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判”危及公众法律信仰
- 格式:doc
- 大小:22.50 KB
- 文档页数:4
“同案不同判”的法理分析和现实对策作者:殷增华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5期一、何谓“同案不同判”——解析同与不同同案不同判或同案异判是通俗的说法,指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案件,没有得到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判决结果,通常被认为是对法制统一、司法确定的悖离豍。
与之类似,还有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执、同事不同制、同命不同价等表达,都是对于司法领域“同等情况不同对待”的具体概括和表述。
拉丁语中有“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在相似的案件中,救济的手段也应该相似”的法谚,而且相应的也有“对不同情况,也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的说法。
“相似并不等于相同,因为没有相似的东西是相同的”豎。
两个事物如果完全等同——在时空本体上都一致——那就意味着其只是一个事物。
同与不同都是相对的,都有着时空条件的限制。
在无限抽象的意义上,所有事物都有无尽的相同;在无限微观和具体的意义上,所有的事物都不尽相同。
同,更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其存在于某个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人们针对几个事物进行同视角的比较之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却完全可能存在两个事物某个角度的共同特征。
物质上的区别是相对容易的,而判断两件事情、两个案件、两个行为、两种想法是否相同,就比较困难,甚至可能超出人的语言和思维所构建的评价体系。
人们常用巧妙的方式进行评价——圈定特定的领域,划定特定的标准,力争将问题简化到技术上能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现代法治的真谛,也是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具有普世价值的真谛。
同与不同都是假定的,需要首先在观念上明晰比较的角度和要素。
法治视野中的同与不同首先是在法律评价体系下而言的,所以有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区别。
完全可能存在相同的两个行为,两个情节,两个罪名,因为所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都被先验的拟定了一个前置规则——都是走上了司法轨道的纠纷,都意图通过司法来处理,接受法律的一体评价,于是对于有着可比性而且能够用相同规则度量的案件都被要求同样的处理也就成为了可能甚至必须——这就是法律领域同案同判或者同案不同判的奥妙所在。
“同案异判”的理论反思与司法回应作者:王安胡峻峰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1年第06期摘要:“同案异判”是阻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关键问题之一。
为正确认知这一现象,需界定“同案”的内涵,并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角度研究“同案异判”的司法呈现。
产生“同案异判”,既有立法缺陷、地域差异、认知局限等表层原因,也有成文法的不周延性、社会科学的复杂多变性和认知的螺旋式上升性等深层原因。
应通过健全多层次裁判标准、提升类案识别区分技巧、完善类案强制性检索制度、增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力度和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等途径,纾解“同案异判”,最大程度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同案异判司法公正类案认知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裁判文书通过互联网公布的力度和范围逐步扩大,司法活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也不断提升。
“同案异判”成为广为关注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同案异判”,填平法律专业认知和民众朴素思维之间的沟壑,统一法律适用,是司法人员必须重视和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同案异判”的司法现实考察论及“同案异判”,首先需要回答何为“同案”。
有观点认为应当严格区分“同案”和“类案”[1],但目前主流观点不严格区分二者,因为语义上的区别对于司法裁判不具有太多的理论价值。
[2]事实上,在法律适用中,“同案”与“类案”经常指代同一类对象,因此本文中的“同案”是指抽象层面的同类型案件。
在以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同案”的属性研究,以及“同案异判”的价值研究等。
[3]但近年来,关于同案识别的研究日渐兴盛,即通过技术性手段判断两个案件是否为同案。
[4]在此基础上,“同案”可以定義为两个相对比的案件在法律关系上相同或者是适用同一“中心法条”,同时在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实质要点上具有相似性的案件。
(一)当事人角度的司法呈现案件当事人是司法判决的首要影响者,或是基于自身的直观想法,或是出于诉讼策略的需要,他们都会着重搜集“同案”。
一、“同案不同判”概述及典型案例“同案不同判”是通俗的说法,指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法院之间、不同庭室之间乃至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
与之类似,还有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执、同事不同制、同命不同价等表达,都是对于司法领域“同等情况不同对待”的具体概括和表述。
“同案”主要是指同类案件,判断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讼标的种类相同或相近;二是法律构成要件事实相同或相近。
如果两个诉讼标的或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裁判结果主要方面不一致甚或相反,即属于“同案不同判”。
尽管“同案同判”作为司法基本原则被普遍接受,但放眼我国司法现状,“同案不同判”在不同层级法院、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法院的不同庭室,甚或在很短的时间段里相同庭室的不同法官之间还是普遍存在的。
典型案例如许霆案和与之高度一致的何鹏案。
2006年4月21日,许霆在广州某银行的ATM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只被扣1元。
之后,许霆共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
2008年,法院最终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
此前的2001年3月2日,云南的何鹏在ATM机上查询余额时发现卡面余额有百万元之多,遂于当晚和次日分215次取款429700元。
2002年,云南省高级法院以盗窃罪判何鹏无期徒刑。
许多人都认为两案是比较典型的“同案”-- 同是针对ATM机,同是恶意透支,同构成盗窃罪,同是数额巨大,甚至一审都同被判处无期,然而其最终判决结果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一个被从无期改判为五年,一个被继续维持无期。
再如,前年,成都孙伟铭醉驾案造成4死1重伤,被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醉酒驾车致6死7伤的三门峡交通肇事案司机王卫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连续发生的相似案件,量刑却存在较大差异。
民事案件方面,如王海打假索赔系列案,打假名人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
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及对策——湖北诚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应良律师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法律现象。
