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_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_赖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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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实践路径作者:赖德胜石丹淅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06期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作者简介: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5);石丹淅,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宜昌 44300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业战略研究”(16ZDA026);教育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常态下教育与自我雇佣的经验研究”(17YJC880090)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18.06.006劳动力市场既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众多理论和经验表明,一个灵活稳定(flexicurity)1的劳动力市场对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收入分配、激发创新创业、改善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城乡融合、保障社会稳定等都有显著功能,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
因此,党和政府始终重视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和变革,力图构建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扩大就业战略,倡导“加强政府引导……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党的十八大报告表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要求,“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消除性别和身份歧视,使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就业成为我国发展的突出亮点”。
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成效斐然。
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
171《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早期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胡凤池 汪衡辉(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3)摘 要: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家庭早期教育理论,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明确地提出了“教儿婴孩”的家庭早期教育思想,是指父母要使自己的子女成材,就必须从婴孩时的教育抓起,明确地提出了家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颜氏家训》中家庭早期教育思想是我国历史上家庭教育的典范,对现代家庭早期教育仍有普遍的启迪借鉴作用。
关键词:颜之推;《颜氏家训》;家庭早期教育;启示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处于四分五裂和长期战乱。
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分裂割据,以致官学不兴,国家疲于战乱,教育荒废。
鉴于这种官学不兴的状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相对于官学来说是十分兴盛的。
其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的“教儿婴孩”思想,这种家庭早期教育思想被后人视为家庭早期教育的经典,被广为提倡和推崇,至今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颜之推(公元531-约590年),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县)。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出身于高门氏族家庭。
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氏族。
他的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时期,以孝而闻于世,仕宦显达,位至东晋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勋。
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官至御史中丞。
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藩府。
颜之推的仕宦经历颇为坎坷,他一生饱尝战乱之苦,苟全性命于乱世,“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
正是由于的这种经历,加之他出身于精于儒学的仕宦之家,他总结前人的教训,结合自身的经历,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立身,治家,教子的方法。
他写成了著名的《颜氏家训》,旨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使颜氏家族永葆兴旺不衰。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著作,也是一部学术史名著。
时至今日,其中的家庭早期教育思想仍有许多可供我们现代家庭教育进行学习借鉴的地方。
一、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早期教育思想 第一、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他引用孔子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又引用俗谚“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1997年第10期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内容提要:教育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只是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才会缩小。
49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设。
这种倒U型变动是教育扩展之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扩张效应源自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水平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而抑制效应则源自教育供给大增之后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
一、引言教育对于个人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
比如明瑟(M incer,1974)的研究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不平等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来加以解释,萨卡洛布洛斯(Psacharopoulos,1985)对60多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估算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低层级教育,其收益率一般都在15%以上,远高于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
但这是一种静态和微观的分析,若从动态和宏观的角度来看,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着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设计,因此从60年代起,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就不断地涌现。
但至今仍未有定论(Park,1996)。
总的来看,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是个基本的因素,比如舒尔茨(1990)、阿鲁瓦里亚(Ahluw alia,1976)等即如是观;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不仅无助于而且还会恶化收入分配平等,代表人物有瑟罗(T hurow,1972)、托达罗(Todaro,1989)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含混不清的,比如拉姆(Ram,1989)等。
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远非是直线的,它在起始阶段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只是到后来,它才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即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会呈现出一种倒U型关系。
为论证这一假设,叙述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建立描述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关系的模型,接下来用49个国家的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了验证,紧接着对造成倒U型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是简要的政策结论。
教育对不同群体收⼊差距的影响2019-02-17摘要:教育对收⼊差距的影响是收⼊分配领域的⼀个重要研究⽅向。
