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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论”研究综述摘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
这种观点是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人共同提出的。
在他们看来，从古至今的历次革命，诸如轰轰烈烈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在我国推翻封建帝制，消灭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之革命，都理应予以终结。
对于这种思潮，确实应该予以重视。
关键词：告别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近几十年来，着眼于“告别革命”思潮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其着力点往往在于评判中国近代史、剖析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探究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以及范式研究方法等等内容。
而“告别革命”究竟可不可以在当代实现？这一严肃的问题，着实应该引起今日学人的关注。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前提。
而“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迷惑普罗大众的不良影响。
有鉴于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于“告别革命”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思潮进行批驳，将“告别革命”的真意公诸于众。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革命先烈们的血不能白流，如何让大众认识到近代以来在神州大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共同奋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伴随着巨龙的腾飞，一系列新时期的革命和改革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中华民族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向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方向迈进。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67年过去了，中国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再辉煌的成就也无法使所有人满意，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于是中国近代史变成了另一副样子：首先，革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是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另外，既然革命不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中国能效法印度一类的国家，在西方国家“提携”之下，消弭革命，采行“非暴力”的改良方式，哪怕成为殖民地，也会有一番光明的前景。
简而言之，中国与其如今日一般发展社会主义，莫如当初缴械投降，搞西式资本主义为好。
告别革命论批判《课虚无以责有》一文的作者袒露自己“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说，“告别革命之后更需要从积极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以前是被革命所轻视或否定或摧毁的”。
文章说：“我通过中国近当代思想史说明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在一九四九年后带来了许多问题。
”作者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而其观点上则集中表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之中。
该书认为，我国二十世纪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
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给中国带来很深的灾难。
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不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
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因此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
在其影响下，“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话语。
但是，“告别革命”的虚无主义态度无助于人们“从积极的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也无助于人们正确地面向未来。
其一，“告别革命”论对历史的反思是基于一种假定，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大势。
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
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
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
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
老农：评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主张我们怎样才能告别革命——评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主张今天无事，在网上逛，偶然看到李泽厚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言论，很有兴趣，找了李先生的几篇文章，在自以为比较准确理解了之后，谈点看法。
从李先生的博客中，我们找到一篇《思想史的意义》，从中看到李先生的主要思路：李先生说：【“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
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
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
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李先生提出的疑问是：【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
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
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当然李先生也不认为革命所带来的只有坏处：【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
“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
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李先生对革命所不赞同的是什么呢?【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
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
“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
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着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绎作者：梁胜明来源：《中华魂》 2010年第5期梁胜明2008年4月29日《文艺报》第一版刊登新闻，报道北京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20周年暨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10周年。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会上发言说：《白鹿原》“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在我的记忆中，为一部小说的创作和获奖多少周年举行纪念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是非常罕见的盛事。
近日据《新京报》报道：由《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的30年里(1979-2009)“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1 1部长篇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以7票获第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作为评委之一，认为《白鹿原》“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可见作者的勇气。
”如此追捧，实属罕见。
那么，《白鹿原》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一）文学创造首先是作家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其要义是求“真”。
《白鹿原》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看来作者显然是企图通过白鹿原上一个家族在上世纪前半期的兴衰，展示中华民族近现代的风云变迁，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早已做了结论。
中华民族近现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为了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几代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康有为、梁启超企图通过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法遭到惨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只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继而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浅谈“告别革命论”文学院10对外汉语4 晓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包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文化心态；学术自由远离政治是一个文化强国应该恪守的原则。
“告别革命论”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著名哲学家泽厚与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再复先生在1995年合著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中。
选中论文题目，上网搜索“告别革命论”的定义，出乎意料的发现介绍这一观点基本含义的文章不多，议论它的文字倒比比皆是。
这让我很纳闷，究竟是什么言论如此引人关注？“告别革命论”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
如果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中国现在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因而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忠告。
关键词：革命改良“告别革命论”认为“革命是—种能量的消耗，改良是一种能量的积累”。
这种观点只是拿革命的缺点和改良的优点作比较，很不客观。
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人力、物力、财力投资都极大。
如中国抗日战争，《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中记载，经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３５００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
所以，“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这一点有其合理性。
但依此全盘否定革命则有失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经过革命洗礼之后，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命过的地方强烈的多。
且不说革命给华夏名族带来怎样的福祉。
放眼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无不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进步思想。
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
