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江津交往草根二三事1938年8月至1942年5月，陈独秀在重庆江津度过了人生最后4年时光。

他先在江津县城、施家大院等地小住。

1939年5月，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蛰居江津县乡下偏僻的鹤山坪上的杨家石墙院，在这里，他“谈笑少鸿儒，往来多草根”。

笔者从事江津地方党史和文史工作多年，因工作原因，采访过许多当年与陈独秀交往过的草根人物，这里记叙的，就是当年陈独秀与江津百姓交往的故事。

吃春酒“春酒”是巴渝人家在春节至元宵节之间的一种宴请习俗，指客人到亲戚朋友家吃“拜年酒”。

鹤山坪上，杨家是个大家族，有钱有地，比较开明，对百姓还不算坏。

陈独秀来杨家石墙院居住，据说是为帮助杨家整理祖上的文稿。

陈独秀常独自一人在石墙院附近散步。

有时由他夫人潘兰珍搀扶。

他们走路步子很低。

大家都称他俩为“下江人”。

李国普当时14岁，住在鹤山坪杨家石墙院附近。

当时他在龙门场上读高小，依稀知道这个新搬来的人叫陈仲甫，是个有大学问的人，从监狱里出来。

1940年正月初八，李国普受同学杨继香的邀请，与他一起到他二爸（二叔）杨国良家吃春酒。

李国普家与杨家也有一些来往，有点转角亲。

杨家这天来的客人不是很多，而且多是女客。

可能是杨家办的是第二轮春酒。

中午开席，3桌都摆在堂屋内。

农村的风俗是娃儿不准上席；就是上了席，也是不能占上方席位的。

但这次有些例外，李国普和杨继香上了席。

邻桌上席坐了一个表情严肃、脸孔有些苍白的男人，穿的是青布长衫。

大家叫他陈先生，而杨国安则叫他仲甫先生。

李国普当即明白，这就是石墙院的陈独秀，因此就时时偷偷看他。

也许是因为陈先生在场的原因，堂屋内没有高声的喧哗，大家说话都不多。

和他打招呼，他多是笑一下点点头算是回应，他保持着一种深重的样子。

宾客们知道他有学问，曾在大学当教授。

李国普和杨继香是小学生，不敢靠近他，怕这位大学教授向他们提问题来考他们。

陈独秀在石墙院就曾向来玩的小学生问过《师说》的第一句是什么等等，这些小学生都没答上。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

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

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

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

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

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

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

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

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

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一)内容提要：近年来，陈独秀晚年书信中的民主观备受学界的关注，且被有些学者不适当地夸张。

本文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其民主观形成的一些思想资源。

其中既有当时西方一些“苏联之友”的作品，更有托洛茨基的几部重要著作，尤其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

挖掘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并不排除陈氏本人对此所作的思考与辨析，更不否认陈独秀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衰落时期的至尊地位。

关键词：大众民主官僚制自由独裁一、问题的提出陈独秀“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 这是1949年胡适留下的文字。

然而，此后大陆差不多半个世纪极少有人去细想这些“结论”。

近年来，大陆学界对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后就民主而发表的见解的介绍与分析颇多，《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也被重估。

这一方面缘于国内陈氏研究空间的放大及学界对民主有着越来越强的诉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有关苏俄极权主义的统治资料公诸于世，斯大林走下神坛，从政治上剖析苏联解体成了学术界又一热点。

当下，相关的文章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陈氏晚年民主思想与学术贡献的归纳与颂扬上。

如有人称:“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

让后世之人感到，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后人透视陈氏思想图谱不可或缺的底色。

高力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此间陈氏民主思想的生成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即“专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机”。

在西方，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

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摘要：文章着眼于探讨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晚年的思想。

当时他虽然生活困苦，疾病缠身，却能独立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深刻认识影响深远。

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但却是后来不能绕过的话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文章将对其晚年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陈独秀；晚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引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但是在晚年，他被开除党籍，并且入狱。

