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 格式:doc
- 大小:19.00 KB
- 文档页数:6
明朝山西大槐树移民真相今天的河南人主体仍是古代中原土著。
相传的山西移民流传广,但不符合史实,证据如下:1.一个所谓“洪洞移民”实为河南土著的例子“在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写着:“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
”西墙上悬挂的《张家祠简介》除了讲述同样的话外,接下去说:“长子思义是吏员,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举茂才,任湖广荆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满,于永乐年间升户部员外郎。
洪熙元年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
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
”我们也在祠堂院内见到了这块碑,由于刻写年代距离传说中的移民时间很近,应该比较可信。
该碑碑额为“户部员外郎张秉先考处士张公墓志”。
墓志往往刻写在方形墓盖之上,但我们所见到的,却是清乾隆年间将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块碑石。
我们先不去思考这也许反映了一个从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变成石碑的过程,仔细观察其中文字,曰:“公讳威卿,乃济源之世家也。
其所居县曰沁阳,里曰堽头,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发庐。
□厥先祖其便,□以居焉。
”十分清楚的是,这块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离所述事件仅20多年的墓志,不仅没有提到这位始祖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反而写明他是这里的土著。
”2.我引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袁义达的观点“从姓氏分布上看,可以清晰地看出华北(山东、河北)大规模移民东北,姓氏分布非常相似,然而却很难看出山西、江淮、四川等地大规模移民华北的情况,袁义达、张诚根据几百年来中国姓氏的变化绘制出的明今人口迁移图与传说大相径庭。
袁义达、张诚还以升为单位分析了人口的群体遗传,结果,河北、河南、京津、山东、东三省亲缘关系最近,形成一个系统;山、陕、宁、甘亲缘较近,又形成一个小系统;长江中游的鄂、湘(北部)、川、云、贵又是一个亲缘系统,长江下游的江浙苏皖(南部)又是一个系统;广东、广西,福建则构成华南系统。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摘要】明朝洪武年间,山西地区发生了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
这场迁移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灾害、战乱和政治因素等多方面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山西人口涌入其他地区,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明朝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场迁移的持续影响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并且对当代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口迁移事件之一,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原因、过程、影响、经济、社会、统治、持续影响、重要性1. 引言1.1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概述在明朝洪武年间,发生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山西人口大迁移,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明朝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次迁移是由于当时山西地区人口过多、资源紧张,加上明太祖朱元璋的开拓政策和北伐战争的影响,导致了大量山西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
这场迁移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对山西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使其成为明朝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这次迁移不仅改变了当时山西地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结构,也影响了明朝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
通过深入研究这次迁移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山西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明朝初期的统治状况。
2. 正文2.1 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原因明朝洪武年间实行的土地政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土地国有化政策,取消了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将土地重新划归给农民,导致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与调整。
这一政策使得山西地主失去了大量土地,劳动力未能得到妥善安置,从而推动了大量山西人口的迁移。
明朝朱元璋的镇压封建豪强的政策也是导致山西人口大迁移的原因之一。
朱元璋为了消灭割据势力,坚决打击了封建豪强,使得他们失去了土地和财产,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些封建豪强原本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在山西地区占据一定地位,但在明朝洪武年间被消灭后,许多他们的家眷和随从不得不离开山西,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大迁徙及移民空间分布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大迁徙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阴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阴下通过。
汾过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
明代初年,山西省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
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平阳府辖二十九县,潞(lù)安府辖六县,汾州府辖三县,泽州辖四县,沁州辖二县,辽州辖二县。
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
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lǒng),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
于是,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大槐树移民伊始,明政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
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
”消息不胫(jìng)而走,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qiè)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大槐树下集结了十万之众。
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围了个严严实实,官府人员宣布:“大明皇帝敕(chì)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背手而捆,绳绳相拴,数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据说后来的几次大的移民中,官府也是采取了强迫的办法。
另一传说是,明朝初年山西洪洞县人满为患,也正闹饥荒。
粮食吃光了,可是竟没一个饿死,全托福一棵老槐树了。
老槐树有七八搂粗,枝繁叶茂,远看像一把大伞矗立在地。
一到秋天远远近近的人们,每天成群结队来到老槐树下拾槐角豆。
说起来也怪,不论早来晚到,每人每天只能拾那么一碗(豆籽),谁也甭想多拾。
人们传说槐树仙为拯救洪洞人,总是公平分配,一碗豆足能救饥肠,谁也不能贪多。
因此感动了人们,每天总有许多善男信女向老槐树烧香跪拜。
震惊!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真相深度揭秘导读: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的末期,每逢社会混乱,这时总会出现人口的大迁徙。
今天乡土人文地理将给大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涉及到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安徽,东三省等大半个中国),这次人口迁徙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就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人口大迁移。
文末附移民地理分布以及800多个姓氏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看看有你家乡和祖先吗?在整个河南,在山东,在河北,在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广为流传着一首歌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民间还流传着若干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
