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入罪之依据

第１９卷第１０期Ｖｏｌ.１９ꎬɴ１０宜宾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ｉｂ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Ｏｃｔｏｂｅｒꎬ２０１９㊀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９作者简介:王廷婷(１９９６－)ꎬ女ꎬ重庆人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ꎮ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王廷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ꎬ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摘要:对于公职人员㊁医务工作者等特定主体ꎬ其 举手不劳 型的见危不救应当入罪ꎮ将此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ꎬ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ꎬ具有法理学依据ꎬ而且具备可操作性ꎮ对特殊主体率先立法ꎬ还可以起到带动与示范作用ꎬ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ꎮ关键词:见危不救ꎻ举手不劳ꎻ特定主体ꎻ入罪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３６５(２０１９)１０－０１０１－０９㊀㊀近年来ꎬ见危不救事件屡屡发生ꎬ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ꎬ刺激着人们的道德和法律神经ꎮ另外ꎬ在我国ꎬ刑法尚未规定见危不救罪ꎮ是以ꎬ关于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罪的争论愈发激烈ꎮ所谓见危不救ꎬ泛指一切在他人处于危难时漠然处之ꎬ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者行为ꎮ[１]１７８具体而言ꎬ见危不救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具有特定关系的人之间的见危不救ꎬ如夫妻㊁父母子女之间的见危不救ꎻ二是没有特定关系的人之间的见危不救ꎬ即陌生人之间的见危不救ꎮ相较而言ꎬ根据刑法理论ꎬ前者应被归类为 不作为犯 ꎬ不存在入罪的争议ꎻ后者是否能够入罪ꎬ则存在观点的分歧ꎮ目前ꎬ学界主要存在支持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支持派㊁反对其入罪的反对派以及主张对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特殊主体增设 见危不救罪 的中间派ꎮ本文的立场为中间派ꎬ其基本观点是ꎬ公职人员①㊁医务工作者②等特定主体 举手不劳 型③[２]的见危不救应该入罪ꎮ即当他人面临正在发生的紧迫生命危险之时ꎬ此类特定主体认识到了他人的紧迫生命危险ꎬ能够提供举手之劳的救助而不救助ꎬ且提供救助不会对自身或第三人带来现实的危险ꎬ最终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ꎬ应认定为见危不救的犯罪ꎮ具体而言ꎬ这里的 举手不劳 是指不会给特定主体带来额外负担的最低程度的救助ꎮ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公职人员ꎬ其帮忙向专业人士或机构求助即属于 举手不劳 型救助ꎬ如拨打急救电话㊁将伤者送往医院等ꎮ对于具备专业知识的医务工作者ꎬ则要求其为危险中的他人提供所在专业领域最基本的救助ꎬ如对昏迷者采取最基本的应急措施ꎮ若自己尚不具备基本的救助能力ꎬ则同样应当向其他专业人士或机构求助ꎮ一、㊀入罪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反对论者认为ꎬ刑法的谦抑性包含顺序性和穷尽性两层含义ꎬ即刑法的地位为最后一道防线ꎬ只有在民法㊁行政法等都已竭尽所能ꎬ穷尽办法仍无力解决时ꎬ方轮到刑法上场ꎮ[３]换言之ꎬ按照刑法谦抑性的要求ꎬ立法者应对刑法的规制范围予以合理限定ꎬ不应将犯罪的圈子画得太大ꎬ否则ꎬ刑法会处于膨胀状态ꎬ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ꎮ见危不救入罪ꎬ超出了刑法的合理规制范围ꎬ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ꎮ本文以为ꎬ该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ꎮ刑法谦抑性要求动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ꎬ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ꎻ二是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法益侵害性ꎮ[４]简言之ꎬ危害行为满足刑法谦抑性暗含的顺序性㊁穷尽性要求ꎬ属于刑法的合理规制范围ꎮ见危不救入罪与这两方面的要求相符ꎬ遵循了刑法的谦抑性ꎮ(一)刑罚具有不可避免性第一ꎬ我国在刑法领域之外已有见危不救的相关规定ꎬ但并不足以遏制见危不救的现象ꎮ在民法领域ꎬ这主要表现为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ꎮ如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ꎬ若甲对乙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ꎬ为保护其利益提供了帮助ꎬ则可以请求受益人乙偿还自己为此所支出的必要费用ꎮ另外ꎬ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㊁«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㊁«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ꎬ若甲帮助乙ꎬ却导致自身利益受损ꎬ由侵犯乙权益的丙承担责任ꎬ受益人乙可适当补偿ꎻ在不存在侵权的丙或丙无力承担时ꎬ乙应适当补偿ꎮ最后ꎬ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ꎬ甲主动实施了对乙的紧急救助行为ꎬ因该行为致使乙受损ꎬ甲不负民事责任ꎮ这便是所谓的 好人条款 ꎬ类似于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ꎮ可以看出ꎬ民法领域的规定重心在于帮助人的经济损失如何得到补偿ꎬ对于规制见危不救难以发挥实质作用ꎮ针对特定群体ꎬ我国也有相关规定ꎮ如«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④㊁«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九十七条⑤㊁«上海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试行办法»第十三条⑥等等ꎮ然而ꎬ在这么多的规定面前ꎬ见危不救的报道仍屡屡见诸报端ꎮ如２００２年甘肃女教师孙祥玉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７８斧死亡[５]ꎻ２００４年吉林少年陶汉武在县政府跌倒昏迷ꎬ其工作人员全程拒绝提供帮助ꎬ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６]ꎻ２０１１年震惊全国的佛山 小悦悦 事件ꎻ２０１７年河南一女子遇车祸身亡ꎬ在其被撞到遭二次碾压的１分钟内ꎬ共途经１０余辆车辆和约２０名行人ꎬ却无一人施救ꎬ被称为 小悦悦事件的重演 [７]ꎮ从这些本可能避免的悲剧来看ꎬ刑法领域外惩罚见危不救的努力明显未能有效遏制见危不救的现象ꎮ第二ꎬ具体到特定主体的见危不救ꎬ我国在刑法领域存在着立法空白ꎬ使用其他罪名规制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ꎮ以陶汉武事件为例ꎬ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下午ꎬ吉林省乾安县的１６岁少年陶汉武随村民们一起去县政府上访ꎬ因拥挤而意外跌倒昏迷ꎮ没有手机的村民恳求县政府工作人员用手机拨打１２０ꎬ对方拒绝: 