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与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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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中国科学是不如古希腊的,这是因为先秦中国的科学思想受到了许多限制和影响。
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对立的。
这种思想导致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天文学和医学,而忽略了其他领域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也对科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科学家受到了贵族的压制和限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为统治者服务,而不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这种信仰往往是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相比之下,古希腊的科学发展却是非常活跃和多样化的。
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的思想开拓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的科学研究也受到了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并没有阻碍科学家们的研究,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求知欲。
先秦中国科学的不如古希腊主要是受到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限制。
这些限制导致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方向较为狭窄,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贵族的限制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相比之下,古希腊的科学发展则更加活跃和多样化,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和深入。
虽然这些限制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先秦“智”观念与古希腊“智”观念对比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化体系,而智是两个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的概念。
在先秦时期,智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先秦诸子对智的思考和研究,已较为深入和系统。
而在古希腊文化中,智慧也是一系列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本文将比较中西方古代文化中的智慧观念,探究其异同之处。
一、中国先秦文化中的智慧观念先秦时期,中国的哲学思想已初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完整的体系。
其中“智”是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对于先秦的哲学家而言,智包括了很多方面的意义,如理智、知识、才智、智慧等。
其中,“智慧”是比较突出的概念之一。
中国先秦文化中的智慧观念,涉及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
1、知识和才智:中国先秦时期,智通常与知识和才智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而受到整个中国社会的高度重视。
这一思想可以在《孔子家语》中看到:“君子有三经,必有所知;有三才,必有所能。
”这说明了在中国先秦时期,除了知识,才智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智力资源。
2、智慧的建立:在中国先秦文化中,智慧被认为是通过不断努力和学习建立的,它不是那些天生聪明的人所拥有的。
这一思想可以在《管子·小知》中看到:“人生而无知,从学而知之。
不学而知,术亦不足以济人也。
”3、智慧与修养:在中国先秦文化中,人们认为智慧与修养密切相关。
智慧的提升需要修养的支持。
这一思想可以在《孟子·公孙丑》中看到:“心之所在,至焉而谓之圣;智之所加,至焉而谓之明。
”4、道德智慧:在中国先秦文化中,智慧通常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它被认为是与人类的高尚品质和行为规范相联系的。
这一思想可以在《礼记·大学》中看到:“修身止于止恶,而达于修身,修身止于止慾,而达于陶治天下之事。
”5、智慧与领导能力:在中国先秦文化中,智慧被视为一种培养领导者必须掌握的素质。
这一思想可以在《论语·子路》中看到:“子曰:五十而学仁者,可以无恶乎?”这表明,智慧与领导能力密不可分。
先秦与古希腊(一)“内圣外王”与“哲学王”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当中,“内圣外王”与“哲学王”是绕不开的两个概念。
二者发轫早,源流长,影响后世深远。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哲学存在不同看法,“圣王”却几乎家家都讲。
“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也是柏拉图一生之信念。
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这一“乌托邦”愿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较之乃师更为现实,但他并没有绕开“哲学王”。
总而言之,“圣王”与“哲学王”是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政治观点的重点之所在,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中必须首先给予探讨、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学界倾向于认为二者存在相近之处,但其中明显与重要的差异,也不应该忽略。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中的《天下篇》,今人多认为《天下篇》非庄子本人所作,可能是“托名伪作”。
熊十力坚持《天下篇》是庄子手笔,因为“非庄子之大智无能为尔”,论证伪作与否,不取决于思想性,更需要“动手动脚找材料”。
且不去管《天下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文中指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
此即“内圣外王之道”。
《天下篇》作者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通俗地讲,“内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从这点上面看,《天下篇》当非庄子本人所作。
“哲学王”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蓝图。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统治是实现正义理想的关键,离开哲学王,正义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因此,为了实现正义理想,哲学王统治是必要的。
同样,哲学王统治也是合法的,它的合法性不在于人们的同意,而在于哲学家基于智慧统治的自然正当性,它无需经过人们的同意。
有了必要性和合法性,不等于就有了可能性。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统治尽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极其困难。
哲学家的产生就比较困难,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更为困难。
