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原理-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等九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现有博士生导师600余人，教授、副教授近1400人，其他各类高级专业人才430余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1名。

学校现有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12690余人，非全日制近4000人。

2006 年开始，西安交通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的高校之一，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在研究生培养中实行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

改革后，研究生培养过程与科学研究活动结合更加紧密结合，为研究生学习所设立的奖助金覆盖面及资助强度均有大幅度提高, 为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招生规模2009 年我校计划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3000 名左右。

二、学习年限我校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为2~3 年。

三、报考条件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2 、考生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取得本科毕业证书）；（ 2 ）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本科毕业的人员；（ 3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考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培养硕士生；（ 4 ）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生（从毕业到2009 年8 月底满两年，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在核心期刊上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发表过文章；b．辅修过所报专业本科的全部主干课程；c．本人英语水平证明）、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初试通过后，还须严格加试两门本科专业基础课（详见目录说明第五条）。

3 、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不受此限制。

4 、单独考试考生(含强军计划) 对本科毕业后有四年连续以上工作经验，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可报考由我校单独组织的入学考试，但须在符合学校限定的学科、专业范围内及指定的合作单位范围内报考，且为原单位委托培养。

重点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基本情况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的基础上组建的。

学院目前设行政管理系、社会保障系2个系和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研究所、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亚欧研究所、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

同时还设有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中心和高级公务人员培训中心。

学院由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担任院长。

目前已培养和指导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生80余名，同时拥有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卫生管理3个硕士点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硕士学位点，本科生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招生。

学院现共有博士、硕士研究生100多名，MPA研究生近300名，本科生200多名。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关注并致力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学术与应用性研究，目前承担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三等奖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中华人口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学院还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NIH基金会、美国NIA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资助，从事社会事务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

学院将以创建中国一流的国际化、研究型学院为目标，以培养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人才为己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0年10月。

学院成立以来，融入于清华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现代公共管理人才、加强公共政策与管理的研究、促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腾飞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清华大学汇集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融合并继承培养高级人才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这些优越条件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撰写一份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汇报人：2023-12-22•引言•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公共政策相关知识目录•实际应用分析•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撰写•结论与建议01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社会背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旨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理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政策背景背景介绍研究目的和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运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结合实际调查，深入分析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意义通过本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本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02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定义：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准则。

特征政府主导：公共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

权威性：具有法律地位，对公众具有约束力。

动态调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公共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

公共利益导向：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众需求。

010203元政策：指导其他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部门政策：针对特定领域的具体政策。

类型•工具政策：为实施某一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或方法。

1 2 3功能分配资源：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向和比例。

规范行为：设定行为准则，规范公众行为。

通过政策信号引导公众对未来的预期。

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公共政策类型与功能解决冲突引导预期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问题识别与议程设置发现并确定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将其纳入政策议程。

人口学中的人口变动与人口政策研究近年来，人口变动和人口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人口学领域，研究人口变动和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还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人口变动是人口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变动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人口的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等因素都会发生变化。

例如，人口总量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表明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和生育率的下降，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也影响到城市规划和资源配置。

通过研究人口变动，可以更好地了解人口的变化规律和趋势，为制定人口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人口政策的制定与人口变动密切相关。

人口政策是国家为控制和引导人口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针对不同的人口变动，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面临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可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人口数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可能采取促进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面临人口流动的国家可能采取移民政策来吸引人才。

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人口需求等多方面因素，需要采取科学方法和策略。

此外，在人口研究中，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数据调查、统计分析、计算模型等。

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的人口数据，可以得出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和结构特征。

在人口政策研究中，需要运用合适的方法和技术来评估和预测人口的变动情况。

例如，可以使用人口模型来预测未来人口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可以使用影响评估技术来评估人口政策的效果和影响。

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的运用有助于提高人口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最后，人口变动和人口政策研究的意义是多重的。

首先，它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人口变动和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

人口原理
一、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
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口
数量的增加，主要受到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的影响。

