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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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诗歌是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 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文人创作的漫长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是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从音乐角度上分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这种由文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发展为五言句和七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其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秦代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统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有民间尚有歌谣流传。到了汉代，西汉文人诗坛，颇为寂寞。基本上为模拟四言和骚体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歌诗《大风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等。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有转变，张衡的《四愁诗》虽没有脱尽骚体影响，但已具有新的气象。在班固、张衡的倡导下，东汉文人注意学习乐府民歌。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乐府诗》，其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东汉早期作家班固写的《咏史》诗，采用的是五言形式。后来张衡作《同声歌》、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使五言诗的技巧上更有进步。《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七言诗的创作也在尝试中。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小到意象、诗句、作品,大到诗人、流派、诗体、主题、手法,均可寻绎出古今之间施受传承的脉络和痕迹。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与宋代张先《江南柳》词句“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可说是活脱相似。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船下夔州郭》诗句“晨钟云外湿”。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洛夫也做过许多将古代诗句“加工改造、旧诗新铸的实验”,他就“曾把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句改写为:‘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像何其芳的名篇《罗衫》,即是对班婕妤《怨歌行》的改造重组;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席慕蓉名篇《悲喜剧》写“白苹洲”上的等待与相逢,是对温庭筠《梦江南》词意的翻新与掘进;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一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李金发象征诗的生涩凄美与李贺、卢仝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余光中诗歌的骚雅、才气、琢炼与屈赋李诗姜词,席慕蓉、舒婷诗歌的浪漫忧伤气质与唐宋婉约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生代诗的口语谐趣与元散曲本色派浅俗的“蛤蜊风味”,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不但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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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当代诗歌中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立异

作者：朱一鸣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上》2013年第07期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056-01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在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提出，诗人面对伟大的前驱都自觉是后来者，而诗之历史的形成正是一代代后辈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这一论点曾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讨论。“影响的焦虑”产生于诗人对“立言”的渴望，希望诗作流芳百世。然而诗人都将或多或少受到前驱影响的渗入，那么在前人丰硕成果与遗产的“阴影”下，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加入经典的行列并具备同前人并驾齐驱的资格？理所当然，“立异”成了诗人的言说方式。这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新视角。中国现当代诗歌从传统诗词继承了许多意境之美，不少诗人使用准确、包容性很强的古典意象使表述更具张力与感染力。通过互文对比唐宋时期的杰出诗人与现代中国诗坛的主力诗人对相同意象的使用，我们得以发现诗人在意象使用中的“创造性继承”。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的《无题》中的突出意象是“春蚕”与“蜡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现在常用来形容教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但原诗本为爱情诗，“蜡炬”比喻爱情的至死不渝，渲染了伤感的情绪。在现代新诗史上，新月派诗人较为追求意境美，注重意象的创造与借用，对古典意象的继承和“创造性继承”也较普遍。在闻一多《红烛》一诗中，“红烛”得到了新的诠释，这一意象已从忧伤感性蜕变，被赋予更多力量。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关于中国新诗发展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因此，新诗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诗草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1921）。

中国现代诗，和中国古典诗词相比，从本质上来说，诗的抒情性未变，在根本上改变了的是“本体结构”，这主要表现在抒情方式上：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是通过描景，即抒情的描景性到唐代基本这样定型下来 ；而中国现代诗的抒情却是通过叙事，即抒情的叙事性。这样决定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本体结构”是“情景结构”，而现代诗的“本体结构”却是“情事结构”的。你读现代诗，只要注意，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发现这一点虽然很容易，但所发现的这一点本身却尤其重要，这几乎就是理解和把握现代诗的一把钥匙，今天的现代诗的一切问题几乎都和这一点有关。但我们的诗人在诗建设上却总是忙些临时性的东西，是很少有人有意识地走近这一点的。中国现代诗的发展重要的是完成自己的各项基本建设不要再进行那些无谓的争论了 ，而对这一点的发现和理解正是其基本建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