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中日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678亿美元。

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666亿美元。

日本连续10多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在2004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两国之间地方友好城市226对，现在每周往返于两国间的航班500架次。

中日关系恶化的一大具体表现是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建于明治维新第二年（1869），原名“招魂社”，祭祀戊辰战争（1868年）中的战死者。

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供奉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牌位，由陆、海军省共管，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战后成为普通宗教法人。

2001年8月13日至2005年10月17日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这当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进行分析。

例如“特殊文化问题”：日本有的领导人辩解说：“不管善人恶人，死后都成佛”，这是否是双重标准？所谓“个人信念问题”，一些右翼政治家辩解说：“参拜靖国神社是个人的信念”，但是作为一国领导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伤害，因此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

所谓“干涉内政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中日关系建立在双方的互信和若干共同政治文件基础之上，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其他历史问题明显违背了中日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

中日关系问题复杂具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如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革新势力衰落、保守势力主导、代际更替；东亚地区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一强一弱到强强并存；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日美同盟强化。

未来中日关系的最大可能就是强强竞合模式。

这是东亚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两个大国谋求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

在谋求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合作非常关键，但是竞争也不可避免。

在此过程中，各种矛盾、纠纷、摩擦会时有出现。

为此，必须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协调与处理机制，规范两国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确立和完善一整套沟通信息、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机制。

目前中日政治关系冷淡、民间交往活跃，中日双边关系降温、地区多边合作升温。

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须借助于民间外交的力量和多边外交的优势，逐步建立多层次与多领域的协商与对话机制，在现有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约束力的规范与准则。

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近一个时期以来，受日本国民对华印象的改变、极右势力的猖獗、政治家急于为日本谋求新的出路和中日在亚太地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在历史认识、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问题上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

而若考察上述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于其中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

[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

1995年《读卖新闻》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变化中的中国非常关注，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

1997年，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

[2]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

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对于中国由于取得某种经济优势而超过日本的忧虑，因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爆发、其经济问题开始出现而增强了。

” [3]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一直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华战争有理论，对中国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

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则明显成为这些人的一块心病。

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如石原慎太朗、中岛岭雄等人主张把中国分裂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内心世界造成打击和带来的恐惧、空虚是何等巨大！战后，日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政治、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

从而，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

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

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

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图谋“晋升”政治大国。

其间，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给日本一些政治家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

为使日本避免衰落，不成为第二个大不列颠，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迫切、甚至不惜伤害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意孤行地加快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脚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影响了日本对美关系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冷战结束的进程开始启动，日本经济的强势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美双边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

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和“敲打日本”的呼声和日本国内对美国说“不”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美同盟关系甚至出现了松动迹象。

但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经济调整的完成，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惟一强权。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与中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

在经济低迷与在政治上一时还无法与中美抗衡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单干”的企图，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向美国靠拢的战略，“不仅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欲与美国平等、对美说…不‟的政策倾向开始弱化，而且一改以往美国…敲打‟下日本被动抵抗的姿态，转取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求得美国合作的新姿态。

”[4]这种由被动依附美国、听从美国到企图与另起炉灶，再到主动追随美国，甚至要借助、利用和影响美国的显著变化，反映了日本正在“曲线救国”——借美国这条大船下海，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扩张自身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通过主动为美国在东亚承担其更多责任途径谋取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最终实现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峙和抗衡、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地区秩序。

忍气吞声的“小儿子”要变成有所作为、堪当“重任”的“大儿子”，甚至要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大弟弟”。

中国地位的上升给亚太国际关系格局带来影响。

在日本看来，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对手，两国将在东亚区域合作和其他方面领导权的争夺方面展开较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成为日本的克星。

如中国问题专家森和子同意某些美国专家的观点：“政治对抗”将增加。

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宫本伸雄断言：“日本和中国在今后50-100年中不可能摆脱政治和战略的竞争关系。

” [5]东亚国家随着中国强大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个客观现实。

例如，二战后日本一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甚至把东南亚看作自己的后院，但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却普遍出现向中国靠拢的趋势。

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达成有关在2010年建成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2003年,中国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

这些举动，标志着中国向东南亚迈出了旨在建立信任的一大步，对日本造成强烈刺激。

在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之后，仅隔一个月，日本首相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

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引发了世人对这两个大国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近年来，面对日本对华方针的日趋强硬，中国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对日方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做出了适度的回应。

同时，为使日益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获得改善，中国一再向日方发出积极而明确的信号。

[6]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无形中也带来自身对日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

首先是关注点的转移。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金、技术和现代化管理能力都非常短缺，引入日本的直接投资，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成为当务之急，一些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矛盾与分歧一时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而当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后，原来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的严重性日益得以显现，从一个侧面肇始了所谓“政冷经热”。

其次是心态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同时也使一些人产生自大心理。

在应对一些涉日事件尤其是日本的公然挑衅时，自我伸张往往会战胜必要的理性、克制与忍耐，出现一些过度的或过激的反应。

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互厌和敌意迅速增长，主要原因固然在日本方面，但各自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无疑也是导致事态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时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在（中日）两国，较年轻一代的兴起已抽走了推动发展…日中友好‟的劲头。

结果，反日和反华情绪增长。

在日本，这样的情绪已助长了民粹主义势力。

”这篇社论进一步不安地展望说：“（中日）两国间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 equation）已随中国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发生逆转。

在这个意义上，日中两国人民正站在一个可能危险的关头，在此关头情绪冲突如果失控，将导致双边关系一落千丈。

”[7]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二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

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

增长成为正常状态。

”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

[8]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

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