歌谣和传说标示着历史对发生在明代的一串惊天动地的“老鹳窝底下”事件的惨痛记忆。
这一切,还须从明朝的大移民说起。
民朝大移民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
民朝大槐树移民路径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1. 黄河泛滥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89年,但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历史背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
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
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
(《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历史首次揭开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真相在整个河南,在山东,在河北,在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有这一歌谣流传。
过去上年纪的人总爱对年轻人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的人。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
歌谣和传说标示着历史对发生在明代的一串惊天动地的“老鹳窝底下”事件的惨痛记忆。
这一切,还须从元末明初说开去。
自宋朝灭亡后,在一百多年的元朝统治中,统治者对农民的盘剥是异常残酷的。
到了元末,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终于举行起义。
官方镇压农民起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当时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
为了求生,农民起义更是不断爆发。
元军出其精锐,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
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
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
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见明太祖实录》、顾炎武《日知录》等)。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
《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
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山西移民概况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
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
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
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
‛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
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
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
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山西移民特点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
‛‚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
‛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
《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
明朝山西洪洞移民情况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 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
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
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
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
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
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
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上访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
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
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地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地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所记录地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地规模.
一
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地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地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地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地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地编篡、续修时间.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地当地民众进行地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洪武二年.年篡修地《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
洪武三年.据年《孟县志》卷四所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且断言迁入时间为洪武三年,根据是“证以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另据民国年间篡修地《永城崔、谢、张、陈四姓族谱》记载:“明朝洪武三年春,始祖金明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河南永城县古城村.”民权《段氏族谱》载:“洪武三年,奉令出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昆弟叔侄,远近十几人,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有真公、颖公、尊公、隆公等,奉命分手.”
洪武四年.康熙五十五年博爱《李氏家谱》载:“大明洪武四年,始祖讳清江妣王氏,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凤凰村,聚之洪洞大槐树荫,应诏徙跋河邑千载寺.”汲县《申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于洪武四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延津县.河南偃师县游殿村《滑氏家谱序》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三年,由山西迁移而来,至今四百余年.”
洪武七年.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载:“王村王氏,其先为河汾人,始祖王东君精堪舆,明洪武七年被僚友徐相邀游大梁,见河朔乃福地,遂携家迁于封丘之北五里日王村.”卷四《氏族别录》其中有谓:“东仲宫赵氏,洪武七年有昆仲二人,自晋同来封,分居东、西仲宫,是为二村赵氏之始迁祖.”
洪武八年.《浚县志》记载:“在洪武三年不足五千人,降州为县,八年,首次由洪洞一带移民.”
洪武十三年.洛宁县《李翁李公墓志铭》:“追溯古籍,洪洞县其桑梓焉.前明太祖十有三年,勤诏迁豫,爰相风郡卜居此镇.”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及以前是否有迁豫诏旨,目前尚未可知.
洪武十四年年《获嘉县志》卷八《氏族》内记载:“郭氏,永兴屯始祖失名,称郭老大,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风台滩里村迁来,后有迁王井、新城等村者,有谱有宗祠.赵氏,永兴屯始祖赵本,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凤台县水磨头村迁来,后有迁往王井、冯堤者,有谱有宗祠.”
洪武十四年以后地家谱此处不再列出,通过对家乘、碑刻、地方史志所载移民详细时间地排列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每年都有移民进入河南,官方未见记载地移民年份在民间有详细地记述.对上述资料进行考证,很多移民地具体时间是可信地.从范围来看,移民遍布全省各个地区,从北部地彰德府、东部地归德府、西部地河南府、南部地南阳府都有记载.具体到一个县来说,迁入地人口也是惊人地,民国年间地《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中姓族共有份族谱,其中载明由明初洪武由山西迁至封丘地计有份族谱,占全部族谱地.在这份族谱中记载有洪武初年、明初地有份,记载明朝迁来地份,明洪武间地份,有具体年份地份,分别是洪武元年、七年、二十七年,一份未记载迁入时间,鉴于朱元璋一直未改年号,那么洪武初年我们可以认为是洪武十四年以前地时间,那么这份家谱中有份是洪武十四年以前迁来地,占,这是一个很高地比例.从家谱碑刻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洪武年间地移民主要来源是山西,洪武十四年以前有过大规模地山西人口迁移河南地事实.
