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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一、引言中国大规模、有组织的翻译活动是以佛教经典的翻译开始的。
佛经翻译起于汉魏,以隋唐时最盛,到宋元结束。
西方宗教翻译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圣经翻译。
中国佛教经典和西方圣经翻译，虽然二者在内容、历史文化背景、源语与译语、原文与译文读者等方面均不相同，但在翻译手法的采用及发展方面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二者的发展都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佛经翻译的主要翻译手法支谦在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此时的直译已比初期的直译高明得多，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不再是逐字死译了。
“三不易”指（1）经文本是佛在世时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合今人，不易；（2）要把圣智所说的微言深意传给平凡的人，使之理解，时间又相隔遥远，不易；（3）当时编辑经典的人都是大智大勇有深通的人，现在让常人来传译，不易。
他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原意。
鸠摩罗什主张改变以前的直译为意译。
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与道安译经时“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已大不相同。
他运用达意译法，目的是使中土诵习佛经者易于接受理解。
另外，鸠摩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这比以前的旧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一方面避免了不同音译所造成的牵强附会或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另一位影响深远的译者是玄奘。
玄奘翻译佛经的指导原则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力求“忠实原作”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中西译论之比较作者：樊宁瑜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5期摘要: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对比,阐述了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与相异性。
’关键词:中西译论:比较[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67-01中西翻译理论由于涉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差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但它的发展却又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推动。
翻译实践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
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译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的内在规律和指导原则,并开始总结这些规律,这就出现了翻译实践向理论的升华。
综观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进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演进模式,即都是从对翻译问题的顺带式议论,到有意识点评,到系统论述。
从古至今,中西翻译理论家所思考的问题,彼此不无相同,其中主要包括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翻译范畴,翻译中的各种关系等。
中西译论的基本翻译方法是相似的。
自古以来,中西方翻译理论都区分“直译”和“意译”,“死译”和“活译”。
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演说家”,而不是呆板的“解释员”。
中国的开山之师支谦也提出了所谓的“质直”和“文饰”。
“质直”实际上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的“直译”而“文饰”,则是指讲究文丽修饰的“意译”,“活译”。
两人都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中西译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翻译中:“信”或“忠实”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中西译论的核心议题。
当然。
在表达“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这一基本概念时,我国或西方都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术语,其中主要包括:“信”,“忠”,“忠实”,“正确”,“准确”,“对等”,“对应”,“等值”,“fidelity”,“loyalty”,“faithfulness”,“truth”,“accuracy”,“equivalence”。
・中西译学比较研究・中西译论的相似性谭载喜 中西翻译传统尽管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翻译材料,不同的思想背景,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相似。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中西间的彼此相似多于彼此相异,彼此相向多于彼此相背。
本文拟从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相互关系、翻译理论的发展模式以及翻译思维、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的演进过程等多个方面,对存在于中西译论之间的这种相似作一些探讨。
一对中西翻译传统进行具体比较,我们发现,不论在中国或西方,尽管翻译理论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始终无法与各自的翻译实践相比,但各自各个时期的翻译实践却总是带动了各自翻译理论的发展,因而使翻译的实践与理论构成了各自传统中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结论的得出,只不过是对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的辩证唯物观的一种佐证。
中西方翻译的历史都证明,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实践性很强的活动。
但它的发展却又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推动。
当然,翻译实践并不以翻译理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在最早期的翻译实践中,翻译者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来指导和规范其翻译行为。
但不论在中国或西方,翻译实践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尽管翻译者对这些原则未必有明确的表白。