没手机 ꎮ村民又请求借用政府的固定电话ꎬ却遭到 电话不好使 的推辞ꎮ孩子的父亲陶金财急得当场跪下哀求ꎬ仍无人理会ꎮ最终ꎬ耽搁半小时后ꎬ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ꎮ在本案中ꎬ因为县政府工作人２０１宜宾学院学报第１９卷㊀员的冷漠ꎬ最终导致年仅１６岁的陶汉武离开人世ꎮ而他们拒绝提供的帮助ꎬ不过是花几分钟时间打个电话而已ꎮ一方面ꎬ陶汉武的死亡结果由县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所促成ꎻ另一方面ꎬ我国刑法缺乏能对其行为予以谴责的规定ꎮ按照不作为犯的理论来看ꎬ县工作人员并不负有为昏迷的陶汉武提供帮助的法律义务ꎮ因为陶汉武的昏迷并非工作人员的先行行为所导致ꎬ为其提供帮助也不属于其法律行为引起的或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ꎮ具体到职务犯罪的规定上看ꎬ使用滥用职权罪㊁玩忽职守罪等罪名都无法正确评价此案ꎮ因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等职务犯罪均要求行为人违反了法定职责ꎬ但对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说ꎬ法律并没有规定其负有帮助昏迷的民众的职责ꎮ因此ꎬ尽管县政府工作人员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ꎬ但我们也不能对其予以刑法上的谴责ꎮ也正是因为法律的缺失ꎬ在司法实践中ꎬ对于部分影响极其恶劣的见危不救案件ꎬ法官在无相关法律依据援引的情况下ꎬ迫于舆论压力以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案ꎮ而这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ꎬ也有失法律的公正ꎮ第三ꎬ不宜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此类见危不救行为ꎮ正是因为见危不救存在法律规定的缺失ꎬ有学者指出ꎬ应通过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方式ꎬ对见危不救的行为予以处罚ꎮ[８]本文认为ꎬ«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是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进行罚款㊁拘留等行政处罚ꎬ因此ꎬ对广义的见危不救行为而言ꎬ该观点有可取之处ꎮ但本文所主张的见危不救入罪是指造成了他人死亡结果的特定主体见危不救行为ꎬ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规制恐怕不太妥当ꎮ原因在于ꎬ特定主体引起了死亡结果的见危不救行为与一般的见危不救行为相比ꎬ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ꎮ马克昌教授认为ꎬ判断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七个因素:１.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ꎻ２.行为的性质㊁方法㊁手段和其他有关情节ꎻ３.行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㊁危害结果的大小或者是否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结果ꎻ４.行为人本身的情况ꎻ５.行为人主观方面情况ꎻ６.情节是否严重㊁恶劣ꎻ７.行为实施时的社会形势ꎮ[９]２２如前所述ꎬ本文论述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当他人面临生命危险时ꎬ特定主体在不会给自身及第三人带来现实危险的前提下ꎬ能够救助而不救助ꎬ最终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行为ꎮ主观上ꎬ行为人认识到了他人面临着重大的危险ꎬ自己提供帮助不过举手之劳ꎬ且不会给自身及第三人带来危险ꎮ但行为人仍拒绝救助ꎬ具有主观的恶性ꎬ为放任结果的间接故意ꎮ客观上ꎬ他人的死亡结果是由行为人的见危不救行为所最终促成ꎬ即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ꎮ另外ꎬ公职人员㊁医务工作者具有特殊的身份ꎬ这类特殊身份会给民众特殊的信赖ꎬ其见危不救将产生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ꎮ公民应急的第一反应是 有困难ꎬ找警察 ꎬ社会的基本共识是 医务工作者是白衣天使 ꎮ从某种意义上讲ꎬ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这类特定群体已然被符号化ꎬ被公众赋予了更高的道德要求ꎮ对民众来说ꎬ如果连这类群体都见危不救ꎬ那我有什么责任要见危救助?如此一来ꎬ社会道德形势将愈发严峻ꎮ总而言之ꎬ此类见危不救行为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ꎬ且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ꎬ明显超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范围ꎬ不宜以其规制ꎮ(二)危害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法益侵害性违法行为的本质即在于对法益的侵害ꎬ对于３０１㊀１０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廷婷: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法益侵害性的行为ꎬ理应入罪ꎮ如云南的一起见危不救事件ꎮ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２时ꎬ在云南元谋县新华乡发生了一起车祸ꎬ农妇周光彩被撞成重伤ꎮ因路途遥远ꎬ救护车迟迟未到ꎮ而村民们无人懂医ꎬ又找不到可以运送伤员的车ꎬ家属们只能焦急等待ꎮ半个多小时后ꎬ元谋县民政局局长赵吉彬等人驾车经过现场ꎬ家属拦车求救ꎮ赵吉彬道 车上坐的人太多ꎬ坐不下 ꎬ随之离去ꎮ后周光彩因伤势过重ꎬ经抢救无效死亡ꎮ[１０]在本案中ꎬ一方面ꎬ周光彩的生命危在旦夕ꎬ生命法益面临着重大㊁显著的危险ꎻ另一方面ꎬ驾车路过现场的赵吉彬等人完全可以及时将周光彩送往医院诊治ꎬ即使如他所言 车上坐不下 ꎬ他们只需选择牺牲自己的一点微小利益即晚一点再乘坐别的车ꎬ就有可能挽救周光彩的生命ꎮ这种帮助能够避免或减轻周光彩正在发生的生命危险ꎬ且不会对赵吉彬等人带来现实的危险ꎬ简言之ꎬ这种帮助属于力所能及的举手之劳ꎮ此时ꎬ赵吉彬见危不救ꎬ其行为将周光彩的生命法益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ꎬ在这样的紧急情形下ꎬ其不作为的行为置重大法益遭受的严重损害客观上与作为造成的法益侵害具有等价性ꎮ因此ꎬ此时的危害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法益侵害性ꎬ将其入罪属于刑法的合理规制范畴ꎮ二、㊀入罪具有法理学依据见危不救的入罪在本质上属于道德义务的法律化ꎬ法理学也为其入罪提供了理论支撑ꎮ首先ꎬ道德与法律互通ꎮ在道德无力规范行为时ꎬ需要法律的介入ꎮ入罪属于有限的道德法律化ꎬ符合这两项要求ꎮ其次ꎬ刑法的道德底线不是 损害他人 ꎬ 利他 的见危不救可以被法律化ꎮ最后ꎬ见危不救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双重可谴责性ꎮ(一)入罪属于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反对论者认为ꎬ将见危不救入罪是道德义务的法律化ꎬ因为少数人才具有见危救助这种高尚道德ꎬ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具有 勿害他人 