最后,柏拉图提到,如果哲学家有幸成为统治者,它要根据理想的模型来改造现实的城邦,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
和之辨——先秦与古希腊造物思想比较在古代哲学史上,先秦和古希腊可以说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哲学文化传统。
虽然这两个传统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但它们在对世界的思考和哲学观念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在这两个传统中,造物思想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体现了人们对于世界本源和运行规律的不懈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比较先秦和古希腊的造物思想,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色。
造物思想是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涉及到人们对于宇宙和生命形成的原因、本质和规律的思考。
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纷呈,而儒家、道家和墨家这三大学派在造物思想上有着不同的立场。
儒家强调天命和人伦之道,认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秩序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人们应当顺应天命、遵循人伦,以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道家则强调道的自然和无为而治,认为宇宙和万物的生成运行是由道所决定的,人们应当顺应自然、顺道而行,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和境界的升华。
墨家则强调兼爱和非攻,认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和谐是由兼爱和非攻所决定的,人们应当克己奉公、排斥暴力,以求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与之相对应的,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也有着不同的造物思想。
在古希腊,有着众多的哲学家和学派,其中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最为有名。
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数理和宇宙的和谐美,认为宇宙和万物的生成运行是由数理之音所决定的,人们应当顺应数理、遵循宇宙的规律,以求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
柏拉图学派注重理念和观念的超脱,认为宇宙和灵魂的生成运行是由理念的终极之善所决定的,人们应当追求理念、超越感官,以求灵魂的永恒和世界的完美。
亚里士多德学派注重实践和幸福的追求,认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生成运行是由实践的理性和幸福的最高善所决定的,人们应当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幸福的最高善,以求自我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
通过比较先秦和古希腊的造物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异同。
它们对于宇宙和万物的生成运行的解释不尽相同。
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研究本文旨在比较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的异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体系下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
在神话价值观方面,先秦和古希腊神话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先秦和古希腊神话都强调尊重自然、崇尚和谐。
在先秦神话中,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故事传达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同样,在古希腊神话中,诸神与人类的关系也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感激。
两种神话都强调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
先秦神话中的羿、夸父等英雄形象以及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阿基琉斯等英雄人物都展现了勇敢、坚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
尽管两种神话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存在显著差异。
先秦神话强调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如孝道、忠诚、礼义等。
而古希腊神话则更注重个体的勇敢、智慧和正义感。
先秦神话表现出的更多是儒家思想,强调和谐、秩序和服从。
而古希腊神话则更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强调自由、理性和探索。
先秦和古希腊神话价值观对各自文化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先秦时代,这些神话成为人们信仰和行为的指南,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而在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了灵感和素材,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虽然存在一定相似之处,但各自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特点。
通过比较两种神话价值观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本文将深入探讨古希腊神话与古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历史渊源。
通过分析这两者之间的,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这两大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林匹克运动则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两者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有着密切的。
在古希腊时期,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希腊最重要的体育活动之一,也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主题和故事。
中国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正义观比较研究中国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正义观比较研究正义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它可以理解为合理、公正以及道德的行为准则。
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都有自己独特的正义观,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和不同。
