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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方法骆洪笔记篇一：文学研究方法骆洪笔记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工具。
骆洪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其研究生涯中深入探索了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
以下是骆洪笔记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1. 文本分析：文学研究的基础是对文本的深入分析。
骆洪认为，通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主题和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作品的内在意义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他强调了文本分析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要避免主观臆断和情感色彩的干扰。
2. 历史研究：骆洪主张将文学作品置于其历史背景中研究，以了解作品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关联。
他认为，历史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和作者的思想倾向，从而揭示出作品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3. 比较研究：骆洪强调了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通过将不同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揭示出它们的文学价值和作用。
他提出了“联系研究”和“批评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和对比，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4. 批评评论：骆洪认为，文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文本的描述和分析上，还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评论。
他强调了研究者对作品的主观评价和评论的科学性，要注重批评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避免主观偏见和情感色彩的干扰。
5. 学科交叉：骆洪主张将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他认为，文学作品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读文学作品。
骆洪的研究方法鼓励研究者通过科学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深入研究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他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文学研究领域，也对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运用骆洪提出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发现和理解文学作品的魅力和深意。
篇二：骆洪是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学者，他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对于后来的学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下面是骆洪在他的笔记中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2010年12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D e c2010第24卷第6期J ou r nal of H ubei U n i ver s i t y o f E co nom i cs(Phi l o sophy&Soci al Sci enc es)V01．24N o．6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实践研究的探索宫秀丽，舒耘华(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摘要；将研究性学>-／引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有利于转变大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其学>--j自主性，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超越教师、超越课堂、超越教材，培养大学生主动探究、自主学习、研究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既拥有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又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关键词：现代文学；研究性学习；探索与实践社会的发展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
师范生是即将从事教育工作的后备力量．他们的学习思想学习行为学习习惯对其未来的教育工作影响巨大。
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两年来我们在师范类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进行了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实践。
一、把握培养目标，突出人文素养和创新研究能力教学目标是教师专业活动的灵魂．也是每堂课的方向．因此我们在教学中。
心中明确装载三级水平目标。
第一级水平目标是培养目标。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高文化修养、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适合基础教育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学教师。
第二级水平目标是课程目标。
师范类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目标是使学生系统了解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理解和把握各历史阶段重要文学流派的特点、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掌握各类作品的文体特点和艺术特色；具有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知识．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评价名家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具有独立分析和综合讲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第三级水平目标是教学目标。
描述的范围是一个单元或一节课．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
这一现象在国外已引起文化学家、社会学以及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的广泛关注。
eduardodefuente 在题为《社会学与美学》（‘socioloyandaesthetics’，发表于《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年5月号，第239247页）的一篇文献综述中对此进行了富有参考价值的概述。
他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与美学相互渗透的最新趋势，指出：西方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开始把审美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
他纵览最近10多年来的西方社会学、美学著述后指出：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
审美化这个论题的一个主要倡导者维尔什（wolfanwelsch）在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的《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aestheticizationprocess：phenomena，distinctionandprospect’）中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
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
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
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
”维尔什所说的“审美化过程”实际上不仅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的花样翻新、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表面的现象。
维尔什（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实际上是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
这种变迁使那些把审美仅仅看作是“蛋糕上的酥皮”的社会学家感到震惊。
维尔什理解的深层的“审美化过程”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过程，它对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具有核心的意义。
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2)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王国维是一位堪与梁启超比肩的现代文学批评大师。
按照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说法，王国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
王国维在1905年所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还特别提到方法问题。
王国维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那么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那么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1911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还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别。
王国维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的特点是情感和想象，因此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但从总体上看，王国维的方法还掺杂了许多传统的非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后来所作的《人间词话》那么进一步回到传统的印象式评点方法。
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也还不被多数人所了解和理解。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要到稍后的“五四”时期才得到更为自觉的开展。
此后，鲁迅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均表现出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逐渐形成。
特别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立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学开展的需要，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大声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别求新声于异邦”，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眼光和现代性视野，成为中国现代早期具有现代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作之一。
2023年第1期跨学科研究的“跨”与“返”*张均有幸参加此次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受益良多。
因我自己此前并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在方法论层面思考跨学科研究的可能与路径,故听到各位专家、学者有关“跨学科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言与讨论,尤感深受启发。
再以之对照自己过往研究中的尝试与不足,愈发感到跨学科研究之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实是兼具积极意义与方法陷阱,都有值得思考、检省之处。
从会上诸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来看,无人对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持不同意见。
刘勇教授以郭沫若研究中“半个郭沫若”的现象,批评当前学界跨学科研究能力的薄弱。
依他之见,郭沫若是自由跨界的大家,文史并长,然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又有几个懂得甲骨文、青铜器呢?就是想跨学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多年研究所得其实只是“半个郭沫若”而已。
与此相似,徐志摩对“诗”与“歌”的兼通,余华小说与音乐的共生,村上春树写作与甲壳虫乐队的隐秘关联,都对研究者提出了“跨”的要求。
可见,“跨”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解决之事。
当然,跨学科研究也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学术趋势,吴俊教授、吴晓东教授即以文体研究、风景研究为例,阐释了当前文学研究科际整合的必然。
我自己这些年做研究,惭愧没有达到这样的方法自觉。
不过若以“跨学科”眼光回顾,也可说是不自觉地使用了某些跨学科研究方法。
