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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在进行跨国交易时，常常会面临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指的是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货币价值变动，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的不稳定或者亏损。
为了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1.使用远期合约：企业可以使用远期合约来锁定未来特定汇率，从而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
远期合约是一种在未来特定时间点以特定汇率进行货币交换的合约。
通过订立远期合约，企业可以确保将来固定的资金流入或流出，从而降低了利润波动的风险。
2.多元化货币头寸：企业可以通过多元化其货币头寸来降低对其中一特定货币的依赖。
通过在不同国家的业务中使用不同的货币，企业可以分散其汇率风险，从而减少了货币波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3.使用期权合约：期权合约允许企业在未来特定时间内以约定的汇率进行货币交换，但并不要求企业实施这个权利。
企业可以购买看涨或看跌期权合约，根据汇率波动的方向选择是否行使这个权利。
期权合约可以帮助企业限制其汇率损失，同时保留利润的上限。
4.地区平衡：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地区进行业务，将其销售、成本和资产分散到多个地区，从而减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这样做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个地区的汇率波动带来亏损时，在其他地区的利润可以起到抵消的作用。
5.主动管理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采取主动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例如通过购买外汇期货来对冲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
企业还可以设定汇率预算和风险限额，及时跟踪和控制汇率风险的波动。
6.合理安排海外资金：如果企业在海外拥有资金，可以合理安排这些资金的运用。
例如，企业可以在其海外子公司之间进行资金调配，避免将海外资金全部转移到本国，从而降低汇率风险。
总之，企业在进行跨国交易时需要主动管理汇率风险。
通过使用远期合约、多元化货币头寸、期权合约等工具，企业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保护自己的利润。
此外，地区平衡和主动管理汇率风险也是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有效策略。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企业可以降低汇率波动对其经营活动的影响，保持稳定的利润。
张五常《南窗集》:交易费用的争议南窗集之一个人思想的根源同学们说交易费用在网上大有争议，又说国内有几家研究院，在交易费用重要性的话题上，同学们与老师吵起来了。
把我所知的说一下吧。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起於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
当时全力参与耕耘的有四个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
艾智仁是我的老师；德姆塞茨在洛杉矶加大任教职时，我是他的改卷员；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认识的，很谈得来。
我是最年轻的，所以是他们影响我，不是我影响他们。
但後来我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合约选择的分析，再度触发了行内对公司组织的兴趣，就变为大家互相影响了。
我当时的贡献，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佃农制度的安排，继而分析合约安排的选择，再继而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质。
以合约的角度起了头，其他的只是顺理推下去。
但影响我选择合约角度作为起点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而是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
像当年研究院中的同学一样，我对捆绑销售的分析著了迷。
然而，这个趣味十分的话题只是戴维德在芝大法律学院的口述传统，当时外间知者甚少。
这口述传到艾智仁，再由艾师传给我。
轮到我写佃农理论，我想，捆绑销售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所以佃农也应该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了。
问题是，佃农分成是一个百分比，没有传统的价格！这使我想到一个百分比，甚或一个价，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因而联想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
於是决定了：捆绑销售之价其实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绑的选择也是合约的选择。
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鸿文我老早就读过，读了几遍，不认为有什麽了不起。
当时高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此文後来成为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文章（法律学引用比经济学还要多）。
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点。
我把该文读得滚瓜烂熟时，行内还不重视。
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佃农理论的思维，使後来不少人把《社会》文内的高斯定律与我的佃农理论相提并论。
我是写了佃农理论之内的合约安排选择才回头再读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作者：·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01、社会成本问题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
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
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
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
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
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
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
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
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
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
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
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
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