这种基本的道德ꎮ将其入罪ꎬ不仅会模糊法律和道德应有的界限ꎬ而且不利于发挥法律和道德两者自身的作用ꎮ[１１]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ꎬ本文认为ꎬ见危不救入罪属于有限的道德法律化ꎮ正如博登海默所言: 法律的制定者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 此外ꎬ我们还应当注意ꎬ在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 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ꎬ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ꎬ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ꎬ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法律的领域ꎮ [１２]３７６所谓有限的道德法律化ꎬ便是指通过立法程序将一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ꎮ[１３]将特定主体 举手不劳 型的见危不救行为通过立法转化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具有合理性ꎬ原因有二:第一ꎬ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为互通的ꎬ入罪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ꎮ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是规范民众行为㊁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ꎬ二者之间具有互通性ꎬ相互渗透ꎮ在一个社会中ꎬ一定的道德要求通常也是法律的要求ꎮ具体到见危不救行为ꎬ本文所论述的见危不救行为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ꎬ涉及公民的生命权这类重大的社会道德规范ꎮ在一定程度上讲ꎬ这类重大社会道德规范属于为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ꎬ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规范ꎮ因而ꎬ将其入罪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ꎮ第二ꎬ在道德规范无力规制的情形下ꎬ需要法律的介入ꎮ道德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ꎬ付诸４０１宜宾学院学报第１９卷㊀于人的内心自觉ꎻ法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ꎬ付诸于国家的强制权力ꎮ因此ꎬ 当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行为侵犯到特定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秩序ꎬ仅靠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已经不足以制止其危害或道德的肯定评价和引导已经无力的时候ꎬ就需要将该道德规范确认为法律规范ꎬ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制止或支持 [１４]ꎮ当今ꎬ见危不救现象屡屡发生ꎬ正是道德自律作用无能为力的有力证明ꎮ面对这类社会危害性大㊁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ꎬ需要顺应社会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规制ꎮ当今社会处于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之下ꎬ每个人都面临潜在的危险ꎬ有被救助的潜在需要ꎮ鉴于此ꎬ为满足公民个体的需要ꎬ更为了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转ꎬ需要赋予特定主体在危难时合理的救助义务ꎮ(二) 损他 不是刑法的道德底线有学者指出ꎬ刑法的道德底线是 损他 即 损害他人 ꎬ而将见危不救纳入刑法规制表明必须 利他 ꎮ 利他 并非需要强制遵循的道德底线ꎬ不能被刑法化ꎮ[３]本文认为ꎬ该观点有待商讨ꎮ在各国刑法中ꎬ不损害他人的行为仍有被规制的可能ꎬ典型的如无被害人犯罪ꎮ所谓无被害人犯罪ꎬ从本质上看ꎬ是指没有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或威胁的行为ꎮ[１５]刑法之所以将其规定为犯罪ꎬ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生活中的社会风俗㊁习惯ꎬ具有强制维持一定社会伦理与道德的一面ꎮ[１６]４０５更具体地说ꎬ无被害人犯罪包括赌博㊁卖淫㊁吸毒犯罪等等ꎮ因此ꎬ主张刑法的道德底线是 损他 恐怕站不住脚ꎮ况且ꎬ有的主张 损他 是刑法的道德底线的学者ꎬ在 见危不救 上观点前后不一致ꎮ如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ꎬ他认为ꎬ如果已经发生了祸害ꎬ行为人却不去制止ꎬ例外情形下其需对此负责ꎮ这里的 例外 包括出力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ꎬ挺身保护一个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等ꎮ[２]实际上ꎬ根据密尔功利主义ꎬ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达到最大善ꎮ所谓善ꎬ是指能增加最大的快乐值ꎬ反之为恶ꎮ换言之ꎬ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幸福ꎬ故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ꎮ[１７]１９０从这个立场出发ꎬ本文所主张的见危不救行为ꎬ不会给自己增添太多负担ꎬ通过救助他人还能为他人带来好处ꎬ在不给自己减损的情况下ꎬ实现了多数人幸福的增加ꎮ这样看来ꎬ此类见危救助行为恰恰是符合功利主义的要求的ꎮ(三)见危不救具有可谴责性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ꎬ法律不强人所难ꎮ法律是社会的规范ꎬ它不以圣人㊁英雄为标准ꎬ而以一般人㊁普通人为标准ꎮ[１８]２１９以法律去执行道德ꎬ其结果将导致道德的外在化和法律化ꎮ它以刑罚的手段强迫人们行善ꎬ只会使善行消失ꎮ因为它靠着强暴力量的威胁ꎬ让人们不再有选择恶的自由ꎮ[１９]本文不认可这种观点ꎮ一方面ꎬ本文所论述的 见危不救 为 举手不劳 型的见危不救ꎮ此类见危不救行为在道德上具有可谴责性ꎬ将其入罪并非强人所难ꎮ陌生人之间的见危不救ꎬ包括 见义不为 型的见危不救和 举手不劳 型的见危不救ꎮ前者对行为人有较高的要求ꎬ如行为人需挺身而出ꎬ与犯罪行为或自然灾害作斗争ꎮ对于这类见危不救行为ꎬ确实难以入罪ꎮ因为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极具风险的行为ꎬ在一定程度上属于 利人不利己 的行为ꎬ甚至可能是 利人损己 的行为ꎮ因此ꎬ见义勇为所体现出的是 无私奉献 的道德要求ꎬ这种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ꎬ超越了刑法的底线ꎬ不属于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ꎬ将其入罪属于强人所难ꎮ５０１㊀１０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廷婷: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而对于 举手不劳 型的见危不救行为ꎬ其并不要求行为人做出较大的付出ꎬ行为人只需要给予举手之劳的小小帮助即可ꎮ如在他人落水时帮忙向周围求救㊁拨打求救电话ꎬ或者仅仅是向水中扔一个救生圈ꎮ这种不会给自身增添额外负担ꎬ却能为他人带来救助的行为ꎬ并不违背人自私的天性ꎬ在本质上反而是 利人利己 