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州文化-徽州宗族

徽州宗祠文化（一）、徽州宗祠形成的历史沿革和特点；徽州宗祠也可称之为徽州祠堂。

它不仅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而且是村落宗族财势和实力的“象征”。

村中部落的生活，宗族的繁衍、发展和兴衰，村落布局结构均与祠堂相关。

可以说一个村落宗祠的数量、规模和气势折射出这个宗族“烟火”的衰旺。

徽州现存祠堂最早的建于明弘治年间，至清代则多不胜举。

其大体分为总祠、分祠和家庙。

总祠，作为当时重要的公共建筑，一般多置于村镇两端、傍山或有坡度的地方，气势恢宏、庄严气派，少则二进，多则四、五进，建筑依地形渐次高起，主体建筑置殿后，颇富变化。

单面为中轴线上两个或多个三合院相套而成，民居簇拥，牌坊映照。

支祠平面多为四合院式。

而家庙是宗祠的一种特例，一般是官宦人家在家宅处所所建的祠堂。

一般较大的村镇，如歙县许村、昌溪，总祠与支祠在12个以上。

如此璀璨夺目的徽州祠堂和其丰富的宗祠祭祀内容成了徽文化的活化石，形成独帜一枝的宗祠文化。

那末，作为宗祠文化发源载体的徽州宗祠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对徽州宗祠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何作用呢？第一、徽州祠堂的出现源于"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是维护封建宗法的需要，也是徽州宗法建制的重要表现之一。

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

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九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子家礼，彬彬合度。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挂一抔；千年之放，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也说："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

"民国《歙县志·风俗》还指出：“邑俗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族，姓各有祠，分派别复祠。

”徽州一带以姓氏为基础划地聚居，一村一姓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根深蒂固。

如古歙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等。

徽州的宗族社会徽州宗族社会的真正形成，应该是从西汉末到北宋末的几次大战乱期间，中原望族大量迁入徽州之后。

宗族社会的主要特点是：聚族而居，“千丁之族，未尝散处”；每族有祠堂，用以祭祀祖先和处理宗族大事；每族有族谱，“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每族有族规，作为宗族所有成员的行为规范；每族有列祖列宗的坟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以供子孙定时拜祭，特别是清明时节的全族祭墓；每族有族产，其收益用于祭祀祖先和宗族的公益事业，也用来资助族内贫穷而优秀的青少年读书。

宗族社会对于凝聚宗族的力量，缓和内部的矛盾，加强族人的教化，培育本族的人才，抵抗难测的灾难等，有其积极作用，但如不能与邻村他族和好相处，也会有因利害冲突而产生不和，甚至出现械斗。

徽州的土地制度徽州在住民日渐增多之后，土地的制度分为宗族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两种。

个人所有的土地又有自耕、出租、出当共三种。

出租的土地是由土地所有者与租用者按三、七或四、六或对半分收谷物。

出租有短期和长期两种，长期的叫永佃，永佃的田即使原主卖了田，佃户仍有权继续租用，形成了所谓“久佃成业主”的现象。

出当的土地是由当入的人根据行情和当的期限，付给当出的人一笔钱之后，即开始自种自收。

到满期时，当出的人付还同数量的一笔钱给当入的人，即可收回所当之田。

出租的田，由田主缴纳皇粮。

出当的土地，由当入的耕户缴纳皇粮。

徽州山多田少，占地30亩就被看作地主，大量土地主要是集中于各宗族的祠堂。

地主与自耕农因故出售土地，一般都卖给祠堂。

以求“倒户不倒族”，即一家败了，一族仍可兴旺。

徽州的土地制度是与徽州的宗族社会恰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徽州宗族社会所派生的。

这种土地制度无疑有稳定与巩固徽州宗族社会的作用。

徽州村落先秦时期，徽州地区只有原住民──山越人的原始村落。

在中原士族多次向徽州大量移民之后，所建的移民村落，既具生活功能又具审美价值。

其中著名的村落半数以上是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始建的。

由于中原移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与审美追求，并有防卫盗贼侵犯的需要，又有风水观念的支配，更有相当经济实力。

