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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指的是某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取得较快增长后，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甚至停滞的状态。
这种状态通常出现在国家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时，而难以跨越这个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国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和影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是一个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其存在。
不管怎样，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经济增长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中国应该意识到，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会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需要做好应对和调整。
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与经济结构升级密切相关。
一国在初期迅速增长往往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当这些要素逐渐枯竭时，经济增长势必会放缓。
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更加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提醒我们，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更加精准的政策制定。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更加注重创新和科技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
经济增长必须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结合，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民生改善，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注重民生改善，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正常现象，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12(000)007
【摘要】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
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总页数】3页(P57-59)
【作者】王友明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部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吸取部分拉美国家发展教训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拉美借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4.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拉美的连择——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的选择”综述
5.长广东视点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须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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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难以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方面，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存在，源于特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相对概念，取决于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无论如何，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
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部分是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对创新科技的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人力资本投资。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也与生产率提升不足有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和组织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下功夫，加大对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这不仅影响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推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均衡，实现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大国际合作和开放度。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增长缓慢、不稳定或倒退等现象，从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达不到高收入水平的状态。
近年来，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层出不穷。
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概念上的症状，实际上这是因为政策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
无论论者的观点如何，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结构优化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
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也就需要更多地注重结构优化，发展高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领域，避免过度依赖低价值的制造业。
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扩大内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对策之一。
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拉动，因此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力。
当前，国内消费空间巨大，政府应该通过扶持中小微企业，加大对租房和购房补贴等方式，促进消费增长，从而有效缓解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最后，政府的改革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办法。
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政府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在营商环境、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等领域加大改革力度，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还应该推进更多的利益分配、民主参与、社会保障等改革，加快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总的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影响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在中国。
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采取综合措施，针对不同的症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打破陷阱，促进中国经济稳健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思想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有什么启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分析当今世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他们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经济原因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1、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
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
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2、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2012.7CONTEMPORARY WORLD57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文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
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1]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种“陷阱”现象经常发生，即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
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论述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常用语汇。
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和总结及对概念的解读和诠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日益完善和丰富。
目前，该概念较为完整的意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
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特征通常表现为：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裂痕扩大并行。
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产生“有增长而无进步”的现象。