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
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
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
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如何通过购销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价格波动如同家常便饭，给企业和个人的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无论是原材料的采购，还是产品的销售，价格的起伏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利润的高低甚至企业的生存发展。
因此，学会通过购销策略来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成为了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必须掌握的技能。
一、深入了解市场要有效地规避价格波动风险，首先必须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
这包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对行业动态的跟踪，以及对供求关系变化的敏锐洞察。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如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水平、利率政策等，都会对市场价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需求旺盛，价格往往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时，需求萎缩，价格可能下跌。
因此，关注宏观经济指标和政策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预测价格的大致走势。
行业动态也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技术创新、竞争格局等方面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某种商品或服务在未来市场中的地位和价格走向。
比如，当一个行业出现了新的颠覆性技术，可能会导致传统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
供求关系则是决定价格的最直接因素。
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上的供应和需求数据，我们可以判断价格的涨跌趋势。
如果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价格很可能下跌；反之，如果需求旺盛而供应紧张，价格则有望上涨。
二、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签订长期购销合同是一种常见的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方法。
通过与供应商或客户签订长期合同，约定固定的价格或价格调整机制，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价格稳定性。
在签订长期合同时，要明确合同的期限、价格条款、交货方式、质量标准等重要内容。
对于价格条款，可以采用固定价格、浮动价格或者价格调整公式等方式。
固定价格虽然能够提供最大的确定性，但在价格大幅波动时可能对一方造成不利；浮动价格则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但需要明确浮动的依据和幅度；价格调整公式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根据一些市场指标（如原材料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来自动调整价格。
张五常：公司性质的思想发展一九三七年科斯发表《公司的性质》。
该文的初稿写于一九三二，他二十一岁。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一词起自科斯之前，但他一九三七的《公司》是第一篇开门见山地处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文章。
一九九八年我发表《交易费用的范畴》，其中有一句常被行内朋友提及：「交易费用不是一个要获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应该尝试研究的！」作为真实世界的局限交易费用很复杂，要经过多年跑厂跑市才有足够的掌握。
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公司时只有二十一岁，掌握不够深入。
一九五二年该《公司》文章被编进红极一时的《价格理论读物》，于是大名，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科斯多次投诉没有人读。
洛杉矶与芝加哥的思维一九六七年我在洛杉矶写好《佃农理论》，其中有一节题为《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跟着到了芝加哥大学，找到重要的关于中国农业的合约资料，我以该题发挥，写了一篇长文，一九六九年在科斯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
文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与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这两个后来自己没有再用的理念来补充交易费用，分析合约，文中提到科斯的《公司》，说跟我的合约选择是一脉相承的，不少行内朋友读科斯的旧作后找我研讨。
一九六八年阿尔钦造访芝大，午餐中我向他提到正在困扰着我的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双方各把石的重量推到对方去的卸责行为。
一九七二年阿师与德姆塞茨提出卸责需要监管，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该学报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那时我放弃了「卸责」，认为难以验证，转向合约结构那方面想。
一九七一年，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我提到二战时母亲带着我在广西逃难，在河上乘船，由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有人拿着鞭子监视。
母亲参与议定纤夫的工酬，对我说拿着鞭子的人是纤夫们聘请的。
我不能肯定母亲说的是实情，但McManus把这例子写进他一九七五年发表的关于监管费用与机构组织的文章，再跟着广西的纤夫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
国际贸易中的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下，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国际贸易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蕴含着诸多风险。
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法规的变化、汇率波动、贸易伙伴的信用问题等多个方面。
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和应对这些风险，企业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影响其生存和发展。
因此，深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贸易中的风险类型1、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风险之一。
它主要包括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等。
