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李贽和公安派

第二节李贽和公安派、竟陵派一、李贽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

福建晋江人。

是明代晚期卓越的思想家。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他继承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的进步思想，公开以“异端”自居。

万历三十（1602）年，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迫害至死。

他的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氏文集》等30种。

李贽是一个极具叛逆性和战斗性的思想家，他虽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提出的“童心说”，在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刮起了一股反对假道学、假文学的旋风。

在思想哲学领域，他受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虚伪，提出了“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思想，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鲜明地主张维护“人欲”，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的说教，主张男女平等，否定“男人见识尽长，女人见识尽短”的观点。

这些叛逆思想，使他的著作多次遭到焚毁。

李贽的文艺思想正是建立在他的具有性的思想上的，其核心是提倡“真情”，反对“假理”，集中反映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

什么是童心呢？即是天真无暇的儿童之心。

“夫童心者，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故而“夫童心者，真心也”。

李贽所说的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

他认为，童心，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最纯洁，最真实，长大以后，由于多读书、识义理，而童心尽失。

这里他指出障碍童心的是“闻见道理”，是针对那些虚伪的礼教和伦理道德及与此相关的传统观念而言的。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所谓的童心，正是指人的本性，也即是自然之性。

童心之美，也即是人性之美。

以“童心”为“天下之至文”之源，就是强调作家必须写出摆脱假道学桎梏（固）的人性之美，方是好文章。

李贽从“童心说”出发，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绝不像道学家所说的“代圣贤立言”，更不是进行虚伪的仁义道德的说教，而是人们郁结于胸的情感不得不发的产物，是心中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杂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

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这种自然流露，绝非矫揉造作，虚伪雕琢。

基于此，他坚决反对复古摹拟之作，认为并非古人的一切都好，今人的一定就不好。

他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

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边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李贽的主张，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于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

与“童心说”相适应，李贽在艺术上提出了“化工”的境界。

“化工”即具有传神之美。

《杂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

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画工，即人工；化工，即天工，就是纯真自然，浑然天成的境界。

他情调的“化工”造物的美学观，是和其写自然真情的思想密切相关的。

二、公安派晚明浪漫思潮的兴起，一是对拟古派诗文的反对；二是受浪漫哲学的间接影响。

王阳明一派的心学，就是提倡个人良知的自由，所谓“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这种独立自由的浪漫精神，便是文艺革新的动机。

王阳明死后，王学左派更能够发挥这种浪漫精神，从王龙溪、王近溪到何心隐、李贽，就是如此。

他们的叛逆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所以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安三袁是李贽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文学思想是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对李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袁是三兄弟，他们是：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

他们是湖北公安人。

老大起到了先导作用，老二袁宏道为主将，在文学批评、创作方面的贡献最大。

他们的文学观点主要有：1、文学是进化的。

“变”，是公安派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论点。

他们认为，时代在变化，人事、物态、语言都在变化，文学创作也得相应而变，每个时代都有新变的文学，各有其特色与成就；创作和批评都要明了这种时代的特性，才不违反文学进化的原理。

他们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文章要通变与创新，要“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反对复古倒退，墨守成规。

2、反对摹拟。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

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摘腐滥之辞；有才者诎（区）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耳浮泛之语，帮凑成诗。

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趋从，共谈雅道。

吁！诗至此，抑可羞哉！他们认为，前后七子，倡复古以反对台阁提的空洞无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只是以抄袭剽窃为复古，劝人不读秦汉以后之文，不读天宝以后的诗，文坛上就只有假古董了，自然会走到“一唱亿和”的境地。

3、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小笔。

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至，令人夺魂”。

性灵，相当于性情与感情。

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庾信《赵国公集序》，明中期以来王世懋、屠隆文论中也有出现。

到公安派，更赋予了时代的新意。

格套，就是文章形式反面的凝固框子、清规戒律。

他们认为拟古的人，处处有一个偶像存在，只有古人，没有自己，只想一章一句与古人神似，绝非从自己的性情中流出，就没有了自己的独创精神和个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他们提出“独抒性灵”，就是文学要抒发个人的情感，是言志的，而不是载道的，是表现个人的，而不是无病呻吟的。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然就不会与他人雷同。