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边缘化并行。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经济增长停滞或放缓的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困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特大型经济体来说更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并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遇各种结构性问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放缓等。
这些问题会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
换言之，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高收入水平会是有限的。
这种观点主张在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它可能是由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制约造成的。
政府支持的重资产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可能削弱了国内需求和技术创新。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官员的行政作风也可能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种观点主张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消除这些制约因素，推动经济发展。
无论是哪种观点，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近年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仍然相对较低。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并不容易。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重视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
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
中国需要加强财税体制改革。
减少资源配置中的扭曲，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吸引外国技术和资本，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对于拉美和韩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思考“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
在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居GDP1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
然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受外部冲击，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源于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市化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等问题都可能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会表现出以下特征：经济增长活络或停止，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多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
世界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各不相同：既有掉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
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产局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而一直陷于低谷；也有正在努力摆脱“陷阱”的，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成功跨越“陷阱”的，如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等途径，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时隔40年后的今天仍在原地徘徊，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而且自身还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就已决定建立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拉美国家和韩国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不同表现，究其原因，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跨越“中等收⼊陷阱”过程中的国际⽐较及对中国的启⽰2019-09-24⼀、对“中等收⼊陷阱”的简要介绍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进⼊“中等收⼊陷阱”的话题在学界⼴泛讨论，引发热议。
所谓“中等收⼊陷阱”指的是当低收⼊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国家以后，经济进⼀步增长很容易受到原有发展模式的制约⽽陷⼊停滞徘徊期，⼈均GDP难以突破1.1万美元的上限的⼀种现象。
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均 GDP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 后，会很快奔向 1000 美元⾄ 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均 GDP3000 美元附近，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中等收⼊陷阱”阶段，难以跨越11000美元⼤关。
“中等收⼊陷阱”国家存在五⼤特征或者说容易陷⼊“五⼤陷阱”，即：分配不公、城市化⽔平不合理、⾦融开放过度、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滞后。
全球有149个国家曾经或正在经历中等收⼊阶段，其中有58个国家已经成功跨越1.1万美元的陷阱⼤关。
中等收⼊国家成为⾼收⼊国家，长则三⼗余年，短则五六载不等，平均跨越年限为23年，其中美国和⽇本分别为19、20年。
⽽包括马来西亚等在内的40个国家历经数⼗载困苦挣扎，却仍然深陷中等收⼊的泥境中，⽆法逃离陷阱。
中国在1998年⼈均GDP达到921美元，进⼊中等收⼊国家⾏列，在2008年超过3000美元的“较⾼的中等收⼊国家”界限，正处于社会⽭盾凸显期和极易陷⼊停滞的徘徊期。
特别是2008年世界⾦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恶化，出⼝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内需拉动不见突破，长期增长动⼒出现瓶颈。
根据预测，中国⼈均GDP将在2015年时将达到7000美元，如果能够按照此速度顺利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在2020-2025年期间达到⼈均GDP1.1万美元的⾼收⼊国家界限，突破“中等收⼊陷阱”。
再次，⾼收⼊国家跨越“中等收⼊陷阱”的平均年限为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跨越，从1998年开始算起的23年后⼤概是2021年左右（也是在2020年――2025年之间），中国能跨越“中等收⼊陷阱”。
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南美三国行政管理体制一、巴西巴西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面积851.49万平方公里，人口1.91亿，北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西界秘鲁、玻利维亚，南接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东濒大西洋，海岸线长约7400公里。
巴西为联邦制共和国，由26个州、1个联邦特区（巴西利亚）和3个地区组成。
行政机构分为联邦、州和市三级，分别由总统、州长和市长行使各级行政权力。
联邦政府总统行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责。
州政府作为联邦政府下级一个拥有自治权的行政单位，州级权力的行使由州长在副州长的协助下进行。
巴西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根据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司令。
总统办事机构包括民事办公室、总统办公厅、政府交流和策略管理办公室、政策筹划和机关事务办公室、机关安全办公室、政府沟通办公室、联邦总监督部、社会与经济发展委员会特别办公室、农渔业特别办公室、种族平等特别办公室。
本届联邦政府于2003年1月1日成立，共设25个部，包括：财政部、国防部、外交部、教育部、劳动和就业部、交通部、发展工业和贸易部、农牧业和供给部、社会福利部、邮电部、司法部、环境部、卫生部、矿产和能源部、科技部、旅游部、文化部、土地开发部、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城市部、全国一体化部、计划预算和管理部、体育部、社会进步和救助部、粮食保障部。
巴西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
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
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
州长办公室直接管辖的机构有：社会发展处、对外经济及经济发展处、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处（三者内设：特区法律援助中心）。
一般各州由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组成。
巴西各州行政部门机构设臵如图一所示。
州下设市，全国共有5561个市。
市政府是巴西最普遍的地方政府机构。
市政府或一般政府服务中心，负责大多数州政府提供的服务，如公立中学和公立医院的建设。
有些地方自治政府还负责供水设备和垃圾处理服务。
市政府没有制定决策的权力。
巴西各市政府部门设臵如图二所示。
二、阿根廷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面积约278万平方公里，人口4011万，南北长3694公里，东西宽1423公里，是仅次于巴西的南美第二大国。
阿根廷为联邦制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全国由22个省、1个地区和联邦首都组成。
行政机构分为联邦、省和行政区三级，分别有总统、省长和市长行使各级行政权力。
阿根廷是总统制国家，总统领导政府行使国家的行政权。
与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相比，阿根廷总统拥有更多权力。
根据阿根廷宪法，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总统办事机构包括：副总统、总统府国务秘书长、国家情报国务秘书处、新闻国务秘书处、文化国务秘书处、军事办公室。
阿根廷联邦行政机构，又称行政各部、内阁各部，包括内阁首席部长、内政部、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司法安全和人权部、国防部、经济和生产部、计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卫生部、教育和科技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社会发展部。
2009年10月，阿政府将生产部拆分成工业和旅游部、农牧渔业和食品部，并于2010年7月将前者拆分为工业部和旅游部。
2010年12月，阿政府新成立安全部。
阿根廷各省都有自己的宪法，而且各省的宪法在某些细节上互有差异，但一般采用类似联邦宪法的形式。
根据省宪法规定，省机构和联邦机构一样，都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
省的行政机构即省政府，由省长、省政府各部及其下属机构组成。
