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发展与特质

彳祺珞峰大嗲学报聽纖1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发展与特质刘怀禾；(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摘要：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提出“大文学史”的概念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大文学史’’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即是立足于大文学史观，进行实践尝试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接续两部大文学史，对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发展有新的思考和探索，并对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几个重要特质做了初步的剖析。

关键词：文学史观；大文学；大文学史；社会功能；大文学特质中图分类号=1206. 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5X(2019)01-0113-06“大文学史”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日 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迄 六朝）。

®此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中国大文学 史》，再次用到这一概念。

但早期文学史写作中所说 的“大文学史”，因过于驳杂而不可取。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以“大文学观”开拓文学史 研究的新路子，建构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

经过 近30余年的探索，“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已为 较多的学者所接受，并有了颇为可观的研究实绩。

“大文学”研究也可看作是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中国 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选择。

我们对魏晋南北朝 大文学史的探讨，即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在断代 文学史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

而赵明先生主编的 《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则是我们开展 这一课题的重要前提。

_、“大文学”概念的再辨析笔者曾对中国大文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做过初步 的梳理，®近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本 书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中，以下的几点 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反复思考、高度重视的。

一是对传统文学史观缺陷的省察。

如以董乃斌、杨义和陈伯海为代表的几位学者，都一致认为，“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的文学史观，使得不少 重要的文学样式、文学史料，乃至作家，被排斥在文 学史之外，因而人为地割裂了文学与民族文化之间 的关系，使民族文学被扭曲，甚至残缺不全。

杨义对 这一问题的看法尤具代表性。

他认为“纯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三大缺陷：一在本体论。

当人们引进他者眼光对文学进行 提纯处理时，它很可能把一些历史学、文化学的知识 排除在文学体验的边缘或圈外。

二在功能论。

西方 观念源于西方文学经验，往往与中国经验存在错位。

小说、诗词、戏曲，更不用说骈文、辞赋，中西方都存 在着叙事学、诗学原理原则和智慧方式的偏离与歧义，在发生学、形态学和源流学上都有各具千秋的历 史发展系统。

不经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轻易地套用 西方观念，也就很难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很难从本 源上发挥中国文学思维和理论概括的优势。

三在动 力学。

从西方引进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包括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视境的巨 大启迪作用的，但它们与中国社会发展、人生方式和 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许多距离与脱节。

单纯追慕新*收稿日期=2018-12-08基金项目：教胄部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结项证书号JH Q20151042)前言节选作者简介：刘怀荣（1965-)，男，山西岚县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魏晋南 北朝唐代文学研究。

①此书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3月由富山房刊行，参陈广宏《曾毅〈中国文学史〉与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之比较研究》，韩国岭南中国 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第42辑，2003年12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②刘怀荣《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2006年第10期。

113潮而忽略中国经验和生命神韵，是很容易产生类似 于部郸学步的负面影响的，这也许是一些不乏才华的创作缺失大家风范和传世素质的一个原因。

③杨义对20世纪“纯文学史观”之缺失的认识，是 与他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分不开的，“中华五千年和 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气涵养自己 的文学之大家风范和大国气象的。

”同时，他还认为，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普泛化、快餐化、通俗化 和个人化的现实背景，使得文化成了“文学参与全球 流通和竞争的身份证。

”这是重构“大文学史观”的历 史背景和现实前提。

也与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的重建密切相关。

二是对民族本位的坚守。

多数学者认为不能轻 易套用外来的文学观念，必须坚守中国文学和文化 的本位立场。

具体做法应是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前提 下，在划定大文学疆界时，把“文学性”作为重要的标 准。

如陈伯海先生认为，“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 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 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 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 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 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 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

要在两难 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 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 文本与可能进人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 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 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 于陷人‘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 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 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为‘大’的合理 的归结点。

”[1]三是对大文学特质的认识。

这方面主要有两种 不尽相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赵明先生为代表，他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例，把文史哲的互涵互动及由 此带来的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容作为大文学最重要 的特点，并认为魏晋之后的文学仍“与哲学、史学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2](P S9)因而具备大文学的特质。

第二种观点可以中国古代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一 些学者为代表，他们把向美学、文艺学、民俗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的扩展，作为大文学的特征之~'〇对上述第一、二两点，我们完全赞同。