古徽州文化摘要:历史上的徽州是一个无比神奇的地方。

在这片1.2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不仅出现过富甲一方、称雄商界数百年的徽州商帮，而且创造了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以人才而论，古徽州可谓灿若星海，各领风骚。

他们当中既有造诣精深的名儒耆宿、政声卓著的干吏名臣、享誉四方的艺苑名流、学富五车的文坛才俊，也有卓有建树的科技群彦、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炙手可热的商界巨贾。

以文化成果论，无论是理学、医学、文学、绘画、戏剧、收藏、建筑、出版、雕刻、科技等等，哪一方面都有可圈可点、杰出辉煌的成果。

引言:作为我国曾经的经济文化人文重地，徽州有着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安徽省的省名，便由辖下的安庆和徽州各取一字组成。

徽州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思想概念。

有人曾经评判，古代中国，徽州的思想家可能是最自觉地使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的一群人。

他们将那些本来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伦理原则，悄悄引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岁月流逝，徽州曾经的人、物和故事渐行渐远，那些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深藏于民间的历史文化记忆，却鲜活地传承了下来……1、徽州地理正因为拥有世所罕见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封建文化思想结晶，徽州得到了世人的偏爱。

今天的人们，提到徽州最爱引用的，是汤显祖的诗：“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诗人自己估计都没有想到，这首毫无赞美徽州之意的言志诗，几百年来生生被人们当作了徽州的赞美诗。

令徽州扬名的，还有它境内的名山——黄山。

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登临黄山时曾赞叹：“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这一评价被后人归纳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徐霞客的推崇，令无数游人对黄山心驰神往，平生必得一登为愿。

地处安徽南部，由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绩溪六县组成的古徽州，是孕育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理学、新安朴学、徽州三雕、徽剧、徽菜、新安画派、文房四宝等瑰宝的胜地，诞生了称雄明清几百年的徽州商帮，有着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美誉。

什么是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

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

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

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

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

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

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内涵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

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摘要：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

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

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六都的历史、地理和文献概述祁门六都村古称“善和里”或“善和乡”，肇基于唐末。

在宋元明清时期的都图制下，祁门被划分为22个都，该村因为“六都”而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六都坐落在徽州府祁门县北部山区，四周高山环绕。

背倚窦山，俗称“来龙山”，前列五支，又称“窦山五桂”；村东曰东山，与窦山夹珠浦河对峙而立；东山偏南临溪之山为石山；东山之背，山势较低，其中高处为梧冈。

中间为一狭窄的小盆地，发源于高山上的溪流——和溪自六都村前流过，形成山水川秀丽的村庄景观。

光绪《善和乡志》对善和村的自然景观和疆域范围，有着详细的揭示：“善和乡居江南万山间，今隶祁门县之六都。

其为乡也。

隔离喧市，弗介通衢。

山成四塞之险，地居上游之雄，遥控九华，近引白石，中有十盛之景。

广二十里，袤如之。

东为本都之秀溪，西为二都之石墅，南为五都之韩村，北为本都之章溪，东南达县治焉。

”①六都系徽州望族程氏宗族聚居地。

据载：程仲繁于唐干元年间，协助父亲抗御黄巢农民起义军，以功受检校户部尚书，镇守祁门，遂挈家迁居祁门北部之善和，后迁江西浮梁。

南唐时期，程仲繁三子程令涯奉母胡夫人留居其地，光大其业。

及再传为三，其一居窦山之麓曰上村(即今之六都自然村)，一居梧冈西南下曰中村，一居宅后山之阳日下村(今废)。

上、中、下三村相距各里许，规模以上村为大，下村次之，中村最小。

六都周围各小村，如今之芳村、韩村，朝屋口、黄家坞等，多系旁姓，或因入赘程姓，或为程姓庄佃(即佃仆)，而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诠释古徽州建筑的宗族观念摘要魏晋时期，北方战乱，人们大量南迁。

他们来到古徽州以后，出于生存和强化家族凝聚力的需要，特别重视“聚族而居”。

族与村、血缘与地缘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单姓为主的村落形式，所谓“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