这不仅对被害人及社会造成了二次伤害和不良影响,导致司法不公,还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特别是个别负案在逃的重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给社会治安留下了严重隐患,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到案的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抵触情绪,怀疑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平正义,甚至藐视法律,不利改造释放后回归社会。
这种问题应当引起法律修订者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堵塞这个问题的法律漏洞。
一、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另案处理”为处理结果。
更完整的表述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另案处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同案犯罪嫌疑人一部分嫌疑人在逃或者管辖方面存在的问题权宜之法,其目的是保障部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节约司法资源。
刑事诉讼活动,是自侦查阶段起,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上所载的另案处理,在实际中存在三种情形:一是不处理或无法处理;二是从轻处理;三是从重处理。
这样必然对会涉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包括证据运用、法律适用、定罪量刑,影响到案件时效和司法权威,从而造成人们对司法不公贬损评价,特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丧失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
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完备,办案人员个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实际能力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1、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内部缺乏监督。
一是案件侦查草率结案,只重视对到案人的行为讯问,忽视在逃嫌疑人的讯问和追究,不能掌握在逃人员去向和线索,到后来追逃时,没了下文;二是案件移交时,不重视对在逃人员的作息移交,致使追捕无法继续进行,检察院也无从监督;三是对违规办案、降格处理、以罚代刑未能实施有效监督。
2、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时,没有到案的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意性、犯意、动机深入探究,法律监督缺位。
公正司法与公众信任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公正司法是确保正义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
当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客观地处理案件并维护人民的权益时,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
本文将探讨公正司法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一些措施来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一、公正司法对公众信任的重要性公正司法是一个健康社会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石。
司法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正义和保障人民的权益。
只有在司法系统能够公正地处理案件,保护无辜者的权益,并对罪犯实施适当的惩罚时,公众才会对司法部门产生信任感。
公众信任司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当公众对司法系统不信任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对法律和法规的尊重,甚至可能寻求其他非法途径来解决争议。
这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
因此,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公正司法如何增强公众信任1. 提高司法透明度司法系统应当保持透明度,并向公众展示其工作过程和决策原则。
这可以通过将审判程序公开化、增加司法信息的发布、建立司法统计数据库等方式来实现。
透明度的提高将增加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并减少对司法工作的猜疑和怀疑。
2. 严格执行法律和规章司法系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和规章的执行,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或享受特权。
司法工作者应当以公正、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处理每一个案件,并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裁决。
只有这样,公众才会相信司法系统是正当的,并愿意接受司法的裁决。
3. 加强司法教育与培训为了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司法部门应当加强司法教育与培训。
通过系统的培训计划和经验分享,司法工作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需求,并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务。
这将进一步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从而增强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4. 推动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增强公众对司法信任的关键一步。
司法系统应不断更新自己的机构和制度,以更好地应对社会的挑战和需求。
推动司法改革不仅包括改革司法程序和审判模式,还涉及到提升法官和检察官的管理水平,建立更加公正和高效的司法机构等方面。
“同案不同判”,怎么破作者:来源:《新传奇》2020年第23期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之前的判例并不对之后的裁判构成约束。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仍旧屡见不鲜。
法律赋予了法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时可能会出现自由裁量权滥用。
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都是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都是要求商家10倍赔偿。
不同的是,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认定知假买假行为属于消费行为,支持了10倍赔偿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则认定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驳回其10倍赔偿请求。
上述两份判决书的公布时间都在2019年,且前后间隔只有几个月。
同一事实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再次将“同案不同判”置于公众视野。
同案不同判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法官的自主裁判权和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增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除了在民事、行政類案件中出现外,在刑事案件中也时有发生,其中以仿真枪案件最引人关注。
刘大蔚因网购24支仿真枪,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上诉后,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刘大蔚的父母随后提出申诉。