例如，当某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供过于求时，价格往往会下跌，这将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利润。
此外，新兴市场的崛起和竞争对手的增多也可能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下降。
2、政策风险各国的贸易政策和法规经常发生变化，这给国际贸易带来了不确定性。
关税调整、进出口配额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等政策的变动，都可能影响企业的贸易成本和贸易机会。
例如，某国突然提高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这将增加进口企业的成本，降低其产品在该国市场的竞争力。
3、汇率风险由于国际贸易通常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结算，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
当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上升，竞争力下降；而进口企业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进口商品。
反之，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情况则相反。
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导致企业在结算时遭受巨大的汇兑损失。
4、信用风险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往往不能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易，这就存在信用风险。
进口商可能拖欠货款，或者出口商可能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货物或服务。
信用风险不仅会导致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还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5、运输风险国际贸易中的货物运输通常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期间可能会遭遇自然灾害、运输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货物损坏、丢失或延误。
此外，运输过程中的保险费用、仓储费用等也会增加贸易成本。
5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张五常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即交易费用，尤其是对合约进行谈判与执行的成本为零。
前面所引出的分成租佃理论表明，在私有产权的约束下，各类土地租佃安排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
尽管交易费用在现实世界中是存在的，但这一理论仍成功地解释了一系列现实中的问题。
不过，在相同的竞争约束下存在的各种合约安排选择引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私有产权制度下要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风险规避的基础上，以非正规的方式来发展一种选择理论方法，并将其用于解释农业中可观察到的合约行为。
本文所采用的观察值主要源于中国的经验。
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多个资源所有者的生产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那末，就可以达成一个用来组合资源的合约。
合约的形成包含产权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部分转让，加租赁、雇用或抵押。
这些转让以及各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相互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议定合约时的谈判与执行成本。
在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私有财产给定的条件下，有些所有者将寻求与其他人进行生产资源组合的合约安排，这可以通过各种安排来达成。
对于所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我们至少可提出两个理由来解释：第一是存在自然风险，我们在此将它定义为它对生产价值的方差（或标准差）的自然特征或状态所起的作用。
既定的预期收成（缔约双方的总收入）的方差不为零，不同的合约安排将会在缔约方之间产生不同的收入分配变异。
在假定风险规避存在的条件下，如果规避风险的成本低于从中所获得的收益，一个人就会寻求这一做法。
他规避风险的可能办法有，搜寻有关未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即便付出了极高的成本也难于获得），在投资时选择那些风险较小的方案（其中包括业务责任的分散化），或选择那些能将他的风险负担分散给其他人的安排（如保险和各种合约安排）。
最后一种办法是我们在本文中要研究的。
存在不同合约安排的第二个原因是与每一种合约安排相应的交易费用不同。
交易费用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投入产出的物质属性不同，制度安排不同，以及不同的合约规定所付出的执行与谈判努力不同。
让我们先提出以下假说；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了，使从风险的分散中所获取的收益最大化。
我在下文将发展这一假说，并将它应用于对一些事实的观察。
对于任何一种资源，都有许多人对它的所有权进行竞争，每个潜在的买者和使用者不仅拥有对资源的可供选择的使用的知识，而且也具有关于使各种资源进入生产过程的不同合约安排的交易费用的知识。
假定撇开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性交易可能存在的信息问题，资源会找寻到那些能使资源的利用产生最高价值的所有者。
因此，市场上对所有权的转让所进行的竞争执行两种主要的合约功能：第一，竞争汇集了所有的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关于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及其使用的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则保证了可以利用最有价值的知识。
第二，潜在的合约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源的所有者有能力转让其使用资源的权利，则减低了执行一个合约条款的成本。
正是由于竞争性，缔约各方才准备提供或接受类似的条款。
总的来说，在市场状态下的竞争降低了寻找和追求一种资源在合约生产中投入最有价值的使用的成本，一旦交易费用确定，合约条款也就决定了。
当交易费用不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再可能在使一个人受益时不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即帕累托最优条件）。
这种资源的配置状况中暗含着我们所熟悉的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
然而，在包含了交易费用之后，与帕累托条件相一致的资源配置就不一定满足一系列相同的边际等式。
尽管将一种类型的交易费用从另一种交易费用中区分开来很困难，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而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边际不等式区分开来是十分有用的。
第一种边际不等式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企业之间的，即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使用中会产生不同的边际生产率。
如在有交易费用存在时，市场上就不会存在一个统一的要素价格，买方价格可能不同于卖方价格。