文章发人所不能发，才会写出好文章。

他们的性灵情感之说，也有消极因素。

他们不满现实，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世沉浮或消极逃避；他们放浪不羁，蔑视礼教，追求个性自由，却时而放弃社会责任感，沾染市民的庸俗情趣，或追求士大夫的闲情逸趣。

4、文学作品不能没有内容。

公安派所指的思想内容，并不是圣人的人伦大道，是指有血肉，有情感，有思想，内容充实的文章。

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有文无质、没有思想内容的假古董。

他们不反对有质的文，而是反对无质的文。

无质的文，是丑脸涂脂粉，愈涂愈丑；若是美女，再加以脂粉，就更加美丽妩媚了。

5、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古代，文学上一直把经史古文视为正统，诗词视为小道，小说、戏曲更是被轻视的，不入文学之林。

不仅汉唐如此，即使宋、元已有小说、戏曲兴起、繁荣，人们的观念也没有大的改变。

直到李贽、三袁兄弟出来，才打破了这种传统的不合理的观念。

袁氏兄弟认为，《金瓶梅》、《水浒传》比拟古之作，高明得多，可与国风相比，流传后世。

可见，金圣叹把《水浒》、《西厢》列为才子书，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公安派虽然在革新文学风气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创作实践取得的成就并不大。

他们提倡“独抒性灵”，重视抒写性灵，从内心世界寻找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搞错了源头，结果只能是作品思想的贫弱和题材的狭窄。

三、竟陵派和公安派同时稍后的，有反对复古主义的竟陵派。

其代表人物是钟惺（1572—1624），字伯敬，号退谷。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

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天门）。

竟陵派赞成公安派反对复古主义的主张，赞成“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他们认为公安派存在不重视学习前人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其结果不免信手信口，粗制滥造，流于俚易肤浅。

为了矫正这种弊病，竟陵派提出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

钟惺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

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

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

”他们认为，古人因抒写性灵，才写出被人们称道的“真诗”，但有性灵不一定能够把诗写得“厚”，怎么样才能避免肤浅呢？就是要在保持“灵心”的同时，要读书养气，向古书学习，增加自身的修养。

为了和前、后七子划清界限，竟陵派强调学古，主要是学习古人的精神。

钟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

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

”谭元春：“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之咨嗟彷徨者，此诗品也。

”他们要学习古人的精神，就是学习古人的“幽情单绪”、“独往冥游”、“孤怀”、“孤诣”、“孤行”，即一种孤寂幽微、落落寡合的情绪，既不为当时人所知，亦难为后世人所理解，唯一二人偶尔发现，“独为之咨嗟彷徨”，具备了这种精神的诗，就是竟陵派追求的真诗。

在语言上，竟陵派反对平熟通达，欣赏奇峭险僻，主张以奇峭险僻之语发孤寂幽微之思。

因此，用“幽深孤峭”概括竟陵派的艺术风格是恰当的。

他们乞灵于古人，从古诗中寻找写作的灵感，结果也落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

四、晚明小品文及爱国复社作家1、在公安派、竟陵派掀起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下，在晚明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散文，即那些清新流丽的小品文。

虽然两派的创作没有多大成就，但晚明的小品文，则真正实践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理论。

这些小品文，不是代圣人立言的大文章，而是不讲义理，不讲形式，上至宇宙，下至苍蝇，游山玩水，说理抒情，随笔直书，随心所欲，毫无滞碍的文章。

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谭元春、刘侗（同人）、王思任、张岱等。

2、复社作家明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如此。

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复社作家和阉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清军入关后，复社作家大部分壮烈牺牲。

张溥也主张复古，但他的复古和前后七子不同，他主张的复古是“古为今用”，学古为现实服务。

代表作是《五人墓碑记》。

除复社作家外，晚明还有几位比较著名的爱国作家。

如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

陈子龙赞同七子的复古主张，反对公安、竟陵的文学思想，但他和七子的盲目复古不同，他是站在现实政治的观点上复古，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允许他脱离现实，完全去摹仿古人了。

夏完淳是一个少年作家，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

他的一部分作品受拟古主义的影响，内容比较单薄。

明亡以后，他抒写国破家亡的悲痛的诗文，一洗模拟面貌，具有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