能强化老百姓对司法公正正义的信任，促进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通过热点案例的总结分析出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一）法官量刑自由权衡标准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结合刘帅故意杀人案件[1]与齐子午故意杀人案件[2]进行比较表1 故意杀人罪刑罚区分总结：1.案件相同之处法院对两个案件在法律事实上都认定属于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对案件在量刑从宽情节上均认定具有坦白情节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情节。

两个案件在法定加重情节和酌定加重情节上都认定不具有相关事实，并且裁判结果均由基层法院作出。

2.案件不同之处初审结果不一样，裁判结果相差两年六个月。

再审结果的判决不一样，刘帅故意杀人案件在再审结果上是维持了原审判决，而齐子午故意杀人案件中再审结果是改变了原审结果。

（二）法律理论立场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结合李文杰诈骗罪[3]与石勋盗窃罪[4]进行对比表2 诈骗罪与盗窃罪区分总结：1.两个案件的相同之处基本犯罪事实相同，均是犯罪嫌疑人偷换他人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属于同案类型，且量刑从宽情节上是相近的。

同案不同罚整改措施同案不同罚是指在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中，对于不同的被告人采取不同的刑事处罚措施。

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公平正义的缺失，对社会法治建设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应当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通过明确刑法中的适用原则和具体处罚措施，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可以为法官在判决时提供明确的依据，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

此外，还可以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提高对于同案不同罚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通过加强对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养，提高他们的案件分辨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减少同案不同罚的发生。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于同案不同罚案例的研究和分析，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引导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同案不同罚问题。

要加强对于案件办理的监督和评估工作。

建立起完善的案件评估机制，对于同案不同罚的案件进行综合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的判决行为。

同时，要加强对于司法人员的监督，建立起有效的问责机制，对于存在同案不同罚行为的司法人员进行纪律处分或法律追责，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还可以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参与。

通过加强对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宣传和报道，引导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关注和参与，形成舆论压力，促使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同时，也可以建立起公众投诉机制，对于同案不同罚的案件进行投诉和举报，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司法信息化系统。

通过建设和完善相关的司法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对于案件数据的全程记录和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生。

同时，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的方式，发现和预警可能存在的同案不同罚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同案不同罚是一个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法治建设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法律制度、司法人员、监督机制、社会舆论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同案同罚的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对民事纠纷“同案不同判”的法律监督作者：林莹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2期“同案不同判”是指不同法院之间、不同庭室之间、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理论家本杰明·卡多佐曾指出：“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

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

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本案的判决相同。

如果不同，我的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

[1]“同案能否同判已成为人们判断司法是否公正的一个默认点，”[2]普遍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招致了猛烈的批判，成了人们诟病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一个口实。

如王海打假索赔系列案，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一个法院以王海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为由，驳回了其双倍赔偿的请求；而另一个法院却支持了王海的诉讼请求。

同样的事实，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判决，法院的判决是否有确定性，难免引起人们的质疑。

又如2010年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同时刊载了北京市二中院和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两起案情几乎相同的案件，同样是在北京，同样是在判断一方婚前购买的按揭房在婚后予以物权登记后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上，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个适用《合同法》，认为签订合同后取得全部债权，物权为自然转化，不动产物权登记仅为行政手段而已；另一个则适用《婚姻法》和《物权法》的规定，认定不动产物权的产生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婚后取得的物权理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从而作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判决。

再如福建某法院审理的三起案件都是原告在银行的存款被他人通过手机银行盗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结，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移动公司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在判断上诉人的原审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上，该院不同庭室却作出了不同的裁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