不过我们 认为，把握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特质，需要有三个基 本的原则。

一是必须立足这一特定的时代，不能不 加限制地用现代观念去阐释这一时期的文学；二是 既要注意与先秦两汉文学一脉相承的若干共性，又 需高度重视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独特之处；三是既 要关注文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展和与其他学科的相互 渗透，也应充分考虑文学在特定文化时空中的类型 化走向与不同文体、不同类型间跨界发展和破体扩 展的新动向。

二、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新探索本书即在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下，以大文学史观 作为指导思想，努力将文学置于社会、政治、文化、宗 教、艺术等立体交叉的生态背景中，探讨受各种社会 文化要素影响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的发展问题。

在 吸收《先秦大文学史M两汉大文学史》优长的同时，从体例到研究内容，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全书按照文 体排列，分为七编：®—诗歌，二辞赋，三骈文，四散 文，五史传文学，六小说戏曲，七文学思想。

与以往文学史著作主要以朝代为序，从作家、作 品人手展开文学史叙述不同，本书在立足大文学史 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实际特点，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政治、宗教、艺术等的相互关 系，纳人到文学史研究中来。

在叙述方式上，重点关 注的不是单个的作家、作品，而是从各体文学与文 化-文学专题发展的角度，以文体为经，以相关的专 题为纬，把对某些专题的深人探究作为突破点，在每 一种文体下，以该文体发展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专 题为研究重点，更多地考虑在同一专题的发展序列 中，作家、作品的特点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求面面俱到。

因而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有别于传统 文学史。

比如从地域文化与诗歌这一专题切人，探 讨的是不同地域背景下诗人创作各自的特点，及同 一地域环境中诗人创作的共性等；又如从佛教与辞 赋这一专题切人，则重点关注僧人之赋与佛教题材 的赋作以及佛经传译对辞赋的影响等;再如从史传 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出发，史传文学受士族政治 影响而形成的人物选择范围与类型缩小，及家谱家③ 杨义:《认识“大文学观”》，《文史哲三家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又见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 —542页。

本文以下所引杨义观点均见此文。

④ 原分八编，第二编为“歌诗编”。

因具体写作中，根据魏晋南北朝歌诗发展的特点，其体例有较大变化，字数也较多，故未收人，拟单独出 版，与本书形成另一种方式的呼应。

114传兴盛等特点，就进人我们的研究范围。

诸如此类 的一些拓展，都与本书体例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以往的文学史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把诗歌、散 文、小说、戏曲四种体裁作为构建文学史的四大板 块，相关的论述也主要围绕着这几种文学体裁展开，并习惯于把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的文学史背景下，讨 论其特点、地位等。

因而有些文学作品未能得到重 视或者被忽略，本书则对以往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 史一带而过、很少进行系统论述的骈文、散文、史传 文学等给予高度重视，各自独立为一编，从不同的专 题出发，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讨论。

如“骈文编”，不仅 对作为“一代之文学”的魏晋南北朝骈文从先秦到南 北朝的发展，做了非常系统的考察，从汉语语音、语 法及文字特点及阴阳对举、尚古尊经等民族文化心 理的角度，分析了骈文的产生及其民族文化特点，并 对骈文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徐庾体及魏晋南北朝骈 文的文学史地位做了深人的探讨。

又如“散文编”，详细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散文写景纪游功能的拓展与 抒情性的强化，很好地揭示出这一时期散文与诗歌 发展的同步性;还对奏议文、论体文、子书著述做了 深人的探讨，其中对论体文的研究尤具特点，不仅考 察了史论、理论、政论、杂论等各类论体文，还立专节 对嵇康、慧远、僧肇三位论体名家做了专门的研究。

特别是对慧远、僧肇两位高僧论体文所做的专论，在 以往的文学史中很少被提及。

而“史传文学编”中对 史传文学个性化减弱、叙事性增加，及官方控制与史 传情感的减弱、语言学发展与史传语言的变化等问 题的探究，在以往的文学史中，大都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或未做深人探究。

本书的其他几编，也对不少以往文学史著作忽 略或者深人不够的问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有新的推 进。

如“诗歌编”的“文人生活方式与诗歌”“佛道思 潮与诗歌”“辞赋编”的“魏晋南北朝辞赋与艺术”“魏 晋南北朝的特殊赋体”(七体、设论、连珠），“散文编”的“魏晋南北朝散文写景纪游功能的拓展与强化’’“小说编”的“小说娱乐性的发现和谈嘲之风”“志人 小说与六朝社会”及“魏晋南北朝戏剧”等章节，大都 是以往文学史因体例方面的原因不必关注，或者偶 有涉猎却只是一带而过，并不进行深人细致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