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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超越日本之后的思考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
以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来看，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
到了2010年，美国的GDP是146604亿美元，中国是5879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2.5倍。
再来看中日之间的差距，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但到了2010年，日本的GDP是54607亿美元，我国的是58791亿美元，已经首次超越了日本。
看了这些数字，人们都会为中国感到自豪。
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不少渴望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国人来说，自是盛事一桩。
有许多人会有疑问，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似乎应该结束了吧？但是GDP虽然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却并不是唯一指标。
过于强调GDP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方面，就不能对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有准确的认识。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运用所学内容，通过中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进行探究。
1.从人均来看温家宝总理有一句名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的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任何问题都会变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从而不能以正常的观念去看待它，GDP总量更是这样。
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2009年中国有约13.3亿的人口，日本约为1.3亿，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而中国则相反。
中国的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上的，中国虽然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但是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2325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为4283美元，中国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同期的世界人均GDP为8985美元，中国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日经济法比较研究读后感
《中日经济法比较研究》这本书通过对中日两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日两国经济法制度的机会。
在阅读完这本书后，我对中日两国经济法的异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日两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和法律体系。
我了解到，中日两国的经济法制度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法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相比，日本的经济法制度则更早一些，并且在某些领域有着更为成熟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其次，书中对中日两国的经济法领域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
在企业法律人员翻译中英文翻译工作中，我常常需要了解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这本书对中日两国的公司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让我更加清楚了解了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异同之处。
例如，在公司法方面，中国的公司法更加注重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而日本的公司法则更注重于保护公司整体的利益。
最后，这本书还对中日两国在经济法领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通过对中日两国经济法的比较研究，我认识到中日两国在经济法领域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法制度方面。
但是，我也相信随着中日两国的不断交流与合作，两国在经济法领域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相互借鉴对方的经验，共同促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
总的来说，这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日两国经济法的机会，通过对比研究，我对中日两国经济法的异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对于我在企业法律人员翻译工作中的理解和应用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相信这本书对其他对中日两国经济法感兴趣的读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对比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
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
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近期，我们组团到日本进行21天的考察调研，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到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访问交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参观考察。
总的感受是，虽然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低迷，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发达文明的阶段，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
我们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励，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两家知名的民间智库。
我们访问交流时，学者们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横井正配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国区域担当部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他说感觉两边落差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是朝气蓬勃，日本则是死气沉沉。
中原丰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社长，他比喻说，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研究日本面临的问题症结，并寻找着重振日本雄风的未来。
访日之前，我们研究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可以说中日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深陷经济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
1987年，日本GDP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与日本经济发展环境的比较首先，中国和日本在政府的角色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
而日本则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中国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经济产业进行布局和调控，使得经济发展方向更加有针对性和集中性。
而日本政府较少干预市场，更多地采用法规和法规的手段来保护市场的竞争，维护市场的公正和公平性。
其次，中国和日本在市场规模和人口结构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规模庞大，消费需求旺盛。
这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
而日本则是一个发达国家，市场规模较小，人口稳定和老龄化较为严重。
虽然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但日本有着高消费水平和稳定的购买力，对高品质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仍然较高。
再次，中国和日本在产业结构上也存在差异。
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导，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大国。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具有竞争力和优势。
日本则以技术和创新为核心，是世界上的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巨头。
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等领域具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
两国在产业发展上的重点和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
最后，中国和日本在外商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上也有所不同。
中国自开放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对外商投资放宽了限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合作。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之一、而日本虽然也积极吸引外资，但政策相对保守，对外商投资有一定的限制。
日本在贸易开放上也较为谨慎，比较重视自主和保护国内产业。
总的来说，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环境上存在一些差异。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较大，市场规模较大且具有潜力，制造业发展较为突出，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
日本政府较少干预市场，市场规模较小但消费需求旺盛，技术和创新领域具有优势，外商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相对保守。
广场协议大事记事件影响1985年9月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 ）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贬值。
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随后几个月内日元升值67.85%。
1987年1、纽约股市崩盘。
2 、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
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
此后，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 。
（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1988年由于日元升值的原因，日本出口大幅下降，日本出口生产商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
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
东京股票市场在3年内涨300%，房地产仅东京总盘就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总值。
（日本的金融系统接近崩溃）1989年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国际投资银行深入日本发行“股指认沽期权”，日本的保险公司认为日本股市不存在暴跌的可能，认购。
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
日经指数顿挫。
日本股市开始下跌。
1990年1月美国交易所突然发行“日经指数认沽权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
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中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中日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的经济体，两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具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本文将从历史、政策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两国经济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和清朝末年的开放。
在这之后，两国都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政策，通过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了一批先进的工业企业。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出口导向型政策和保护主义措施，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在清朝末年开始进行开放。
中国政府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对较慢。
第二部分：政策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方面，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日两国在政策方面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两国都实施了出口导向型政策。
由于国内市场相对较小，中日两国都将出口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
日本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对外扩张，迅速发展了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
中国也通过外贸政策和外资吸引政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其次，两国在产业政策上存在差异。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了“外需优先”政策，发展了一批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相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内需优先”政策，发展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第三部分：产业结构演进中日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也呈现出一些相似之处和差异。
首先，在工业化进程中，两国都经历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型。
尤其是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农业人口大幅下降，工业占比逐渐增加。
中国也经历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工业部门对经济的贡献逐年增加。
其次，在产业结构中，两国都出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
特别是在近年来，两国都面临了制造业陷入产能过剩和低附加值竞争的问题，为了寻求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两国都将服务业视为发展的重点。
比较中国与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并分析原因——以2007-2009年为例摘要：国际收支是一种统计报表，它系统地记载了在特定时期内一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项经济交易。
大部分交易是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进行，包括货物、服务和收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债券和债务的交易以及转移项目。
本文借由2007-2009年度中日两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来分析形成中日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及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政策因素经济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国际收支的定义是：“国际收支是一种统计报表，它系统地记载了在特定时期内一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项经济交易。