1937年出狱以后，辗转了武汉、重庆之后，在江津的一个石墙院里孤独终老。

陈独秀晚年生活贫困艰苦：他政治上软禁，受到国民党的监控；经济和生活条件差，常常要依靠朋友；思想上是孤独的，他曾经说到“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

我绝对不怕孤立。

”但是他仍不停的思考，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思想，至今影响深刻。

文章将详细探讨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内容、原因等等，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以获得一些启示。

二、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内容文章探讨的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在其书信中有所体现，比如《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

下面将根据书信的内容，对陈独秀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主要研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思考。

（一）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陈独秀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主张去除私有制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

同时，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但是，国民革命没有成功，并且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取，所以，他晚年主张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是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去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初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然层面）一个社会的经济，往往并存着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因此，要确定一个国家是哪一种社会，就要看它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

"叛徒"的回归历程:陈独秀晚年见解独到“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1903年，青年陈独秀所写的这12字座右铭，是他终生奋进的写照。

苦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遗文中蕴含的勇于思考、弃绝盲从、永不停滞、与时俱进的精神，将薪火相传，长留人间。

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徒、反共产国际、反革命、、间谍等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正面人物。

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陈独秀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似应合法化了。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

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其实，这部分言论虽不免有误，却可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

对照近年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件，人们可以追溯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重大情节，重估这些言论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是仅靠口诛笔伐的政治大批判能够了结的。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

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

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

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近年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

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的主要事迹材料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陈独秀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人履历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

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

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

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晚年陈独秀：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陈独秀的一生起起伏伏，促使他的思想不断变化，而晚年对于政治问题和世界形势的思考，虽然正误交织，但凝结了其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教训。

本文力求做到“同情的理解”，揭示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多面性和深刻性，纠正长期以来人们（不论是出于哪一种理论立场）对于陈独秀的简单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为例，探讨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

本文所限定的晚年陈独秀，是从1927年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时算起的。

如果说，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中年的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党人，那么，晚年的陈独秀则在时代舞台的角落里成了一个哲人，而在此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的，则是托洛茨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于陈独秀“思想简单”的常见评论，对于晚年陈独秀是不适用的。

并非巧合的是，晚年陈独秀的思考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思想至少在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虽然陈独秀的表述带有他惯常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

一、陈独秀的自我认识：“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屡次谈到自己对于“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妥协，以至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崛起：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

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摘要】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观点。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他提出了在现实条件下推动革命的策略，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在历史背景下，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种种挑战和考验，但他仍坚持坚守自己的信仰。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产生了深远影响，引领着一代革命者走向新的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历史背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辩证关系、文化、政治、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影响、意义。

1. 引言1.1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概述晚年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晚年阶段，陈独秀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和深化，他提出了许多具有独特见解和深刻内涵的理论观点。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关系。

他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点，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他强调了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认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治走向，而政治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二者密不可分。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为中国革命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独到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革命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2. 正文2.1 历史背景下的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受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

在他成长和活跃的时期，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国家面临着种种挑战和问题。

晚清时期的封建王朝已经衰败，外国列强侵略横行，国内政治腐败，民生困苦，社会矛盾尖锐。

陈独秀的晚年陈独秀，一位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

他曾创办《新青年》，传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他曾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当然，他也曾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虽然现在也已经去掉改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他的错误也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这大部分正义的评论都来自青年甚至中年的陈独秀，但是，对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对于我来说，褒总是大于贬的。

他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革命是最容易发财的，但是陈独秀到了晚年却极为潦倒。

他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也拒绝胡适邀请他去美国写自传的机会。

一个人的革命，结果是很重要的，他是差点让新文化运动进入危机，但是，我更倾向于他的人格魅力。

正如他早期曾亲自发传单，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的，他的行为很可笑，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自己去发传单，还被捕？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直率更令人钦佩。