通过明瑟收⼊⽅程,运⽤OLS⽅法对标准明瑟收⼊⽅程和扩展明瑟收⼊⽅程进⾏回归,发现标准明瑟收⼊⽅程因为遗漏变量⾼估了教育回报率。
同时在扩展明瑟收⼊⽅程基础上,分别运⽤IV法、Heckit法解决⽅程潜在的测量误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与扩展明瑟收⼊⽅程下基本⼀致。
整体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正逐步朝着⾼分位点值低,低分位点值低的趋势发展,这有助于缩⼩整体收⼊差距。
基于2011年的数据测度的不同群体教育回报率,结果表明教育不仅有助于缩⼩不同群体间收⼊差距,同时λ跣∪⽲迥诓渴杖氩罹嘁材芊⒒踊极作⽤。
关键词:明瑟⽅程;教育回报率;收⼊差距中图分类号:F064.1 ⽂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30-08⼀、引⾔随着改⾰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个⼈收⼊⽔平也迅速提⾼。
同时,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
2002年,我国教育从“精英式”转型到“⼤众式”。
2009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制度的⼈⼝覆盖率⾼达99%以上。
虽然⼤众教育的成功过渡增加了⼈们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教育差距仍在迅速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国近⼏年的基尼系数居⾼不下,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如图1所⽰)。
虽然整体呈现⼀定的下降趋势,但是0.4是国际警戒线,这样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是⽐较⾼的,并且⼗年以来⾼居警戒线以上,说明中国居民收⼊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收⼊差距⼤现象严重。
2012年,西南财⼤发表的中国家庭收⼊不平等报告中指出,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导致农村家庭收⼊低的重要原因,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家庭收⼊也越⾼,教育差异导致收⼊差异的现象很明显;对于城市贫困家庭,收⼊较低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教育经济学 课程大纲课程号:上课时间:周一5-6节,14:00-15:50上课地点:西校区,新教2115课程简介: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主要探讨与教育相关的经济问题,包括三大模块,教育成本与收益(含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筛选理论、教育的社会与其他功能、教育收益—成本分析等内容)、教育财政与规划(含教育公平、择校与入学问题、)、学生学业成就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学校财政及拨款制度,教育问责,教育均等与教育公平,教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成本与收益,学费、学业贷款和奖助学金,教育与社会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等问题。
本课程开设目的有三:第一,了解和学习使用相关理论(教育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来探索教育问题的方法;第二,熟悉实证研究的范式和一般特征;第三,引导学生理解并开展原创性研究。
先修要求:为更好地理解本课程内容,学生应对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线性回归(Uni variate Regression )有所掌握,对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有所了解。
课程涉及大量英文文献,学生应具备基本的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
课程考核:本课程评成绩共计100分,60分及格,成绩由四部分构成:1. 出勤分,共16分。
每次课程凡按时到课、不早退者可得1分。
迟到、早退者得0.5分。
缺勤者得0分。
学生有两次请假机会,请假者计0.5分。
其他情形可酌情与教师商定; 2. 课堂表现,共24分。
由教师对学生课堂讨论的表现进行打分,从优秀到较差分别为1.5分、1分、0.5分,未到课学生原则上不能获得该项分数;3. 文献综述,共10分。
在本课中,学生应自行拟定一个学术问题,并开展独立研究。
任何研究的起点,都应是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评论。
这是文献综述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教师会提供一篇范例文献综述。
学生应在学期当中完成文献综述,并于5月3日提交给教师。
教育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使用我国1997—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教育扩展、教育公平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方差两个中间变量探讨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同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方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这启示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教育扩展教育公平收入分配文献综述贝克尔和契斯威克(Beeker& Chiswick,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丁伯根(Tinbergen,1972)利用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数据所作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的不均等对收入分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平均受教育程度增加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减小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帕克(Park,1996)用59个国家的数据得出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而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大的结论。
拉姆(Ram,1984,1989)和萨卡罗布罗斯(Psaeharopoulos,1977)在略微不同的设定和数据下的研究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以上研究大多是利用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限于数据难以取得等方面的原因,对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赖德胜(1997)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假设。
研究发现,教育扩展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由于教育扩展的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的共同作用,在教育扩展的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则会逐渐缩小。
于德弘和陆根书(2001)应用1996年的数据检验了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收入分配就越平等。
北师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考博考试内部复习资料--育明考博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考博考试内容分析(育明考博辅导中心)专业招生人数初试内容复试内容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3人①1101英语(100分)②2241微观与宏观经济学(100分)③3374教育经济学(100分)①专业知识和能力(含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外语听说能力)②综合素质和能力育明考博辅导中心李老师解析: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考博的报录比平均在7:1左右(竞争较激烈)2、本专业有3个研究方向:公共财政与教育财政(王善迈)、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赖德胜)、教育财政(袁连生)。
3、同等学力考生复试笔试加试科目:两门硕士阶段专业基础课、政治理论4、初试英语拉开的分差较小,两门专业课拉开的分差非常大。
要进入复试就必须在两门专业课中取得较高的分数。
专业课的复习备考中“信息”和“方向”比单纯的时间投入和努力程度更重要。
5、北师大考博初试外语中不含听力。
6、学院并不指定外语和专业课复习的参考书。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针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考博开设的辅导课程有:考博英语课程班·专业课课程班·视频班·复试保过班·高端协议班。
每年专业课课程班的平均通过率都在80%以上。
根植育明学校从2006年开始积累的深厚高校资源,整合利用历届育明优秀学员的成功经验与高分资料,为每一位学员构建考博成功的基础保障。
(北师大考博资料获取、课程咨询育明教育李老师叩叩:893.241.226)。
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历年考博复试分数线(育明考博辅导中心)年份复试成绩要求2013年外语48分专业一60分专业二60分2014年外语45分专业一60分专业二60分2015年外语50分专业一60分专业二60分育明考博辅导中心李老师解析:1、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共有7个专业,各专业之间报录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2、根据最新的信息,学院将会逐步增加硕博连读的名额,减少在职定向读博的名额。
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1近日,学校按照教育部要求,编制完成《电子科技大学届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现予以公布。
