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上完善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

论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现状与完善【摘要】近年来，高羁押率、超期羁押以及羁押中的刑讯逼供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顽疾，对于这些问题，一般多是从法律文化传统、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寻找原因，就未决羁押制度本身反思较少，笔者拟从我国羁押制度自身进行剖析，针对我国未决羁押的常态化、恣意化、惩罚化等问题提出制度改革建议。

【关键词】未决羁押；司法审查；侦押分离当今世界各国均以法律明确肯定了在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羁押，在一定时间内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未决羁押”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因涉嫌犯罪或被指控犯罪的人，在其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对其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强制措施①。

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着羁押适用率高、超期羁押现象普遍、逮捕未与羁押实行分离、看守所未能充分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等诸多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欠缺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未决羁押期限，实行侦押分离制度，进行看守所体制改革，使未决羁押制度既能保障司法办案，又能保障被羁押人的权益。

一、未决羁押的目的未决羁押的目的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结合自身特点，未决羁押在刑事诉讼中具体体现两个目的：（一）保障到庭或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这种功能也被称为“程序保障目的”。

未决羁押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程序保障功能就在于预防阻碍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发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这一点也是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重要目的。

这一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防止其逃跑、隐匿，甚至自杀的方式逃避侦查和审判，导致国家的惩罚权无法实现。

2.保全诉讼证据，防止作案人隐藏、转移或者毁灭、伪造证据，与同案犯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制造各种障碍或者假象，转移侦查视线，增加刑事追诉工作的困难，导致诉讼延迟或者无法进行。

3.保障刑罚权的实现，为将来可能的刑法执行活动提供必要的保证。

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摘要】审前羁押在我国成为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常态化处置方式,其主要原因在于混同了逮捕与羁押从而导致司法审查的缺失以及司法救济的虚无。

应当从根本上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将逮捕定位于羁押的前置程序并设置独立的羁押审查程序,以控制羁押的适用。

在秉持司法授权原则、司法审查原则、司法救济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等现代审前羁押制度通行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可通过如下具体进路予以完善:坚持检察机关的审查主体定位,完善羁押审查程序,厘清羁押期限问题,强化羁押救济程序,丰富羁押替代措施。

【关键词】审前羁押;逮捕;羁押替代措施审前羁押既是一种通过在一定期限内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诉讼保障制度,更是一种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不当和恣意侵犯的人权保障制度。

基于审前羁押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地位,科学地构建审前羁押制度是我国实现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重大课题。

此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以保证审前羁押适用的审慎性并扩大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

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对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予以检讨和反思,并对本次《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制度的修改加以评论;在此基础上,本着现代审前羁押制度的通行原则,对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进路提出具体设想,以期对审前羁押制度的科学构建有所裨益。

一、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现状之反思(一)逮捕与羁押之辨析“逮捕”与“羁押”是审前羁押制度中一组较易混淆的概念,需要予区分。

从语义学角度分析,逮捕指的是抓捕行为,具有暂时性;羁押则是一种剥夺相对人人身自由的状态,具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法治发达国家所确立的审前羁押制度来看,一方面,逮捕与羁押相互分离,羁押并非逮捕的必然后果。

被逮捕者应当被迅速地带至司法官员面前,由司法官员来裁决是否需要对其予以一段时间的持续羁押,经司法官员裁决后,被逮捕者可能被继续羁押,也可能被释放。

源保护制度不论是基于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的需要，还是立足于实施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制定一部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性法律应当是一个长远的、实质性的选择。

在建立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基本框架时，应强调开放性，建议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确定遗传资源管理和保护制度，规定遗传资源的概念术语与权利主体、获取与审批、后续监管、跟踪监测、惠益分享、可持续利用的技术和对技术转让的监管等一般内容，确立资源主权、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和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的合同审查机制，解决与其他国家间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程序、方式、条件和机制等问题。

——制定专门立法规制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专门立法以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出现，在调整对象上更有针对性，且在制定上无需花费较长时间，可以避免立法久拖不决的问题，节约立法成本和立法资源，相较于综合性立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发挥专门立法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在遗传资源管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尽快构建管制框架，尽早实现对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中各种问题的规制。

2017年4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该草案包括获取行政监督管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惠益分享、出境管理等，基本涵盖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所有方面。

除了针对不同主体获取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不同规则和程序设计外，草案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的行政监管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目前，《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草案)》二次修改稿即将出台，我国首部关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方面的专门性立法工作正在朝着预定目标推进。

与此同时，各地也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计划，组织开展遗传资源活动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并依据行政区划或生物遗传资源的现有分布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获取和惠益分享咨询、建议和决策机构。

总之，当务之急是尽快从法律层面构建遗传资源保护制度，在遗传资源的管理方面尽早制定专门法律，为国家共享惠益提供法律依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