人口结构是指人口数量按照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特征分布的情况。

二、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人口的增长速度对国家的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人口老龄化、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变化等都会对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三、人口政策与发展战略
为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优化人口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都制定了相应
的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包括生育政策、人口迁移政策、人口教育政策等。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人口原理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原理作为人口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人口增长的合理速度、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平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口原理是关于人口数量、结构、增长等现象规律的研究，对于指
导国家的人口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根据科学的人口原理制定出恰当的政策，才能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是指政府制定的关于对人口进行调控和管理的政策措施。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方针，而人口管理则是指根据人口的数量、结构、流动等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引导和管理人口的发展和流动。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密切相关，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政府则负有引导和管理人口发展的责任。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的目标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人口数量调控：政府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和相关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实现人口数量的合理变化。

这可以避免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也可以避免人口减少带来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2. 人口结构调整：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引导人口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这包括促进人口城镇化，调整人口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结构。

通过引导人口向城镇集中和优化劳动力结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

3. 人口流动管理：人口的流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和管理人口的流动。

这包括控制城市人口过度流入，避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城市压力；也包括推动人口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4. 人口福利保障：政府还需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保障人口的基本福利和权益。

这包括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确保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

特殊群体的人口，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还需要政府采取特别的福利措施，保障他们的权益。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领域，需要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同时，公众参与和社会各方面的合作也非常重要，以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人口学基础知识点详解人口学作为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的是人口的分布、数量、结构和变动等问题。

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人口现象。

本文将对人口学的基础知识点进行详解，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与应用人口学的概念。

一、人口学的定义与历史背景人口学是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它以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定量的方法来研究人口的数量、构成、结构和变化规律。

人口学的发展与人口问题的出现息息相关。

人口学起源于18世纪中叶，当时欧洲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引起了许多社会学者的关注。

随着人口学的发展，它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

二、人口增长与人口减少人口增长和人口减少是人口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

人口增长是指人口数量的增加，通常通过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来衡量。

人口减少则相反，是指人口数量的减少。

人口增长与人口减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人口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三、人口结构与人口组成人口结构是指人口按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特征划分的面貌和特征。

人口组成则是指人口按照不同的指标进行划分和分类。

人口结构与人口组成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结构和组成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趋势。

四、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是指人口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可以分为国际迁移和内部迁移两种。

人口迁移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人口学中，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也是非常关键的。

五、人口政策与人口控制人口政策是指国家为了调控人口数量和结构，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进行干预的行为。

人口控制是指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措施，控制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人口学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

六、人口学的应用领域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家发展规划、社会政策制定、经济管理、社会保障、人口健康等诸多领域。

例如，通过人口学的研究，可以为教育、就业、医疗等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人口学中的人口变迁与人口政策研究人口学是研究人口统计分布、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学科。

人口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分布、构成、动态变化和人口问题的原因、趋势和影响等问题。

人口学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尤其是在国家制定人口政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口变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社会的人口变迁是非常显著的。

人口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总量的变化。

人口总量的变化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

二是人口增长率的变化。

人口增长率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个领域。

四是人口分布的变化。

人口分布的变化，反映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资源配置等问题。

以上几个方面的人口变迁，都对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制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人口政策研究人口变迁的影响，促使国家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以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

人口政策的目的在于推动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减轻和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政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计划生育、人口统计、人口保障、婚姻家庭等方面。

人口政策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引导人口变迁的趋势，推动人口结构的改变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口政策之一，其目的旨在控制人口数量和促进人口结构的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包括开展宣传工作、提供避孕措施和建立相关机构等措施，以保证人口数量的可控和可持续。

二是人口统计政策。

人口统计政策是为了准确掌握人口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

人口统计政策包括开展人口普查、调查和统计，发布人口数据和研究报告等。

三是人口保障政策。

人口保障政策的目的在于改善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提高人口的福利待遇。

人口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和失业保障等，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四是婚姻家庭政策。