的选择ꎮ正如前文所说ꎬ在当今所处的风险社会ꎬ面临潜在的危险和拥有被救助的潜在需要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话题ꎮ救助他人不会带来过多麻烦ꎬ而倘若自己在将来遭遇不测ꎬ他人也能出手相助ꎬ这便能成为一种社会的良性循环ꎬ己他两利ꎮ况且ꎬ本文主张的 见危不救 行为入罪ꎬ主体要求是公职人员㊁医务工作者等特定主体ꎮ对于这类特定主体来说ꎬ他们本就因为自己的身份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作为义务以及更高的道德要求ꎮ简言之ꎬ此类见危救助行为属于基本的道德要求ꎬ见危不救则具有道德谴责性ꎬ应该入罪ꎮ另一方面ꎬ此类见危救助行为具备期待可能性ꎬ见危不救具有法律上的可谴责性ꎮ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凌晨ꎬ杨吉全因突发疾病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第六人民医院接受治疗ꎬ后于７时０８分被发现病死在医院大厅ꎮ根据视频监控ꎬ杨吉全在医院大厅座位上仰面跌倒直至被发现死亡ꎬ共经历了近３个小时ꎮ期间ꎬ先后有９人路过ꎬ甚至包括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员ꎬ但无人停留ꎮ[２０]在本案中ꎬ当老人倒在医院大厅时ꎬ这两名医务工作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老人进行基本的救助ꎮ如果自己不具有救助老人的能力或者有其他紧急的任务ꎬ也可以报告给医院的相关工作人员ꎬ由其采取一定的措施ꎮ在医院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ꎬ这两名医务工作者完全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老人进行救助ꎮ期待可能性的评价是为了体恤行为人为保存一法益而损害其他法益的可谅解的过错心态ꎮ[４]本案中ꎬ两名医务工作者所维护的是微小自由限制的轻微法益ꎬ其不予救助的却是生命权这样的重大法益ꎮ在危险迫在眉睫之时ꎬ以对一方微小自由的限制来换取另一方生命价值的可能延续ꎬ从法益衡量的角度ꎬ无疑也是具有合理性的ꎮ简言之ꎬ于这两名医务工作者而言ꎬ该救助行为是力所能及且无明显危险的行为ꎬ这样的行为具有期待可能性ꎬ其见危不救在法律上无疑是可谴责的ꎮ三、㊀入罪具备可操作性学者们反对见危不救入罪时重要的论点是ꎬ见危不救行为入罪不具有可操作性ꎬ具体包括主体确定难㊁定罪标准模糊㊁取证难三方面ꎮ[３]还有学者指出主体数量的问题ꎬ即在不救者众多的场合ꎬ如何处理将是一个难题ꎮ[２１]从本文的立场上看ꎬ难以认同以上观点ꎮ第一ꎬ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有立法规定的参考ꎮ最早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时期ꎬ见危不救就已经被认为是犯罪ꎬ并被规定在法律制度之中ꎮ到１９世纪ꎬ欧洲的许多刑法典也有相关规定ꎮ二战后ꎬ惩罚见危不救的条款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典之上ꎮ近几十年来ꎬ该法律传统也侵染到普通法系领域ꎬ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便制定了包含惩罚条款的«好撒玛利亚人法»ꎮ而在中国ꎬ历朝历代都有惩罚见危不救的法律ꎮ[２２]故中国古代和国外对见危不救行为均有相关的立法ꎮ如«法国刑法典»第２２３条便作了相关规定⑦[２３]２ꎬ另外ꎬ该条只是对普通公民见危不救的规定ꎬ对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如医生㊁护士㊁消防员㊁警察等ꎬ规定更为严苛ꎮ其相关的刑事立法不仅为见危不救的入罪提供了参考与借鉴ꎬ更是见危不救入罪具备可行性的有力证明ꎮ６０１宜宾学院学报第１９卷㊀第二ꎬ司法困境不应成为拒绝入罪的理由ꎮ具体来说ꎬ首先ꎬ我国刑法尚未规定见危不救的具体条文ꎬ 定罪标准模糊 从何谈起?若依照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观点进一步思考ꎬ不仅我国刑法常见的 情节严重 情节恶劣 的构成要件具有标准模糊的问题ꎬ甚至连故意杀人罪都标准模糊ꎮ原因在于ꎬ在故意杀人罪中ꎬ作为犯罪对象ꎬ 人 应如何界定(出生的标准)ꎻ作为犯罪行为ꎬ 杀 应如何判断(是否包括不作为)ꎻ作为既遂要件ꎬ 死亡 的确切标准是什么(是否包括脑死亡在内)ꎬ对此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ꎮ[２]若认为 定罪标准模糊 ꎬ则 不具有可操作性 ꎬ故意杀人罪恐怕都 不具有可操作性 ꎮ而且ꎬ我国还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制度以及指导案例体系ꎬ都能进一步明确定罪标准ꎮ其次ꎬ 主体确定难 的质疑也难以成立ꎮ如有人突发疾病而倒地死亡ꎬ事后并没有路人见危不救的相关证据ꎬ抑或监控视频显示有人经过ꎬ但因画质模糊难以辨认主体ꎬ事件根本不会发展到刑事诉讼程序阶段ꎮ只有在行为人基本确定㊁事实基本固定的情形下ꎬ才能通过司法程序来予以规制ꎮ故实质上并不存在主体确定难的问题ꎬ以此来反对见危不救入罪也很难说具有说服力ꎮ最后ꎬ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面临 取证难 的问题ꎮ如在贿赂类犯罪中ꎬ双方当事人最终都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ꎬ取得口供存在一定的难度ꎻ同时ꎬ贿赂行为往往发生在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的封闭㊁隐蔽空间ꎬ更加大了取证的难度ꎮ同样ꎬ强奸罪也存在取证难的问题ꎮ部分受害者因惊慌或法律意识淡薄ꎬ事后不能很好地保留有效的证据ꎬ而强奸罪的证据又具有极强的时效性ꎬ故出现了很多只有被害人陈述ꎬ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犯罪的情形ꎮ强奸罪的关键点 违背妇女意志 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判断ꎬ往往缺乏足够的证据来予以佐证ꎮ如半推半就情形下妇女意志的判断ꎻ在发生性行为时妇女无明显反抗表示下其意志的判断ꎮ因此ꎬ刑法中的众多罪名都存在取证难的问题ꎮ然而ꎬ立法者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放弃设置相应的罪名ꎬ若单单以这个理由来反对见危不救入罪ꎬ不得不说就有些奇怪了ꎮ第三ꎬ针对 法不责众 的质疑ꎬ本文认为ꎬ对于人数众多的见危不救行为ꎬ只要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ꎬ应无例外地构成该罪ꎮ正如 中国式过马路 一样ꎬ法不责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特色的问题ꎮ但需要明确的是ꎬ司法实践惯常的做法不意味着就是正确的做法ꎮ在刑法理论上ꎬ行为人人数的多寡并不影响行为是否违法ꎬ也不影响行为人责任的大小ꎮ[２]而且ꎬ从本文的立场出发ꎬ见危不救行为应处罚的是给公众带来特殊信赖㊁具有特殊身份的公职人员㊁医务工作者等特定主体ꎬ因此ꎬ哪怕有众多见危不救者ꎬ实际上也不一定会追究全部人的责任ꎮ更何况ꎬ按照本文对入罪的构想ꎬ还需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他人具有紧迫的生命危险ꎬ能够提供举手之劳的救助而不救助ꎬ且提供救助不会对自身或第三人带来现实的危险ꎮ如前文的陶汉武事件ꎬ如果县政府工作人员有证据证明自己经过陶汉武昏迷的现场时ꎬ误以为其已经死亡ꎬ则可以排除责任ꎮ因为见危不救要求被害人在当时还活着(若被害人已死ꎬ救助显然无意义)ꎬ当行为人产生了 被害人已经死亡 的错误时ꎬ属于事实认识错误ꎬ排除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意ꎬ不能归罪ꎮ因此ꎬ一方面ꎬ在不救者众多时ꎬ只要符合犯罪的条件ꎬ应无例外进行处罚ꎻ另一方面ꎬ对一个不救者众多的案件来说ꎬ经过主体㊁责任等的层层过滤后ꎬ或许将并不存在所谓 法不责众 的困境ꎮ结语目前ꎬ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ꎬ一方面ꎬ社会道７０１㊀１０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廷婷: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