一、关于正义的定义儒家强调正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有序的社会,互相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儒家正义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仁爱之心”与“中庸之道”。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良心应该具备“天下之心”,即尽早推己及人,自己对待别人要像对待自己一样。
而“中庸之道”则是在人际关系中避免过度,不偏离儒家所说的道德准则。
相比之下,古希腊正义的定义主要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在理性和诚实上建立的实体,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法控制人类行为的力量。
他们认为自然法是可以概括所有有机体的共性规则的法则。
二、对人类行为的态度中国儒家注重自我修养和社会关系,相信要做到公正和道德上的行为所需的机会和责任是属于人的。
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对正义的最好解释。
因此,要求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以避免导致社会混乱和冲突。
古希腊的正义观也注重自我修养和社会关系,但它同时着重于出于自我利益,这是一个独特的区别。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世俗积累或“诸事”,以及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荣誉”和“名声”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认为,通过保持平衡,力求保持对社会整体的正面影响。
三、对法律和公正的看法儒家认为,尽管法律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但社会的安宁和强大不仅依赖于公正的行为准则,还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互信。
法律不能取代公正、大义和道义。
在儒家的体系中,人们不仅需要沟通,而且法律应该通过平衡人们的权利来实现正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法律和公正是真正对人类行为负责任的手段,可以满足法律上的所有正义要求。
他们强调,在法律和公断之中,必须在理性和道德上建立需要作出最终裁决的原则。
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一、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1.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们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
例如,“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
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我们有理由把智者学派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看作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而把普罗泰格拉视为西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
3.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在人、自然、国家、宗教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上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而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彻底,更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二、近代西方思想解放运动比较一、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一)西方史学家关于人文精神的观点(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强调个人价值并信仰上帝的思想体系。
它认为: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
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
……人文主义从复古活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
(2)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
”认为人文主义首先在于认识,倡导“丰满而完整的人性”。
(3)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
先秦与古希腊音乐思想思维之异同记》及儒家音乐美学与《诗学》及古希腊的音乐美学,都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古希腊民族远在二千多年前在音乐上抽象思维的最高精神创造,两个民族渐至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在二十多个世纪的岁月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之统御与浸润,树立起音乐创造的艺术标准,树立起音乐艺术鉴赏的审美尺度,这是十分值得自豪与珍惜的民族财富、世界财富。
现在,我国的哲学界、美学界、史学界、文化界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在探索中国先秦与古希腊、中国与西方在各自领域的异同,进行各自领域发展规律的比照,这是可喜而又困难的事情,就是世界上也有许多学者长期以来在研究这个问题,还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研讨会①。
古代东方与西方虽有不同类型的哲学体系,但西方历史上所看到的所有种类的思想,又几乎都可以在东方历史上找到与其大致相似的思想。
就是音乐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中国人最初的音阶和公元前一千多年居住在中欧、西欧的凯尔特人,以及希腊人、利尼西亚人、苏格兰人、爪哇人、秘鲁人,所用的音阶都是类同的,都是由五个音构成的。
中西音乐美学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社会背景即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因而所造成的哲学观、美学观的不同,由此造成的艺术审美标准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
本文就上面的论述与比较,拟从认识论、研究方法、思维方式、音乐审美、发展阶段、治学方法等方面,作一个初浅的探索,以期对中国先秦与古代希腊的音乐美学思想有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初略认识。
并从中窥视出先秦与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在后世音乐艺术实践中的指导意义。
一、认识论中西先哲们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方面,其角度、其着眼点各不相同,中国立足于万物的形成,西方、古希腊立足于万物的生成。
中国早期的哲学家注重的是世间万物的形成,他们更多的从万物之间的联系来观察世界、探索世界,如阴阳五行说。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和《老子》都早就认识到阴阳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事物变化的内因,以后《易传》的作者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它包括阴阳对立、阴阳变化、阴阳统一这样三个原理。
先秦“和”与古希腊“和谐”之异同作者:李晓莹来源:《音乐时空》2016年第09期摘要:先秦之“和”乐与古希腊之“和谐”之音看似相似,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而造就了中西几千年来大相径庭的音乐文化。