婚姻家庭政策旨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促进家庭和睦。

D O I :１０．１５８９６/j ．x jt u s k x b ．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２ʌ收稿日期ɔ２０２２Ｇ０４Ｇ１８.㊀㊀ʌ修回日期ɔ２０２２Ｇ１２Ｇ０８.ʌ基金项目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１A G L ０２８).ʌ作者简介ɔ靳小怡(１９７３ ),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巍(１９７９ ),男,通信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１１省份的调查分析靳小怡,滕嘉暄,杜㊀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 S I D )ʌ摘要ɔ城镇化进程中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晚婚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２０１８年 百村调查 数据和全国宏观经济发展数据,通过建立C o x 比例风险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因素在微观㊁中观及宏观层次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１)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与男女两性的初婚概率均呈正相关关系,首次外出务工距离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２)务农显著提升初婚概率,且对女性影响更大,农业年收益仅对男性初婚概率有提升效应;(３)老家房屋价值㊁在县城是否买房对初婚概率影响显著;(４)村庄离县城越远的男性初婚概率越小,户籍地地理位置㊁第三产业占比㊁人均G D P 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均对两性初婚概率影响显著,初婚概率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由此,优化个体就业模式㊁提高家庭及地区城镇化水平㊁给予低收入群体适当的购房补贴等,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ʌ关键词ɔ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外出务工;城镇化;性别差异ʌ中图分类号ɔD ６６９．１;C ９２４．２㊀ʌ文献标识码ɔA㊀ʌ文章编号ɔ１００８Ｇ２４５X (２０２３)０１Ｇ０１１７Ｇ１２一㊁问题提出婚姻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微观而言,它首先是男性与女性社会成员缔结并组成家庭的合法性保障,关系到个体生存质量[１];宏观而言,婚姻能够对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近年来,受独立自主意识觉醒及世界范围内不婚与晚婚潮流影响,婚姻正在经历从义务向选择的转型[２],这种转型直接体现为中国日益上升的初婚年龄及未婚人群比例.民政部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３．４岁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６．８岁[３],当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已属于晚婚状态[４].２０２２年发布的«中国婚姻家庭报告»显示,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３４岁男性未婚比例为１８．１６％,女性未婚比例为８．７％,结婚率呈现出较低态势.晚婚与未婚率的提升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结婚过晚会提升离婚率,并引发生育率下降[５],晚婚与社会犯罪率高发有密切关系,容易引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安全隐患[６].此外,晚婚带来的低生育率将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持续走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２].目前,晚婚对人口的负面影响已成为 十四五 时期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全国的适龄青年群体中,来自农村且具有流动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民工规模达２．９亿人,且仍在增长.对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初婚年龄不仅会对其个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人口流向影响城乡经济的未来走向[７].本文基于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８年开展的全国 百村调查 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通过建立C o x 比例风险模型,系统分析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并考察不同性别与出生队列的差异性.７１１二㊁文献综述初婚概率的研究大多基于个人㊁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㊁受教育程度㊁婚前同居行为㊁职业及劳动力迁移等.陈越[８]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 G S S)２００６年的数据,研究了高性别比下的女性晚婚现象,发现城市 男大女小 的择偶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导致城市年龄较大女性的择偶困难.G u o等[９]发现中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进入初婚的时间越晚.杨辉等[１０]发现婚前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年的初婚概率.F u k u d a[１１]则基于社会传统思想结构下的女性个体职业因素,发现中国父权制结构的顽固性,增大了非传统婚姻(寻找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的实现难度,从而使大多数职业女性推迟结婚时间.曾迪洋[１２]发现劳动力迁移经历次数对人口初婚年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越晚实现迁移的人,初婚的可能性越低.彭大松[１３]将婚前是否有流动经历作为探究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户籍与性别视角,发现人口流动总体上推迟了初婚年龄,且不同户籍与性别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㊁职业地位及兄弟姐妹个数等.王鹏等[１４]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城市居民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工作会显著提升儿子的初婚概率,其影响效应在农村居民中更显著.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房价及人口特征等.洪彩妮[１５]将房价指数纳入即将成婚男女的效用方程,发现房价上涨将显著减少当期结婚数量.J i等[１６]研究发现,生活在中国高度城市化和高密度人群的东部地区人口拥有最大的初婚年龄,而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地区因为民族的不同呈现出或早或晚的初婚现象.此外,也有学者综合考察了初婚概率的各种因素.薄文广等[２]从个体㊁家庭和社会层面对初婚概率进行研究,并创新性地加入表征经济类变量,发现初婚概率与性别㊁城乡㊁住房拥有情况㊁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刘爽等[１]研究发现,本人教育程度对初婚的推迟效应显著;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初婚的影响逐渐突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变弱;城乡婚恋观有相近趋势,户口作用不再显著等.