“见危不救罪”之刑法规制“见危不救罪”之规制一、见危不救的概念及其现状（一）见危不救的概念第一，从行为主体上看，长期以来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都被当做是道德问题来讨论，在我国法律中也并没有对一般主体的救助义务以犯罪来规定。

因此，在本文中，我认为见危不救的行为主体应该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他人身处险境，且对危险救助不存在任何特定职责并与急需救助的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关系的人。

第二，实施救助行为的人必需要有能力实施救助行为，并且此行为不能对实施救助行为的人或任何第三人造成重大危险，我们常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我们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前提也是在自己有能力帮助的情况下，在不对自己造成危险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

但是设想，如果实施救助行为的人自己都没有救助能力，那又何能谈得上见危不救那。

第三，见危不救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具有紧迫性，而相对与财产而言，因其不具有这种紧迫性可排除在外。

因此在本文中，有必要被纳入到刑法管制当中的也只有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见危不救而不是关于他人的财产。

第四，在实践中只有人的行为才会产生出实际的作用，因此在本文中也只有行为才是见危不救的唯一表现形式，而不包括态度。

综上：我认为见危不救的概念是指在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重大危险时，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导致他人身处险境，且对危险救助不存在任何特定职责并与急需救助的人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关系的人有救助的能力，并且实施救助行为不会对自己和第三人造成任何威胁，仍不实施救助的行为。

（二）见危不救的立法规制现状目前，我国在见危不救中出现了立法和司法的脱节，原因在于在司法实务中，此类危害重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但是我国尚未将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到刑法的管制范围，因此不能按照罪行法定原则来处罚，但是又不能不处罚，所以会出现下面三种情况：第一，将负有特定职务的见危不救行为定为玩忽职守罪。

论我国“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建构徐凌【期刊名称】《扬州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0)004【摘要】随着我国“见危不救”事件的频发，人们开始争论“见危不救”者是否有救助的义务，如果有是否应当让“见危不救”在刑法上入罪。

从法理上看，“见危不救”行为符合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论”的观点，具备在刑法上入罪的法理基础，应该在我国建立“见危不救罪”。