201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大蔚的再审判决:以走私武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刘大蔚有期徒刑7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32000元。
陈洪陶于2006至2008年期间,分别从广州市玩具市场和香港购得仿真枪存放于自己的住所。
案发后,法院一审判处陈洪陶有期徒刑一年。
陈洪陶不服提起上诉,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陈洪陶仍不服,开始逐级申诉。
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陈洪陶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作出再审判决:陈洪陶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免予刑事处罚。
裁判标准为何不统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认为,“同案同判”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法治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也有助于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建设。
“同案同判”问题研究在法治中国工作推进过程中,司法能够公正,司法能够公平尤为重要。
同时伴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人民群众对同案不同判现象尤为关注,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监督工作中去。
案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受到案件情节引发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影响,还受到媒体炒作热度和网民参与讨论热度的影响。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引发了诸多问题。
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发生已经迫在眉睫。
因此笔者在国家整治司法同案不同判现象工作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方法。
关键词:同案不同判;社会影响力因素;司法判例数据库引言“同案同判”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刑法应用上的体现,既需要惩罚犯罪行为,又要对人权保障进行权衡,正所谓“法律是把天平秤”,对同案不同判现象的研究有利于权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个机制。
“同案同判”不仅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公正。
“同案同判”还能强化老百姓对司法公正正义的信任,促进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通过热点案例的总结分析出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一)法官量刑自由权衡标准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结合刘帅故意杀人案件[1]与齐子午故意杀人案件[2]进行比较表1 故意杀人罪刑罚区分总结:1.案件相同之处法院对两个案件在法律事实上都认定属于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对案件在量刑从宽情节上均认定具有坦白情节和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情节。
两个案件在法定加重情节和酌定加重情节上都认定不具有相关事实,并且裁判结果均由基层法院作出。
2.案件不同之处初审结果不一样,裁判结果相差两年六个月。
再审结果的判决不一样,刘帅故意杀人案件在再审结果上是维持了原审判决,而齐子午故意杀人案件中再审结果是改变了原审结果。
(二)法律理论立场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结合李文杰诈骗罪[3]与石勋盗窃罪[4]进行对比表2 诈骗罪与盗窃罪区分总结:1.两个案件的相同之处基本犯罪事实相同,均是犯罪嫌疑人偷换他人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属于同案类型,且量刑从宽情节上是相近的。
同案不同罚整改措施同案不同罚是指在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中,对于不同的被告人采取不同的刑事处罚措施。
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公平正义的缺失,对社会法治建设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应当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通过明确刑法中的适用原则和具体处罚措施,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可以为法官在判决时提供明确的依据,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
此外,还可以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提高对于同案不同罚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通过加强对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养,提高他们的案件分辨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减少同案不同罚的发生。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于同案不同罚案例的研究和分析,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引导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同案不同罚问题。
要加强对于案件办理的监督和评估工作。
建立起完善的案件评估机制,对于同案不同罚的案件进行综合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的判决行为。
同时,要加强对于司法人员的监督,建立起有效的问责机制,对于存在同案不同罚行为的司法人员进行纪律处分或法律追责,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还可以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参与。
通过加强对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宣传和报道,引导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关注和参与,形成舆论压力,促使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同时,也可以建立起公众投诉机制,对于同案不同罚的案件进行投诉和举报,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司法信息化系统。
通过建设和完善相关的司法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对于案件数据的全程记录和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生。
同时,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的方式,发现和预警可能存在的同案不同罚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同案不同罚是一个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法治建设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法律制度、司法人员、监督机制、社会舆论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同案同罚的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对民事纠纷“同案不同判”的法律监督作者:林莹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2期“同案不同判”是指不同法院之间、不同庭室之间、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理论家本杰明·卡多佐曾指出:“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