刘利鸽等[７]系统分析了男性婚前社会网络㊁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㊁家庭和社区等因素对其初婚概率的影响.李建新等[１７]基于人口生育政策,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发现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概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综上所述,由于缺乏面向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村人口的一手调查数据,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初婚行为,且未能充分考虑城镇化因素的影响,致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较为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仍需完善.推拉理论是研究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理论,广泛应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力迁移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由于劳动力迁移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其初婚行为必然受到其劳动力迁移特征的影响.推拉理论最早源于英国社会学家R a v e n s t e i n 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 迁移法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B o g u e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认为人们做出迁移决策是两种不同方向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 推力 (如较低的农村收入㊁农业生产成本增加㊁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等)和城市 拉力 (如较高的工资收入㊁较好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机会㊁较多的就业机会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等);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包括来自农村的 拉力 (如家人团聚㊁熟悉的社交网络和社区环境等)和城市的 推力 (如激烈的竞争㊁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等).因此,基于推拉理论来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理论框架是合理的.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基于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因素,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影响因素推拉分析框架,从乡村和城镇两方面考察城镇化(非农化)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行为的影响,从而实现从城镇化发展的视角深入挖掘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相关因素,完善相关理论的内涵及应用,并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适龄成婚以及城乡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三㊁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理论分析框架推拉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原因分析.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异及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仍游离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其生产生活方式是半城镇化的集中体现,平时在城镇务工,农忙及节假日回乡务农,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仍同时受到城镇 拉力 因素和乡村 推力 因素的影响.因此,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也必然受到来自城镇和乡村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在个体家庭㊁社区及社会等不同层面上的城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初婚行为的现代性特征.本文基于推拉理论,从乡村和城镇两方面选择城镇化(非农化)因素的关键变量,深入分析个体和家庭的微观层面㊁社区中观层面及地区发展的宏观层８１１h t t p:ʊs k x b．x j t u．e d u．c n靳小怡,滕嘉暄,杜巍㊀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面的城镇化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并考察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图１㊀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㊀㊀在个体微观层面,主要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a s s u m p t i o no f g e n d e r r o l e s p e c i a l i z a t i o n)以及婚姻寻找理论(m a r r i a g e s e a r c h)择取关键影响因素.性别角色专业化理论认为,由于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分工不同,男女两性在婚姻交换市场中拥有的相对优势也不同,最终通过婚姻使双方收益最大化的作用机理也存在性别差异[１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水平不断提升,带来了女性婚育观念的变化[３].部分研究发现,女性教育㊁收入等经济条件的提升会降低结婚率[１９Ｇ２０];也有研究发现拥有较大经济潜力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也较高[２１].婚姻寻找理论认为,随着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男性无法完全支付由物价上涨带来的庞大家庭开销时,男性在择偶时也会更多考虑女性的经济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稳定高质量的工作与进入婚姻存在正向关系[２２Ｇ２４].因此,在个体层面,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与农村都存在经济活动的特征,本文同时考察其务工特征(含首次外出务工时间㊁首次外出务工地两项变量)与务农特征(含目前是否务农与农业年收益两项变量),并控制其人口社会特征(含年龄㊁教育㊁主要职业分类等).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聚焦家庭经济特征(如家庭住房情况㊁父母就业状况)以及父母行为特征(如受教育水平)两大因素[２].本文主要考察农村家庭背景对初婚概率的影响,将传统的家庭经济特征分为老家房屋价值与在县城是否有房两类变量,同时纳入本人是否为村中大姓以及父亲职业.