曾经有多少领导人，争权夺位，勾心斗角，但是偏偏陈独秀公明磊落。

他的死因如此简单？蚕豆花晒干泡服可治高血压。

这偏方之所以被采纳，大概因为省钱。

人到老年，病痛缠身，收入不足，只有节俭。

可是，霉烂者亦可服用吗？“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

”然而，他还是喝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12日喝下霉烂的蚕豆花，已感觉腹胀不适，13日却连续两顿“暴食四季豆烧肉”，致使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恶化。

然而，他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无须贪污索贿，无须巧取豪夺，――只要不拒绝。

即使穷困潦倒之时，送钱给他的仍然多矣。

只是他决不轻受。

据陈钟凡回忆，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概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

”在武汉、在江津，情况依然如此。

朱家骅赠你五千元，被拒绝；执著的朱家骅又让张国焘转赠，仍然拒绝；张国焘又让郑学稼转赠，他还是退还，并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周说晚年陈独秀：即使堕入社会最底层，他依然固守原则与气节2016-12-23 周说6评订阅“周说”更多精彩哦！陈独秀晚年不差钱按：原来我可不是这么听说的。

我记得陈独秀晚年是穷困潦倒的。

有陈独秀晚年住江津时的知情人回忆说：“陈独秀两口子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皮袍都弄去当了。

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潘兰珍还过我屋来借米。

”陈独秀的死也被渲染的有些悲剧。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陈带来了一点慰藉。

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就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大碗番茄鸡蛋汤。

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得上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客人吃得满意，陈独秀也饱餐了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便发作了，食物作梗，夜不成眠，肚胀如鼓。

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腹中的积食“哇哇”吐尽。

撑了没多久，陈独秀就逝去了。

一代豪杰，死于一大碗红烧肉，这是我以前听说的。

但是，罗先生的这篇文章，论据充分，史实细致，不由得不信。

看起来，哪怕是当事人叙述的历史，也不可以全信。

下面是罗先生的文章。

晚年陈独秀一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曾经与所有研究者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随着对史料的发掘、丰富，让笔者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三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朋友门生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

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一千元。

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四千五百元。

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二千二百元，“晋先生”究系何人？笔者揣测当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邓锡侯字晋公，且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议的杨鹏升之顶头上司。

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巳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而类似于“晋先生”之类古道热肠之辈，也还另有其人。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1-5届总书记，后来又是中国托派中央总书记，他的晚年政治观到底怎样呢？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或政治观，成了当今研究陈独秀学术界和史学界的热点问题。

问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人各有异。

当然，众多论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陈独秀晚年的行为以及他的著作和书信。

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历史学家，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因素。

否则，同一客观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或结论呢？“圣言量”不可取，陈独秀本人就是反对圣言量的。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尽量少用别人说过的话，多用陈独秀自己的话，特别是提出论者站得住的见解。

首先要明确的是：陈独秀晚年是指什么时期，即从何时开始。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逮捕下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

被捕前，他是中国托派的领袖，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奔走的，他的政治立场无须多说。

狱中五年，开始时，他与狱外托派组织有秘密联系，后来，与个别托派成员仍有联系，秘密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刘静贞（郑超麟的夫人）以及其它探监的人。

他在狱中与彭述之有所争论，包括理论问题和托派组织问题（可参阅彭述之的《狱内通讯集》）。

由此看来，陈独秀在狱内仍然是托派立场，尽管那时上海托派临时中央在国际托派李福仁支持下开除了彭述之、尹宽、陈其昌，也开除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李福仁是个外国人，不要去理他，基本立场仍然一致。

现在，我们要讨论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只能从他出狱时开始，即从1937年8月23日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逝世前为止，前后总共不满五年。

一、在武汉时的公开表态陈独秀出狱后，先住南京，1937年9月9日由南京赴武昌，直到1938年7月20日乘轮入川。

他在武汉约停留10个月左右。

这时，他确曾公开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与托派同志、老朋友以及社会人士有过探讨性谈话，概括起来，他在武汉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成两点：其一，他对抗日战争立场；其二，他的党派观。

