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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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名词解释
1.土地权属:指土地的所有权者、使用权者、实际控制人等,土地权属由政府进行登记管理。
2.土地使用权:指土地所有权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而该土地仍为所有权者所有的一种权利。
3.土地承包经营权: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下的土地使用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和经营的一种权利。
4.土地出让:指政府以土地使用权为代价,将国有土地出让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人使用的行为。
5.土地征收:指政府在行使征收权的法定前提下,对土地进行收回,并向原土地权属人进行赔偿的行为。
6.土地赠与:指土地所有权者无偿赠与土地使用权或是承包经营权给特定的对象。
7.土地抵押:指土地所有权者将土地作为抵押质押给借贷方,以获得借款资金的融资行为。
8.土地租赁:指土地所有权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并收取租赁费用的合同行为。
以上是常见的土地产权名词解释,对于地产企业、房地产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来说,了解土地产权的概念和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
此外,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速,土地资源已成为珍贵的生产要素和资产,因此在土地收购、转让、开发、利用等方面,应根据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从单一产权到“三权分置”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70年沿革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历程,特别是从单一产权到“三权分置”这一重大变革。
文章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形成背景,详细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土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接着,本文重点讨论了“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和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本文揭示了“三权分置”政策在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方面的重要意义。
文章对未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旨在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持续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1949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
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主要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缺乏土地,生活困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
1949年至1952年间,新中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府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土地产权结构,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拥有者。
1950年代中期,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一运动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化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产权从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同经营土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打破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拥有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集体化经营,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一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个体权益的削弱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
产权制度名词解释产权制度是指在某个社会经济制度下,规范个人、集体或者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的一整套规则与机制。
产权制度的性质和运行方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以下是对几个与产权制度相关的名词解释。
1. 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是指国家将土地、矿山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权授予个人、单位或者集体组织的一种方式。
承包经营权的出现解决了土地、矿山等资源的归属和使用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积极性。
2. 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是指土地的所有权归个人、家庭或者企业所有,并且可以依法自由转让的制度安排。
土地私有制的实施可以激发土地使用者的投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效益和使用效率。
3. 契约制:契约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签订契约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来规范经济行为的一种方式。
契约制可以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4.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指对创造性、有技术含量、独特性的新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版权等所享有的法定权益。
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5.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或者社会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员共同享有对企业经营决策、经济收益和企业发展方针的决定权。
集体所有制制度在我国农村、农村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6.国有制:国有制是指国家对国家资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在国有制度下,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管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调控和宏观管理。
7.私有制:私有制是指个人、企业或者家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依法行使其所有权的自由。
私有制度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发展的自主权和利益回报的机制,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综上所述,产权制度是指规范个人、集体或者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的一整套规则与机制。
农村集体所有制与三权分离改革刘守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引发理论界和政策界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的讨论。
有关部门也在就三权分离改革提出实施方案可。
我的观点是,“三权分离”改革是对我国结构变革环境下人地关系和经营主体变化的回应,急需在理论、政策和法律层面展开研究,不仅如此,还必须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惟有如此,才能解决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