且族有族规，氏有家典，所以在家族里，尊卑长幼、高低等级的宗法制度是备受古徽州人推崇的。

因此，徽州封建宗族观念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

宗族观念不仅规范着古徽州人的言行举止，就连村落的建筑选址、布局、式样、装饰也处处体现着这一观念。

关键词：聚族而居，风水地师，宗族观念，牌坊，三雕。

古徽州人在选择定居点时无不慎而又慎。

徽州人寻觅合适居地的方法十分多样，最常见的是风水地师选址。

风水地师依经验和规则，实地踏勘，通过觅龙、查沙、观水、点穴等步骤，框定村址。

此法今天看来似乎迷信色彩甚浓，但也包含一定科学道理。

黟县西递村胡氏族谱中对当时西递村卜筑选址有如下记载：“对霭峰之似笔，土地肥沃，泉水甘甜。

”可见，在古徽州人看来，“卜居”、“卜筑”的吉凶直接关系宗族人口繁昌、财源茂盛、人文发达。

在古徽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入口处，都留下人工刻意装点的痕迹：或一丛树林，或一抹尖塔，或一座庙宇。

这就是在古徽州村落整体建筑格局中有“门户”和“灵魂”之誉的水口。

“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

出于追求宗族生存需要而愈加强烈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得古徽州人都想控制一方他族不能染指的生存空间，而水口正是界定村内、村外两大空间领域的最明显标志。

所以过去村落间械斗，往往是“进了水口就打”、“赶出水口为止”。

古徽州人还把水口视作“关隘”，在天然的形式下加之人工的修整，加强了宗族的安全感。

在古徽州人的观念中，认为水口的形势状态主宰着村落宗族的盛衰和安危，它是一村宗族生死、前程的象征，如绩溪（原隶属古徽州）冯村自元代开族以来，“未能大而光之”，后“本堪舆之说，营建‘天门’、‘地户’（水口）”，结果“物阜而丁盛，一时称极盛焉”。

徽州文化探寻：徽州宗族——“新安十五姓”和“徽州八大姓”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研究徽州历史和文化，徽州宗族是一个十分值得研考的重要方面。

徽州宗族历史悠久。

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

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

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

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

第一次迁徙高潮源于两晋“永嘉之乱”，来徽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九族。

第二次迁徙高潮行于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来徽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24族。

第三次迁徙高潮起于两宋“靖康之乱”，来徽的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15族。

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朝代上看，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57个，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洪、余、鲍、戴、曹、江、孙、毕、朱、巴等姓次之。

外地大姓迁徙徽州主要在汉、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等朝代，迁徙最多是在唐代，共有24个姓氏家族；其次为宋代，有15个氏族。

这与上述中原氏族三次入徽大迁徙是相一致的。

迁徽大族原籍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等省。

可见，中原地区是徽州氏族的主籍地。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汪大燮徽州多门名望族，素有“新安十五姓”和“徽州八大姓”之说。

据徽州史志和《新安名族志》，“新安十五姓”是指古徽州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十五大姓。

明清徽州宗族的尚俭之俗徽州人多以勤俭为荣。

明清时期是徽州得到空前开发的重要阶段，徽州民众在这里的每一分耕耘和收获都与他们的勤俭息息相关。

朱熹说过：读书起家之本，勤俭持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朱子在其“四本论”中就提到勤俭持家的重要性，徽州人一直谨遵朱子之礼，不忘勤俭。