现在许多学者、史家的论著及与陈独秀有深切关系的人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两个问题。

晚年陈独秀对中共“左”倾倾向的思考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高层领导不断将“左”倾错误推向高潮，为陈独秀理顺思路、反思错误，寻找属于中共自己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

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以学术政治家的敏感与思维习惯，密切关注着“八七会议”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变化，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对当时时局的变化的反思，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标签：陈独秀“左”倾错误民主反思1 陈独秀反思中共“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1.1 领导干部变动非正常化——共产国际的主导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以直属上司的身份，全面影响中共在革命战争中的各项决策和行动，为此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陈独秀能够在中共三大至五大期间坚持和例行中央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大力影响，同样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中央核心层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要意见。

经维斯基说的很明白：“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1]。

共产国际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执行共产国际决议。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在陈独秀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前提下，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

会后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8月4日，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到达长沙，在俄领事馆召集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割除“陈不执行第三国际决议”的影响。

代理书记易礼荣表示中国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情况下，仍有继续保持陈独秀在党内地位的必要性。

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也有份。

为了继续保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决议和行动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促使中共中央解除了易礼荣的书记职务。

名人陈独秀晚年坎坷的故事名人简介：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枀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920年则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7月离开中央。

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

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步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四川)江津。

1942年5月逝世。

他是杰出的政论家，其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

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枀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在北京小组里，邓中夏和罗章龙是积枀分子，在各项工作里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很强的工作能力，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他们是小组的骨干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靠天才能做到的事，靠勤奋同样能做到;靠天才做不到的，靠勤奋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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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辗转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

20世纪初，陈独秀高举中国新文化运动大旗，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李大钊等缔造了中国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晚年，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漂泊到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在乡间鹤山坪石墙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年。

一、破帽遮颜过重庆1938年7月2日黄昏时分，一艘逆水而行的客轮徐徐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

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蓝布长衫的陈独秀，由妻子潘兰珍搀扶着步履蹒跚地随人流来到江岸。

他先期抵渝的儿子陈松年迎上来，取过行李，领着他们来到禁烟办事处李仲公寓所。

陈独秀对新闻记者采访和社会名流约见，一律回绝。

可是，张恨水等安庆老乡专为他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会，不得不入席。

几天后，北大时的老朋友沈尹默寻迹登门畅谈离别之情，相见之欢。

别时劝道：“到山中歇息吧。

”陈独秀说：“已是这样打算，几年的监狱生活落下一身病……”沈尹默赠诗中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陈独秀领悟其意，接受老朋友忠言。

邓仲纯得悉陈独秀已来重庆，多方寻访，在上石板街15号见到陈独秀。

老友重逢，欣喜若狂。

邓仲纯原名邓初，与陈独秀是同乡、同留学日本、同在北大共事、同参加革命活动。

两人从青年谈到壮年、老年，从个人谈到家庭、事业……各有成功失败、酸甜苦辣。

最后，邓仲纯诚恳、热情地邀请陈独秀夫妇：“到我那儿去住吧，乡间比城市好!”陈独秀在交谈中了解到江津比重庆凉爽、日机空袭少、生活费用便宜，加上邓仲纯是医生，便与家人商量，都同意去江津居住。

二、邓宅门前遇故知8月2日早晨，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陈松年陪伴下，登上了由重庆去江津的小客轮。

粗心的陈独秀在重庆动身前未向邓仲纯捎个信；大意的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夫妇来家住这样的“大事”，竟没有取得太太的同意。

陈独秀一行人来到邓宅门前，不巧，邓仲纯出诊乡下。

邓太太随丈夫在北大时是认识陈独秀的，也略知今天的陈独秀是“危险”人物。

她在门缝里瞧见这老夫少妻，心生厌恶，嘱佣人：“我不会客，不要开门!”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唇焦舌燥的陈独秀夫妇久等不见门开，很不是滋味，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