在中观层面,以社区为对象,通过村镇距离反映城镇辐射及其影响的程度对初婚概率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人均G D P㊁第三产业占比等已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２５],且东㊁中㊁西部地区划分[１]以及商品房价格变动[２,２３]已成为初婚概率的重要研究因素.基于此,本文通过户籍地地理位置㊁第三产业占比㊁人均G D P以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初婚概率的影响.(二)研究假设１．个体因素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以及婚姻寻找理论,针对外出务工人员这一特定群体,个体初婚概率的相关因素可具体分为首次外出务工时间㊁首次外出务工地点㊁是否务农㊁农业年收益以及受教育程度.已有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结婚率的重要因素,而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外出务工.首次外出务工时间较早,代表其开始积累财富的时间也较早,从而越能够更早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进而增大初婚概率.此外,基于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理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婚姻成本中也需要付出更多[２６],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a:首次外出务工越早,初婚概率越大,且对男性的效应大于女性.对于来自农村的外出务工者而言,外出务工距离存在一定差异.对就近务工群体而言,由于其务工地距离家乡农村较近,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更接近家乡农村,其初婚概率较高;对异地务工群体而言,务工地越远越可能接近大城市,生活成本和婚嫁成本越高,也更容易受到大城市独立自主㊁晚婚等观念影响,从而更可能９１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１月㊀第４３卷㊀第１期晚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b :首次外出务工地越远,初婚概率越小,且对男性的效应大于女性.中国是 普婚 文化盛行的国家,婚姻缔结被视为个人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且对于目前传统礼俗仍颇为看重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十分重视[７].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初婚年龄要显著低于城市地区[４],对于务农的群体而言,其扎根于农村地区,因而更可能实现早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c :务农者的初婚概率大于非务农者.较为富足的经济条件是进入婚姻的前提.通常而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就越强[２].在婚姻挤压现象较为严重的农村地区,女性资源相对稀缺,赋予女性在 婚姻市场上要价 的合理性,致使近年来中国农村的男性婚姻成本一直呈不断上涨的趋势[２７].因此,农村男性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成为他们能否步入婚姻的关键.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d :农业年收益越高,初婚概率越大,且对男性的效应大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完成教育所费时间越长,进而推迟了初婚年龄.此外,高教育的群体由于自身良好的条件,对配偶收入等经济条件的要求也较高,也会延长在婚姻市场中寻找伴侣的时间.教育对女性初婚概率的影响更大.首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一方面受限于婚姻匹配的 男高女低 梯度效应[１４],其选择范围缩小;其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经济独立性较强[２７],从婚姻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较少,从而更有可能推迟初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１e: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概率越小,且对女性的效应大于男性.２．家庭因素在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影响下,父母对子女成婚有较强烈的代际责任.首先,男方父母被认为有责任付出经济资源来帮助其子完婚[２８],男方家庭通常需以劳役㊁实物以及金钱等方式向女方家庭进行婚姻支付[２９],这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出让劳动力(嫁女)的经济补偿[３０],亦是衡量家庭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３１].婚房作为婚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２６].农村男性在婚前购置新房成为一种婚俗,房屋价值及其地理位置反映出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成为在婚姻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２a :老家房屋价值越高,其初婚概率越大.假设２b:拥有城镇住房者的初婚概率更大.有学者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的人形成恋爱关系的可能性较低,生活在父母家提高了未婚男性对其当前社会环境的满意度,降低了女性向独立转变的期望,使得两性对进入婚姻关系的渴望降低[３２].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２c :与父母长期居住,会降低初婚概率.３．地区因素: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与城镇的差距进一步显现.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村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去经济发达的城镇就业;而与城市距离越远,就业与环境等信息获取的难度㊁交通成本等也相对越高,因而外出务工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大.而初婚年龄与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息息相关[７],城镇地区经济较发达,因此相比农村地区而言有更多的务工赚钱机会,这将对作为婚姻成本主要承担者的男性带来便利,方便他们尽早地完成完婚资本的积累.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３a :与城镇距离越远,当地人口初婚概率越小,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已有研究表明,平均初婚年龄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３３].当前,东㊁中㊁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旧存在,且其初婚年龄已出现一定的差异性[３４].首先,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现代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之一[３５],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其第三产业占比往往越高,相应的社会资源价格也就越高.其次,人均G D P 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也被广泛运用于研究[３６].而在婚姻研究领域,张冲等[３７]用人均G D P对数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发现其与女性离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最后,在婚姻市场中,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结婚的必要条件,因此所需支付的社会资源价格尤其体现在住房价格上.