大部分交易是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进行，包括货物、服务和收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债券和债务的交易以及转移项目。
”一国的国际收支是一个流量概念，主要表现形式是统计报表，特定时期的国际收支是该时期国际交易的总体状况的具体反映，是一国经济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
国际收支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发展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3年出版了《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它在原来第四版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修订。
第五版将整个国际收支划分为两大账户，即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
经常账户反映实际资源流动，资本与金融账户反映资产所有权的流动。
我国从1997年开始采用第五版的原理和格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
根据国际收支账户框架及差额构成的特点，国际收支结构可分为以下模式:（1）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差额平衡模式:（2）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差额平衡模式:（3）两大账户均平衡的模式:（4）双顺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顺差):（5）双逆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逆差)。
中国2007年顺差（3718亿）+顺差（735亿）2008年顺差（4124亿）+顺差（463亿）2009年顺差（2917亿）+顺差（1448亿）日本2007年顺差（25万亿）+逆差（22万亿）2008年顺差（16万亿）+逆差（18万亿）2009年顺差（13万亿）+逆差（12万亿）由上所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2007-2009年度的国际收支均为顺差，即使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依然实现了收支双顺差，且顺差总额维持在4400多亿左右。
中日经济比较：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文 /华尔街见闻2015年12月27日 20:21:1283本文作者为华创证券债券分析师吉灵浩，文章来源于微信号屈庆债券论坛从之前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差异。
在第四篇专题中，我们将着重对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并探究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一、中日经济的相似点（一）经济增长说到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就不能不提到中日经济十分相似的崛起过程。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崛起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70-80年代的中速增长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低速增长阶段。
经济增速由50-60年代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70-80年代的年均5%左右，再下降到90年代以来的年均接近0的水平。
与日本相似，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正如日本在70年代初经历了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一样，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也开始由年均增长10%以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在中日两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投资和出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入WTO后的出口持续高速增长，造就了连续30年经济增长10%以上的增长奇迹。
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工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崛起时期的支柱产业，中日两国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世界工厂”。
由此可见，同样经历了经济增长的下台阶，经济崛起同样以来投资和出口，中日两国无论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还是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二）人口作为东亚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在二战后均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快速增长的人口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成为中日两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从90年代初开始增长逐渐放缓，21世纪后开始逐年下降。
而中国由于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随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又大幅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净减少。
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中日两国的一个共同问题。
由此可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日两国都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然而随着时间进入21世纪，两国也相继开始经历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拖累。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都将成为制约两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汇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短期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可能由市场上对于该货币的供求左右，但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的汇率更多的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预期来决定的。
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元升值的预期一直十分浓烈，但由于日元实行的是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汇率在70年代前基本保持稳定。
随着70年代日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经历了长达20年的持续升值。
这个过程中虽然有广场协议后各国合力干预的影响，但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日元汇率也开始逐步趋于稳定。
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2年后，随着日本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日元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贬值周期。
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日元如出一辙。
由于2005年以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即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预期浓厚，人民币汇率也一直保持稳定。
随着2005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也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升值。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也在“8.11”汇改后经历了一波快速的贬值。
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均处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政策宽松的阶段，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四）资产泡沫中日两国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也都经历了资产泡沫的累积和破灭。
90年代初，日本由于过剩资本的长期积累、金融自由化的急功近利和两次严重失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
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证券市场也同样经历了股票价格的暴跌。
而随着2012年以来日本央行持续的QE和QQE带来的大量过剩资本，日本证券市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泡沫积累。
反观中国，2007-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泡沫的产生和快速破灭。
2014-2015年“杠杆牛市”带来的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
而两国土地资产泡沫的积累同样触目惊心。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
中国土地价格则自2001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其间虽有反复，但并未出现显著的降温迹象，泡沫仍在不断的累积中。
由此可见，在经济过热以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环境下，中日两国都经历过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
（五）政府主导产业转型中日两国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相似性。
在经济转型期，中日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出口和内需并重。
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
为此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无独有偶，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涉及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在转型战略和举措方面，中日两国也颇为相似。
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面临的外在压力和贸易顺差，强调扩大内需，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等。
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为解决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其基本思想是“制定国家全面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并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
反观中国，中国的内需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
经历金融危机后，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
将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六）产能过剩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很快，加之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加，1990年设备投资额高达88.7万亿日元，比1986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
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日本企业利用金融宽松的条件，建厂房和高档设施，大型生产线等项目也纷纷上马。
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发展，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设备过剩。
中国在2003-2007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内的大多数传统行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本应进行过剩产能的出清，但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产能的过剩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迹象。
这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
当然，中日经济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我所列举的这些。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融资方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文化和传统等等诸多方面同样十分相似。
二、中日经济的不同点（一）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首先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考量，2014年中国的不变价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其次，从城镇化率的角度看，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超过90%，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
第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已超过80%。
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依然十分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从科技水平的角度看，日本无论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数量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
第五，从教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远远超过中国，日本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中国这一比重尚未达到30%。
第六，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大幅领先中国。
由此可见，中日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到目前为止，从各个角度来看，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中日两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日本更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资进入有种种限制，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由于严重缺乏资本，制订了引进外资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引进外资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国内市场的萧条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资本输出的步伐。
截止201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5%。
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占比依然较为有限。
（三）债务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采取了激进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希望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
但事与愿违，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很高，财政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巨额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截止2015年，日本公债余额/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