报告从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就业质量分析与用人单位评价、就业趋势分析、就业工作对教育教学的反馈、毕业生就业工作举措五个方面,全面总结了我校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及就业工作。
据报告,学校届毕业生共有8672人,其中本科生5047人;研究生3625人(其中硕士3367人,博士258人)。
截至7月1日,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6.83%,其中本科生就业率为96.04%,研究生就业率为97.93%。
届毕业本科生以继续深造和单位就业为主,其中电子科技大学(院校代码10614)继续深造比例为60.20%;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实施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继续深造比例为40.13%。
全校(含两个院校代码)继续深造比例为58.39%,单位就业比例为37.49%。
届毕业研究生以单位就业为主,其他去向为国内升学、出国(境)深造和灵活就业。
届毕业生中有5193名选择单位就业,其中30.97%的本科生和42.95%的研究生进入国防重点单位、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等重点单位就业。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单位行业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就业地域主要集中在川渝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
在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学校毕业生的整体就业保持了良好的态势,就业薪酬水平提高,学科、专业对口度保持了较高水平,大多数学生对就业情况表示满意,毕业生就业继续保持了高质量。
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是牵动全社会的大事。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学院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的重要体现,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院的社会声誉,制约着我院的生源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0875)教育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社会的发展而日见明显。
因此,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都自觉地把发展教育看作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现在已有了70多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估算(Psacharopoulos ,1994)。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的资料对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二是对中国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形成给出一个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上。
现在有关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绝大多数都建立在1992年以前的样本数据之上。
在这里我们估算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它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文献;二是它有助于揭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成因和体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
11样本和数据特征。
估算所赖于进行的资料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状况所进行的调查。
该课题组曾对1988年全国城乡的收入分配状况作过全面调查,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的数据对私人教育收益率的估算是该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之一。
课题组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大规模调查,为系统地、多角度地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本文只估算城市职工的教育收益率。
1995年调查的城市职工样本涉及全国11个省市,即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和甘肃省,表1给出了有关变量的平均特征值。
表1显示,在1176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2%,为6131人,女性占48%,为5632人。
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58年,其中男性职工10194年,女性职工10126年,二者相差不大,这说明中国城市已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说明城市的教育政策还是男女比较平等的。
知识失业呼唤高等教育改革——访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其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
它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即一个人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无工作机会;也可能表现为隐性失业,如人才消费过度和教育过度。
当前,我国既存在知识失业现象又存在知识不足问题:在沿海和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知识失业现象;而内地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则主要面临知识不足问题。
知识失业最近几年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已经初现端倪,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硕士生要寻找合适工作日益困难,以致不少毕业生最后不得不接受与他们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不少用人单位倾向于“人才高消费”。
特别伴随着我国大学近几年的大幅度扩招,恰好遇上全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
因此,有关专家预期,知识失业将会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就业市场的一种持续现象。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是知识失业与知识不足并存,在沿海地区,主要表现为知识失业;但是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却是知识不足。
面对这样一种困境,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教育模式的改革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中国21世纪的高等教育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如何配合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现人才的有效供给?这些都是高教改革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记者:何谓知识失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现阶段出现知识失业的原因是什么?赖德胜: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
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
知识失业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即一个人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无工作机会;也可能表现为隐性失业,如人才过度消费和教育过度。
与知识失业对应的英文词汇有很多,包括skill underut ilization/knowledge unemployment/educated unemployment/graduated unem ployment/ overeducation等,国外的知识失业更多是指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
经济学视野中的大学出版——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
德胜
曹巍
【期刊名称】《大学出版》
【年(卷),期】2004(000)001
【摘要】赖德胜:1966年生,江西省安远县人。
经济学博士,1999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收入分配、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1997)和北京市新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
程”(2001),先后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1)、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2002)、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2)和北京市“五四”奖章(2003)。
【总页数】4页(P22-25)