在同时符合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犯罪构成四要件时，应当认定为“见危不救罪”，“见危不救”者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With high frequency of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incidents in China, people start to argue about wheth- er those who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have obligations to rescue in need and whether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behavior should be incriminated in Criminal Law if this is tenable. Legally,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behavior is duly in accordance with Roll' s view of fair and just and possesses the legal basis of incrimination, so the accusation of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and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crime when in keeping with the four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crime simultaneously. Also, those who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should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law.【总页数】4页(P22-25)【作者】徐凌【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399【相关文献】1.见危不救入罪的立法构想 [J], 魏爽2.试论我国“见危不救”犯罪化制度性建构 [J], 姚万勤3.见危不救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J], 张蔚伟4.见危不救行为入罪之可行性分析 [J], 葛雷; 宋海山5.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 [J], 王廷婷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以案说法职工法律天地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40 见危不救也犯罪？这是真的□张玉杨 【案例】青年职工陈某对同事小颖早有好感。

2021年国庆假期，陈某邀请小颖到公园约会。

游玩中，他向小颖表白，却引起了小颖的反感。

其间，陈某靠近小颖想抱住她表达爱意。

没想到，小颖慌乱躲避中掉入身后的池塘。

事发后，陈某既未下水救捞，亦未呼喊他人施救。

不幸的是，小颖溺水身亡。

第二天，小颖的遗体被他人发现，其家人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法院审理，陈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点评】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

所谓作为，是指以积极的身体举动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所谓不作为，是指不积极实施其依法有义务实施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律直接规定，负有法定义务而拒绝履行，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行为。

这类犯罪具有如下四个特征：1.违反法律直接规定，是指《刑法》有直接规定的罪名，如遗弃罪、玩忽职守罪等；2.负有法定义务，是指法律规定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而不作为的行为，如母亲拒绝给婴儿喂奶，造成婴儿死亡的；3.拒绝履行的行为，是指能够有条件作为，而拒绝履行作为的行为，如司机把行人撞伤而放任不管；4.达到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行为，如遗弃老人导致死亡等。

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义务来源主要有四种。

一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

如我国《民法典》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因此，拒不抚养、赡养的行为，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

二是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如值勤的消防人员有消除火灾的义务等。

三是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如合同行为、自愿接受等可能导致行为人负有实施积极行为的义务。

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这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积极义务。

如成年人带着儿童游泳时，就负有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义务。

当引发上述情况的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触犯刑律时，就是在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见危不救”入罪的刑法思考摘要：“见危不救”当前颇受社会关注，对其行为能否入罪也极具争议。

本文从刑法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法与道德的关系等相关理论的分析，阐释我国目前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可行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社会危害性；谦抑性；法与道德近年来，我们身边发生的“见危不救”案例屡见不鲜，“见危不救”行为能否入罪也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

目前在我国法律理论界对“见危不救”能否入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意见。

支持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被纳入到刑罚范畴具有一定可行性。

因为“见危不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的前提。

从刑法角度看，设定“见危不救罪”并不违背刑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道德规定之义务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将转化为法律义务。

国内外的相关立法，也可以为我国刑法设定该罪提供借鉴。

而反对者认为用法律惩治“见危不救”，是道德义务过分扩大化，操作起来，成本太高，且实践难度很大。

并且，设立“见危不救罪”理论基础缺乏，法律规定相对欠缺，甚至会涉及到侵犯人权等消极问题。

笔者认为，“小悦悦事件”等事件的发生，一再表明，这一社会问题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运用法律手段，才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应该提到法律层面上。

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更是国家的责任，因此国家权力介入“见危不救”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见危不救”入罪是否适用？在世界各国的学界研究如何？笔者将以此为视角加以剖析。

一、“见危不救”行为具有极大地社会危害性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见危不救”行为，从见到行为的行为人主观心态上看，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有能力救助却进行有能力的救助，对即将发生的危害积极放任，不管不顾，表现出了极大地消极主观心态。

在客观发生的行为角度看，行为人在有能力救助的前提下，对即将受到侵害的国家、集体以及其他第三人利益不管不顾，使国家、集体以及其他第三人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与国家、集体以及其他第三人利益损害存在着客观上的因果联系。

见危不救的刑事法解析许智媛见危不救，从一种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千夫所指的极不道德的社会现象。

说他千夫所指，是因为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所有人都会跳出来进行道德上的，甚至法律上的谴责。

而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则是大多数人碰到类似事件时，宁愿被世人口水，也要避免做出头的鸟。

在这种行为越来越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的时候，有些人想到了法律这个有利的武器，对“见危不救”的行为用刑法予以制裁？法学理论界对“见危不救”是否入罪的争论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尚未有定论。

提倡将见危不救入罪的理由之一是，国外有不少国家是如此规定的。

尚且不论法律移植的现实环境或者中外的国情差异，外国刑法中见危不救罪的概念值得借鉴，便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见危不救，是指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的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与救助的行为。

很多学者做了这样的区分：按照主体的不同，将见危不救区分为：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和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

特殊主体，即负有特定职责和义务，可统称为作为义务。

而一般主体，指不负有特定职责和义务的主体。

笔者认为，特殊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本身就属于不作为的行为，为刑法所否认，在这里就没有了讨论的必要性。

所以焦点就集中在了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该入罪上。

也就是说一般人在遇到他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自己有能力救助而为救助时，是否要用刑法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从社会民情的角度来看。

中国自古以见义勇为为道德之楷模，见义勇为，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无外乎舍己为人，救人于危难之中。

其与见危不救，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说法，法律主要分为两类，强制命令性的规范和授权性的条款。

前者是必须执行的，违者将受到处罚，但是后者责任有选择性的，为或不为，当事者有选择的权利。

笔者理解，若将见危不救入罪，那其则变成强制命令性的，就是说必须去做的事。

而见义勇为，则是一种选择性的，不去做，并没有人或谴责，做了，将得到敬仰。

法国2002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扣7.5万欧元罚金。

”同时规定，“任何人对于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7.5万欧元罚金。

”而判刑的罪名为“怠于给予救助罪”，俗称“见死不救罪”。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见死不救罪”有一个前提性限制——救助他人对自己或者第三人并无危险。