这些价格差异将导致相同的要素投入在不同企业的边际生产率不同，当交易费用高到足以禁止资源权利的转让时，资源的价值就仅能以非货币形式来实现。
第二种边际不等式可以看作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即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企业所使用的一种要素可能偏离了它的边际要素成本。
下面考察一种对资源利用的一次付清的合约。
在此，对资源的数量没有作出规定，比如一个土地所有者在允许他的稀缺的水资源进入佃农田里时，他可能只征收少量的钱或免费供水。
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安排，是因为定量化（通过计量或其他方式）的交易费用或执行费用（由于水的物理性质）太高，以致于选择其他的安排是无效率的。
在这种合约支付形式下，即便水的边际要素成本为正，佃农对水资源的使用也将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零为止。
但如果资源使用的边际不等是由于议定合约的成本不同，这并不意味着无效的资源使用。
事实上，如果选择其他的安排（如根据单价对用水者征收水费的合约），则由此所获得的收益会大于将水定量化的成本，这样，有些计量工具就会被采用，一次付清的合约就会被取缔。
因而，在追加了交易费用的约束下，有效的配置要求资源使用于最有价值的选择。
所选择的价值以效用或财富来衡量，它取决于现存的市场价格。
但由于交易费用也取决于其他的法律安排，最有价值的选择并不总是很清楚的。
我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交易费用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可预知的效应：第一，它们会减少交易量，因而会损害资产的经济专门化与资源的利用；第二，它们可能会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等式和使用的密集度；第三，它们会影响合约安排的选择。
本文下面将主要研究第三点。
农业中的合约选择农业中有三种主要的合约形式，即定额租约（以现金和实物形式所确定的每英亩地租）、分成合约和工资合约。
在私有产权下，缔约双方可以在这些形式中进行自由选择，我们所观察到的合约选择类型在各地是不一样的，如分成合约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台湾和南亚较定额地租合约更为盛行。
在30年代的中国，定额租金合约比分成租金合约普遍。
在日本，定额租金合约居于支配地位。
总之，工资合约（农场雇工）一直很少见，只占各地农户的1－5％。
为什么合约类型的选择会有所不同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合约的选择？任何把不同所有者的资源组合起来投入生产的合约，除了谈判成本外，还包括依据合约条件来控制投入与分配产出的执行成本。
分成合约从整体上看似乎比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包含更高的交易费用（谈判费用与执行费用的总和）。
一个分成合约的条款包括租金率、非土地投入对土地投入的比率和所种植的作物种类。
这些条款由土地所有者与佃农共同决定。
不过，对于固定租约和工资合约，在市场价格给定时，单独一方就可以决定他要使用对方多少资源以及种植何种作物。
而在分成合约中，由于产出的分成是基于实际产量，土地所有者就必须设法弄清所收获的产量，所以，分成合约的谈判与执行要比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更为复杂。
定额租约与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的排序看来是不确定的。
土地的物理性质决定了执行按合约所投入的劳动量的成本要低于劳动按全日规定投入的执行成本。
也就是说，要阻止在工资合约（及分成合约）中劳动投入的偷懒是有费用的，但在固定租约下的土地投入中，这种偷懒就没有那么显著，不过土地所有者对所拥有的土地及其他资产的维持的监督（或执行）费用却要高于工资合约。
如果我们接受上面的推论，而把经验验证搁置一边，并且如果交易费用是唯一的考虑，那末，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就意味着不会选择分成合约，那末，为什么事实上还是选择了分成合约呢？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或所有形式的合约的交易费用相同，让我们使用一个风险规避的行为假定，风险规避在此定义为一个人在相同的平均预期收入给定时，他宁愿选择一个较小的变化而不是较大的变化。
在农业中，有些对生产函数来说是外生的变量（如气候条件、疫病），是一些难于预测的风险因素，而且它们对产出值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定额租约下，佃农即使不是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也是承担了大部分风险。
因此，分成合约可被视为一种分担风险（或分散风险）的合约，即收成的变化是在缔约各方间分配的，在给定的规避风险的假定下，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会喜欢分成合约。
不过，在任何程度的租佃中都存在风险。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定额租金合约和工资合约呢？我认为应根据交易费用的不同及风险规避的假定来分析合约的选择。
在既定的与某一产出相联的风险状态下，高交易费用会导致生产性资产的收益降低。
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给定时，风险规避则意味着资产的价值与收益的变化负相关。
实质上，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将导致参与合约的资源的价格提高。
与之相关的高交易费用则会导致较低的资产价值。
财富的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取决于有关的度量问题，这意味着合约安排的选择是能够实现参与合约的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因素之一。
在产出价值的变化与租金率给定时，分成合约规定了缔约各方的收入分配变动。
相应的风险分散状态可能与按各方的偏好函数所选择的最喜欢的状态不一致。
既然风险有一点分散出一点也没有分散更令人喜欢，那么，如果高交易费用至少可由风险分散所带来的收益所补偿，他们就会选择分成合约，而不选择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分散风险以适应各种情形的安排，但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另外一种作为分散风险的安排可能比分成合约更为灵活，但是它的交易费用可能太高，因而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有一些用于支持这一分析的适用性的证据：1．既然断言分成积约下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定额租约下的交易费用，这就为第三方保证作物的产量提供了余地。
即如果第三方（保险公司）能够保证预期的平均产量，缔约双方就会选择定额租约，并愿意向作保方支付一笔金额，这一数额不高于由较高的交易费用所带来的节约加上现在几乎肯定能获得的收入与分成合约下的可变收入相比的酬金。
然而，我们很少发现政府在作物保险中会起积极作用，其原因或许是由于经营保险业务的费用太高，以致于会抑制这一业务：保险机构不仅要核查作物的实际产量，而且还要核查非土地的投入量。
然而，康斯坦丁·马克斯韦尔在考察法国的分益佃耕制（分成制）时发现：法国庄园主的一般作法是，保留城堡及附近地域由自己使用，把其余的土地出租给经纪人或农民，经纪人或农民向所有者支付一个定量，向分益佃农征收租金，他们以自己的风险作为私人利润，其中有些经纪人可能像地主一样住在城外，通过分代理人来管理他的财产。
在这一例子中，我们看到农民作为介于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第三方，他能为前者提供更为确定的收入。
据我所知，在中国，尽管另外一种做法极其普遍，但却不存在类似的安排（见本文第二部分），在日本，分成租佃很少见，与此同时，他们已实行了作物的义务保险制。
2．据报道，在中国，分成租佃在小麦产区较水稻产区更为普遍。
我们从台湾的小麦与水稻的公顷产量资料中发现，小麦的变异比例要远远高于水稻（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