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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诗句】苏轼《留侯论》原文翻译赏析及阅读答案《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
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
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原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留侯论作者：苏轼朝代：宋类型：文留侯论【原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留侯论【翻译文】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
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
留侯论读后感读完《留侯论》，心中感慨颇多。
苏轼这篇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对留侯张良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让我对这位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引发了我对于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的诸多思考。
文章开篇，苏轼便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一番论述，让我对“勇”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我们的惯常思维中，勇敢往往与武力、冲动相联系，认为敢于争斗、敢于拼命便是勇。
然而，苏轼却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勇并非如此。
真正的勇者，能够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保持镇定，在遭受无端的侮辱时不被激怒。
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们心中怀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不会因一时的意气而乱了方寸。
张良早年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虽然失败，但这种敢于行刺的勇气已非常人所能及。
然而，苏轼认为，这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勇。
后来，张良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次故意将鞋丢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张良都顺从地照做了。
苏轼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张良学会了忍耐，锻炼了自己的心性，这才成就了他日后的大智大勇。
这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长和蜕变，往往需要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而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
在苏轼看来，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张良功不可没。
刘邦能够虚心纳谏，善于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之一。
而张良能够在关键时刻为刘邦出谋划策，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策，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过人的智慧和谋略。
然而，张良的智慧并非天生，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积累而成。
他能够洞察人心，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准确地把握局势，为刘邦指明前进的方向。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多么重要。
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做出明智的选择。
同时，苏轼在文中还提到了“养其全锋而待其弊”的观点。
《留侯论》原文、翻译及赏析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留侯论》原文、翻译及赏析，欢迎大家阅读!留侯论宋代：苏轼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留侯论原文翻译及赏析原文：留侯论，苏轼。
译文：留侯论，苏轼所著。
赏析：《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政论文。
文章从汉高祖刘邦、项羽、韩信等人的历史事件出发，分析留侯张良的功过得失，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见解。
文章语言精炼，逻辑严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哲学的高度，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
文章回顾了汉高祖刘邦、项羽、韩信等人的历史事件，通过对比分析，突出了留侯张良的智慧和才能。
接着，苏轼从多个角度对留侯的功过得失进行了深入剖析，既有肯定，也有批评。
苏轼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见解，强调了道德、智慧、才能等方面的重要性。
整篇文章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哲学的高度，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
同时，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即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现实中寻求真理。
留侯论原文翻译及赏析原文：留侯论，苏轼。
译文：留侯论，苏轼所著。
赏析：《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政论文。
文章从汉高祖刘邦、项羽、韩信等人的历史事件出发，分析留侯张良的功过得失，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见解。
文章语言精炼，逻辑严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哲学的高度，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
文章回顾了汉高祖刘邦、项羽、韩信等人的历史事件，通过对比分析，突出了留侯张良的智慧和才能。
接着，苏轼从多个角度对留侯的功过得失进行了深入剖析，既有肯定，也有批评。
苏轼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见解，强调了道德、智慧、才能等方面的重要性。
整篇文章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哲学的高度，充分展现了苏轼的文学才华和思想深度。
同时，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即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现实中寻求真理。
在《留侯论》中，苏轼通过对留侯张良的剖析，展现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深刻见解。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贤明的君主和忠诚的臣子。
而留侯张良正是这样一位贤明的臣子，他不仅具备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更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
苏轼散文《留侯论》——史家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
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
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原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⑵。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③。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④。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⑤。