比起对见死不救的谴责和惩罚，法国人更热衷于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给予赞赏。

今年7月的一个夜里，一名法国女子在地铁里被一群匪徒抢劫，刚刚下夜班的中国人张为民挺身而出，救助这位法国女子，并抓住其中一名劫匪交给警察。

张为民在经警察简单问询后便继续乘车回家，临走时几名警察向他竖起大拇指致谢，他的见义勇为得到了巴黎警察以及华人朋友的交口称赞。

好撒馬利亞人法在不少歐美國家都有訂立，但條款不盡相同。

馬律師介紹，在美國，就整個國家而言，並沒有像法國這樣規定見死不救為犯罪，要求旁觀者在傷病者遇險時必須採取行動施救的法律。

「但美國有一條法律規定，當有人處於危險情況，旁觀者出手相救，但不慎越幫越忙，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見義勇為者，你可以為自己的行為做無罪辯護，可以免除過失造成的相關責任。

」訂立這個條文的目的在於使人做好事時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擔心因過失造成傷亡而遭到追究，從而鼓勵旁觀者對傷、病人士施以幫助。

根据美国某些州法律规定，一个人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有可能构成轻微的疏忽罪。

科普：好撒马利亚人法（也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原名为Good Samaritan law，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普遍实施的法律，因国家和地区略有差异，但其核心均为鼓励对伤者和病人提供自愿救助并免除可能由于救治不当而对提供救助者带来的法律上的麻烦，除非救助行为会伤害到自身。

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1].这里的“见危不救”有几大特征：客体是他人生命安全；客观上，救助是急需的，主体有能力救助，救助对本人及第三人均无危险；主观上是直接故意。

可见，外国立法中对刑法调整范围内的“见危不救”作了严格的限制。

与此相反，在我国历代的刑事立法中都将“见危不救”界定为它的“泛指”意思，不管行为人有无特定职责或义务，也不管可期待的救助行为对本人或第三人有无危险，只要见危不救，就构成犯罪，就要接受刑事处罚。

无论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无论是业已存在的还是积极主张的，“见危不救罪”的设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运用刑事法的反面激发功能来“强化道德，弘扬道德”[2]，用范忠信先生的话说就是要“逼”人们见义勇为，客观地讲，这样的出发点本也无可厚非，但是目的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法律本身的科学程度。

这种科学程度又直接取决于对见危不救的准确而深入的理解。

绝不能一味笼统地主张“见危不救应该定罪”或“见危不救不应该定罪”，绝不能无视国外现有的和国内历史上两种见危不救的差别，更不能忽略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之间的内在关系。

有的学者之所以主张将见危不救规定为犯罪并认为以此来推动见义勇为是完全可行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非此即彼。

既然见危不救被规定为犯罪，那么就必然会促使人们见义勇为。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见危不救的对立面不完全是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公民，为维护国家、集体利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行为。

”[3]见义勇为属于义勇行为，具有“义”和“勇”的双重特征：“义”是指社会正义，涵盖了个体生命安全和国家、集体等社会公共利益安全：“勇”是指不怕流血牺牲，见义勇为者所面临的常常是巨大的危险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付出的是鲜血乃至生命。

而见危不救一方面实际上包括有特定职责或义务和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两大类。

见死不救罪构成要件见义勇为⼀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见死不救的⾏为在当今社会上备受⼈们的谴责。

那么，见死不救罪构成要件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店铺⼩编整理了以下见死不救相关的法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见死不救罪构成要件我们国家并没有见死不救罪，⼀般来讲见死不救是不构成犯罪的，特殊的情况下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对于普通⼈并没有规定见死不救的法律责任。

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这仅仅停留在道德层⾯，并没有法律硬性规定，⽽且，道德范畴的事情刑法也不宜过多的⼲预，否则就容易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并有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这个⾓度与之类似还有婚前性⾏为或通奸等。

但是，在⼀些特定的情况下，见死不救则有可能构成犯罪。

⽐如具有特定⾝份的⼈员，像警察、消防员、军⼈等，在履⾏职责的过程中遇到他⼈存在⼈⾝危险不去救助，则有可能涉嫌不作为的渎职犯罪。

还有，先⾏为义务带来的救助职责，⽐如成年⼈将未成年⼈带到⼀个危险的地⽅，致使其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下成年⼈就负有救助的义务。

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作⼈员滥⽤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民利益遭受重⼤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刑法第429条规定，在战场上明知友邻部队处境危急请求救援，能救援⽽不救援，致使友邻部队遭受重⼤损失的，对指挥⼈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就是店铺⼩编为您介绍的见死不救罪的相关法律知识。

我国刑法对于普通⼈并没有规定见死不救的法律责任,但是，在⼀些特定的情况下，见死不救则有可能构成犯罪，同时关于见死不救罪构成要件⼩编在上⽂中做了相关介绍。

如果您情况⽐较复杂，店铺也提供律师在线咨询服务，欢迎您进⾏法律咨询。

见死不救不应该入罪见死不救释义：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援救在危及人身安全或生命的危急事件发生过程中,目击者能救助而不予救助的情形被人们称为“见死不救”。

典故：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在蔡国的日子里，孔子给弟子们讲仁，讲见义勇为，发现宰予在课堂上睡觉，叫醒宰予，宰予问孔子有人落井，跳下去救死了是仁和见义勇为，不救是见死不救是不仁。

孔子说可以用其他办法救入罪侵犯了法律法律法律（Law）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应不应该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进社会道德树立法律和道德的界限1、见死不救是一种道德行为，无关法律，不存在入罪之说2、见死不救并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属于犯罪。

3、见死不救入罪并不能够帮助社会树立道德之风（我们拥有道德，可法制不健全导致我们不敢救，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并非要用犯罪强制）见死不救分类（强调没有义务的人没有责任的人）有义务救而不救有没有能力进行救助首先，这并不是一种犯罪，根据立法案例不能把它当作法律。

其次，你又怎么能够论证道德不起作用，而法律对于见死不救的防治起作用。

如何来界定见死不救，小悦悦事件有人真的没看见，请问算是见死不救吗？【见死不救与法律是否相关】“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

这种行为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怒和谴责,同时也冲击着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32位代表关于增设“见死不救罪”的立法提案,更是给人以世风日下,唯借助法律之威慑力方能挽救社会道德和良知日渐沦丧的紧迫危机感。