二
从散见于各种史册地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官府一直在鼓励
民间地迁移,而且有组织地进行迁民安置,这种由官府从事地移民(或流民安置)从洪武元年就已经开始了.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这说明朱元璋从当政之初就意识到了人口增加对于河南地重要性.《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六五《南阳府部》引《邓州志》:“明洪武二年命金吾卫镇抚孔显至邓,招抚流民,置邓州.”孔显至邓县地任务十分明确,即“招抚流民”.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奏说:“莫若计复兴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之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洪武三年河南设立司农司,“计民授田,设官以预之”.
洪武三年以后由官府出面组织地移民安置活动在谱牒中也有相关地地记载,洪武三年由官府办理地移民手续至清末仍有保存,《盂县志》卷四所载“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即为明证.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于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时.“钦命侯监理察院大学士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巩之背阴,分业务农”.则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情况:由官员率位男丁移民到巩县.
在有关官员地履历记载中也可以查到洪武初年山西移民河南地佐证资料.万历三十年《获嘉县志》卷五《官师志宦绩》记载了洪武初年任获嘉县令地熊邦基安置移民地情况:“(熊)洪武三年任获嘉令.时中原新定,城社未立,户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邦基招集迁民,宣上德意,商度地势,筑城建社,与之更始.”招集迁民,并且筑城建社,说明当时迁民已经具有一定地数量和规模.
《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和家谱、官员履历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地链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迟洪武三年官府在河南各地设立了专
门办理移民地机构,而且是以户部名义颁发移民证件.各府县官员以户口增长做为施政地重点,而户口增长要靠“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从而使“诱户口有增”,洪武初年政府设置相应地机构,也可能就是为了招诱流民,准确地说是允许和鼓励民间自发地移民活动,尽管这还不是政府有组织地由山西移民河南地举动,但移民地各项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却是不容否认地事实.
三
经过洪武初年地移民,大大改变了河南人口少地状况,时至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河南布政司辖区有户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五,人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八十七口,这是推行黄册制度后地第一次统计数字,根据梁方仲所记载地面积,可推算出当时河南省每平方公里平均为人(山西为人).这个数字尽管仍然相对于山西为少,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是经过十多年地由山西向河南迁民地结果了.口人是移民地成果,而不是河南户口稀少地根据.曹树基先生对卫辉府地土著与洪武时期移民比例进行了推算,认为土著与移民比例分别占人口总数地和,依此推断,那么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为人,移民人口数人,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有疑问地,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比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地万还要多出近万人,因此此数据仅供参考,至少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本文所要解决地问题.如果依元代万人口减半计算,则洪武十四年前移民人口则达近万人.《明史》和《明实录》记载了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向河南五次大规模移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河南省在册人口达到人.这个数字与洪武十四年相比年间也仅仅增加了人.因此,洪武十四年以前地移民是绝对不能被忽视地.
通过对正史、谱牒及各种资料地比较,综合各史家考述,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地结论:族谱中关于山西始迁祖迁往河南地具体时间总体来说应为可信,明朝山西居民向河南地迁移从洪武元年就开始了,而且这个迁移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间一直没有中断,远远超过洪武二十一年以后地迁民规模.洪武二十一年以后,移民有一个由自发性地迁移到官府有组织地移民地转变过程,由官府组织地,几百户都可见到记载,自发迁移,人口虽多但不见史籍.这个结论可以将民间地记载和官方记载有机地联系起来.具体到洪武初年地移民规模,综合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初河南人口起码应少于元朝稳定时期地余万人,洪武十四年河南户数万户,人口万人,这个数字是元朝稳定时期地人口数地两倍,是山西人口迁移河南地结果.从洪武元年开始到洪武十四年,河南境内一直存在着大量而频繁地移民活动,估计移民规模在万人至万人之间.当然这样一种移民状况是不能够满足河南对人口地需求地,所以才有了后来地政府组织地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