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研究——以无锡、保定为例朱文强内容提要：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为例，说明农业土地经营小型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人民公社对土地曾实行了大规模经营，由于诸多弊端，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近年来，在无锡、保定地区，随着农民大规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大户、村集体或工商企业，从而出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喜人现象。

但是，这种较高成本的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做到的事情。

英文摘要：This paper，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data of ruraleconomy in Wuxi and Baoding ，shows that one of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is that land should be operated in China in a small scale.The land operationin the times of people's commune leads to low yield of grain.After thecontract system is carried out，land operation is based on one householdand a lot of grain has been produced.In recent years peasants in Wuxiand Baoding have begun to have access to the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and their lands have been given to larger households who are good at grain，a transfer towar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which is done only in afew places of fast growth of economy.关键词：农业 家庭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20世纪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经历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轨迹：在20世纪上半期，农业经营规模呈现出小型化趋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实行的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均分配耕地的土地改革，中国大陆农村成为清一色的个体农业。

of power and heavy rent, high taxes loansharking spread of rural low levels of productivity, coupled with unhealthy living and consumption practices. These human factors suffocation rural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the Western powers to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caused by the dumping of commodities. 1929~1933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eriod Guangxi serious traced from the chaos have aggravated rural social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These factors interact to cause the 1930s Guangxi their living standards low.During the 1930s, Guangxi, is the epitome of the whole of China. Like other rural provinces, Guangxi in rural imperialist forces and the remnants of the feudal shackles under double has been declining. The decline became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agricultural society. Lower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instability in rural areas difficult to embark on a track of sound development. the vast rural areas urgently need a fundamental change.Key words: 1930s Guangxi farmers Revenue Consumer living standard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从《乡村改造》看⼆⼗世纪⼆三⼗年代中国农村经济2019-09-14摘要：⼆⼗世纪⼆三⼗年代，我国农村⽣活衰落已达极点。

⽆论从哪⼀⽅⾯去看――社会⽅⾯，经济⽅⾯，政治⽅⾯，教育⽅⾯，都是⼀点⽣⽓都没有。

《乡村改造》期刊从不同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并且寻求救济乡村进⾏改造的途径。

关键词：《乡村改造》；农村经济；破产；途径《乡村改造》是由河南省辉县的河南省⽴乡村师范学校发⾏的民国期刊，从1932年1⽉初刊到1937年9⽉终刊，共出版六卷122期。

该期刊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旨，其发刊词如是说“中国近年来最严重之现象，即农村崩溃的逐渐扩⼤与迅速；在此种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在数量上有剧烈的增加，在⽣活上更形悲惨，如是铤⽽⾛险，或投为军，或流为匪，社会遂益形不安，致造出于农村经济破产之连锁关系。

”“帝国主义者，跋扈军阀，豪绅地主，⾼利贷者以及⽔旱灾害等交相压榨和重叠剥削⽇紧⼀⽇之下的今⽇中国，整个农村的经济是告破产了。

”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农村经济由动摇⽽崩溃，由崩溃⽽破产，终⾄陷于⼭穷⽔尽的绝域，农村问题引起社会的⼴泛关注。

“农村改造，为现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迫切之需要，已⽆异议；⽽改造之⼿段，则唯乡村教育是赖。

乡村教育之使命，乃整个农村⽂化之建设，……断定改造农村为⽬前中国社会问题中之中⼼问题时，那么，我们就当承认乡村教育为解决此问题的最紧要之出路。

”“中国是以农⽴国，农村经济的消长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

可是不幸的很――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趋衰落了。

”以下种种迹象显⽰着⼆⼗世纪⼆三⼗年代农村经济的⽇渐崩溃：⽣产减少；荒地增多；⾃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农民户⼝减少；“穷苦农民，劳苦⼀⽣，竟永不得饱⾷暖⾐。

”整个农村经济趋于破产状态，究其原因，详列如下：⼀，天灾（⼀），⽔灾。

⼆⼗世纪⼆三⼗年代，⽔灾不断，尤以民国⼗年江淮泛滥，更属空前未有，⽔灾波及⼗七省，难民约万万，农产损失更难估计。

（⼆），旱灾。

“前年豫陕⽢三省旱灾，饿死民众数百万⼈，⾄今疮痍未复，今春华北数省，⾬露仍甚缺乏，河南报灾荒者已达⼗七县。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作者：王磊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政府及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发生了有意义的变迁，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治下的蒋统区，实行了废除厘金、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等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蒋统区统一财政伦理本位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

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

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

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

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侯建新【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

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

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

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处不表。

）。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

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

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

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

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

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

世纪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蒋国宏李学昌内容提要#$ 世纪%$ 年代的南通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被迫接受地主高额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

农民除精耕细作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其中特别是土布纺织。

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资金融通困难，许多农民被迫靠典当甚至高利贷度日。

受自然灾害频仍、外国农产品倾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农民终年辛劳却报酬甚少，一些农户因而选择了弃耕经商或进城务工。

关键词#$ 世纪%$ 年代南通地区乡村经济农家生活蒋国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学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围绕#$ 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争论已持续了数十年，焦点集中在农村经济发展的量化评估、市场整合程度及其影响、城镇发展状况和中国农村经济的现代性成长等方面。

以罗斯基和布兰德为首的一些学者认为#$ 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人均产量、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增长。

黄宗智承认这一时期出现了高度商品化、城市化和农村收入总量的增加，但认为其不过是一种过密型增长。

而王国斌则坚持农村经济在技术、能源和人均资本等方面都没有明显进步。

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农村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显然，上述争论的解决有赖于大量个案的实证研究。

南通地处长江北岸，这里商品性农业发达，经济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处于中游水平。

研究#$世纪%$ 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 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变迁提供鲜活的个案，而且有助于改变“目前对区域的农村经济研究比较单薄，仍存在诸多空白地带”, ! -的局面。

一、南通各县简况南通东临黄海，南枕长江，与常熟隔江相望，西部与泰兴、靖江毗邻，北面及西北与东台、姜堰接壤，下辖崇川、港闸二区及海安、如皋、如东（!./$ 年如皋分设如西和如东二县，后如西又改为如皋县）、通州、海门及启东等六县市。

・学术述评・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李金铮　邹晓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渊源做出科学的说明。

因此,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不仅受到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引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特别是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兴起后,更加注重下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为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可称繁富。

据不完全统计,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著作达80多种,资料10余种①,发表论文500多篇,内容涉及乡村经济的各个方面。

近期王先明等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做的回顾给人颇多启示②,但就乡村经济而言,有关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总结。

职是之故,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侧重大陆学者的成果和译成中文的国外学者的论著)争论较多,富于创见,特别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做一清理和简评,希望能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

一　土地关系土地是农民繁衍生息的第一要素,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

但从学术意义上的解释,直至80年代末才开始有重大突破。

私有土地允许买卖,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特色。

以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广泛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土地买卖是不自由的,由此证明封建宗法关系的继续存在。

史建云通过对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研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一地区的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都不受“优先购买权”的限制,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③。

李三谋对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的研究也表明,土地买卖中的封建宗法关系被取消④。

实际上,在清代前期,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就已经松弛⑤。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崩溃罢了。

地权分配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决定着农村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