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亦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具有世界意义，除此还有美国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
充分说明，革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革命未必尽是消耗，适时的革命以少量的消耗换取更长远更持久的利益。
【论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摘要:评价革命和改良,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
贬抑改良、赞扬革命和“告别革命论”这两种观点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清末新政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革新运动。
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以二者为例论讨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
<br/> 关键词:改良革命瓶颈 <br/> D022 A 1002-2139(20__)-11-0046-1 <br/> <br/> 近年来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讨论颇多,一直都存在贬抑改良、赞扬革命的倾向。
但自90年代初李泽厚等人提出“告别革命”论出台后、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使改良与革命关系的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热点”中的“热点”。
本文以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为例,论述了改良与革命的关系。
<br/> <br/> 一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联系 <br/><br/>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支付了4.5亿元巨额赔款,使其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清廷认识到必须改变现状,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革。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而达到清政府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
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
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
改革的目的是创造新的统治合法性,然而改革在进行中却不断对清政府的支持,所以改革的瓶颈充分彰显。
<br/>清末新政的结果不但引发和加剧了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而且还造就了自己的对立面――在改革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既立宪派和革命派,以及政府中的异己分子――北洋派。
告别革命论之我见在我看来“告别革命论”是错误的。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
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于是革命爆发了。
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
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能退出历史舞台吗?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可以压制下去吗?“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
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但是却不可以制止住它。
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
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
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寻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
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
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
在革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空，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那实际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
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
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
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
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然而，一些论者不但否定中华民族反帝的革命斗争，也否定中国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从电视剧《辛亥革命》创作看“告别革命论”2012年01月13日红旗文稿王朝柱30多年前，我就想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本大书的主人公，先后撰写了长篇史传文学《李大钊》、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与人合作）、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的长征》（即后来拍成电影的《长征》）等作品，出我所料的是大获成功。
接着，我又创作了《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二十余部史传文学；同时又写了《长征》、《延安颂》、《解放》、《解放大西南》等十八部电视连续剧。
有意思的是，我想写的这部大书的开篇《辛亥革命》到去年才搬上银屏，和观众见面。
在创作中，我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
从我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看“告别革命论”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不仅标志着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终结，而且也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实行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时代”，“把共和的观念推向全社会，使得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
因此，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其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令人费解的是，近些年来一个学术上的伪命题“告别革命论”大行其道，公然宣判这场终结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搞错了！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进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主观假设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
由此，他们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延缓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摘要：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
这种观点是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人共同提出的。
在他们看来，从古至今的历次革命，诸如轰轰烈烈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在我国推翻封建帝制，消灭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之革命，都理应予以终结。
对于这种思潮，确实应该予以重视。
关键词：告别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近几十年来，着眼于“告别革命”思潮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其着力点往往在于评判中国近代史、剖析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探究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以及范式研究方法等等内容。
而“告别革命”究竟可不可以在当代实现？这一严肃的问题，着实应该引起今日学人的关注。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前提。
而“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迷惑普罗大众的不良影响。
有鉴于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于“告别革命”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思潮进行批驳，将“告别革命”的真意公诸于众。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革命先烈们的血不能白流，如何让大众认识到近代以来在神州大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共同奋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伴随着巨龙的腾飞，一系列新时期的革命和改革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中华民族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向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方向迈进。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67年过去了，中国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再辉煌的成就也无法使所有人满意，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于是中国近代史变成了另一副样子：首先，革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是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另外，既然革命不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中国能效法印度一类的国家，在西方国家“提携”之下，消弭革命，采行“非暴力”的改良方式，哪怕成为殖民地，也会有一番光明的前景。
简而言之，中国与其如今日一般发展社会主义，莫如当初缴械投降，搞西式资本主义为好。
“告别革命论”史学批判[内容摘要]革命与现代化是历史的两大主题。
然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却出现过把革命和现代化割裂开来的“唯革命论”和“告别革命论”两种错误的历史观。
“唯革命论”片面地强调“革命”，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阶级斗争”是其内容的全部。
“告别革命论”则片面地强调“现代化”，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进程”。
如果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中国现在将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因而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忠告。
在“告别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应该叫“现代化史”。
这两种错误思想都是极端政治化历史观的反映，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本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告别革命论”略作批判。
首先，“告别革命论”宣扬的“侵略有功”和“封建存在合理”是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帝国主义的声音。
其次，“告别革命论”主张的“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假设，而“告别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期望。
再次，“告别革命论”的真正目的是要告别社会主义。
