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资源禀赋_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_徐林_方亦儿_薛圣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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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mpirical Analysis 作者：陈光普[1,2]
作者机构： [1]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2]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上
海201599
出版物刊名：宁夏社会科学
页码： 136-144页
年卷期： 2020年第1期
主题词：社区治理绩效;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能力;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
摘要：城乡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

笔者从"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出发,提出社区治理绩效就是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表现为社区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和居民福祉等公共利益实现的总体效果。

基于此,构建社区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为评估样本,实证评估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绩效。

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绩效在不同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农村社区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治理绩效高于城市社区,而"居民福祉"治理绩效却低于城市社区。

因此,改善城市社区居民邻里关系、提升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下一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点方向。

“精治共治善治”赋能基层治理的创新研究

“精治共治善治”赋能基层治理的创新研究作者：郑雅桐闫玥铮王艾静李枭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4年第09期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意义。

创新基层治理、探索多元治理渠道，做到精治、共治、善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构建精治、共治、善治“三治共力”的基层治理体系，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以精治为治理手段，以共治为治理途径，以善治为目标的内在关联。

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组织体系，坚持提高数字化水平推进智慧治理，坚持基层多元化共同治理，赋予基层治理新的活力效能，更好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全面联系、联动，达到“1＋1＋1＞3”的治理效能。

关键词：善治；精治；共治；基层治理；创新赋能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24.09.0081精治、共治、善治的基本内涵1.1精治精治是指政府强化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精细化的措施，强调法治、安全和公正。

精治着眼于改善治理的效率和质量，透过精细化规划、优化工具及资源配置，实现大众对于决策过程、根本权益、公平性及效率性等方面的要求。

在本篇中认为精治即精细化治理，将责任落实，将治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要求每一个治理主体都要尽职，每一个治理阶段性目标都逐步实现。

1.2共治共治指的是共同进行治理的行为，即由多方或者是双方共同一起进行治理的行为，最大限度地统筹国家治理体系的公共资源以及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有效解决公共问题。