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
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本案的判决相同。
如果不同,我的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
[1]“同案能否同判已成为人们判断司法是否公正的一个默认点,”[2]普遍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招致了猛烈的批判,成了人们诟病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一个口实。
如王海打假索赔系列案,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一个法院以王海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为由,驳回了其双倍赔偿的请求;而另一个法院却支持了王海的诉讼请求。
同样的事实,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判决,法院的判决是否有确定性,难免引起人们的质疑。
又如2010年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同时刊载了北京市二中院和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两起案情几乎相同的案件,同样是在北京,同样是在判断一方婚前购买的按揭房在婚后予以物权登记后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上,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一个适用《合同法》,认为签订合同后取得全部债权,物权为自然转化,不动产物权登记仅为行政手段而已;另一个则适用《婚姻法》和《物权法》的规定,认定不动产物权的产生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婚后取得的物权理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从而作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判决。
再如福建某法院审理的三起案件都是原告在银行的存款被他人通过手机银行盗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结,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移动公司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在判断上诉人的原审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上,该院不同庭室却作出了不同的裁定结果。
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及对策——湖北诚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应良律师刑事诉讼中共同犯罪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法律现象。
这不仅对被害人及社会造成了二次伤害和不良影响,导致司法不公,还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特别是个别负案在逃的重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给社会治安留下了严重隐患,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到案的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抵触情绪,怀疑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平正义,甚至藐视法律,不利改造释放后回归社会。
这种问题应当引起法律修订者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堵塞这个问题的法律漏洞。
一、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的成因共同犯罪的同案当事人不同案处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另案处理”为处理结果。
更完整的表述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另案处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同案犯罪嫌疑人一部分嫌疑人在逃或者管辖方面存在的问题权宜之法,其目的是保障部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节约司法资源。
刑事诉讼活动,是自侦查阶段起,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上所载的另案处理,在实际中存在三种情形:一是不处理或无法处理;二是从轻处理;三是从重处理。
这样必然对会涉案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包括证据运用、法律适用、定罪量刑,影响到案件时效和司法权威,从而造成人们对司法不公贬损评价,特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丧失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
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完备,办案人员个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实际能力差异外,还有以下几点:1、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内部缺乏监督。
一是案件侦查草率结案,只重视对到案人的行为讯问,忽视在逃嫌疑人的讯问和追究,不能掌握在逃人员去向和线索,到后来追逃时,没了下文;二是案件移交时,不重视对在逃人员的作息移交,致使追捕无法继续进行,检察院也无从监督;三是对违规办案、降格处理、以罚代刑未能实施有效监督。
2、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时,没有到案的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意性、犯意、动机深入探究,法律监督缺位。
“同案不同判”的成因分析“同案不同判”指的是在同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因涉嫌同样的罪名,却被判以不同的刑罚或无罪。
这种现象常常引发社会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和批评。
同案不同判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司法机构、犯罪嫌疑人、证人,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等各方面原因都发挥了影响。
一、司法机构因素1. 审判程序不同同一案件的审判程序多种多样,包括审前羁押、起诉、审理、判决、上诉、申诉等环节。
而其中关键的审理阶段,则分为开庭审理和逐案审理两种方式。
开庭审理是指在庭前对各方当事人进行全面审查,从证据、法律适用、事实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刑罚程度等问题。
而逐案审理则是指对各个案件依次进行审理,通过对案件的逐一处理来形成判决结果。
由于这两种审理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方式,因此在同一案件中采用不同的审理方式会导致被告人的判决结果不同,从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2. 法官主观因素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受到个人的认知、理解和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判决结果上产生差异。
比如,国家法律规定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法官看来,可能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结构和结果。
在司法审判中,法官的如此主观观点很难用公正的法律规则来制约,因此即便同案犯罪嫌疑人在实际上具有相似的性质,也会因为法官对于案件的认知和立场不同,而被判以不同的刑罚。