【作者】曹巍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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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朱慧丽吴克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就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虽然大学生就业难不利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但不会阻止个人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的趋势,并且有利于促使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优化,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难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成本投资收益近几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已有诸多论述,但是鲜见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进行分析。
那么,大学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有何影响?从这个角度应该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本文拟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对此进行分析,以为人们作出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人力资本投资模型简述人力资本是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沃尔什在其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1]作为一种资本,它具有和物质资本相同的特性,即能够为资本的拥有者带来收益,因而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包括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以及“干中学”等,其中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径。
从投资主体来看,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三方面。
本文仅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仅指以教育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
与其他类型的投资一样,人力资本投资也需要支付成本。
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1. 直接成本,如学杂费、交通费、生活差距费、书籍费;2. 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即一个人由于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期间不能工作而放弃的收入,往往随着年龄而增加,按照舒尔茨的估计,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左右。
[2] 3.心理成本,因为学习常常比较困难而且比较沉闷,需要付出较多的精力,给人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第18卷第1期2020年1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P e k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E d u c a t i o nR e v i e wV o l 18,N o 1J a n u a r y2020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赖德胜㊀苏丽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10009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29)㊀㊀摘㊀要㊀人力资本理论创立60年来,其缜密的理论㊁详实的方法㊁新颖的视角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诸多领域的发展.本文从收入分配㊁就业㊁劳动力配置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四个方面总结了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主要贡献.未来面对劳动领域的新趋势㊁新特征,人力资本理论将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㊀㊀关键词㊀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就业质量中图分类号:G40G054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671G9468(2020)01G0080G10D O I:10.12088/p k u1671G9468.202001006一㊁引㊀㊀言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但随着经济发展,既有理论难以解释新的发展现象而产生了诸多经济增长之谜,例如 索洛残差之谜 (S o l o w R e s i d u a l) 里昂惕夫之谜 (L e o n t i e f P a r a d o x)等.西奥多 舒尔茨(T h e o d o r e W.S c h u l t z)㊁加里 贝克尔(G a r y S.B e c k e r)[2]等经济学家将人投资于自身而形成的能力视作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1][2]同时,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了教育㊁培训㊁迁移㊁健康等的经济价值,并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将其具体化㊁数量化,大大推动了教育经济㊁劳动经济㊁收入分配㊁国际贸易等有关领域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基础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 D P已经跨过了一万美元大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多年超过30%.探索这一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一篇大文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知识供给半径的不断扩大,减少了制度变迁成本,促进了体制机制改①作者简介:赖德胜,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苏丽锋,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第1期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81㊀革,激发了生产要素的活力.人力资本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中一个应用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规范性逐步提高,研究的问题也更为微观㊁细致㊁全面,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梳理总结这些贡献,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需要拓展的研究领域,是促进理论创新㊁丰富和发展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应有之义,可以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应用人力资本理论促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发展,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创新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思路.二、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概述劳动力市场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人力资本理论为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㊁方法㊁工具和视角.人力资本理论以人力资本投资和配置效率分析方法为解释微观个体劳动力供需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随着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普及,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逐步拓展和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促进了相关研究与国际接轨,有效拓展了研究范式.人力资本问题不仅关系民生,更关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结合,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特点.中国已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为人力资本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应用拓展了更大空间.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人口素质提升㊁劳动力流动㊁人力资本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家庭决策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积累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生产率问题,补充了劳动经济学中家庭劳动力供给特征的理论内容.对于家庭中儿童教育问题,从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出发,学者对影响家庭教育期望㊁教育参与行为和教育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35],从而拓展了子女学业成就获得的途径,为提升劳动力培养质量提供了新思路.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方面改变了人力资本的分布格局,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这种宏大格局改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启发性作用,例如,有研究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得到未来劳动力供求变化关系,为出台相关就业政策提供了参考.