然而,实情真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吗?“见死不救”行为究竟可否归于法律制约?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

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是基于行为人的心理事实(主观方面)和行为事实(客观方面),是二者的统一,即行为人在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刑法应受处罚,即构成犯罪。

多维度视野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思考“见危不救”是指当一个人目睹另一个人身处危险，但不做任何救援行为的情况。

这种行为在人际互动中常常会被视为缺乏道德和良心。

然而，在多维度的视野下，“见危不救”原有的道德判断被重新考量。

本文将从道德、法律、风险和原则的四个维度入手，思考“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

道德维度：视情况判断在很多人眼中，“见危不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救援他人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之一，而见到他人处于危险时不采取行动则被认为是犯了道德上的错误。

由此，一些人认为“见危不救”应该入罪。

但是，道德判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从心理学角度看，很多人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基于自身安全考虑，难以做出有效的救援行动。

因此，我们应该以情况具体而定，不能轻率地归罪于他人。

法律维度：缺乏救助责任在法律上，“见危不救”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惩罚。

比如，德国、法国等国家明确规定，当见到他人或事物处于紧急情况时，应该提供必要的援助，否则会受到惩罚。

然而，在中国法律中，缺乏救援责任的规定。

因此，即使“见危不救”不道德，缺乏法律约束力也不可避免。

风险维度：须权衡风险与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救援他人会存在极大的风险。

比如，在溺水的情况下，拯救者也可能会被拖入水中。

此时，救援者该怎样取舍呢？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需要自行平衡自身利益和他人的安全利益。

如果救援行为不得当，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见危不救”的缘由，不能仅从一个纯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他人。

原则维度：倡导尽义务助人“见危不救”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只是借机壮图、避重就轻，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无法接受。

我们的角色不仅仅是个体，还有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倡导义务机制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让更多人从制度层面意识到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综上所述，“见危不救”不应当简单入罪。

而应该从多维度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不能简单归罪于个体。

“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入罪作者：王艺洁来源：《楚商》2019年第07期摘要：见危不救行为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毋庸置疑，但对于是否应将见危不救行为借鉴法、德刑法典的规定犯罪化处理，我国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本文则是通过梳理不同的学术观点，分析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可行性及对入罪的质疑。

关键词：见危不救;入罪的可行性;不宜入罪的阐释1.“见危不救”的基本内涵1.1见危不救主体的界定从见危不救之主体的标准来看，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

“普通公民”型见危不救再依对本人有无危险细分为：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是属于无危而不救，考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触碰了道德的底线，应该运用法律加以规制;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是属于有危而不救，此种情况则是属于道德的范畴，有危而救值得我们提倡与激励，但是不能用法律的手段强行加以规制。

1.2“见危不救”的内涵与"见危不救"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见义勇为”、“见义不为”。

为了更好的研究"见危不救"的犯罪化问题，需要将这几个概念理清。

“见危不救”时常被拿来作为"见义勇为"的对立面，实际上，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概念。

“见义勇为”是指即使本人会面临重大的危险，也会对他人及公共利益施以救助，不顾危险，挺身而出。

而“见危不救”则是指他人或者公共利益正处于危险的状态时，本人有能力救助，并且对本人没有危险，却不施以救助，是以漠视的心理状态而拒伸援手。

只有理清这些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思考与研究。

2.“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可行性分析2.1“见危不救”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的特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

见危不救行为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于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置以漠视态度，属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态;从客观方面看，行为人由于没有制止他人的侵害行为，使得稍加救助即可避免的危险发生，这种见危不救的行为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见危不救罪见危不救罪在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发源较早并且历久不衰，经历了各个朝代的沿革与继承。

它始见于秦朝，历经两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制定了见危不救行为处刑的律条，其在中国古代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

见危不救罪是典型的道德法律化的行为，见义不为不符合儒家中“礼”的要求，作为法的渊源之一的“礼”，对古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而“礼”兼具伦理道德的内容和法律的外在形式特征，为道德法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儒家思想中的见义勇为见危不救罪缘起于见义不为的儒家思想，起源于《论语·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见义不为，无勇也。

”意思是不遵循祭祀之正礼，祭祀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则是一种谄媚鬼神以求福佑的行为。

遇见有利于公众的事情而不去做，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儒家认为，见义不为不符合礼的要求，它把见危不救作为一种不道德观念加以谴责，但这些观念还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充分肯定，法律尚未将其作为一种制度予以承认。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失衡状况的加剧，儒、法两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观。

儒家主张以德去刑，“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将义务由服从国家权力的被动，改造成主动追求个人的完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法家欲通过以刑去德，法家明言“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也”，法是“废私”“治乱”之工具。

尽管儒、法两家治世方式不同，在“德”与“刑”问题上各抒己见，但两者的根本立场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的统治。

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法家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兼容和吸收，为其所用。

秦统一后，商鞅为了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管理和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定，把见危不救的行为从道德评价上升为法律义务，并提取出来作为刑律惩罚的对象，也列入了邻伍连坐的内容。

肇始于秦律中的见危不救罪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见危不救罪始见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7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以及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医学以及其他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见危不救入刑的理据及其规范诠释
庭德洪
【期刊名称】《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2(21)4
【摘要】囿于见危不救内涵不清,理论界对见危不救入刑问题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分歧。

见危不救是指能够提供救助且救助对自身或第三人无现实危险却不提供救助、造成死亡结果的举手不劳。

见危不救入刑是刑法积极应对见危不救现象的应然之举,是完善见危不救法律规制体系、纠正刑事司法长期偏误的内在要求,是刑事立法兼顾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两大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理应得到理解
和支持。

【总页数】5页(P28-32)
【作者】庭德洪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F639
【相关文献】
1.“见危不救”入刑之我见
2.用法律之光照向无处安放的善良——从“见危不救”到“见危能救”之法律保障
3.论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刑
4.见危不救入刑问题研究
5.船员见危不救入刑分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