3. 证据的不充分同案嫌疑人在受审判前,往往会被依据其犯罪情节和证据,进行羁押或者起诉。
案件是否成功,对于掌握案件证据质量和数量的司法机关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在审理过程中证据不充分或者不足,法官就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来裁定刑罚结果。
如果证据充分并且精确,法官会很有把握进行定罪和判决,避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因素1. 行为经历不同同一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有不同的行为经历和行为特征,这些都可能会对其度刑结果产生影响。
例如,某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就可能受到法官的宽大处理。
浅谈同案不同判一混乱的现实——同案不同判以近几年进入公众视野的交通肇事案为例,“杭州飙车案”被告人胡斌,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醉酒驾车致6死7伤的河南三门峡交通肇事案司机王卫斌,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死1重伤的孙伟铭,被四川的法院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后被改为无期徒刑)。
同类案件,出现如此之大的量刑区别,又怎不令人质疑?再看这样两个街头巷议的案件,同是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错不当得利取巨款,广州许霆改判5年有期徒刑,云南何鹏仍旧无期徒刑,前后量刑差异如此明显,实在难以服众。
(一)民众的厌恶民众之所以对同案不同判现象深恶痛绝,归根结底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从法理的角度分析,根源于人们对平等的追求。
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人的平等感的心理根源之一乃是人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
当那些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和共同的人性遭到侵损的感觉。
[1]既然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受相同的法律调整,就不应该出现同案不同判,否则即是不平等,是对正义的亵渎,是无法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二)社会的危害平等不必然导致公正,但只要存在同等情况不同对待,必然说明存在错误。
只要存在区别对待,对法治的信仰几乎就是空谈。
[3]这必然对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产生损害。
其产生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裁决和正义分配机构所拥有的实际能力产生怀疑,这将会导致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深层焦虑。
其次,同案不同判现象导致的司法不公会引起社会负面情绪膨胀,导致公众对国家通过司法维系和强化法律适用机制统一性的政治能力产生怀疑,这对司法公信力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损害。
二纯净的理想——同案要同判社会大众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评价大多建立在生活经验、习俗、表象之上,有时未免有失偏颇,这就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对此做出法律界定,重新审视我国的司法审判与公众民意。
最高法院要求避免同案不同判维护法制统
一-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者崔丽)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今天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准确适用法律规范,维护法制统一,不得无视生效裁判的存在,避免出现“你判你的,我判我的”现象发生。
曹建明说,我国立法层级较多,法律体系较为复杂,不同法律规范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不同诉讼程序之间也可能发生交叉。
但“无论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对于当事人、司法机关以及其他主体均具有拘束力,其他法院不得作出与生效裁判不一致的裁判。
”曹建明说,“即使生效裁判确有错误,也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依法予以纠正,不得无视生效裁判的存在,你判你的,我判我的。
”
最高法院还表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摘 要我国在很多案件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这是司法行为不规范的突出表现。
这个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
笔者从几个典型的案例入手,引出同案不同判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危害结果造成老百姓对于司法权威的漠视,和对法律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的不信任。
通过分析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根据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提出一些浅显的观点,希望能对司法的改革,做出自己的一点儿贡献。
本文采取总分结构,逐一展开论述,从而归纳出自己的观点。
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但是我在不断思考中,通过阅读文献,查阅资料,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希望能对解决同案不同判现象,有所抑制,为司法的不断发展提供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文通过三个部分对同案不同判问题展开论述。
其中第一部分,概述同案不同判,通过几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及其同案不同判的危害表现,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是个巨大的破坏。
第二部分,分析同案不同判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同案同判可以实现,分别从我国对于法律的追求;案件的特别属性可以适用同案同判的效果;此外,根据法律的确定性规定,在特定地区针对某一类型按键,可以实现同案同判的结果。
第四部分,提出关于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对策,通过不断实践,反复总结,从而抑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再次发生。
希望自己的倡导和对法律实践的粗浅认识,为法制改革完善提供思路。
同案不同判的话题,一直是法学界长期讨论的命题。
之所以受到关注,说明同案不同判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是目前法治社会的一块毒瘤,在现代快捷网络社会,充满了对其的各种评论。
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经过30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极大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与日俱增,随着个人博客的盛行,信息流通更加迅速。
真正媒体的自由报道,将这一社会诟病暴露的一览无余。
这更需要广大法律工作者,集思广益,不断改革提出有效的措施,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实际情况的方法,从而有效的避免同案不同判案件再次发生。
统一裁判尺度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作者:褚天有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09期“同案不同判”在有关法院报道以及裁判文书上,时有出现,有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再加上对法律理解没有定论,裁判的尺度也就自然地出现分歧。