近年来,快速上涨的住房价格给未婚人群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２３],积攒足够的购房资金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而推迟初婚年龄.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４a :初婚概率按西部㊁中部与东部地区的顺序梯级递减.假设４b :第三产业占比越大,当地人口初婚概率越小.假设４c :人均G D P 越高,当地人口初婚概率越小.假设４d: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当地人口初婚概率越小.四、研究设计(一)数据与样本本文所用数据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面向个体及其家庭的微观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８年１月开展的０２１h t t p:ʊs k x b．x j t u．e d u．c n靳小怡,滕嘉暄,杜巍㊀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百村调查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地区差异,本次调查地选取主要聚焦当下中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根据２０１７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城镇化率排行,最终选定山东㊁湖北㊁河北㊁江西㊁安徽㊁四川㊁甘肃㊁河南㊁山西㊁陕西和湖南１１个调查省份①,涵盖了中国东㊁中㊁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包含婚前尚无或具有流动经历的人群.此次调查采用便利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并尽量保证性别㊁年龄㊁婚姻状况㊁受教育程度具有相对均匀的分布.调查招募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员,在寒假假期返乡之际对家乡所在村随机抽取春节前外出务工且春节返乡的本村村民进行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５２１９个.本文删除了再婚㊁丧偶以及离婚样本共计２８９个,并在删除其他问卷缺失数据后,最终保留主样本３６６９个,记为样本１,其中男性样本量为２３０２,女性样本量为１３６７.本文所用的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具体包括省级层面的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㊁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均G D P.其中,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为居民消费分类指数下的居住类指数(上年＝１００),第三产业占比为三次产业贡献率,人均G D P即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在数据覆盖层面,第三产业占比与人均G D P涵盖了１９８０ ２０１８年１１个调研省份的大部分数据(缺失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年甘肃省的数据以及１９９５年山东㊁湖北㊁陕西三省的数据),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则涵盖了１９９４ ２０１８年１１个调研省份的全部数据.具体赋值规则为:针对已婚人群,按照调查对象初婚的年份及所在省份录入对应年份的经济发展指标数值;针对未婚人群,按照调研截止年份(２０１８年)录入其所在省份对应年份的经济发展指标数值.由于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与第三产业占比部分数据的缺失,在剔除了无法对样本赋值的数据后,生成样本２的数据共计３４６１个,男性样本量为２１８０,女性样本量为１２８１.(二)变量选取与样本特征１．因变量因变量为个体进入初婚的风险率,即在风险时间(以年为单位)里个体发生初婚的概率.本文将风险开始的时间定为１４岁,一直到调查时点(２０１８年１月)风险结束,并将 是否结婚 这一变量进行编码.具体为:初婚风险的研究始于１４~１５岁[２,１３],参考已有文献[２],并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男女两性初婚年龄２０岁以下占比较高的客观事实(分别为６．９５％㊁１７．１２％)[４],将个体从１４岁开始的未婚阶段均编码为０,当时间轴滚动到个体年龄与问卷记录的结婚年龄一致时开始,变量数值变为１,表示个体退出了风险集.如果个体从１４岁开始到调查时点的年龄均未进入婚姻,则该变量的数值在风险集内一直为０.对于已婚人群而言,其风险结束的时间为结婚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而未婚人群的风险时间截止到调查时点.在样本１中,已婚样本总量为２３５２,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２３．４６岁和２２．２３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婚样本总量为１３１７,以２１~２３岁的初婚适龄人口为主,其中女性占比高于男性,而在２７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男性占比则远高于女性.２．解释变量为考察个体家庭因素及地区因素对初婚概率的影响,解释变量分为五个层面:务工特征㊁务农特征㊁人口社会特征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务工特征包括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与首次外出务工地,前者为调查时间年份减去首次外出务工年份.务农特征包括目前是否务农与农业年收益(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已进行对数处理).此处未将 个人年收入 作为解释变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大部分不务农,但他们一般都有农业收益,包括承包地㊁自留地的转租收益㊁承包地由父母或亲属耕种后的收益㊁农业集体收益等.根据推拉理论,农业收入越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行为越可能受到农村婚姻文化传统的影响;由于数据只能提供当前的个人收入信息,而当前的收入不能对已经发生的初婚行为施加影响,因此不能将当前 个人年收入 纳入模型.鉴于此,本文用基本不随时间变动的 职业分类 来反映个人收入水平.人口社会特征包括个体的年龄㊁教育以及目前主要职业分类.家庭特征包括老家房屋价值(已作对数处理)㊁在县城是否有房㊁是否与父母长期共同居住㊁是否是村中大姓以及父亲职业分类.社区特征(中观城镇化)为村镇距离(从调查村庄到城镇的具体距离).地区特征(宏观城镇化)包括户籍地地理位置㊁第三产业占比㊁人均G D P以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由于中国的商品房于１９９０年兴起,本文收集的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均为１９９４年之后的数值.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在样本１中,已婚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低于未婚者:小学及以下㊁初中㊁高中及以上的占比在已婚者中分别为１６．６７％㊁４９．６６％和３３．６７％,在未婚者中分别为３．０４％㊁２７．５６％和６９．４０％.综合考虑职业声望与收入水平,目前职业分类由高到低划分为类别１~３,其占比在已婚者中分别为１７．０９％㊁３８．１０％和４４．８１％,在未婚者中分别为２２．９３％㊁３３．９４％和４３．１３％,未婚者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略低于已婚者.１２１①首先筛选出中国城镇化率低于６０％的２２个省份,然后剔除人口净流出省份(内蒙古㊁黑龙江㊁海南㊁宁夏㊁青海㊁新疆㊁西藏)和偏远省份(吉林㊁广西㊁云南㊁贵州).。