宗族倡俭，持家有道明清时代的徽州，宗族组织繁荣发展，聚族而居，随着该地区的开发和物质资料的丰富，也出现了世风日下、奢靡成风的不良习气。

“近世风俗奢靡，饮食务新奇，服饰尚华艳，室宇求高大靓丽，量入为出之道，懵然不知。

”因此，各宗族的族长等也一直倡导勤俭持家，反对奢侈。

徽州宗族历来注重撰修家谱，其在制定家规、家训时也时时倡导勤俭，打压奢靡之风。

宗族尚俭具体表现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衣食尚俭。

徽州人对衣食务求节俭，杜绝奢靡。

《茗洲吴氏家典》中就有关于妇人衣着的规定：“家道贫富不等，诸妇服饰，但务整洁，即富厚之家，亦不得过事奢靡。

”歙县义城朱氏宗族在其《祖训十二则》中也强调衣食崇尚朴素：“脱粟饭只要饱，粗布衣只要暖，彼膏粱至味，亦不过属餍而已；锦绣甚华，亦不过适体而已。

究而论之，可口与彰身，不无美恶之异；充饥与御寒，要未有美恶之殊也。

假使日食万钱，则一餐之费供人数月粮；假使坐拥重裘，则一体之需足备人千衲袄。

而且衣食愈丰，愈觉弱不能胜者，大都奢侈之过……”还有绩溪县鱼川耿氏族人在其祖训中认为：“俭之为道，乃以养生”“俭之为道………要节衣缩食。

绮罗之美，不过供人歆羡而已。

若暖其躯体，布素与绮罗何异？肥甘之美，不过口舌间片刻之适而已。

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异？人皆以薄于自奉为不爱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养生也。

”而休宁县黄氏宗族在其祠规中规定：“夫人日用起居、饮食衣服当留有余不尽之意，以还造化，故老氏三宝，俭居一焉。

今人病痛，在好装饰门面，一应吉凶礼节，开厨设供，演戏会客，浪费卖弄，饰人耳目，不知受损多少。

”宗族倡俭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在衣食方面，衣蔽体、食果腹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也正是在衣食方面最容易造成奢侈浪费，因此在徽州宗族的家法族规中对衣食做了较多的规定：食物不求肥甘之美，充饥足矣；服饰不求锦华耀眼，整洁足矣。

徽派文化有哪些？（一）徽派文化包括很多内容如在建筑、工艺、人物、戏曲、民俗、科技、文学琴棋书画、农耕餐饮等方面。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下建筑方面的文化吧。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主要流行在古徽州地区及泛徽州地区。

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物中。

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三绝”。

一、牌坊牌坊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荣誉象征，是为了表彰在忠孝节义等各方面“功勋显赫”的官员。

古徽州原有牌坊一千多个，现尚存有百余个，被誉为“牌坊之乡”。

典型代表：棠越牌坊群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牌坊依次排列，勾勒出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伦理道理的概貌。

它一改以往牌坊木质结构为主的特点，几乎全部采用石料，且以质地优良的“歙县青”石料为主。

既不用钉，又不用铆，石与石之间巧妙结合，可历千百年不倒不败，一座一座直冲云霄。

二、民居徽州特色古民居以天井、高墙、镂空石雕窗等为元素，在新安江至钱塘江流域一带以古时徽商的商业为纽带形成的地域环境内得以发扬。

典型代表：西递、宏村它们是皖南民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座古村落，它们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

古宏村人规划、建造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它的水系是依牛的形象设计，是当今“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西递整个村落呈船形，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串村而过，村中街巷沿溪而设，均用青石铺地，整个村落空间自然流畅，动静相宜。