共治是基层治理的核心理念，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共同承担、共同受益。

国家在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设计和安排，以更好地发挥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1.3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由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提出.本标准由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4归口并解释.本标准起草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东莞市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广东省民政厅、浙江省民政厅.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斌、周巍、陆士桢、南燕、李真、陈城、滕爱聪、李进民、王颖.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目标、原则、主体、内容、方法和程序.本标准适用于财政性资金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评估.其他资金购买或委托实施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评估可参照使用.2术语和定义2.1社会工作服务socialworkservice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运用专业方法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个人、家庭、社区、组织等提供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和资源协调等方面的专业性服务,以协助服务对象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提升服务对象适应环境的能力.2.2社会工作服务项目socialworkserviceprogram为满足特定服务对象的需求,在一定时间内,运用一定的资源,按照预定的服务目标、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所设计、实施的社会工作服务任务.3评估目标3.1评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专业服务效果及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3.2总结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提炼社会工作服务技巧,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3.3作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结项的依据以及为项目购买方确定项目执行方继续承担相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资质提供依据.4评估原则4.1客观性原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准确反映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投入、运作、产出以及成效方面的实际情况.4.2专业性原则注重考察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论、方法和技巧在服务项目中的运用.4.3系统性原则通过层次化结构对指标体系进行结构化分类,确定各类评估指标的权重,全面、综合地反映服务项目的整体情况.4.4可操作性原则评估方法符合项目实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易于操作.5评估主体5.1评估组织者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评估组织者一般为购买方,负责确定评估方式和评估执行方,落实评估经费,统筹评估相关事宜.5.2评估执行方评估组织者直接组建的专业评估团队或受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组建的专业评估团队.评估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不少于5人的单数组成；——取得中、高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或受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且具有3年以上相关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的人员不低于30%；——不少于1名熟悉社会组织财务工作、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财会人员.6评估内容6.1项目方案项目方案的评估应包括：——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策划是否专业、规范；——服务计划是否具有逻辑性和可操作性,是否有效回应服务对象需求和项目目标要求；——服务对象界定是否符合项目基本要求；——对需求的调查分析是否准确,需求分析报告结构是否完整,是否能根据需求合理界定项目服务的覆盖范围和目标指向；——预算方案是否体现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公益导向性的原则.6.2项目实施6.2.1专业人员配备与使用在项目实施中,是否能够按照项目方案中的计划配备相应的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人员,并在项目实施中发挥相应作用.在人员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够做到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团队协作.6.2.2物资配置在项目实施中,使用的场地、设备、服务设施及相关物资是否能够满足项目运行需求.6.2.3专业服务价值理念运用在项目实施中,能否真正体现社会工作者“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和“平等、尊重、接纳、保密”等专业原则.6.2.4专业服务理论运用在项目实施中,是否正确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相关理论.6.2.5专业服务方法运用在项目实施中,是否恰当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6.3项目管理6.3.1项目行政管理是否制定和执行了项目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物资管理制度及保密制度.6.3.2专业规范性管理是否制定和执行了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规范和程序；是否全面、原始、真实保存项目服务档案；是否制定了服务对象权益保障制度.6.3.3项目进度管理项目团队是否根据服务方案制定了总体工作计划和阶段性工作安排；是否制定了服务进度管理制度,并合理安排工作进度.6.3.4服务质量体系与督导是否建立了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是否建立专业督导和培训机制；是否建立意见反馈与投诉处理机制；是否提出持续改进机制.6.3.5风险管理与应急预案项目执行机构是否对其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预估,是否制定了项目应急预案.6.3.6项目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预算执行方案和财务管理制度.6.4项目成效6.4.1目标实现程度评估内容包括：——合同规定的服务目标达成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数量完成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对象改善情况；——合同规定的服务组织及其专业团队从项目实施中得到成长发展的情况.6.4.2满意度评估服务对象、购买方、项目执行方对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与成效的满意度.6.4.3社会效益对项目的影响力、可持续性、可推广性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社会反响：奖惩情况、宣传报道、研究成果；——决策影响：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资源整合：组织参与、社会捐赠、志愿者参与.7评估方法7.1资料分析法资料分析法应包括以下内容：——组织资料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的基本信息如组织章程、与项目有关的组织制度文本如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和组织日常工作记录如董事会或理事会会议记录；——项目资料分析,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计划如项目标书、项目服务方案、项目服务档案如服务记录、项目人员档案如项目人员、志愿者档案、项目财务信息如项目预算、决算表及与项目相关的各类管理制度档案如项目行政管理、专业规范性管理、项目进度管理、服务质量控制、风险管理；——其他资料分析,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测评工具如服务满意度问卷、项目各类统计文本如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统计和项目各类工作报告如项目中期报告、总结报告.7.2观察法观察法应包括下列内容：——为了解项目的具体服务过程,评估人员应对每个项目的日常服务或活动过程进行现场观察.观察内容包括：服务环境、服务内容、服务方法以及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性体现和规范,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等；——对于已经结束的服务项目,评估人员可通过观察该组织与评估项目同类的日常服务和活动,从侧面了解项目的服务过程.7.3问卷法问卷法应包括下列内容：——在项目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可利用问卷调查收集项目服务对象满意率和项目服务成效等信息；——依据项目总体目标和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及抽样样本；——在问卷调查结束后,评估人员应对问卷回收情况、问卷填写完整性和内容真实性进行质量复核.7.4访谈法7.4.1与项目的服务对象及开展项目服务的相关人员,就服务满意率、服务成效以及对项目服务的具体意见进行访谈.7.4.2与项目执行方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就以下内容进行访谈：——向执行方的负责人了解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有关项目监管、资源整合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运作该项目给组织带来的影响以及项目运作中遇到的困难；——向执行方项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了解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包括项目体现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方法的情况,项目完成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及落实情况.7.4.3与项目购买方代表就项目运作情况的满意度进行访谈.8评估程序8.1制定评估方案8.1.1起草方案评估执行方应根据评估组织方的要求,起草详细的评估方案.8.1.2方案内容评估方案内容应包括：——目标任务；——基本方法；——进度安排；——人员安排；——经费预算；——风险控制.8.1.3方案确认评估执行方应将评估方案交评估组织方确认,双方确认同意后签订委托评估协议书见附录A.8.2组织人员评估执行方应根据评估方案,组建评估团队,针对项目开展评估培训.8.3发送通知评估执行方应至少提前3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被评估方评估的具体要求、评估标准、操作细则及安排.8.4实施评估被评估方应根椐评估要求提交自评报告.评估执行方在收到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后及时组织评估.评估实施过程中,被评估方应根据评估需要,及时向评估执行方提供项目相关的各类资料.8.5出具报告8.5.1报告内容评估报告内容应至少包括：——评估开展情况；——项目及执行基本情况；——评估结论及建议.8.5.2评估结果反馈评估执行方撰写完成评估报告后,应以评估报告初稿的形式,就初步评估结果与被评估方进行沟通,征询被评估方意见.评估执行方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送达评估委托方.9评估报告运用9.1项目购买方9.1.1评估报告应作为项目购买方是否继续委托或中断委托项目的决策依据；9.1.2评估报告应作为项目购买方与项目执行方协商对未来项目方案、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等方面改善的参考依据；9.1.3评估报告宜作为优秀项目评比、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参考依据.9.2项目执行方9.2.1评估报告应作为项目执行方向项目购买方申请新项目或申请项目延续的参考依据；9.2.2评估报告应作为项目执行方对项目经验的总结和对项目进一步改进的参考依据.附件：委托评估协议书请前往原文地址下载。