一、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的改革逻辑过去30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策略是,在所有制被锁定的制约下,探索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线索就是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上做文章。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建立、被承认,是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允许并承认使用权权能的改革。
正是因为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才避免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因道路之争而夭折,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得以在全国普遍化。
当包产到户制度在贫困地区发轫时,农民的选择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是自己的。
”即,农民剩余索取权的获得,不仅以保留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前提,而且必须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
1980年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在强调“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前提下,要求各地“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
”1982年中央1号文件也是在强调“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下,承认“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在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性的同时,也强调它是“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
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一、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是指由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土地、农田、林权、水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的制度。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承包权制度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制度是指政府将土地划分为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性质,村民个人、家庭或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承包土地的方式利用土地,实现土地的良好管理和合理利用。
土地承包权制度在农村集体产权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地球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
2.农村集体资源产权制度农村集体资源产权制度是指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管理和分配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包括林木、水权等资源。
这些资源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3.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是指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土地管理制度是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范发展和健康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1.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的现状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在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存在不完善和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不畅。
(2)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缺乏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导致产权不清晰,农民权益难以保障。
(3)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公平公正不足、政府部门干预过多等问题,制约了农民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积极性。
2.改革方向和措施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需要采取以下改革方向和措施:(1)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产权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产权权益,加强对农村集体产权的保护和监管,确保土地权属清晰、权益明晰。
农地“三权”分置的内涵与制度构建作者:王宇来源:《办公室业务》2019年第04期【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实施“三权”分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深入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的深刻内涵,并从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构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關键词】“三权”分置;内涵;制度;构建201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首次正式提出“三权”分置的概念。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农地“三权”分置的重大意义(一)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发展。
一方面“三权”分置有利于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三权”分置将经营权剥离出来,通过市场调节促进土地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土地流转之后富余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通过务工取得大量收益。
“三权”分置有效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推动了乡村经济振兴发展。
(二)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对农村土地产权内容的重构与丰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对农户土地承包权的保护进行了强化,并有效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三权”分置实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农地产权权能,使得农地产权关系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规范化,可以说农地“三权”分置创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
(三)有利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农地“三权”分置,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强化了对农村居民身份权的维护。
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时流转的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承包权作为一种身份权是不能因土地流转而进行流转的,承包权与经营权一起进行流转与法律规范有相违背的地方,将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有效化解了这一问题,能够更好地保障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
一、名词解释1、土地法:土地法是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土地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土地法学:是以土地法即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它是以研究土地法的制定、解释、阐述、评价、应用于调整人地之间法律关系的一门学科。
3、土地法律关系:指人们在规划、利用、保护和管理土地的过程中,依照土地法律规范而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
4、土地登记:将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抵押权、地役权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土地权利记载于土地登记簿公示的行为。