三、祠庙祠堂祠堂是古徽州宗族的象征，是一村一族中最重要最注目的大型建筑。

它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徽派建筑艺术的典范。

宗祠一般采三进七或五进七开间构造。

典型代表：呈坎罗东舒祠它被认为是现存祠堂中规模最大、设计及雕刻均出色的建筑。

其“宝纶阁”，阁楼以珍藏历代圣旨、黄榜、浩封等恩论为主。

且女入祠，开全国之先例。

现代徽州还有一绝就是合肥的“捞痴”火锅城特，它以酸汤为特色。

传统的酸汤都是采用一些作料来配制，而捞痴的酸汤鱼则以西红柿为原料自然发酵20多天，味道醇厚，鱼肉放进去味道又滑又嫩。

徽州宗族的姓氏来源“十姓九汪”宗族俗语。

汪姓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开始迁居徽州。

隋唐之际出现地方军事豪强汪华，位高权重，子孙繁盛，散布四方，徽州因有”十姓九汪”的盛况。

“丁氏”姓氏名。

休宁丁氏出江苏常州昆陵派。

宋代丁亨一任休宁教谕，留居于此。

后人散居于休宁县城西街、水碓巷、社坛、西门桥、叶淇、麦歧村、临溪、石叶等地。

绩溪丁氏系明代丁齐宝从族德迁居上丁村（今荆州乡石川），后散居横坞、大坑口（今龙川）等地。

“马氏”姓氏名。

婺源马氏始迁祖马咸，在宋宣和年间任遂宁知府，与蔡京有隙，辞官避居婺源，村名马家。

马咸兼业医，号清虚先生，后裔分居他地。

又宋朝世居乐平的马廷鸾，曾任观文殿大学士，入赘婺源甲路张氏，遂居其地。

所生六子，五人回迁鄱阳，季子马端益留居婺源甲路。

祁门马氏始迁祖马皇甫，元至正二年1342）由婺源迁祁门伟溪（今胥岭塔下），后裔迁居县城，散处四门，称” 四门马氏”。

“万氏”姓氏名。

元朝，万登旺由江西新建迁居祁门城西，后裔移居北乡方村（今胥岭芳村），又分迁城内东街、沙湾（今属胥岭I休宁五城镇高仓也有万氏居住。

“不是篁墩不是程”氏族民谚。

指徽州程氏皆出篁墩。

篁墩在唐以前属休宁，以后属歙。

程氏居篁墩始于东晋。

太兴二年319）,程元谭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持节新安，为刺史，有惠政。

永昌元年（322）秩满，新安郡民众请留，遂安家于篁墩。

后裔有南朝名将程灵洗、程文季，隋末协助汪华镇守地方的程富，唐朝多次保障地方的程漫兄弟。

支派分迁广泛。

“天下之汪皆出新安”姓氏论语。

语出《荆山堂汪氏统谱》。

新安汪氏系汪芒氏之后，汪芒氏后裔于战国末期楚威王灭越（前334）时进入徽州。

唐宋以降，新安汪氏后裔又不断徒居外郡，而成"天下之汪”。

“巴氏”姓氏名。

南朝梁武帝时，巴播从丹阳迁居休宁二十四都以避乱，即为徽州巴氏始迁祖。

后裔散居休宁中街、望干、东林竹、岭后、上颜溪等地。

宋朝初年，巴珣再迁歙县河西，后世有”东门许，西门巴”的俗语。

如何评价徽州宗族制度的历史作用徽州作为朱熹传播理学的重要场所，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特别是朱熹亲订的《家礼》对徽州氏族影响尤深，“人们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疏，无不井然有序”。

而徽商的成功则为强化宗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物质条件，通过建祠堂、修宗谱、置族产、建书院、办义学、兴学田等，宗族文化得到更加认同和强化，宗族制度更加完善。

同时，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外来氏族为了生存，也需要借助宗法制度和宗教文化来强化宗族的凝聚力。

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徽州社会超强的封建宗法制度，成为徽州文化的一大特点。

历史上，徽州几千年的稳定的社会形态充分说明了徽州宗族社会和谐的管理机制的创立、完善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可以归结为程朱理学思想感化、徽州文化的传播、宗法制度的约束、文会乡帮组织的网络化管理四个方面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在徽州传统的宗族制度中，宗法制度作为促进人们之间协调的规则，它的重要功能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框架或模式，在这个框架里，人们可以相互影响。

它的运作体现了伦理的作用或对伦理的依靠。

通过依靠世代相承的血缘系谱关系来界定族内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权利与义务，长幼尊卑各司其职，默守着本家族的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皆不得逾越本分。

若有逾越或违背，就要受到家族的制裁，所谓“正以家法”，就是通过族长和其他长老的权威，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包括伦理规范、价值取向、道德、习惯等文化性因素的作用有效地协调和控制着族内的摩擦纠纷，实现对家族成员的行为约束，因而宗族这种特殊的制度适应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人文环境，铸造了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它培育了一种社会的人格，体现了一种“熟人社会中”的管理模式。

关于它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宗法制度中建管公益，惠及村民的文化理念对徽州村落文化和族人道德培养熏陶影响甚深。

古徽州许多学堂社屋等公建、公益设施是以宗祠为纽带，通过各姓氏、各宗支的长老牵头，以宗祠公共义仓为基础，加上民间募捐众家钱物劳力筹集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