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问题与对策作者：何海兵陈煜婷赵欣汪金龙李晓彬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2期[摘要] 近年来，全国很多城市相继开展了社区治理改革。

上海从2015年开始贯彻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以来，在社区党的建设、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仍然存在社区治理架构不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不健全、社区治理方式不丰富、社区治理人才不足等问题。

今后深化社区治理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建设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机制、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互动机制、“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工”的联动机制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持续机制。

[关键词]社区治理上海“1+6”文件[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重点研究课题“本市社会治理创新中居民区治理体系跟踪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何海兵，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授，基层治理课题组组长；陈煜婷，上海行政学院讲师；赵欣，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汪金龙、李晓彬，上海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7）02-0079-122014年底上海市出台了由《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及6个配套文件构成的“1+6”政策体系（下文简称上海“1+6”文件），其中社区（居民区）？譹？訛治理创新是“1+6”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评估政策实施效果，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政策举措，2016年7～8月，上海行政学院基层治理课题组对上海社区治理改革推进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对16个区采取了全覆盖式抽样，总共抽取了527个社区，占全市4158个社区的12.7%。

问卷调查对象为社区负责人，共发放问卷527份，回收有效问卷527份。

同时，选取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松江区永丰街道、闵行区华漕镇等街镇，深入访谈居委会干部、社区居民，并召开民政局基政处、区社建办、街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整体性治理理论下智慧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整体性治理理论下智慧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作者：方伶俐熊琪琦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2年第09期摘要：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社区作为基层智慧治理的基本单元和构成模块，其建设与发展成为基层现代化治理的重点领域，得到了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新时代我国智慧社区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为了加快推动智慧社区建设，可以依循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智慧社区建设现状入手，找出智慧社区建设的碎片化问题，加强各部门、各主体间的整合与协调，解决碎片化现象，打造居民满意的智慧社区。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理论；智慧社区；碎片化；困境；路径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层智慧治理创新实践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武汉市智慧社区为例”（202210512016）。

作者简介：方伶俐，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熊琪琦，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430062）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9-0007-07一、问题的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在向基层放权赋能的同时，要构建能够更好满足群众需求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对城市实现有效治理起着重要作用，建设和发展智慧社区成为基层现代化治理的重点领域。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首次发布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最终确定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地区。

同年，住建部相继出台《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等政策，确立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框架及中长期目标。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推动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结合当地实际率先开启智慧社区建设试点，通过创新智慧服务平台，建设智能高效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推进社区精细化管理。

从网格到网络：城市社区治理转型路径探究——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的经验考察

2023年第5期（总第143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从网格到网络：城市社区治理转型路径探究——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的经验考察周雅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8000）［摘要］网络化治理成为破解当前城市社区“内卷化、碎片化、弱参与”治理困境的首要选择，是“共建共治共享”在社区治理场域的重要实践。

本文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网络化治理转型的实践经验和内在逻辑，发现整合分散力量推动社区治理扁平化、集成化，动员社会力量实现服务供给精准化、多样化，关心民情民意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民主化，借助信息技术推动社区治理智能化、高效化是实现网络化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鸡鸣山社区［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23）05-0033-06自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对人的微观管理职能削弱，社区逐渐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原先单位“协助行政”的角色。

中国的城市社区不断探索创新，经历了政府主办、政府主导、政府引导等发展阶段。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实施网格化管理以来，各地纷纷对网格化管理这一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创新，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组织载体，填补基层社会服务与管理的“空白地带”，建立起家庭与社区（村）之间的联系，自此“无网格，不管理”逐渐成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导向。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渐频繁、社会治理任务不断下沉、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网格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承接日渐繁重的治理任务和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管理中的碎片化、内卷化等问题逐渐凸显。