5、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全民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6、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指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就是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7、用益物权:非所有人以使用、收益为目的,在他人所有的物上享有使用、收益的物权8、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主体根据土地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承包土地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
9、建设用地使用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对国有土地享受的占有、使用、收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
10、宅基地使用权: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建造自有房屋对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
11、国有土地使用抵押权: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不移转占有而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土地使用权,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可就该土地使用权折价或就拍卖、变卖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12、土地征收: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依法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
13、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14、土地用途分区:指按照土地基本用途的不同对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划分,是在土地适宜性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今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需要划分的用地区域。
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特别是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这是我国农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真正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家庭承包;其二是其他方式承包。
本章主要阐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家庭承包法律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和法律责任。
第一节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概述一、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变迁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产生结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演变,我们认为,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变迁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一)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私人土地利用时期(1949~1952年)建国初,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真正确立了农民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30日)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时,《共同纲领》明确:“切实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允许农民自由经营,自由处理自己的产品”。
即确立了农有农用制度。
虽然中共中央于1951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但农业生产互助组没有改变原先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互助组内实行以工换工、等价交换,而土地等仍主要是农民分散经营,仍属农民土地所有权、农民经营土地阶段。
显然,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土壤。
(二)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和初级合作社集体经营土地时期(1953~1956年)在初级合作社里,虽然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属农民所有,但土地的经营已由个体农民经营转变为集体统一经营,每个农民根据入股的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多少参加分红。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七条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的基本条件,就是把社员分散经营的土地联合起来,加以合理的和有计划的经营”。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土地作为农业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农村最重要的资产和农民最具保障的财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作用巨大,土地流转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话题。
农村土地使用权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户与集体间的承包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承包者把有限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并收取一定转让费的行为。
目前土地流转存在土地臵换、出租承包、农户退包集体转让、委托转包、集体反租转包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流转形式;土地流转范围逐渐从以耕地为主逐步扩大到林地、草原、水面等整个农用土地;土地流转主体呈现多元化。
总得来说,流转呈现规模化的趋势,为乡村旅游和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农村土地流转目前仍缺乏法律法规上的依据,形势还不明朗,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操作程序不够规范;中介服务组织、监管组织不健全;基层政府认识不清,过于保守或粗暴推进工作;“圈地运动”升级损害农民利益等。
要改变这些现象,除了对应上述问题,落实中央土地政策、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法律政策机制、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市场体系外,还应该广泛的开展教育,尤其是对基层干部和农民,推进土地流转健康顺畅进展。
对企业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的问题,而通过房地产模式直接解决,是决对行不通的,必须通过一整套方案来解决,对上要让政府满意,对下要让农民也参与进来,通过旅游产权的手法、旅游运营的思路,实现突破。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国土资源是及其重要物质基础,需要充分运用国土资源政策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也要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国土资源管理制度不动摇。
土地承包经营权种类即承包方式包括家庭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区别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不同。
