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摘要】：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发展必然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影射在人格上，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质。
从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分析可发现，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渊源、人格的出发点、主体内涵、成长过程、人格动力、理想人格标准、研究方法、归宿等方面。
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
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采用多取向方法开展创造性研究，到生活实践中去解决人格心理学方面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人格；人格差异因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文化因素”已引起心理学界学者的关注。
“文化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史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
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主要一个因素，他外在于人类个体，而有对于人施加者强大强制力量。
”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与潜在假设的影响上，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意识却又是高层次的，它决定着人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式。
学者深人探讨文化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讨文化对人格的种种影响。
人格研究的文化取向扩大了文化与人的相互构成。
Kardiner曾提出“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
荣格曾说:“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
但是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格”这一问题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把文化看作能以某种方式对人格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独立因素;有的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内在化的构成，有的则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从文化本质以及文化所定义的价值体系渗入个体行为模式加以解释和剖析，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实质。
一、文化渊源的不同（一）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
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中国文化根植于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故带有浓厚的农业心态:自给自足、谋生而不谋利。
眷恋家园故土，安于现状，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
由于知识的不发达，经验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依赖，因此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
中国人崇古尊老、重权威、求和思稳的思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伦理社会有着深刻的关系。
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平和的传统美德。
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形成了西方人与海共处的生存状态，海洋是通往外界的通道，自然主要以航海为生。
而要航海，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还需坚强的意志，才能与海浪搏斗。
这种与海共处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古希腊人的勇敢、冒险精神。
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
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
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
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二）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
“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
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
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
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
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
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
（三）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
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
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
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
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
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
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
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
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
（四）群体本位文化与个体本位文化中西方文化在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上存在根本分歧，从而导致双方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
双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群体，西方文化强调个体。
中国是个以群体为本位、具有群体文化特征的国家，孔儒一家曾作为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多年。
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定义为”仁者，人也。
”这就是说个人只有在群体（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自我或对方下定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个人与集体等。
这种强调人具有人伦关系和本性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
因此它尤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纽带的建立，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目标。
西方文化中的个体灵魂和上帝信仰，一方面产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也使人可以不必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对自己下定义。
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文化，其实质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把个体作为一切现实和社会的出发点，二是认为个体的性质体现于个体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中。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即个体主义文化，必然凸现个体自我中心，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和唯一性。
个体本位文化精神在西方伦理观上的体现，是所谓”合理利己主义”的原则得到普遍的认同。
费尔巴哈说到:”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
”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这样的人生价值得到历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也为一般公众所奉行，从而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情性文化与智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以理性为本体，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得，属于智性文化;中国文化则以感性为本体，注意自身生命的享受，属于情性文化。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两千年不动摇。
《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就从“知识之树”上偷吃智慧之果。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追求知识的执着著称于世，为知而求索在古希腊智慧之士那儿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行为，他们为此开拓的道路和成果成为西方科学精神的源头。
追求知识不仅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更是目的本身，它已成为人的生命和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
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自然或宇宙一开始便是人们研究的一个独立对象，他们把追求抽象思维、拥有智慧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后来的西方文明正是在此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
与之不同，中国文化则选择了情，选择了感性，选择了“生命之树”，大体上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艺术是生命艺术，最普及的学问是养生之学。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
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
二、中西方人格理论差异的表现（一）出发点不同人格的出发点——人性的本质问题是中西思想家在探讨人格时所遇到的第一问题。
中西人格心理思想虽然都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是以人性本善为主要倾向的，人生而具有“良知良能”，即优美质朴的潜能，对人性的发展充满希望与信心。
中国的人格心理理论首先看到的是人性的优点及其高贵之处，肯定人的价值，倡导以人为本，其研究是以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可塑性为出发点而进行的。
性善论既然肯定人生的价值，人的生理本能和自然欲望在性善论里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另一方面，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以，其满足生理本能和自然欲望的方式还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和要求。
这样，儒家就此逻辑地引出了将人性本善的原则由人生的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超越的合理性和必须性，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产生的根据及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所以，在儒家那里，道德理性是人性本善的社会表现，同时也是推动人的自然意义上的善性向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善性发展前进的精神动力。
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是以人性本恶为主要倾向的，认为人生而具有原罪，今世就是为了赎罪而来的。
这也体现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
西方的人格理论多是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与人性的易碎性。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黑格尔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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