党的十八大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写入党的文件，我国社会领域改革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打破“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益天地,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大平台——以社会组织为支点撬动社区协同的金杨模式

解决之道：四大举措，提升社会组
的 “孵化 ”
项目源起：三大 “痛点 ” ，制约社织服务社区、参与治理的能力
优化机制，，ｊ『十ｆ：会健球发腱，
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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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质教育、十¨ 融合等多个领域，受益造 “党建家 ”活动阵地，摸索ｆｆ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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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刈接会，推动礼会绀纵街道符科缔结Ｊ～金杨人地党建联 ” ．实
呈现Ｊ，社会组织参礼区治理的集
币新梳礼需求，通过打造 “年历成效肛益天地是足、反哺于金杨社
”｛ｌ：公益服务项 ¨套餐，精准化地的｝ｌ：会组织 “带头人” 。睿新｝ｔ服务

资源禀赋型特色小镇的“三生”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源潭镇为例

我国特色小镇建设越发注重质量。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员会发布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室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
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标志着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来，给特色小镇热潮的及时刹车及清理整顿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新的一轮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的探索工作开始展开。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一）背景特色小镇是集生态、生活、生产于一体的 “三生综合
体”，是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为一体的产镇生态圈。特色小镇的基本条件是“立足一定资源禀赋或产业基础，区别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利用３平方公里左右国土空间（其中建设用地１平方公里左右），在差异定位和领域细分中构建小镇大产业，集聚高端要素和特色产业，兼具特色文化、特色生态和特色建筑等鲜明魅力，打造高效创业圈、宜居生活圈、繁荣商业圈、美丽生态圈，形成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创新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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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总第２９９期
经验普适的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按照少而精原则从仍有不足之处，但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并积极采取措施。
中分批选择典型案例，总结提炼特色产业发展、产镇人文故本文旨在对源潭镇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与归纳，总结
过建立展馆等方式宣传当地特色文化，符合《通知》对特
由表１及可看出源潭镇刷业产业的优势以及入选特
色小镇的要求。《通知》还指出，“以引导特色产业发展色小镇对源潭镇刷业发展的促进作用，２０１４年，源潭镇
为核心”，在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产业立镇”。源潭镇制刷业从业人员达２万余人，制刷品销售收入超过４２亿

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中同式社区治理的三元里经验及其实践逻辑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第６期总第２５４期理论与改革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Ｎｏｖ．，２０２３Ｎｏ．６（ＴｏｔａｌＮｏ．２５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区块链引领社区党建空间发展研究”（２０ＡＤＪ００４）。

作者简介：陈潭，法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璇，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学术协理。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４２６［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２９－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５３／ｊ．ｃｎｋｉ．ｌｌｙｇｇ．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１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三元里经验及其实践逻辑陈　潭　刘　璇摘　要：社区治理情境复杂多变与社区治理能力有待优化的现实张力要求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党建引领和数据驱动成为创新和优化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

结合既有学理探讨，以广州市三元里社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制度—技术”框架提炼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制度赋权下的“核心—组织”逻辑和技术赋能下的“多元—行动”逻辑。

从三元里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发现，通过条块整合、跨界合作、多元参与的组织化治理和数据驱动、算法驱动、需求驱动的粒度化治理，实现了对社区本体、组织群体和居民个体的制度赋权和技术赋能。

在这一过程中，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和以数智驱动为核心的技术支持的双重叠加赋能，构建了中国式社区治理实践的未来图景，从而在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治理效能层面实现社区治理智能化、简约化和效能化，促进社区能动治理的生成。

