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3辜胜阻　张昭华 【摘　要】　文章探讨了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阐明了家族化治理模式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作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要做大做强,创业者完全退出、由职业经理人控制的职业化治理不一定是普遍选择,由“家人”和“外人”共同治理模式应是中国家族企业的主要演变方向。

【关键词】　家族企业　企业治理　职业经理人【作　者】　辜胜阻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昭华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有37%归家族所有,家族企业约占北美企业总数的80%～90%,美国60%的上市公司为家族所控制(苏启林等,2003)。

中国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是民营企业的主要企业形态,大约占90%左右。

截至2004年底,中国私营企业户数为365.1万,解决就业人数5017.3万,个体户数为2350.5万,个体就业人数为4587.1万(国家统计局,2005)。

家族企业和家族化治理具有许多明显的比较优势,但70%的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只能存续一代,30%的家族企业可延续到第二代,15%的家族企业可能延续到第三代,有所谓家族企业“三代灭亡”的现象(陈凌、应丽芬,2003)。

本文拟在分析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基础上,将家族化治理模式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力求阐明家族化治理模式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然后从内部和外部环境动态变迁的角度,分析家族企业在特定成长路径上的治理模式的战略选择。

一、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类型与特征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首先需对其进行分类。

美国学者钱德勒(1987)曾经提出过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指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地控股,业主及部分家族成员仍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企业中很大部分中高层经理人员甚至总经理都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企业成为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共同管理的现代企业。

然而,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十分明确的分类。

本研究是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分类法的基础上探讨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

3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80)成果。

本文依据企业控制权的不同状况,将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家族化治理模式、互信共治模式和职业化治理模式。

家族化治理模式是指家族成员掌握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企业控制权的治理形态;职业化治理模式是指职业经理人拥有高度控制权的治理形态;互信共治模式是指职业经理人和家族股东之间互相信任,共同控制企业,分享管理权的治理形态。

不同治理模式的特征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家族企业不同治理模式的比较家族化治理模式互信共治模式职业化治理模式信任基础家族内部信任为主“家人”与“外人”互信外部信任为主经营主体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控制权分享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领导权威家长单边权威权威二元化管理者权威管理决策家长集权决策决策权共享经理人专业化决策股权结构家族“一股独大”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 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采取的是家族化治理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组织对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50个市、县、区的1947家中小私营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有近80%是家族式企业。

在这些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紧密结合,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企业主手中,内部普遍实行家族制管理,已婚企业主的配偶50.5%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已成年子女20.3%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具体选择?我们认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是其外部环境因素与企业内部因素共同决定的,一定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因素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具体形态特征。

其中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法律制度、社会信任程度、职业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与家族文化;企业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成长阶段与规模、产品的技术特性、家族企业家的能力与控制愿望等因素。

二、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当前,在家族化治理模式及其演变方向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代表性观点。

一是“合理论”,这种观点充分肯定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合理性,认为家族化治理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的外部环境下非常有效率的模式,甚至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中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至少不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法律环境,因此应该肯定家族企业和家族化治理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马丽波,2002;储小平,2004)。

二是“局限论”,这种观点认为相对于不太完善的外部经济环境而言,家族治理的内在缺陷更致命,家族化治理模式应该向职业化治理模式逐渐演进;应该在社会经济环境逐步完善中适度引入职业经理人(吕福新,2003;王志明、顾海英,2004)。

“合理论”强调外部环境的约束,“局限论”则强调家族化治理的内在缺陷。

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的制度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是融为一体的,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合理性而否认局限性,也不能过分强调局限性而忽视合理性。

对创业而言,家族企业“家族化治理”更显合理性;对发展而言,家族企业则必须力图走出其家治和人治的局限性。

(一)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合理性首先我们来分析民营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家族化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

1.法律制度不甚完善。

完善的法律制度既可以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因此既能够减少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又可以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尽管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有法可依,但是执法效率还有待改进,司法有　中国人口科学　2006年第1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时还缺少公正性,监督和惩罚成本较高。

2002～2003年,对广东潮汕地区、珠三角地区及浙江、福建等地区部分私营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国家的法律不健全”占样本总数的66.66%,认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代价太大,不如私了”占样本总数的33.33%(储小平,2004)。