一、家庭承包:又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家庭承包、内部成员承包经营,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其成员权以每个农户家庭成员为生产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作为承包方对集体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一种经营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中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的基本法律,旨在保障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拥有和使用权利,维护农民的安定生活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条文理解和适用原则:1. 承包土地使用权:农民通过承包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是农民的权益,但不等同于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2. 承包期限: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有些地区可适度延长,但不超过50年。
承包期满后,可以续期或重新承包。
3. 承包合同:承包土地应当依法签订承包合同,明确承包土地的面积、使用期限、承包费用等相关事项,并保护承包农民的合法权益。
4. 承包权的流转:承包权可以有限度地流转,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抵押、转让给非农户等。
5. 土地流转:承包土地可以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但需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保障承包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
6. 政府保护:政府应当保障承包农民的承包权益,加强承包土地的管理和保护,确保农民稳定经营。
7. 承包费用:承包农民需要按照法律规定交纳承包费用,这些费用用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
8. 农民对承包土地有管理和支配权:农民对承包土地有使用、收益、流转和下一代继承等方面的管理和支配权利,但需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政策的要求。
9. 国家对土地使用实施统筹规划:国家对土地使用实施统筹规划,协调城乡规划布局和土地利用优化,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维护优秀农田和农村景观。
10. 禁止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土地:国家严格禁止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土地,要保障农民承包权益不受侵犯和损害,保护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权益。
11. 土地承包权的保护与维护:法律明确规定,承包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和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不得擅自收回土地承包权。
1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和登记:承包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应当通过确权和登记,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合法有效,便于权益的保护和管理。
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用产权理论来证明土地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项发明,但如何从产权理论跳跃到土地私有化,大多数文章都语焉不详。
用产权理论语汇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献,似乎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好象只要说产权界定不清晰,总是没有错的,只要是主张“进一步”界定产权,也是不会错的,于是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概念推理的逻辑结论,用产权语汇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三句话就说完了。
如此简单,难怪趋之者众。
可惜的是,恰恰是产权理论不认可这种思维方式。
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具体分析每一个具体的契约,科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对于在中国出现的土地承包制度,产权理论应该有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前者私有,后者国有。
这与推行私产制度是没有冲突的”[[1]],可见,产权理论并不一定得出土地私有化的结论。
周其仁教授的系列文章《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以下简称《事件》),流传甚广,试图通过分析与农民收入有关的产权关系,得到关于土地私有化的结论。
但他的分析并不成功,其中有关土地产权现状的分析,概念模糊而且混乱。
我以为,之所以有这种有意无意的模糊和混乱,是因为作者预设了结论。
经济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因为结论的需要而模糊概念的现象[[2]],但是,经济学既然是科学,结论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出结论的过程。
对于科学而言,手段正确与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论的正确与否,为了某个结论而混淆概念是不可取的。
《事件》是这样开头的:“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
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
可是,经济学对这一现象早有解释[[3]],1954年,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4]],其中提出的增长模型不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甚至预言了在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农民收入的不增长,一定是同时发生的[[5]]。
更早的时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的限制,这两个解释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而《事件》则暗示,产权问题解决了,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
这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期望,由于作者期望的结果出了问题,后面那些以结果为目标的分析自然就漏洞百出了。
由界定产权而土地私有化,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产权现状到底如何,其实是众说纷纭,其中认真分析的少,想当然的多,似乎只要结论是私有化,前提马虎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种时髦,与《事件》中的产权概念混乱不无关系,所以就这篇文章来澄清有关土地产权的几个概念,虽说是不得已,但也十分必要。
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如果连土地产权现状中的这几个内容都没有弄清楚,“产权界定”就成了一句空话。
此“使用权”不同于彼“使用权”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承包制,它来自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家庭承包责任制”。
没有人不认为它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只不过很多人认为,它“伟大”得还不够,所以应该被放弃了,放弃的理由是因为它对产权的界定还不足够。
一般的说法是,土地承包制成功地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
在这里,语言和它应该表达的内容之间出现了一点歧义,正是这点歧义,使得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被曲解了,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些推动土地使用权‘到户’的力量,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推动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到户’呢?” [[6]]也就是说,土地承包制的现状,使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土地收益权”。
这就是语言歧义的后果了,土地承包制中的“土地使用权”概念,与产权经济学中的“使用权”并不是一回事,“土地使用权”并不仅仅包含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还包含土地的“收益权”。
土地不是小孩的玩具,不能得到收益,“使用权”是没人要的[[7]]。
在挣工分的时代,正是因为“收益权”的界定含糊,所以农民就悄悄地放弃“使用权”,出工不出力,留着力气去“使用”自留地;而农民要求承包土地的动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明确获得土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合约的核心内容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规定的正是土地收益的所属。