关键词：制度赋权；技术赋能；能动治理；社区治理一、思路与进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由此可见，作为基层治理的工作技术，矛盾调和、民意反馈、权益保障、服务供给和智享服务对于城乡社区发展和基层民生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渊四冤社区组织管理中的制度性问题我国的社区组织在权责范围很小袁发挥职能作用的管理手段较少袁使得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管理能力以及执行能力遥上述问题的出现袁是因为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赋予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利较小袁自治组织缺乏管理的资源和管理机构袁使自治组织成为形式上的自治机构袁没有管理权限遥渊五冤社区组织中的政治氛围浓重社区的自治组织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治理袁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效果遥然而在实际的施行过程中袁社区党组织和行政社区组织占用了大量的社区权利资源袁导致其他协同的单
我国的社区管理自治制度发展以来袁社区组织对政府的依附程度不断加强袁在实际的社区管理中袁工作人员只对上一级的政府部门负责袁导致基层的管理单位缺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遥在社区参与工作的人员袁也缺乏对社区管理的经验和责任心袁没有较好的发动群众袁对群众的生活问题缺乏了解袁使社区的组织管理活动很难正常的开展遥此外袁在参与社区自治的工作人员中袁成分比例比较单一袁使社区组织的群众基础较差遥
一尧社区的基本概念简介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袁经常将小区和社区混为一个概念遥社区是行政单位中最基层的组织袁是社会人群在某一区域内相互关联的大集合袁拥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遥在一定范围内袁社区的
. A居l民l具有Ri较g强h的ts归属R感e和se认r同v感ed遥 .社区组织在行政方面具有一定协调利益的能力袁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和发展遥此外袁社区管理组织在安全保障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遥能够有效丰富人们的生活以及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遥研究社区组织的意义遥社区是社会的缩影袁对社区的分析和研究袁能够促进人们对社区和社会的认知袁提升社区的管理效率袁保障人们的利益遥随着经济的发展袁社区的管理功能也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和转变袁使社区的管理职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袁使社区管理能够真正的发挥自身的作用遥二尧通过对其他国家社区组织的研究获取的社区治理模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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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图通过跨区域的大样本统计分析给出上述问题的实证性回答，这不仅会在理论上形成贡献，对实践部门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中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社区治理模式的类型，探求中国社区治理的应然机制；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点在于社区内部因素如何影响社区的制度能力和社区的治理。
社区内部环境和行动者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引导着社区治理的研究从中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就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民团体等社区内部的组织行动者和社区居民、社区精英、志愿者等个体行动者。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虽然对其概念的认知尚未趋同，但基本认同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等构成其核心要素，訛輯輥 “ 非正式制度 ”輰訛輥、“非制度性因素 ”訛輱輥、“地方性知识 ”訛輲輥等概念也与之相关。相关研究涉及：1.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如刘春荣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的两条途径，其一是国家纵向行政动员，推动居民间交往建制化；其二是国家基层组织网络化，推动社会资本增生；訛輳輥杨敏则认为只有让社区居民真正有效地参与才能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輴訛輥2.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测量。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识别了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种族宽容、志愿主义、信任感和安全感等指标。訛輵輥近年来，中国学者尤其关注“关系”这一特殊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輶訛輥虽然有学者认为二者对社区治理都有积极作用，輷訛輥但更多学者阐释了包容开放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作用和局限封闭的特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反向影响。訛輮輦
*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5BZZ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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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方亦儿薛圣凡：社区资源禀赋、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
协商与协调、协议、系统的协作；②徐永祥、侯利文则以社区的组织化程度与社区府管制型、合作型以及自治型。 ③这些基于案例研究方法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描述性归纳，延续着“究竟是公民社会崭露头角还是国家威权得以维续再造的争议”④，将社区治理归为三种类型。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类型研究— ——中观层面社区治理模式中观层面的研究大多基于 “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因此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窠臼。魏姝顺着治理概念的脉络，构建了区分社区治理模式的两个维度：治理网络拓展的方向和范围、协作的形式，从而提出了四种社区协作方式— ——非正式关系、
社会中心论— ——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认为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向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和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发展过程, 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的基本方向，⑤主张政府不应干涉或应尽可能少地干涉社区的发展，并将社区的自我管理拔高为基层民主的张扬与公民社会的苏醒， ⑥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载体-社区社会组织，因其应和了社区居民多样且琐碎的需求而备受关注。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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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英、志愿者和普通居民等也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而影响着社区的治理。