本文将从宏观的历史源流、社会背景、自然环境出发并结合微观的“和”与“和谐”的社会、文化功能等进行层层分析,了解先秦“和”与古希腊“和谐”之异同以及对后世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音乐美学先秦古希腊和和谐音乐一、“和”与“和谐”之起源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前秦时期,“和谐”的产生之初,都处于战争和政权的频繁更替中。
古希腊在公元前499年到公元前323年,古希腊先后经历了希伯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城邦起义、高加米拉战役,最后以亚历山大病死帝国的分裂带来了希腊和谐化的时代。
同样,先秦从约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先后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等阶段。
天下格局通常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频繁地分分合合带来的是令人痛苦不堪的斗争,即国家之间的斗争与人内心的斗争。
人们憧憬着与自然和协安宁的状态,于是和谐观便渐渐地在这种频繁更迭的变化中萌芽。
几千年前,在没有进行定义的“和谐”概念中,看似两个地区的“和”与“和谐“相似,但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耕经济,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因而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
而古希腊,因为耕地较少,他们的生活资源除了自产以外还依靠于外界,这迫使希腊人只能不断向外探索发展商业经济,最终形成了一个开放并包容的社会形态。
一个封闭,一个开放,最终导致“和”的观念迥异。
这就好比《晏子使楚》中晏子的辩辞“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原本大意相似的文字,由于放在不同的地区,受不同经济文化、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的影响,进而发展为的含义却大相径庭。
二、先秦、古希腊“和”与“和谐”之源流(一)先秦音乐中“和”观的发展从西周至春秋末年,和谐观处于萌芽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特点论文摘要:世界的融合不仅是经济的融合,更有文化、习俗的融合。
在21世纪这样一个经济全球一体化为背景的时代,文化的融合也必将是可能的,只是过程中会伴有一定的冲突与隔阂。
人类正在进行着漫长的文明冲突和信仰战争,包容与理解能否代替强权下的狂热与偏执仍是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的问题。
“地球村”的趋势,使得世界各种文化与传统的交流与日俱增,在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明冲突显而易见,在解决这种冲突时,我们需要深刻地去反思,认识到在冲突带来的种族之间、区域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一个能够更好地认识理解各自文化特点与源流的契机。
在冲突中发现不同,在矛盾中发现特点,这本就是我们人类关注自身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且必要的方法。
在文明融合与冲突的这一浪潮中,作为最系统的两种哲学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必然扮演者主角,像唱双簧戏一样在冲突与疏导中牵引着当今这个时代文明的向前推进,而两种哲学传统之所以既能在冲突中分疏又能在交流中融合,作为两种哲学初段的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中我们既可以初见端倪又可以以此深刻认识两种哲学以后的历史传承。
所以分析中国先秦哲学与西方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对于我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借鉴西方传统文化的优点有着无以替代的帮助和启示。
就总体而言,中国哲学是一种“天人合一”、“性行相一”的道德伦理哲学,而西方哲学是一种“天人之别”、“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哲学。
两者在人生的自我追求和外在世界追问中表现出来的差异与特点既让我们惊叹文明的丰富又让我们无奈地屈服于文明的轨迹。
上到哲学中的世界观、认识论,下到个人的信念与安生立命,中西方哲学的种种差异因两种哲学传统的源头的不同而不同。
车头的方向就是车辆行驶的方向,历史的车头造就了两种不同文明不同的历史趋向。
中国的先秦哲学牵引中国的整个哲学向着个人内在追求与外在行为相统一的“内圣外王”的方向发展,而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带动西方的整个哲学向着追求知识、探求自然的方向发展。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作者:李渊来源:《古代文明》2016年第01期提要: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均将自身之外的人视为“他者”。
在两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血缘、文化、政治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但三者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具体作用不同。
古希腊人重视自身与蛮族的文化差异,也未忽视双方血缘的不同,而政治则影响着血缘、文化因素;而先秦华夏人则主要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别自身与夷狄,同时政治亦发挥着其影响。
上述差异应与希腊、华夏的内外关系及三因素的特性有关。
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古希腊人;华夏;蛮族;文化;血缘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1.003古希腊人和先秦的华夏人群往往将所有异族视为具有一致性的“他者”,并赋予其特殊称号,前者常以“蛮族”(βάρβαρος)称呼所有异族,后者则赋予他者以“夷狄”等称呼,1其中的共性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比较研究。
一些学者注意到两种称呼及其所反映的观念均有歧视异族的意识,2而另一些研究则更为深入,提出古希腊人和古代华夏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方式有所不同。
3此类研究对厘清古希腊人和先秦华夏的异族观念之异同有重要价值。
不过,对古希腊人、先秦华夏人识别自我与异族过程中,血缘、文化及政治因素所发挥作用之异同以及产生原因仍有可进一步探讨之处,本文试对此问题做些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一般认为,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群在区别自我与他者时,血缘、文化等因素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血缘始终是希腊人区分自我与蛮族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先秦时期华夏和夷狄的区别中,文化而非血缘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此类认识有一定的根据,但仍需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且需考虑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希腊人观念中,文化对区别自我与蛮族的作用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注意到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及他们与蛮族的区分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取代了血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