——具有胜人的节操，无法忍受的度量。
因为他们胸怀抱负极大，志向非常高远。
夫子房受书于圯⑼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⑥；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⑦。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⑧。
且其意不在书。
——小事情考验大志向，小举动磨练大节操。
（微言大义）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⑨。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10。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11；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12。
——千钧一发之时，侥幸逃脱，如不“转型”，只会是无谓牺牲。
（微言大义）千金之子13，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14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励其性情：隐忍是大德，隐忍成大业。
（微言大义）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留侯论读后感苏轼的《留侯论》，初读时，只觉其文辞犀利，观点独到；再读时，方能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人生智慧。
文章开篇，苏轼便抛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这一论点，直接点明了他对于豪杰之士的定义。
而留侯张良，正是苏轼眼中具备“过人之节”的典范。
张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本是韩国贵族，国破家亡后，不惜散尽家财，寻求刺客刺杀秦始皇，以报亡国之仇。
此等勇气和决心，绝非寻常人所能及。
然而，刺杀行动最终失败，张良也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在这个过程中，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并非仅仅依靠他的勇敢和智谋，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忍辱负重，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忍”之品质。
圯上老人故意刁难张良，让他三次拾鞋并为其穿上，张良却能始终保持恭敬，毫无愠色。
这种“忍”，并非是懦弱和屈服，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一种对自我情绪的高度控制。
正是因为这份“忍”，张良才能够得到老人的青睐，获赠兵书，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苏轼在文中还将“忍”与“勇”进行了对比。
他指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真正的勇者，不是那些一时冲动、意气用事之人，而是那些能够在面对屈辱和挫折时，保持冷静和理智，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信念之人。
张良无疑就是这样的大勇者。
他在楚汉相争的复杂局势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的得失所动摇，最终辅佐刘邦成就帝业。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各种挫折和困境。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小的委屈而大发雷霆，或者因为一时的失败而一蹶不振。
然而，读了《留侯论》，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忍”是一种多么宝贵的品质。
只有学会忍耐，我们才能在困境中保持冷静，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学会忍耐，我们才能不被情绪所左右，做出明智的决策；只有学会忍耐，我们才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苏轼对于“能忍”与“不能忍”所导致的不同结果的分析，也让我深受启发。
留侯论宋代:苏轼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
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标签写人、议论、古文观止、散文译文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
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
《留候论》读后感黄晓辉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
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文章开篇，便以“忍”之一字作为出发点，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贯穿全文。
张良能忍，所以辅佐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郑襄公能忍，所以保全了自己的国家;越王勾践能忍，所以一举击败吴王差，重振越国;汉高祖刘邦能忍，所以建立了汉朝，又除了韩信。
可见，“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钻研的学问。
在现在的社会，有的人遭到一点小挫折就一蹶不振，有的人受到别人几个白眼就挥刀相向。
社会上的这些矛盾大家都看见了，有的人会说，你看某某国家的社会就没有这样尖锐的矛盾，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学习才对。
诚然，我们应当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但是回头看看，前人其实早就给我们留下了启示。
苏轼的《留侯论》就从“忍”这个角度向我们阐释了一代谋圣成功的原因。
苏轼在《留侯论》中除了引例颇多，论点鲜明外，对于一些历史也有独特的看法。
对于张良受兵书的故事，苏轼认为老人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会张良“忍”，而非授予兵书。
文章中认为，刘邦与项羽，之所以一胜一败，原因在于前者能“忍”而后者不能，并从张良劝刘邦顺韩信之意封其为王这件事中表现出张良在刘邦学会“忍”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苏轼并非全文都在称赞张良。
对于张良谋划刺杀秦始皇一事，他则将其作为一个反面例子，认为是“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从中可见苏轼的“论”是全面的，是就事论人。
苏轼《留侯论》评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永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
子房不忍愤愤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而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人，不称其志气。
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苏轼集》卷四中华书局出版社此文作者苏轼，在余眼中看来，实乃一大文豪是也！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史称“苏门三学士”。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
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才高八斗，不必多费口舌介绍。
他曾科举高中，前途光明，然，未能逢得天时地利，终是郁郁不得志，接连被贬。
纵观其一生，仕途虽跌宕起伏，但在文学造诣上仍是佳作不断，好文好词好画接连问世，且都流芳百代。
黄庭坚曾在《跋东坡醉翁操》中写道：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
余则不以为然。
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坡词多不协。
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
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王国维曾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评价道：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东坡作品多如繁星，令余颇为印象深刻的便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犹记得居士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该是多么壮志豪情的一幕。