（三）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我国社区是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兴起的，因此社区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倾向于以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中的功能实现作为其治理绩效的评价标准，如麻宝斌、董晓倩就采用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社区治理绩效的标准；訛輲輦郁建兴、金蕾等认为社区的管理功能体现在社区的自治能力能够使其在承担社会管理职责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形成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补充。訛輳輦归纳之，社区的服务功能包括：卫生功能、福利功能、环保功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以及维护、确保社区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及其他特殊群体的最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就业援助机制等。訛輴輦学术界对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认知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可以从迥异的社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中 “窥其一斑 ”,相关研究或设置居委会动员社区内外资源的能力以及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等指标探讨社区服务效率，輵訛輦或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分析社区服务绩效，輦輶訛亦或从社区直选的参与度等指标考察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关系。訛輷輦国外学者更愿意考察社区的 “ 能力 ”，如拉邦特和拉维瑞克将社区能力建设定义为 “社区团体在定义、评估、分析和作用于卫生（或其它关系到社区成员重要权益的方面）的能力增长”訛輮輧。更多的学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识别社区能力的维度，如威廉姆斯等在研究青少年饮酒问题时基于在夏威夷州的问卷调查定义了社区能力的 6 个测量域；訛輯輧克姆纳等人参与了 49 个推动健康饮食的跨部门、跨学科的示范项目，界定了社区能力的 6 个主题。訛輰輧概言之，国外学者对社区能力的界定不外乎动员社区资源、满足居民需求、提高生活质量、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促进健康等方面。（四）简要评述综上所述，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首先，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中观层面研究大多以探求社区治理的“最优模式”为目标，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成功的社区治理模式无法复制？
合作共治— ——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反对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认为二者之间并非是谁决定谁的一元论关系，而是互动互生的。 ⑩国家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基于公共利益的行动起点，逐渐走向合作的关系。研究者基于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适用性的不足，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诠释，提倡建立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
国家中心论— ——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认为社区意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形成，居民或市民本身在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方面的意愿并不强烈，“很多研究者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争取民主政治的愿望 ”⑧，寄希望于他们的自发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治理中拥有最终决定权，掌握着整个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协调着各类社区组织间的关系，社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居委会，本质上也是政府权力在基层的延伸，被概念化为“行政性草根组织”⑨。
关键词社区资源禀赋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治理绩效耦合机制作者徐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方亦儿、薛圣凡，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
DOI:10.14167/j.zjss.2017.03.004
一、引言
自社区建设的概念提出以来，我国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类型，如青岛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盐田模式、上海模式等。然而，在对这些代表性社区治理模式的宣传和模仿过程中，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发现所谓的“典型模式”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可复制性，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个社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典型”经验的过程中“水土不服 ”，从而不得不依据自身的特点重新调适，反而创新出新的“典型模式”。 ①社区治理“典型模式”的难以复制性或许暗含着这样的推论：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资源禀赋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问题是：哪些因素如何影响着社区的治理？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之间有着怎样的绩效差异？对这些问题全面、系统的阐释和讨论在学术界似未曾见。本
总体而言，这些追求社区治理“最佳模式”的研究回答了 “what”的问题，即社区治理模式应该是什么类型，但对于“why”的问题，即“为什么是该类型”鲜有涉及，且囿于局部观察的定性分析，其可靠性本身就值得怀疑。
（二）社区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 — — 微观层面
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理论研究，都暗含着社区资源禀赋须与社区治理模式相匹配方能实现社区治理应有之功能的理论假设，换言之，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资源禀赋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然而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基于中观层面的定性分析回答了 “是与否 ” （Yes/No）的问题，并未涉及 “ 如何 ” （How）的问题，而对后者的回答显然应建立在跨区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社区内部的行动者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而影响社区治理，分析行动者能够帮助解释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社区内部组织是主要的行动者，如社区党组织作为国家力量延伸到基层社区的重要触角，是国家借以保持对社区掌控的主要依托；訛輯輦居委会作为国家在基层实施社会管理的 “神经末梢”，承担着提供福利、便民利民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其制度能力深刻影响着社区的治理绩效；訛輰輦业主委员会是伴随着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自治组织，学者们或基于公民社会视角，或基于社会运动视角关注其在维权活动中的表现。訛輱輦此外，社区内部的居民团体、社区精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变量选择对文献的品读可以发现，基于“国家-社会关系” 的研究往往以国家行政力量在社区的延伸和社区自身社会力量的培育与发展作为社区治理类型的两个维度，本文将其操作化为政府介入社区的程度和社区居民在社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然而，影响政府介入社区的因素比较复杂且难以观察，既可能受社区治理状态的影响，也可能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甚至可能决定于政府部门负责人的个人偏好，因此，本研究将其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一起作为控制变量；相对而言，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程度比较清晰且易测量，且居民参与既是社区形成的核心机制，也是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与变迁的关键因素。訛輱輧由此，本文选择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来表征因变量 — — — 社区治理模式，并假设其受到控制变量 — — — 政府介入社区程度的影响；自变量由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内部组织行动者与个体行动者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