由于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甚完善,民营企业担心引入职业经理人增加了商业秘密被曝光的风险。

相反,家族化治理模式建立在家庭成员的心理契约上,通过家庭伦理观念的道德约束,能够有效建立一个防范道德风险的防火墙,在一定范围内弥补了法律制度对于私人产权保护的缺陷。

2.信任制度的不完备。

信任在经济学中可以定义为一种治理机制,它是指交易对手不利用自己的脆弱性而行使机会主义的信心,能够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

信任结构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在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家族化的特殊信任是华人社会的主要信任机制,制度化普遍信任机制远未充分建立,这种社会现实迫使大多数创业者采用家族化治理模式。

同样是上述调查,在回答对当前社会信任状况的评价这一问题时,回答“一般”的占样本总数的32.76%,回答“不好”、“很不好”与“非常不好”的占样本总数的56.90%(储小平,2002)。

但在家族化治理模式中,家族和企业合二为一的特征使企业内部有一种基于亲缘关系的高度信任机制,可以大大节省创业成本与交易成本;家族伦理约束与特殊信任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家族利益和家庭亲情对企业行为产生了双重激励与约束。

3.企业融资体系不健全。

资本市场越完善,民营企业就越有可能突破家族主义的资本“瓶颈”,融合家族外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才有可能走向开放。

中小企业为什么难以长大,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重要“瓶颈”。

一项调查表明,81.6%被访私营业主认为向银行借贷困难,其中33.8%将原因归结为“手续繁琐”,46.5%将原因归结为“贷款抵押、担保条件太严”,12.7%将原因归结为“贷款成本太高”。

所以更多企业偏好于内源融资,无论是开办私营企业时的实收资本,还是2003年底的所有者权益,企业主所占份额比例都是70%(全国工商联,2005)。

转轨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极为有限,致使企业股权集中为某一家族所拥有,但封闭的资本结构从根本上不利于引进并留住职业经理人。

4.缺少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包括职业经理人的评估市场,职业经理人的自由流动市场、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机制、职业经理人的惩罚机制。

经理人市场完善程度,直接决定职业经理人的进入程度,也决定了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具体选择。

全国工商联(2005)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回答“对职业经理式管理运作的看法”这一问题时,认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完全建立”占样本总数的52.17%,认为“职业经理人市场运作不规范”占样本总数的23.91%,认为“没有办法查询他们以往的个人信用”占样本总数的36.96%。

5.社会特定的家文化使然。

家族监控治理模式适合于儒家文化传统,内部监控治理模式适合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外部监控治理模式适合于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吴淑锟、席酉民,1999)。

在家族文化盛行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企业大多数实施家族化治理模式。

有时从表面上看,海外华人的跨国集团和其他企业完全一样,它们按公司方式组建,有董事会和监事会。

但其运行方式却可以被描述为一起营运操作的家族。

家族企业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和利他主义倾向所形成的独特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成员间有密切的联系和依恋,家族成员信誉的抵押功能可以看做成员之间的一种长期契约。

家族成员把企业资产视为家族财产,把企业业务看做是家族事务,形成了企业是家族的延伸这一观念意识。

在这种观念　中国人口科学　2006年第1期意识作用下,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成员将家族内的伦理和情感带进并融入企业,更容易和能够为了家族利益而相互配合、团结奋斗。

企业的内部环境因素对家族化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1.企业的成长阶段与企业规模。

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调查,2003年底中国私营企业为300.55万户,注册资金为35305亿元,从业人数为4299万人,平均每个企业的人数为14.3人,注册资金为117.47万元(全国工商联,2005)。

换句话说,在中国目前的私营企业中,主体还是处于创业初期与扩展初期的中小企业。

国家统计局(2002)的另一项调查也表明,企业人数在50人以下的小规模企业数占总数的90%。

小型家族企业实施家族化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能够根据家族成员的不同禀赋特征而进行合理分工,此时如果引入代理机制,代理人在家族关系的信任差序格局下,有可能成为一种过剩资源,甚至可能是一种产生负面作用的消极资源。

2.企业对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要求不强烈。

中国民营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的更新升级速度较慢,尽管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但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依然能够在价值链的低端生存。

对固定资产投资改造和设备升级换代投入较低,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竞争,较少存在引进职业经理人的动力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