今日余独将《留侯论》摆出来进行评论。
小子不才，对苏轼、张良以及《留侯论》一文不甚了解，只是片面的通过一些资料进行分析，各中也可能包含些个人看法，甚至是偏见，还望老师海涵。
《留侯论》一文，选自《东坡七集·应诏集》，是嘉祐六年，时年二十五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呈上的《进论》之一。
它是苏轼早期史论文章的代表作，很典型地体现了苏轼论说文纵横捭阖、雄于论辩的特点[1]。
留侯即张良．他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而授封为留侯。
苏轼主要抓住三则材料．也就是三个典故史实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一、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提到的黄石公授书张良一事，自《史记》以来，一向被传为神话，也就是苏轼所说的“以为鬼物”。
太史公在《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一次在桥上遇一老人，老人故意脱掉鞋，让张良穿上，张良忍怒照做，老人说“孺子可教矣”便和张良约定五天后一早相见。
前两次，老人都比张良早到并责备了他。
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到了桥上，老人遂赠其《太公兵法》。
据传，这位圯上老人即黄石公。
相传张良依靠这部兵书，帮助刘邦夺得了天下。
二、子房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张良年轻时，才华有余而气度不足，尽管他有反抗暴秦的愿望和理想，但却简单地逞匹夫之勇，缺少谋大略成大事所必需的忍耐力。
文中说他“逞于一击”，是指张良曾用重金求得刺客，趁秦始皇东游之机，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座车，因铁锥误中副车，事情败露，只得逃走。
三、子房之教高祖《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侯韩信平定齐地后欲自王，派人向刘邦请求立自己为假王，刘邦大怒，见于词色，关键时刻张良耳语提醒他眼下不能得罪韩信，使得刘邦顺势改口：“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派张良册封韩信为王，并要韩信发兵击楚[2]。
从三则材料中可以看出，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授书”不过是个形式，他特意借“脱鞋”和“授书”来磨掉张良的锐气，砥砺其意志，使其能够忍辱负重。
小不忍则乱大谋，张良虽有古代著名的勇士孟贲和夏育之勇，但如果自身败在小事上，那么大志向也就“无所复施”了，所以苏轼批评年轻时的张良不为商朝伊尹、周朝太公这些开国功臣之大谋，却去搞荆轲、聂政这些“个人恐怖主义”的刺客行径。
所幸，在老人的指导下，张良最终成为了一个有志有谋的开国功臣。
而张良辅佐刘邦灭楚兴汉的关键所在就是“忍小忿而就大谋”。
这就证明了苏轼《留侯论》一文的基本观点：古之所谓豪杰也，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苏轼以为能忍者为勇，他把忍字看得极为重要，甚至在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时，也归结为一忍字。
项羽不能忍，故败；刘邦能忍，故胜。
其实，苏轼夸大了忍的作用，有点儿言过其实，但苏轼又说，其实刘邦也不能忍，张良能忍，刘邦受张良的影响才有忍的本领。
可以看出，苏轼拐弯抹角，还是以忍字赞张良。
大凡文豪作文，不言人之所言，往往独辟蹊径，以奇制胜。
张良之智为平常之言，言之无味，若从“忍”字入手，独出新意，不同凡响。
更主要的是，既要作文则有感而发，苏轼自己对忍字有独特深切地感受，其借张良这个历史人物，大谈其忍，以抒发自己不平之心，求得自我安慰的心理平衡。
苏轼是一位在文学艺术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又是一场悲剧，其善良的心底和高尚之品格为后人所敬仰。
而其悲剧的一生主要来自于对当时变法的态度上，在变法的背后，是激烈的宫廷斗争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
当王安石固执地首创变法时，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了解变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站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边，从而遭到罢贬。
数年后变法失败，其有幸被召回宫廷，不识时务的苏轼因看到变法的有效性而又赞同变法，于是再次触怒权贵，再次被贬。
因此，苏轼写《留侯论》，其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子房之功成名就而自己之落魄寂寥，相形之下，反差太大，由此，其对忍之体会尤深。
细细品味《留侯论》全文，锐气十足，英气逼人，全文顺势而下，一气呵成，很见其思想的锋芒，又何忍之有，莫非苏轼也想以子房之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可以想见，苏轼在写该文时，思想和情绪在忍与难忍之间，其不平之心尚未平静，只不过以该文来告诫自己，更进一步对忍体会。
事实是，忍并未改变苏轼一生的命运[3]。
然，不管怎样，体现在这篇文章里的，不仅仅是当时年轻的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他过人的见识。
这种见识不只是读史的眼光，更是他所具备的唯物者的素质和与进步的思想。
再来看看太史公《留侯世家》一文。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
有位学者如是说。
司马迁能背负父亲的遗志，在身心受创的情况下，依旧写出震撼世人的史诗巨作——《史记》一书，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史记》一书曾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之一。
《史记》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慷慨悲歌的义士，也有穷途末路的英雄。
《史记》的结构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太史公自序》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辅共一毂，运行无穷”。
本纪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时间纵向贯穿，八书以时间横向相连形成一个轴心，世家、列传辅辏，形成一个向前运行的历史巨轮。
从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体系，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无形的逻辑关联性。
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
司马迂不止是个史学家，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大文豪，他把历史和文章两面配合得十分巧妙，历史故实中间就有他年自已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有自已的喜爱和憎恨。
司马迁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与对于历史事实的评价是一致的，并且他的文章善于讽刺，巧于隐晦，其本旨所在必须推而求之，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他往往从褒作贬，意在言外。
品读史记文章，要领会司马迁写作的表现方式，才能议论中肯。
所以，当他描写张良时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推而求之，是看不出太史的隐晦意思的。
刘邦击秦蛲下军时，张良欲取反予，先以利诱降主将，后忽乘其懈击之，大破秦军，其中就有太史公对张良的以褒作贬，表面上有赞其谋略过人之处，实对这种违德作为是予以不满的。
在司马迁笔下，张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然物外的气质是司马公敬服不暇的，他的隐计阴谋，附吕取媚等又是司马迁所不齿的，对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要依据太史公的写作的中心思想，表现方式推其喻义。
当然，我们这些千百年来的后人以已心度彼心，对史公笔法的臆测妄断止徒增史公莞尔一笑：“何作此虚诞飘忽之文揣吾虚诞飘忽之文矣?”[4]。
《留侯世家》与《留侯论》二文，除了对于张良成功的原因说法不同之外，他处另有异议。
首先，关于圯上老人是为谁也？前者认为乃是鬼物，是谷城山下的黄石，他能预见张良“后十年兴”，故前来授书授教；而后者认为其乃秦之世出而试之的隐君子。
第二，老人来到圯上的用意何在？前者认为是为了授书，这样张良“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来“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后者认为，是为了“深折”少年张良，教他“能忍”，这也恰恰体现了苏轼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为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