[6]同时,在区域层面逐步凸显的诸多就业问题,例如就业难与 技工荒 现象共存㊁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供需矛盾差异明显等,这些问题都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有关,因而也有大量文献82㊀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利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了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㊁就业机会的关系,详细解释了上述问题.[79]第二,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分析方法和工具.教育收益率方程通过计算劳动者多接受一年教育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变化率,为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现已成为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利用这一方法,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在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0],然后逐年上升[11],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逐渐放缓[12].由于教育收益率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成为了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当贝克尔等人将人力资本的分析方法系统地应用于家庭人口生产问题之后,家庭功能从原有的增加人口数量扩展到了提升人口质量的范畴,深化了人们对于家庭㊁个人与经济活动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新的分析模式,从而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开辟了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展了一系列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实证研究,形成了多个应用领域,例如人力资本与教育生产函数扩展㊁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等.[13][14]第三,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大大拓宽了学者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的研究视角.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有关,教育收益率为理解中国收入分配变化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很低,但随着经济发展,教育供给不断增加,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快速增加,同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因而不同层次教育的收益率均有大幅度上升,劳动者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教育收益率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的 脑体倒挂 现象逐渐消失,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应该雇佣更多高技能人才来提升生产效率,社会开始普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进入21世纪,教育的快速扩展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知识㊁高技能人才越来越多,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外,传统人力资本模型在解释工资差异或雇佣行为时,往往将能力默认为一种认知能力,所以,起初人们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对阅读㊁计算等认知能力的提升效应,对于非认知能力的认识不够.随着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与年龄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步认识到了在生命周期早期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15]这一理论为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中国大量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早期教育,非认知能力发展不够,影响其学业成绩㊁技能形成以及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利用新的包含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本拓展模型,学者进一步研究了父母陪伴㊁家庭照料对子女未来的个人收入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几率的影响,不断深化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理解.第1期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83㊀三、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具体贡献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涵盖诸多领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人力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理论是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基础理论.关于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述,雅各布 明瑟(J a c o b M i n c e r)建立了教育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函数模型,揭示了劳动者收入与受教育水平㊁工作经验之间的关系[16],以及劳动者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的数量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㊁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收入分配问题突出.学者尝试从内部工资制度调整㊁转型过程中的不透明收入分配㊁转移支付等角度剖析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并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17][18],然而,诸多措施并未起到明显作用,甚至还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理论为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依据,其中关于教育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论述影响深远.[19]生产能力是指在其他要素不变时,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单位边际产量的增加值,配置能力是指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价值增加的能力.[20]通常情况下,生产能力越高,收入也越高,但必须以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前提,由此引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配置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讨论,这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㊁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非常明显,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不足,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导致了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为中国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打开了新思路,对增强劳动者受教育意识㊁促进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1]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由于在此过程中,城市内部的收入会更加不平等,因此社会总体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再度扩大.[2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城市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成因,并从教育收益率视角来解释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收入增加问题,成为了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新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就业的所有制㊁行业㊁职业的分割性特征更加明显,尤其是对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解释农民工群体劳动收入低下现象,从提高该群体劳动技能方面阐述和提出对策,成为了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84㊀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关键领域相结合的又一重要维度.