由于裁判尺度不统一造成相同事实不同裁判结果的法律荒谬,势必会引起公众对司法的质疑与责难。
如果同一条法律同时存在截然相反的解释与适用,那么法律本身存在的预测功能和对当事人做事的指引功能就会无从谈起,就会引起社会公众甚至审判人员的理性观念的混乱。
这严重危及司法权威及司法公信力,作为掌握审判权的人民法院,要求公平正义,如何在审判中体现出公平正义,那就是要同案同判!要做到同案同判势必要统一裁判尺度,所以人民法院应当解决统一裁判尺度问题。
也只有统一了裁判尺度,才能体现出法院的公正谦明,也才能给审判人员心中有一个裁判的标准,在当事人的心中也有一个参照的准绳,更加有利于当事人的学法,更加有利于当事人的守法,也更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统一裁判尺度既是裁判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
而裁判的尺度在内容上又区分为法律尺度、社会尺度和公平尺度。
法律尺度是裁判案件的最基本的尺度,就是审判人员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用法律所规定的尺度对案件作出裁决的过程。
要运用好法律尺度就必须先准确地把握事实,其次对法律的理解要最大限度地接近立法的精神和本意,只有这样才能将法律尺度运用得准确恰当,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
社会尺度表现为社会公众对裁判的态度,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若是支持的则是一致的,那么你的裁判就容易得到遵守和执行,在社会中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这也就是一直强调的社会效果,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现在很多方面,法律的尺度与社会的尺度并不统一,这样所裁判出来的结果就会与社会大众所期望的结果不同。
再加上社会尺度带有主观性、随意性,有时还具有地方性,和某些的偏见性。
“同案不同判”危及公众法律信仰
2005年,江苏省高淳县境内发生两起撞死无名浪流人员车祸,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县民政局以社会救助部门及流浪人员监护人的身份,将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推上被告席,县法院作出驳回民政局起诉的一审判决。
民政局不服提出上诉,南京市中院审理后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富有戏剧性的是,国内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受此案的示范作用,纷纷效仿替流浪汉维权,结果大相径庭。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法院通过调解,促成原被告达成协议,肇事司机赔偿6.2万元,当天赔付到位;湖南临湘市法院判决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15.46万元;浙江桐庐县法院、湖北麻城市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负民事赔偿责任。
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一个案例的判决对其他案件判决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
相同的案例,判决结果迥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悉,临湘市法院判决理由是:救助站行使法律维权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有关禁止性规定,相反还符合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取向;救助站行使的是司法救济权,而不是国家公权干预私权,其行为没有侵害被告的民事权利,所得赔偿款仅是代为保管。
桐庐县法院判决理由是:2006年3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其中第61
条有“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赔偿义务人追偿”,“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其损害赔偿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规定,因而民政局维权也就顺理成章。
宜昌伍家岗区法院则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下,选择了皆大欢喜的调解之路。
而高淳县法院驳回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县民政局与无名流浪汉之间存在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就该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县民政局不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因而不是适合的民事诉讼原告。
同类案件,乃至涉及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完全相同的案件,由不同法院审理,竟出现3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尽管判决理由各有所依,似乎并不与法律相悖。
然而,凸现的法律尴尬让公众无所适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何在,法律的公信力何在。
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最起码要求,法律的统一适用,是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以及社会和谐的条件。
众所周知,法官只能适用法律,依法判决,而不能开创法律。
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例在法律没有明文和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同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上可能存在差异,加之个人素养、水平与道德悬殊,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
亦有人认为,法官运用
相关立法精神判案并非没有先例,但那些案件在原、被告的适格身份上一般不存在争议,而本案恰恰在原告的适格身份上找不出法律依据。
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民政局具有抽象的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不言而喻。
问题是,民政局在该案中属于非正当当事人,也就是非案件适格的原告。
因为法律规定自然人遭侵害而死亡赔偿请求权人应是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而“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民政局是国家行政机关,显然排斥在外。
法律是人们共同信守的契约,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法律是每一个人的保护神。
民政部门替无名流浪人员维权“同案不同判”暴露出法律缺失,亵渎了法律的神圣,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正确施行。
一方面是无法可依,另一方面流浪人员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要保障,人民法院也勉为其难。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找不到可以为无名流浪者代为维权的主体,要解决诉讼主体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修改法律法规,或是出台新的法律解释,维护流浪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因如此,南京市中院驳回高淳县民政局上诉后,向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尽快参照其他省市经验,设立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同时通过相应层次的立法明确,若对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计算
相应的损害赔偿金……
编辑:澜涛
lantao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