比如,在本世纪初做“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时,因为材料分散、零碎,并无现成“资料集”可以直接使用,所以阅读了几乎所有当时我能找到的与之相关的回忆录、日记、年谱、书信(并不限于作家所著)。
整个研究过程,也变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过程,经此过程,我自己也变得比较依赖史料。
现在看,这至少是“跨”在了文学与历史学之间。
此后做“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两项研究时,爬梳史料如故(本事研究还增添了到地方档案馆发掘历史档案资料的工作),但对媒介理论的引入,将史料考订与叙事学、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域外理论资源整合成现代本事研究方法,无疑需要进一步地跨越不同学科、进行适当科际整合。
【内容提要】一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所谓科学方法的追求早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目标。
这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是否有自己适当的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很好解决。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广泛吸收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对中国现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科学方法的反思势在必行。
有关“现代”（modern）的话语来自西方。
因此，要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问题，也应当从西方文学研究说起。
按照韦勒克在《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的概念》和《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两文中的说法，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的发生，始于19世纪初德国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讲演录》、史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歌德的《谈话录》，以及英国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版序言》和雪莱的《诗辩》等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论文。
在这些文论中，对于文学的理解从对客观世界的模仿再现转移到对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现。
这实际上预示着现代文学研究主体性的开始。
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发生，则是从现实主义开始的，包括法国作家尚夫勒里185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论文集，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和左拉的《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而且左拉该文算得上现实主义方法的一个典范描写：“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到自然；科学家们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工作的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时候他们的手法便意味着自然主义。
相应地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
”①概括地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实证的方法，而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开始。
此外，韦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中还提到，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是科学批评的创建者。
这主要是因为圣伯夫的思想深受孔德实证论的影响，着重于对文学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的考察，主张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发掘和研究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可以实证的事实。
圣伯夫还在他评论泰勒《英国文学史》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文学研究应该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我们这些主张在文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按照各自的局限，来应用这个方法；我们这些同一门科学的工作者和服务者，都在争取使这门科学尽可能的准确，因此就让我们继续拒绝那些模糊概念、空泛言词的诱惑，观察、学习和检验那些以不同理由而著称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种情况，以及天才所表现的无限变化的形式。
”②除圣伯夫外，西方19世纪文学研究中自觉追求科学方法的代表人物大多都集中在法国，其中最重要的有泰勒和左拉。
泰勒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著有《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
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
泰勒确信这些要素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因果关联，而且人是可以发现和揭示这些关联的。
这正是对于文学的一种实证研究。
所以，泰勒在西方批评史上实际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他是某种社会学文学论的创建者，二是他也是实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较为自觉的实践者。
左拉与泰勒大体上是同时代人。
但也许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左拉在追求所谓科学批评方面比泰勒走得更远。
左拉的批评著作最重要的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
左拉在《实验小说》中把小说比作医学，并借此表达了一种追求“科学真理的严密性”的理想。
左拉试图证明：如果实验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
这只是同一道路上的程度问题，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
实验小说就是目标。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左拉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类似实验报告之类的东西。
上述西方文论对于所谓科学性的追求，反映出近代以来的一种倾向。
西方现代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标志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在上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二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印象式的评点方法，也有考据和注释的方法。
前者可以说是典型的传统人文主义方法，后者则具有科学方法的某些特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传统的印象式的评点方法发展为现代的科学的批评方法，是一个值得特别加以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大致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大约在16世纪，中国学者开始把英文“science”翻译成汉语中的“格物致知”，简称“格致”。
直到1885年，康有为在翻译介绍日本文献时，才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中国③。
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自觉始于梁启超和王国维。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
他认为，小说之所以可以影响人和支配人，在于有“熏”、“浸”、“刺”、“提”四种力。
他还认为，“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
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
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梁启超于是得出结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的这些论点不仅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小说提出了要求，而且较为深刻触及到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大大提升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直接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四种力连同其境界说，立足于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说了小说艺术魅力的深刻根源。
其理论形态已明显有异于传统文论惯常的感受、思维和表达方式，而偏向于理性的推论与演绎”，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④。
王国维是一位堪与梁启超比肩的现代文学批评大师。
按照温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说法，王国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这其实就是现代批评的开篇。
王国维在1905年所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还特别提到方法问题。
王国维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需要之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1911年，王国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还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别。
王国维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的特点是情感和想象，因此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但从总体上看，王国维的方法还掺杂了许多传统的非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后来所作的《人间词话》则进一步回到传统的印象式评点方法。
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也还不被多数人所了解和理解。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要到稍后的“五四”时期才得到更为自觉的发展。
此后，鲁迅在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均表现出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逐渐形成。
特别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立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大声呼吁“精神界之战士”，“别求新声于异邦”，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眼光和现代性视野，成为中国现代早期具有现代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作之一。
到了“五四”前后，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蔚为大观，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新的范式得以正式确立，并产生广泛影响。
在“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追求科学方法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他的《〈红楼梦〉考证》。
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的“结束语”中还明确提到他在科学方法上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这是考据学的方法。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
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上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适当时所理解的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主要就是指的考据的方法。
而且他比较注意把这种考据的方法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方法。
但实际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并不限于考据的方法，而是还包括具有考据精神但比考据范围更大也更有宏观性的现实主义实证方法、统计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等。
甚至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自觉。
一方面，传统的印象批评所采用的体验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仍然被普遍使用，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科学思维的内涵。
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更突出的现象是考据的、实证的和系统分析的方法以科学的名义得到大力发展。
但这些方法为什么是科学的以及它们对于文学研究的适宜性问题却并未得到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