人力资本理论不断充实和丰富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在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㊁不同部门工资决定机制㊁教育收益率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已经构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二)人力资本理论与就业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关系包括人力资本与就业数量㊁就业质量等多个维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就业的数量型矛盾十分突出.对此,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和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比如有学者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认为,由于东北地区有不少老工业基地,而且有些城市建立在某种特殊资源基础上,这使得东北地区的职工有比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在职位流动和工作搜寻中不容易找到匹配的岗位.因此,解决东北地区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要继续发展重工业产业如高端制造业,同时加强培训,增加职工的通用性人力资本.[23]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比较强的政策含义的.对于进一步的就业帮扶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再就业过程中存在 人力资本失灵 现象,所以应该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通过转业转岗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提倡国家为接受培训者承担更多的成本,激发他们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积极性.[24]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中劳动者的配置能力会影响工作搜寻的效率等观点都为理解当时中国就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中国较晚,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就业问题也起步较晚,但在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对于推进当时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 刘易斯拐点 的来临和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的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对此,人力资本理论两端发力.面对企业招工难问题,有学者提出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职业培训,以增加技能人才的供给,缓解 技工荒 和 民工荒 .实际上,用人力资本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也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有学者从行业选择㊁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对就业的影响[25],同时学术界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 知识失业 过度教育 等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既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寻找原因,也反思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从而使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衔接和互动.进入新时代,就业被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提出要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就业质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实际上,高质量就业不仅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很多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决定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更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一般有更稳定的工作㊁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平衡工第1期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85㊀作和生活的关系上能更加从容.由于创业是带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发现,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者的创业质量也更高,更有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而不是生存型创业,更有可能从事创新型创业而不是传统型创业.(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过程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与使用.威廉 刘易斯(W i l l i a m A.L e w i s)首次构建劳动力流动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证明了劳动力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6]事实上,欧美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过程中,正是劳动力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将劳动力的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联系起来,将流动对劳动力知识技能㊁配置能力的提高效应纳入分析框架,认为流动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益,同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为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内生动力及其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既有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流动,成为了支撑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劳动力流动的经验事实为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可能.除了上述有关劳动者流动的内溢效应和外溢效应,在研究劳动力配置问题的过程中,众多学者还将人力资本特点与劳动力流动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例如,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学历水平高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大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年龄较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中青年的比例逐渐增加,高学历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成为了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而且被用于城镇化问题领域,扩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范畴.人力资本理论拓展了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错配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十分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市场扭曲导致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依然严重.具体而言,体制内部门吸引了大量高学历劳动力,但这些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制约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甚至造成某些行业劳动者的过度教育问题.这种配置上的扭曲导致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阻碍了创新.与此同时,由于非市场化部门中人力资本市场失灵导致报酬水平被压低,居民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的错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大约8%的损失.[27]人力资本理论更好地揭示了劳动力配置对创新的影响效应.由于公共部门对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所以更多的人力资本沉淀于公共部门,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这种配置状态降低了生产性部门中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比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高配与物质资本低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8]目前,中国人力资本86㊀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在数量上已经达到足够规模,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升,但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配置还不优化,这阻碍了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践中的应用,为应对中国劳动力配置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例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高校毕业生知识技能与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匹配度,促进就业结构改善;从人力资本质量视角出发,提出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重心的教育体制改革策略,探索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职业培训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对策等.