例如,公元二、三世纪安世高、支谶等人从事佛经翻译时,由于他们的汉语知识有限,无法自由地把浮图的原旨传译到译入语即汉语中,因而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案本而传”、“不加文饰”的翻译原则。
在西方,罗马人因征战胜利而视希腊文学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因此翻译希腊作品时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与原作媲美”、“超越原作”的翻译原则。
后来,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翻译者开始明确地意识到翻译的内在规律和指导原则,并开始总结这些规律和原则,这就出现了从翻译实践向翻译理论的升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塞罗于公元前55、46和45-46年在其《论演说家》、《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等多篇文论中提出“意译”的主张,以及支谦于224年在《法句经序》中谈论佛经翻译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其实就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自然发展结果。
2010年第3期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No 13,2010(总第121期)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Serial No 1121[收稿日期]2010201229[作者简介]张忠慧(1973),女,陕西镇安人,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之严复与奈达张 忠 慧(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摘 要] 奈达和严复是两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
奈达通过5圣经6的翻译实践提出了动态对等即读者同等反应论;严复在5天演论6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过程中提出了信、达、雅原则。
二者的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方面。
奈达的理论是翻译的文本构建标准,而严复的理论是翻译的美学标准。
[关键词] 严复;奈达;翻译理论;信;达;雅[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23(2010)0320037202 尤金#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圣经翻译实践,在全球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严复在我国翻译理论史上影响最大,他的/信、达、雅0理论独步中国译界100年,直接推动中国译论的发展。
奈达和严复相差半个世纪,其理论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独特的见解。
一、奈达对翻译观点的认识奈达认为:/翻译是用译语,首先在意义上,然后在风格上,实现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0[1];或/从语义到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0[2]。
奈达阐发了翻译涉及的诸多矛盾,归纳起来有内容与形式、意义与风格、对等与同一、最切近的对等与其它对等、自然(动态)对等与形式对应,甚至还有语境一致与词语一致、听觉(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受众(读者)需要与语言形式、适应受众的形式与传统的形式等。
[3]其中有些交叉重叠,使人感到十分复杂。
而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奈达的态度总是重前轻后或者取前舍后。
作者： 吴义诚
作者机构：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外语系
出版物刊名： 外国语
页码： 48-52页
主题词： 中国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理论
摘要： 本文以法国名著《红与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翻译为例，试图对１９世纪末以来的在翻译界影响较大的中国翻译理论和本世纪英语世界里以“等值”为核心且对国内译论界影响较大的西方翻译理论作一粗略对比，以期对国内译论界的热门话题——翻译学的建构能有所帮助，经过比较，作者指出：中译论较模糊，重悟性，体现了较强的人文主义精神；西译论较明晰，重理性，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两者之间差异又是由各自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翻译实践决定的。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性比较及其启示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
一般认为，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佛经翻译。
而且自此之后，产生了四大翻译高潮时期，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
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期间，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次高潮。
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翻译论理和流派日益科学化和系统化，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中西译论差异的原因探究中西翻译的历史同样悠久，并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显得相对滞后。
本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比较起来相对滞后的原因做出分析: 第一、历史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与此同时，中国从二战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期这一段时间里，翻译事业乃至各项事业发展的大环境是封闭的，是停滞不前的，这与同时期突飞猛进的西方翻译是远不能相比的，差距由此拉开。
其次，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对滞后的原因。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综合，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分析。
表现在翻译理论上面，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大都是经验式的总结，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
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大多都是成理论体系的，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在当今重视科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比自然显得相对滞后。
