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江津交往草根二三事1938年8月至1942年5月，陈独秀在重庆江津度过了人生最后4年时光。

他先在江津县城、施家大院等地小住。

1939年5月，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蛰居江津县乡下偏僻的鹤山坪上的杨家石墙院，在这里，他“谈笑少鸿儒，往来多草根”。

笔者从事江津地方党史和文史工作多年，因工作原因，采访过许多当年与陈独秀交往过的草根人物，这里记叙的，就是当年陈独秀与江津百姓交往的故事。

吃春酒“春酒”是巴渝人家在春节至元宵节之间的一种宴请习俗，指客人到亲戚朋友家吃“拜年酒”。

鹤山坪上，杨家是个大家族，有钱有地，比较开明，对百姓还不算坏。

陈独秀来杨家石墙院居住，据说是为帮助杨家整理祖上的文稿。

陈独秀常独自一人在石墙院附近散步。

有时由他夫人潘兰珍搀扶。

他们走路步子很低。

大家都称他俩为“下江人”。

李国普当时14岁，住在鹤山坪杨家石墙院附近。

当时他在龙门场上读高小，依稀知道这个新搬来的人叫陈仲甫，是个有大学问的人，从监狱里出来。

1940年正月初八，李国普受同学杨继香的邀请，与他一起到他二爸（二叔）杨国良家吃春酒。

李国普家与杨家也有一些来往，有点转角亲。

杨家这天来的客人不是很多，而且多是女客。

可能是杨家办的是第二轮春酒。

中午开席，3桌都摆在堂屋内。

农村的风俗是娃儿不准上席；就是上了席，也是不能占上方席位的。

但这次有些例外，李国普和杨继香上了席。

邻桌上席坐了一个表情严肃、脸孔有些苍白的男人，穿的是青布长衫。

大家叫他陈先生，而杨国安则叫他仲甫先生。

李国普当即明白，这就是石墙院的陈独秀，因此就时时偷偷看他。

也许是因为陈先生在场的原因，堂屋内没有高声的喧哗，大家说话都不多。

和他打招呼，他多是笑一下点点头算是回应，他保持着一种深重的样子。

宾客们知道他有学问，曾在大学当教授。

李国普和杨继香是小学生，不敢靠近他，怕这位大学教授向他们提问题来考他们。

陈独秀在石墙院就曾向来玩的小学生问过《师说》的第一句是什么等等，这些小学生都没答上。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

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

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

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

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

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

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

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

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

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一)内容提要：近年来，陈独秀晚年书信中的民主观备受学界的关注，且被有些学者不适当地夸张。

本文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其民主观形成的一些思想资源。

其中既有当时西方一些“苏联之友”的作品，更有托洛茨基的几部重要著作，尤其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

挖掘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并不排除陈氏本人对此所作的思考与辨析，更不否认陈独秀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衰落时期的至尊地位。

关键词：大众民主官僚制自由独裁一、问题的提出陈独秀“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 这是1949年胡适留下的文字。

然而，此后大陆差不多半个世纪极少有人去细想这些“结论”。

近年来，大陆学界对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后就民主而发表的见解的介绍与分析颇多，《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也被重估。

这一方面缘于国内陈氏研究空间的放大及学界对民主有着越来越强的诉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有关苏俄极权主义的统治资料公诸于世，斯大林走下神坛，从政治上剖析苏联解体成了学术界又一热点。

当下，相关的文章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陈氏晚年民主思想与学术贡献的归纳与颂扬上。

如有人称:“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

让后世之人感到，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后人透视陈氏思想图谱不可或缺的底色。

高力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此间陈氏民主思想的生成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即“专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机”。

在西方，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

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

晚年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摘要：文章着眼于探讨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晚年的思想。

当时他虽然生活困苦，疾病缠身，却能独立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深刻认识影响深远。

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但却是后来不能绕过的话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文章将对其晚年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陈独秀；晚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引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但是在晚年，他被开除党籍，并且入狱。

1937年出狱以后，辗转了武汉、重庆之后，在江津的一个石墙院里孤独终老。

陈独秀晚年生活贫困艰苦：他政治上软禁，受到国民党的监控；经济和生活条件差，常常要依靠朋友；思想上是孤独的，他曾经说到“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

我绝对不怕孤立。

”但是他仍不停的思考，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思想，至今影响深刻。

文章将详细探讨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内容、原因等等，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以获得一些启示。

二、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内容文章探讨的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在其书信中有所体现，比如《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

下面将根据书信的内容，对陈独秀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主要研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思考。

（一）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陈独秀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主张去除私有制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

同时，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但是，国民革命没有成功，并且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取，所以，他晚年主张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是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去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初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然层面）一个社会的经济，往往并存着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因此，要确定一个国家是哪一种社会，就要看它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

"叛徒"的回归历程:陈独秀晚年见解独到“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1903年，青年陈独秀所写的这12字座右铭，是他终生奋进的写照。

苦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遗文中蕴含的勇于思考、弃绝盲从、永不停滞、与时俱进的精神，将薪火相传，长留人间。

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徒、反共产国际、反革命、、间谍等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正面人物。

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陈独秀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似应合法化了。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

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其实，这部分言论虽不免有误，却可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

对照近年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件，人们可以追溯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重大情节，重估这些言论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是仅靠口诛笔伐的政治大批判能够了结的。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

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

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

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近年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

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的主要事迹材料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陈独秀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人履历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

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

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

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晚年陈独秀：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陈独秀的一生起起伏伏，促使他的思想不断变化，而晚年对于政治问题和世界形势的思考，虽然正误交织，但凝结了其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教训。

本文力求做到“同情的理解”，揭示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多面性和深刻性，纠正长期以来人们（不论是出于哪一种理论立场）对于陈独秀的简单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为例，探讨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

本文所限定的晚年陈独秀，是从1927年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时算起的。

如果说，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中年的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党人，那么，晚年的陈独秀则在时代舞台的角落里成了一个哲人，而在此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的，则是托洛茨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于陈独秀“思想简单”的常见评论，对于晚年陈独秀是不适用的。

并非巧合的是，晚年陈独秀的思考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思想至少在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虽然陈独秀的表述带有他惯常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

一、陈独秀的自我认识：“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屡次谈到自己对于“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妥协，以至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崛起：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

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