(四)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充分竞争的.因此,只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那些处于底层㊁边缘的群体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对于某些人来说,即使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仍然难于找到好的工作,难于摆脱贫困,而且社会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人力资本论理论似乎失灵了.对此,在20世纪60 7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存在着 主要市场 和 次要市场 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市场就业稳定㊁工资高㊁福利好,次要市场则就业不稳定㊁工资比较低㊁发展机会少.但这两个市场之间存在着某种屏障,难以跨越.因此,来自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即使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也很难进入主要市场工作.[2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其中一点是 脑体倒挂 ,即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教育收益率很低,甚至出现了脑力劳动者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情形.对这种现象,有学者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中国不仅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有城市和农村两个劳动力市场,而且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这种分割抑制了教育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发挥,从而扭曲了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关系.[30][31]也有很多文献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解释就业问题.制度分割提高了工作搜寻的成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抬高了工作找寻的保留工资,这被认为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抑制了竞争,使劳动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企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减少了就业数量.[32]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线索,同时,人力资本本身也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之一.由于早期研究未考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导致分析模型与现实劳动力市场的拟合不够完整,分析结果解释力不强.事实上,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指标.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来讲,不同的劳动力会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特点选择进入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力资本的非同质性,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无法完全替代,因而也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形。
作者: 赖德胜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河北学刊
页码: 32-36页
主题词: 教育收益率;中国;配置能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受教育者
摘要:与国际标准模型相比,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本文认为,教育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在于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配置能力,但配置能力的发挥又取决于经济的非均衡程度和设计半径的大小,中国的市场特别是蔻和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分割,这抑制了教育配置能力的发挥,因此,教育的收益率要比其他国家低。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0875)教育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社会的发展而日见明显。
因此,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都自觉地把发展教育看作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现在已有了70多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估算(Psacharopoulos,1994)。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的资料对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二是对中国私人教育收益率的形成给出一个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中国城镇1995年的私人教育收益率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上。
现在有关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绝大多数都建立在1992年以前的样本数据之上。
在这里我们估算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它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文献;二是它有助于揭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成因和体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
11样本和数据特征。
估算所赖于进行的资料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1995年全国收入分配状况所进行的调查。
该课题组曾对1988年全国城乡的收入分配状况作过全面调查,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的数据对私人教育收益率的估算是该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之一。
课题组对1995年有关数据的大规模调查,为系统地、多角度地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本文只估算城市职工的教育收益率。
1995年调查的城市职工样本涉及全国11个省市,即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和甘肃省,表1给出了有关变量的平均特征值。
表1显示,在1176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2%,为6131人,女性占48%,为5632人。
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58年,其中男性职工10194年,女性职工10126年,二者相差不大,这说明中国城市已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说明城市的教育政策还是男女比较平等的。
样本平均工资为572015元,其中男性为617419元,女性为516519元,女性职工比男性职工低了整整1000元,说明中国的职业岗位分配和工资分配很可能存在性别歧视。
样本中国企职工占2713%,外企职工占1127%。
21指标选择。
计算教育收益率的方法有三,本文只计算明瑟收益率(M incer,1974),其计算公式是:In(Y)=a+bS+cEX+dEX 2+E(1)1998年第5期式中,Y表示年收入,S表示受教育年限,EX表示劳动力的市场经历即工龄,a表示截距,E表示误差,b、c、d表示各变项的回归系数,其中b、c即是教育和工龄的收益率。
表1平均样本特征值变量平均值变量平均值样本数11763工资2217男性0152收入(元/年)572015年龄40128男617419受教育年限10158女516519男10194国有企业职工01273女10126外企职工010127明瑟收益率计算公式有3个变量,即Y、S、EX。
S和EX的所指是很清楚的,S可直接用受教育年数来表示,EX则可通过公式/工龄=[年龄-(受教育年数+7)]0而求得。
相比之下,Y的含义要含混得多。
课题组所设计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表0中的个人收入项包括了众多子项,比如总收入、职工工资、职工从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其他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家庭副业生产收入、实物收入等,而且每一子项又包括了若干项。
本文选择职工工资项作为收入指标,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健全的情况下,工资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最相关。
城市职工可依就业身份进行分类。