人力资本视角下养老机构老人入住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温海红;马玉娟;王怡欢;张蓉【摘要】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的特点,社会养老负担日趋沉重.机构养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养老模式,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对陕西省11家养老机构的调查发现,护理人员培训、持证率、平均工资水平等与养老机构入住率正相关,从人力资本视角,应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并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期刊名称】《社会保障研究》【年(卷),期】2018(000)002【总页数】9页(P21-29)【关键词】人力资本;养老机构;入住率;影响因素【作者】温海红;马玉娟;王怡欢;张蓉【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正文语种】中文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老龄事业发展。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2016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有2308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6.7%,65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数据来源于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预计2020年失能老年人将持续增长到4200万，2050年将突破9000万。

随着老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形势日趋严峻，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为了积极应对这种局面，国家大力推进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各类养老床位数从2012年416.5万张增加到2016年的730.2万张，*数据来源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

机构养老作为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失能老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可持续的日常照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部分省市的养老机构老人入住率总体维持在70%左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处于较低水平。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栏目设计规划与设计表一、荣誉与获奖下面是已经掌握的一些获奖，主要是和李老师相关的个人或科研获奖，其中没有的请各位老师填补，并请提供相应的证书、照片电子扫描件二、研究人员1. 正式在编人员蒋正华、朱楚珠、李树茁、靳小怡、杨东朗、雷战波、黎洁、杨雪燕、刘慧君、姜全保、左冬梅2．兼职研究人员包括杜海峰、白萌、韦艳、李艳、宋璐、王萍、任义科等有无正式聘书的均可请各位老师补充还有谁应该放进来？并请征求对方的同意，并通知对方提供相应信息三、研究平台1.9852.2113.长江学者创新团队4.卓越团队计划5.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6.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7.性别基地研究平台信息：介绍研究平台的概况，人员构成（人名上带院内或校内等个人介绍网址的链接），重点介绍人口所的研究与该平台在理论和方法、研究方向、目标等方面学科交叉融合的情况以“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的介绍为例（人员构成未列出）：复杂性中心的成立是秉承了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多学科交叉的科研传统的结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蒋正华院长就将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人口学研究，他是继钱学森教授之后，中国复杂性科学的主要发起人和先行者之一，而且他也是最早和国外复杂性科学领域专家进行广泛合作的国内学者。

在2004年进行‘985’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创新研究基地建设时，学院希望利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更为广发的公共管理和社会问题，因此，以对学科融合为特征的复杂性科学就成为基地建设的理论基础，成立公共管理与复杂性中心研究中心自然也就成为基地建设的内容之一。

随着基地建设的深入和国际合作的扩大与深入，大家对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的必要性逐渐形成共识，在学校和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在李怀祖教授、李树茁教授等的热心推动下，特别是Marcus Feldam教授的热情参与下，中心终于在2008年3月经学校批准成立（西交科[2008]5号）。

中心的成立是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建设的需要。

作者： 孙福滨;梁巧转
作者机构：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 西安 710049;西安 710049
出版物刊名：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9-42页
主题词： 实用人口学;人口学;应用;概述;管理
摘要： 六、七十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与人口分析相结合已悄然兴起,并得到了蓬勃发展。

由此产生了人口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一实用人口学。

实用人口学一经产生便迅速进入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术机构,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决策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

文中首先概述了实用人口学的发展及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其次探讨了实用人口学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学科构成,最后,对在中国发展实用人口学进行了展望,重点讨论了在中国开展实用人口学研究和应用的有利条件,以及遇到的不利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