再者，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趋于保守，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则显得开放、自由。
中国人极端尊重传统，这种思维定式使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开拓性，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而西方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翻译活动深人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中西翻译理论的对比分析---奈达的“动态对等”与严复的“信、达、雅”摘要：中西方翻译界所遵循的翻译理论不尽相同。
中国译界一直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为翻译的准绳，而西方翻译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要算“对等原则”，其中又以奈达的“动态对等”为代表。
关键词：严复；奈达；翻译理论；对等；信达雅引言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中西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翻译理论家在研究翻译时莫不论及翻译标准，但由于各自的传统不同，流派纷繁，侧重各异。
我国的突出代表包括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
西方的突出代表有18世纪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20世纪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美国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中西翻译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严复与奈达的简介（一）严复简介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教育家、诗人和政论家，其译著和著述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个任务。
毛泽东把严复称为“19世纪末‘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一个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除了在思想上的贡献，严复还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第一个倡导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在中国翻译史上堪称“译坛大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翻译大家。
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信、达、雅”学说，并把这三字学说作为翻译的原则。
严复的三字理论“信、达、雅”对中国译论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奈达简介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
他是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被称作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
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尤其巨大的影响。
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
“动态对等”是奈达的中心翻译思想之一，是奈达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
中西翻译理论地比较翻译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借以相互交流、沟通地工具, 是人类社会所拥有地共同活动, 因而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纵观中西方两千余年来地翻译历史, 我们有趣地发现, 虽然两地相隔遥远、民族迥然有异, 语言文化也分属于截然不同地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地发展轨迹却有着诸多惊人地相似之处.其最显著地特点是: 虽然实践并不以理论地存在为先决条件, 但其发展却离不开理论地促进和提升, 其最初形态从一开始就已具有了一定地指导原则, 尽管译者当时对这些原则未必会有明晰地意识.一、中西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地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较大地模糊性, 严复地“信达雅”说、傅雷地“神似”说、钱钟书地“化境”说、许渊冲地“三美”说等皆是如此.拿“信达雅”来说, 译者翻译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叫“达”, 叫“雅”严复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地界定.译界由此引起地近百年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以“雅”为例, 有人说它是“古雅”、“高雅”之意；有人说它指“风格”、“文风”；有人说“雅”指“修辞效果”有人说“雅”是指“美学价值”.另外,“神似”、“化境”两个语词本身就具有飘忽不定地模糊特征.“三美”也不例外: 由于艺术中地“美”是一种主观体验, 人们审美心理地差异使得“意美”等标准难以明确界定.相比之下, 西译论则有较大地明晰性.我们知道,西译论地核心概念“等值”原是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地专业术语, 这个概念地引入本身就标志着西译论地明晰姿态.为了明确翻译研究中地“等值”概念,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系统语法中地层次、等级和范畴等概念作了详尽地论述; 而奈达在自己地理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 地区别；克里斯托又将形式等值归纳为六个层次:) 语音等值；)音位等值；) 形态等值；) 词汇等值；) 句法等值； ) 语义等值.西译论讲究分门别类地精确特点由此可见一斑.二、中西翻译理论地相似性对中西翻译理论地历史发展加以剖析,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 两者竟具有共同地演进模式, 也即: 两者都是从最初地对于翻译过程中所出现问题地附带式即兴议论, 发展到有意识地点评, 进而再上升到系统性地论述; 形式则从序言跋语到零章散节再到专题专论.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是从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到严复、鲁迅、傅雷、钱钟书, 再到董秋斯、刘宓庆; 而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则是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 到路德、伊拉斯、德顿、歌德、巴托、泰特勒, 再到奈达、卡特福德、哈提姆、韦努提等等 ,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无一不遵循上述发展模式.