土地承包合约是关于“收益权”的契约,这块土地的收益权归张三了,不用任何人操心,张三一家自己会去“使用”这块土地;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给了张三,却不让他收获,那是强迫劳役。
所以,一纸承包契约,土地的收益权明明白白地“到户”了,正是由于“收益权”的到户,于是激发了农民“使用”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上的收成,不仅仅是劳动的收益,而且包括了土地的产权收益。
自从土地改革之后,土地的地租收益就归农民所有了,而土地承包制以后,地租又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个人手中,农民不仅可以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且也获得了土地的产权所得。
市场中的农民,没有土地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称为佃农[[8]]。
既然佃农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就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所以,与土地私有制相比,土地承包法所规定到户的恰恰是土地的产权所得。
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模糊了农民的劳动所得,脱胎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土地承包制自然被认为是界定了劳动所得,这是对的,但不完全,我们不能单方面强调劳动所得的界定而忽略它对产权所得的界定。
在土地的产权讨论中,地租的分配是不可忽略的核心内容。
由于获得收益权是土地承包的动机,所以,当土地承包实现的时候,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就同时明确地到户了。
交易权略有不同,农民在开始承包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交易土地,当在农民的示范和推动下,立法者出台了有关的临时法律(政策、办法、规定等等),明确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了农民个人,结果农民发现,根据这些临时法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不仅仅是使用权和收益权,他们还可以将土地租给邻居二哥耕种[[9]],产权交易开始出现。
这显然超出了农民当初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出于立法者刻意地设计,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可以发生。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如果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清晰地界定给农民个人,同时又没有明文禁止交易,不用任何人操心,交易自己就会发生[[10]]。
产权理论还可以倒过来说:如果有交易发生,产权就界定清楚了[11]。
没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是不可能交易的,没有人可以出让原本不属于自己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在土地承包制中都得到了足够充分的界定,农民有足够的动机充分“使用”自己的土地;土地的使用也可以在不同的耕种效率之间自由地流转,耕种能手可以配置更多的土地,而不愿意耕种土地的人也可以获得地租的收入。
到目前为止,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与土地经营权的私有化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及其细微的,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其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但土地私有制与土地承包制毕竟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其中的区别,有关的讨论就全部成了无的放失。
土地承包制禁止买卖农地,并不妨碍土地的集中经营。
高效率的农户愿意耕种更多的土地,完全可以通过租赁土地来实现。
所谓禁止农地买卖,是禁止农民将地租所得贴现,换句话说,是保持地租权利主张的分散化,不允许地租主张权利向有资本囤积土地的人手中集中。
对于任何资本而言,资本所得的分散与资本使用的集中都是不矛盾的。
土地承包制仅仅是规定了地租所得的分散,并不妨碍土地“使用”的集中,其中的区别,至关重要,不可不察。
以为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土地集中经营的观点,正是混淆了这种差别。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土地私有制中,土地的集中并不一定是效率导向的集中,土地大户将土地集中以后再分散出租给佃农耕种,是那种土地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可见,地租主张的分散或者集中,与土地的农业利用效率无关[[19]],所以,以土地集中经营的效率为由,主张土地私有制是没有意义的。
前面说过,如果有必要,产权限制也是可以的,只要限制是公平且可以预期的,就是可接受的。
那么,为了保持地租主张的分散化,限制农民的土地处置权,禁止将地租收入贴现,是否必要呢?我认为是必要的。
禁止土地买卖保证了农民持续拥有相对稳定的地租收入。
尽管地租收入十分微薄,但交租却曾经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尽管地租还要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而波动,但相对于其它形式的资本收入而言,地租仍然是相对稳定的资本收入。
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来说,离开土地的就业选择并不多,他们获得基本衣食的最主要手段还是耕种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收成中被很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地租收益的分配方式至关重要[[20]],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法律将地租规定为农民所有,不允许地租的主张权转移,使地租具有了社会保障的性质。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限制,现阶段的农民是几乎没有任何其它形式的社会保障的,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最为理想,并在逐步实现的过程中,但似乎还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地租能否为农民提供足够的保障,恰恰可以回答农民卖地能否致富的问题。
奇怪的是,对“土地是社会保障”的批评,最为激烈的就是来自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说地租不足以提供保障,农民没有土地也无所谓;另一个说如果允许农民将地租贴现了,就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这两种对地租完全相反的基本估计,在反对“土地是社会保障”这一点上,竟然可以结成联盟,实在不是经济学之福。
[[21]]既然不允许土地买卖的出发点是社会公平,效率的损失就在所难免,“土地是社会保障”的主张不应该讳言这一点。
抽象地用效率损失来批评社会保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抽象地说,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
“比较可靠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明知道其中有效率损失,社会保障也是必要的。
兴一利必有一弊,不存在免费的午餐,土地承包制为农民保留了地租作为社会保障,必然要支付财产处置权的代价,任何社会保障制度,个人都要支付财产处置权被限制的代价,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经济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争论超过一百年,这一百年来,一边是经济学的唇枪舌剑,另一边是世界各国都建立和完善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制度。
孰优孰劣,利耶弊耶,仁智互见,本属正常。
如果有人真的发现土地承包制的这一公平原则得不偿失,我倒愿意看到精彩的经济学分析[[22]]。
如果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证明,农民不需要土地作为保障,显然忽略了中国的一个最基本的国情,为超过四亿的农村劳动力[[23]]提供就业机会,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曾经历过的事情。
与中国面临的状况相反,发达国家在发展的初期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高速发展的工业寻找足够的劳动力,他们的做法是尽快割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24]]。
即使是劳动力缺乏,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也经历过一个赤贫的过程。
而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并不足以吸纳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用赤贫的手段将农村劳动力驱赶到非农部门就业显然是不可能的,既没有效果,也不符合我们所应该遵循的社会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