阿根廷各省政府机构设臵如图三所示。
阿根廷22个省下设496个行政区，每个区设有1个市政府，即地方政府，管理本区的行政和经济等事务。
市政府的机构设臵，各省有自己的规定。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市政府，按行政区大小分为A、B、C三类，各类市政府机构设臵有所不同，如图四所示。
三、智利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南北长4352公里，东西宽96.8至362.3公里，面积75.66平方公里，人口1693万，东邻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北界秘鲁，西濒太平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海岸线总长约１万公里。
智利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为内政部长。
本届政府于2006年3月11日组成，现共设21个部委，主要成员有：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政府秘书部、总统府秘书部、财政部、经济和能源部等。
智利司法独立，全国设最高法院、17个上诉法院和1个军事法庭。
智利全国划分13个大区，下设50个省和341个市。
大区主席和省长由总统任命，市长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
智利政府以政治权威为保障推行改革,经济上采取市场导向减少国家的干预,从制度上减少了腐败产生的机会,为智利的高清廉度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部分：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
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或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增加，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万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扩大并行。
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
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贫困化并行。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一个国家出现两个不同社会的现象。
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高消耗、生态恶化共存。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
四是发展手段失衡，资源出口强劲与内生消费疲软并行。
经济增长方式单调，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未能起到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三、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城市化建设不均衡，导致城市贫困化和对立化。
南美国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承受力的限制，盲目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一些城市人口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加。
全球仅有的3个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城市，拉美占了2个，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措施，大量进城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和流浪人员，穷人与富人在城市中处于对立状态，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由于城市发展无序，盲目扩大投资与建设，农村地区的投资建设相应减少，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恶性循环。
（二）教育私有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社会动荡。
政府将大量公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公办教育向私有化转轨。
私立学校大规模扩张，聚集优质教育资源，竞相提高教育费用，成为富人子弟的专门学校，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被排斥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大门之外。
教育资源地区之间分配不均，严重制约南美教育健康发展。
多年来，南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质量、学生受教育的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教育不公引起民众不满，经常引发社会冲突，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三）“三农”问题处理不当，导致农民运动频发。
南美国家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农民利益，处理土地问题不当。
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地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农业人口流失，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农民运动频繁发生。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尤为频繁，抗议农民常达上百万，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规模大、有组织、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已经发展成为南美最大的社会运动。
（四）社会运动缺乏管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由于社会矛盾加剧，南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经常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相互攻击，政党斗争成为南美农民运动、工人罢工等社会运动高涨的重要因素。
执政党与反对党均利用政治运动谋求发展，导致抗议、示威活动频发。
政府缺乏应对社会运动的有效机制，放任社会运动的发展，由此引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城市暴力和犯罪不断发生，不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影响国际形象。
（五）中等收入群体未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南美各国中等收入群体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其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主要是靠规模迅速扩大的富裕阶层财富被平均后的结果。
巴西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人均收入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中等收入阶层仅占全国人口的29%。
由于巴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策长期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中等收入群体缓慢增长，以至于今天巴西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只占总人口的38%，内生性消费长期低迷，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剂。
第三部分：体会与启示中等收入阶段正值各国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阶段。
南美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经过长期努力，它们正在摆脱这种状况，而且智利已经成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南美的教训对我们有不少启示。
一、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社会和谐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坚持市场经济没有错，但要正视市场竞争中个体在智力、教育和能力方面的差异，体现公平。
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思维不能全盘照搬到社会领域，不能奉行一切市场化的观念。
要大力推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避免发生南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管理却没有进步的现象。
不能采取南美各国先把经济总量提升，然后再加强社会管理，分配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做法，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理念，让改革成果及时惠及人民群众，使群众自觉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
二、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会职能。
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容易使人产生市场万能的错觉。
应吸取南美各国的教训，加大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干预力度，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公平教育体制的建设。
政府的社会管理作用应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一步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积极承担其社会职能，提供政策支持和经济帮扶，维护其合法利益。
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合理分配资源，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机制。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基金会等组织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制定和实施，公开社会政策的决策过程，定期检查和验收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可以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以提高效率，促进事业发展，但不能完全放开，任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应该加强对市场资本的引导和监管。
三、疏通社会诉求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正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表达上存在的差异，政府积极创造条件，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建立对话交流平台，听取各个阶层对社会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改变政府包办群众利益表达的观念，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得到公正和全面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