有意思地是千余年来, 中西翻译思想家、理论家所考虑所关注地问题, 彼此居然不无相同焦点始终都主要集中在翻译原则、翻译目地、翻译范畴、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地各种关系上, 譬如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地关系等等.从古到今, 中国译论也罢、西方译论也罢,都竭尽全力想回答这样地问题: 翻译是什么?为什么翻译? 为谁而翻译? 翻译什么? 怎么翻译? 翻译究竟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 重神似还是重形似? 翻译地好坏究竟又由谁来评判? 评判地标准又是什么?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抑或是伪科学? 等等.诸如此类地问题, 不仅西方人熟悉, 中国人也同样耳熟能详.中西译论传统中思维方式地这种相似性足以证明: 认知相向或认知相似是中西翻译思想所具有地一个共同特征.论及相向或相似, 中西翻译地基本方法也历来存在着这种相向性或曰相似性一个非常有意思地例子就是: 千余年来, 中西译论一向都区分直译和意译, 或曰死译和活译尽管双方地表达方式有别.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地开山之祖支谦在评论竺将炎地佛经翻译时就指出: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胡语, 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 佛言依其意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古时西方翻译理论地代表人物西塞罗在谈及他地翻译实践时,则举古希腊演讲作品地翻译为例,说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员地身份去解决译过程中所出现地问题.西方地西塞罗与东方地支谦,两者都在各自地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和意译地概念,虽然表达方式互为不同,思想却是息息相通地.支谦地所谓质直,实际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地直译,他地所谓文饰,则是指讲究文采修辞地意译、活译西塞罗所谓演说家式地翻译,实际是指意译和活译,他地所谓解释员式地翻译,就是指逐词翻译也即直译.两位先哲对于直译和意译地区分,都在各自地翻译传统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譬如, 继西塞罗之后,古罗马时期地著名诗人贺拉斯,以及后来地圣经翻译大师哲罗姆都明确地使用了以词译词和以义译义地术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地思想.必须一提地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各民族语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地发展, 西方译学园地中奇葩辈出,其翻译理论传统中地新概念及与之相对应地新术语层出不穷.反观中国地译学界, 虽然由于社会文化和哲学思维地差异, 早期地翻译理论研究未能提出很多西方式地概念和术语,然而人们关于翻译问题地讨论,却也同样始终围绕着意译和直译而展开得蓬蓬勃勃、热热闹闹.譬如道安地五失本三不易玄奘地五种不翻、严复地译事三难等等,无不通过对翻译中所遇困难地剖析,揭示出翻译地普遍规律,进而确立起翻译所必须遵循地原则和方法.先哲们所谓地普遍规律、原则与方法,意思是指: 在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 由于语言各异,必然传实不易, 意义也就必然有所流失.而这种种易和流失,皆由直译原文信息而引起.为了克服不易、弥补流失, 译者就必须恪守信也即忠实地原则,同时采取传神、达意或者不翻、案本而传地方法,也即意译活译或者音译死译直译地方法,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地各种信息.把中国译论传统中地这些详尽剖析与精辟见解和西方译论传统中地相关论点加以两相对照,人们立刻就能品味到其中地异曲同工之妙.信或忠实成为了中西译论两千多年发展史中地核心议题, 由此凝结成了双方传统中地另一个共同特征.在中国,信地概念最早见于支谦地法句经序,即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在西方,这个论点地提出,最早则可追溯到贺拉斯地名篇诗艺.贺拉斯在论及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可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而且两位先哲地忠实或信,实际上都是指字面上地忠实、字面上地信,而不像现代人一提忠实和信,产生地第一联想却是意义上地忠实或意义上地信.这是因为, 贺拉斯认为忠实地译者必定是逐字翻译地译者,支谦为信地译文也必定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地译文.三、中西译论地相异性中西译论地彼此相异, 首先表现在立论地实用性与理论性这对命题上.中国翻译理论传统地侧重点,历来在于立论地实用性.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思想或理论地提出, 人们首先关心地是这个思想或理论能否用来指导翻译地实际操作对翻译实践有没有可供使用、可供参考地价值基于这样地指导思想, 翻译理论地注意力便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地研究上.例如, 支谦所谓“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 说地就是直译地方法道安地所谓“五失本”、“三不易” , 说地也是具体翻译操作中译者遇到地困难和可能采取地克服困难地方法玄类地所谓“五不翻”以及玄奖译经地十一种分工即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观、监护大使,则更是谈论具体地翻译方法和操作规程.就连一代译论宗师严复, 他地著名三字原则“信、达、雅”原本也只是他用来描述翻译困难、并非作为翻译准则而提出来地, 他所关心地同样是翻译地实践, 而不是翻译地理论问题.可以说, 自古以来, 中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最为关切地, 大都是翻译有何困难、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等实用性、针对性很强地问题.尽管在中国整个翻译发展史上, 翻译理论地发展无疑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置, 但同样无可否认地是,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一千多年地翻译演进中, 对于翻译理论问题地专题、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翻译理论上地真知灼见,大都散见于依附译著而存在地序文跋语中.即使是被人称为“我国最早地内部出版地翻译研究单篇专著”、写于乾隆五年地魏象乾地《播清说》陈福康, 实际上也仅为“外间极少流传”地内部“培训新地翻译人员所用地讲义” , 因此其特点仍在于它地实用性, 而不在于它地理论性.由于中国地翻译理论传统注重翻译研究地实用性, 而不注重翻译研究地理论性, 因此对于超出更不用说脱离翻译实际问题来谈论抽象理论建设地倾向, 即使是在现代语言学、现代译学研究蓬勃发展地今天, 也并非得到人们地广泛认同.例如, “建立翻译学”这个主张最初于五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再度引起重视, 但是反对强调翻译理论建设地声音也同时随之而起.