在调查表中职工第一职业的就业身份包括中央和省级全民所有制、地方全民所有制、城市集体所有制、私营企业(包括合伙企业)、个体户(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乡镇(村)企业、其他所有制等9种。
本文只选择了其中的三种,一是中央和省级的全民所有制;二是中外合资企业;三是外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统称为外资企业。
目前全民所有制和外资企业仍可代表着计划和市场两级,计算它们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有助于分析经济体制对教育之分配作用的影响。
31估算结果。
运用明瑟收益率计算公式对199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类别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估算值(见表2)。
由于我们的估算所用的资料来源、计算方法、收入指标选择等均与李实和李文彬(1994)的工作基本一样,因此,二者的可比性应该是比较大的。
根据表2并结合李实和李文彬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与1988年的数字相比,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全国平均的数字从318%上升到5173%,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男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从215%上升为5114%,提高了2164个百分点;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从317%上升到5199%,也提高了近213个百分点。
这说明与以前相比,教育之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
(2)教育收益率为正,说明中国并不存在/脑体收入的绝对倒挂0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者反而收入越低这种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现象。
但所有组别的教育收益率都还很低,只相当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数字的1/3-1/2,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者虽然收入也越高,但教育的回报并不充分,也即存在/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0。
这也说明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扭曲程度虽一年比一年减弱,但扭曲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还相当严重。
表21995年教育收益率估算变量全国男女全民企业外资企业受教育年数01057301051401059901050301069工龄010274010293010261010301010301工龄2-010063-010074-010051-010077-010070截距5110951364416815127951555 R20124401280012010131101116样本数(人)11763613156323209150平均收入(元)572015617419516519643917816810平均受教育年数(年)1015810194101261111411102平均工龄(年)22172314211421151215注:所有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
(3)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5199%)高于男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5114%),这与李实和李文彬的估算是相一致的。
事实上,这也与绝大多数人的估算(Jamison and Gaag,1987;Johnson and Chow,1997)相一致。
女性职工和男性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无几,但其年收入却要比男性职工少1000元,为什么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反而比男性高呢?对此,现有的文献似乎并未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比男性职工低,即女性职工的年收入虽然比男性职工低,但她们上学的机会成本比男性职工的机会成本更低,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女性比男性高。
(4)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工龄的收益率,无论男女,也无论全民或外资,这大异于7年前的情况。
这说明传统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中那种/论年头行赏0的局面已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这种变化也可从最近几年在岗职工继续求学的热潮中得到验证。
(5)全国平均的教育收益率(5173%)高于全民企业的教育收益率(5103%),外资企业的教育收益率(619%)又高于全国平均的教育收益率,外企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几乎高出了2个百分点。
二、教育的配置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一般地说,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收益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这是因为:(1)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教育严重供不应求;(2)经济的非均衡性比较明显,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大。
但上述估算却显示,中国1995年的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这印证着国人关于知识分子待遇偏低的印象,也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会这么低?或为什么中国会存在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教育影响收入分配之机制的认识。
教育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Welch,1970)。
生产能力是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与相同的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若用边际来表示,生产能力则体现为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受教育程度所增加的产品产量。
配置能力是指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增加的能力,用舒尔茨(1975)的话来说是/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0,或说采取均衡性行动以使不均衡复归为均衡的能力。
配置能力类似于熊彼特(1990)说的企业家能力,但二者又有所不同。
企业家能力为企业家所独有,而配置能力则人人都拥有。
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但配置先于生产,配置能力早于生产能力发挥作用。
只有当资源配置合理时,生产能力越高才会带来越多的收入,否则会难尽人愿甚至会事与愿违。
而且,一个人不仅拥有可用于生产的时间和劳动力,他还有其他资源比如资本、土地、技术等,一个人的收入也不仅由劳动收入组成,它还包括利息、利润、地租等。
各部分收入之和如何才能最大,仅有生产能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于配置能力的发挥。
这也就是说,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固然与其生产能力有关,更是其配置能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教育之配置能力要发挥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
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因户口、用工等制度而严重地分割着(赖德胜,1996)。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Doeringer and Piore,1971)相比,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点。
11形成的行政性。
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化的过程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则是政府,政府通过颁布一个个行政性法规使劳动力市场分割得越来越细,并越来越刚性化。
21劳动力供需主体的非主权性,即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自主决策权都被计划者(政府)主权所侵蚀或替代了。
31非竞争性。
这既表现在供求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也表现在供求主体内部不存在竞争;既表现在劳动力的初始配置不存在竞争,也表现在劳动力的再配置不存在竞争。
这也是中国劳动就业效率低下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41非流动性。
突出表现为:(1)农村劳动力没有发生刘易斯)费景汉转移,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适时转向非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少流向城镇。
(2)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率太低。
直到80年代末期,企业职工的流动率也只有3%。
(3)劳动力间或也有大规模流动,比如在1958 -1960年共有近3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文革0期间约有1700万新成长的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等,但这种流动似乎也并非出于个人的决策,而更多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行政性流动而非市场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