[关键词]革命、现代化、唯革命论、告别革命论、历史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领域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领域也展开了拨乱反正，一些“左”倾时代的史学冤假错案都一一得到了翻案，如“《海》剧案”、“三家村案”等都得以客观评反，史学又回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轨道上来。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史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克服了“左”倾“唯革命论”的思想，逐步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位、多角度地开展研究，使中国历史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得以有机的结合。
但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后，一些“学者”打着“史学改革”或“学术讨论”的幌子，再一次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现代化”，推出了所谓“告别革命”的理论。
“告别革命论”的主要代表是李泽厚、刘再复等。
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如此缓慢。
在他们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把中国给“弄糟了”，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
①他们把破坏一切的罪名加到“革命”上面，对革命大兴问罪之师。
因此他们明确表示“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
②他们在大骂“革命”的同时，大力鼓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改良是一种能量的积累”，因而得出“改良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革命不如改良”的结论。
并且还认为辛亥革命“过激地搞掉了清政府”是“不必要的”，理由是“清王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
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
③他们的这一套理论与传统的中国史学理论反映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他们要坚持、宣传这一套理论，就得彻底否定传统理论，因而提出了要“反省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要求。
在他们看来在“各种加工过的，代表主流的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近现代史乃至解放后的历史真相，相反，只有那些未经意识形态处理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历史”。
④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就得要“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远主流，淡化意识形态”，⑤就得“改写”中国历史，就应对革命和现代化(包括改良)重新评判，要指出革命的危害，要突出改良的重耍。
概括地说，“告别革命论”的观点可用这样一个流程图来表示：“帝国主义侵略有功和封建主义存在合理——革命有罪——否定革命、肯定改良——否定革命成果社会主义、肯定资本主义”。
从这一流程图我们不难看出，从“告别革命论”的思想根源到其最终目的都是反动的。
下面就“告别革命论”的这些论调进行批判。
首先，“侵略有功”和“封建存在合理”是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声音。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闭关自守的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开始与世界建立联系。
从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方面中国的主权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的发展，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这一对矛盾的现象似乎给如何评价“西方资本主义东来”带来了困难。
事实上，史学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苦难，造成了中国的贫困与落后。
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著却提出了异议。
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提前到明朝，“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化150年不为过”。
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
⑥在美化侵略的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他们的逻辑是，西方列强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落后国家，落后应该欢迎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
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
因此，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不应该的，是有罪的，而以“和”相待才是明智之举。
诚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0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外国资产阶级也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以讴歌殖民征服，证明侵略有功、有理。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⑦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民以灾难和枷锁。
近代中国历史与印度一样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
中国虽然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
相反，西方列强却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大办企业，不断扩大其在华资本势力，最终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据统计，1911年，中国已修成的9600多公里铁路中，有93.19%控制在外国手中；中国务进出口通常口岸的轮船吨位，外轮占84.4%; 2300多家外国商行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贸易；90多家外国银行及分支机构操纵着中国的外汇；在煤矿、纺织、造船等工矿业中，外国资本也占去了压倒优势的比重。
除此之外，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看来，从《南京条约》赔款两干一白万元到《辛丑条约》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861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焚烧到1900年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从英国割占香港到沙俄强占中国东北、西北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赤裸裸的无情掠夺。
正如马克思所说: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⑧事实说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掠夺、压迫、剥削”和“现代化”的这两个礼物中，“掠夺、剥削、压迫”是主要的，而“现代化”只是他们大势掠夺的手段或者是给中国人民的一点“诱铒”。
因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从属地位，才能真正求得中国的现代化。
那些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有理”，而抵毁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有罪”的人，实际上是通过歪曲过去的不可更改的历史，来讨好当今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并以此作为他们加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籍的一张“门票”。
一些论者不但否定中华民族反帝的革命斗争，也否定中国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戍变法中断了它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机会；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遇，可惜其进程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机会。
“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
”事实上，洋务运动只是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发起的“自强”举措，这一目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容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力发展。
即使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这只能是给封建统治阶级增加了用以压制新生力量而维护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最终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清末“新政”也只是清王朝用以欺骗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小花招。
其新政的内容和结局也只是对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调戏和玩弄，它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机会”。
况且，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阻力。
没落的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对内是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压制一切反抗与不满；对外则在侵略者面前一味执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甚至无耻地执行所谓“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方针，以其出卖国家主权的方式来换取侵略者对其统治的支持。
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障碍，而清除障碍的唯一手段是“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告别革命”。
其次，“要改良，不要革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假设，而“告别革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期望。
如果承认“帝国主义侵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承认“封建主义能够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那末，其逻辑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搞错了、搞糟了”。
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看待和描写革命的。
在他们看来，对已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所谓“革命崇拜”症。
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端”，“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
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重的灾难。
”⑨因此，“革命有罪”。
“告别革命论”者，在控诉“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要是“改良”，中国的状况一定比现在要好。
他们认为“革命是能量的消耗，改良是能量和积累”，“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
其实，改良和革命并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改良的作用和意义。
但是它反对夸大改良的作用和意义，更是反对用改良来代替革命。
改良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其中哪种方式，这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改良只能使社会某些因素的量变，而能够引起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唯有革命。
无数事实证明，没有革命、单靠幼稚、浅薄的改良，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