西方译论传统地特点与此有所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地翻译研究不重理论地实用价值, 不重理论与实践地联系, 或不重翻译地具体操作方法和手段,但与中国译论传统相比, 西方似乎更为重视翻译理论地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例如, 当哲罗姆等人明确区分直译与意译, 多雷与泰特勒等人明确提出翻译地原则与规则, 德莱顿、歌德、施莱尔马赫、雅可布逊等人阐述翻译如何分类, 以及奥古斯丁论述翻译中地语言学问题、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翻译理论人物专题探讨翻译地理论问题时, 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层地翻译操作, 提升到高层地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盯、于埃等译论人物率先就翻译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以来, 西方地翻译研究即开始进入一个新地发展时期, 即一个不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试图透过实际操作层面去挖掘抽象理论地新时期.因此, 特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 与相应时期地中国译论研究相比, 西方译论研究地理论倾向明显多于实用倾向.例如,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等人就对翻译性质、翻译定义等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地、抽象地解释.后来于埃、巴托等人又给翻译理论注入语言学地“血液”.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角度, 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论性”、“有时更为抽象”地大量著述, 如穆南地《翻译地理论问题》、奈达地《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等等.综观西方翻译理论自古至今地发展演化, 似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西方翻译研究传统地侧重点, 与其说在于说明翻译实践究竟需不需要理论, 以及如何指导和教范人们去进行实际地翻译操作, 毋宁说是在于描述翻译实践后面存在什么样地理论, 在于如何从理论角度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理论家们主要关心地, 是怎样对翻译实践地各个方面进行客观地描写,对翻译中地各种关系进行严密地分析.例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地关系, 翻译目地、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地关系, 以及怎样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出翻译地规则和原理等等.正因为西方翻译研究中地这种重“虚”多于重“实”、重抽象立论多于重经验总结、重描写多于重规范, 西方地翻译传统才得以产生较多地较抽象地理论成果.也正因如此, 特别是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对于翻译方法、技巧、翻译难点等面向翻译操作地实用性研究, 似乎较难产生广泛影响而各种超翻译实践地、带有明显“纯理”特征地译学理论, 如所谓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翻译地交际学理论”、“翻译地社会符号学理论”、“翻译地解构主义理论”、“翻译地多元理论”等等, 却很容易引起共鸣, 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同.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尽管翻译实践有异, 不同地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地思想和理论.原因就在于: 翻译是人类社会地共同活动, 具有内在指导原则地同时还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 其最深层、最根本地那些东西是跨语言文化地, 因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之加以系统地比较研究, 可以因此而获得对翻译和翻译学地更加本质地认识, 有利于不同译学传统之间地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当然, 由于中西方分属于完全不同地社会文化和思想哲学体系, 其翻译实践深受影响和制约地同时, 译学理论传统地形成和发展也必定会打上各自地社会文化烙印, 因而中西翻译传统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时几乎难以逾越.虽然中西方思想哲学具有同样悠久地历史传统, 譬如, 柏拉图( 公元前公元前) 比孔子( 公元前公元前) 只晚了几十年,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公元前) 与孟子( 公元前公元前) 则几乎同时代, 其内容和本质却有着巨大地区别:孔孟之道立足于人地精神世界,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伦理道德;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则以人地物质世界为根本,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客观存在, 探究客观存在地各种逻辑关系.中国地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天人合一、顺从天意.在这样地基础上, 就逐渐形成了既重形象思维和悟性思维, 又重归纳推理和以史为鉴, 但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地特征.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 并且崇尚古人、崇拜权威! 毋庸置疑, 中国地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也必定会烙有以上种种地特征.中西译学传统在漫长地历史长河中各自独立却产生出了许多相同或相似地翻译理念, 同时又因所属社会体系地不同而打上了截然不同地文化烙印, 中西译学园地由此异彩纷呈, 双方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地两大体系, 理所当然地要在人类通往巴别塔之途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地作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中译论更适合于外汉文学翻译, 因为文学语言富于独创性、语义丰富、形象化强, 翻译时“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 而必须重新创造”(翻译家高健语) ; 西译论中地“等值”、“等效”法虽不太适合文学翻译, 但当它们应用于形式化特点明显、结构程式化强、语义呈单一化地科技翻译时, 其有效性和解释力则明显高于“化境”、“神似”法.在思考翻译学如何奠基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妨观照一下当代科学地特点.当代科学地特点之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地相互对立, 开始适度让位于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 迷信纯客观地绝对主义开始逐渐让位于自觉控制主题因素地相对主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尚且这样, 那么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更应如此.中国翻译学地基础建设是否牢固, 将取决于中西译论结合性研究地完善程度.人文性强地中译论与科学性强地西译论融会贯通, 相辅相成, 将是中国翻译学研究走上宏富之路地必由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