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国潘。
这位老人家可算是被他的后人们给玩坏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对曾国潘这个人可没啥好印象，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的外号叫“增剃头”，是一个刽子手，是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一个“恶棍”但是后来呢，随着年岁渐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很多大牛人物比如说毛泽东、蒋介石，提及曾国藩，都会有一种爱戴甚至是崇拜之情。
所以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当时标准当中的一个成功人物。
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形象就变了。
在中国地摊文学上，他是成功学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
前几年流行一句话：“经商要读胡雪岩，当官要看曾国藩。
”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成功不成功呢？他当然很成功。
按照当时的标准，他28岁中了进士，少年得志；然后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翰林，连续提拔七次，如果按级别上说，提了十级，到了吏部的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副部级的高官。
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他当了侍郎之后，家里出事，母亲去世，他就按照当时的规矩，回老家湖南丁忧守制。
没料想，赶上了太平天国兴起，于是他投笔从戎，响应皇帝号召，组织了家乡的团练，这就是著名的湘军。
湘军可不得了，不仅在当时战功赫赫，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老祖宗。
曾国藩这后半辈子就是带领湘军跟太平天国死磕到底，愉悦皇上，最终磕赢了，灭掉了太平天国。
这功劳实在是太大了，但却给清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没法封赏了。
功劳实在太大，对清朝来说几乎是再造之恩。
如果按照原来咸丰皇帝的想法，咸丰曾在生前悬赏过一个赏格——谁帮我灭了太平天国，我封他一个王爵。
即王爷。
你今天听起来没什么，皇帝封一个王爷不就随口一说就行了嘛。
实则不然。
在当时清政府那么复杂的一个制度环境下，自打三藩之乱吴三桂死后，汉人怎么可能当王爷呢？清朝就是封王爷要不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要不就是朝鲜、蒙古这些外藩可以封王。
旗人，那是奴才，封不了王，汉人就更别说了，那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所以，给外姓封王，这是一个大大的赏格。
所以后来咸丰死后，留下慈禧、慈安两个妃子，俩人一看太平天国也被灭了，这王爷呢，舍不得封，就给封了一个一等毅勇侯，即侯爷当中的一等。
曾国藩这个人当然更牛的是后来功成身退，而且有一个善终。
这在帝制下，那么大的一个功臣，最后能有一个善终，这也是不得了的官场的生存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其实如果非要说曾国藩这个人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人，他比较笨。
当时有黑他的人说，你就是一个赐同进士出身，即三甲出身的进士就看不起他。
因为当时如果考进士，一共分三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称作进士及第；二甲——人数稍多，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怜你，赏赐你，你的身份就如同进士。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做“如夫人”，就是小妾，小妾如同夫人。
你看这差到哪里去了，这赐同进士就相当于小妾和夫人的区别。
所以当时有个对联叫做：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
许多人这么黑曾国藩。
这其实没什么道理。
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数来算，三年才考一次京考，然后得出那点进士，数量实在是很少，比今天的清华北大的学历那要金贵很多，所以曾国藩还算是一时之人杰。
政策早研究（zhczyj）这里讲曾国藩笨，是说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是真笨，曾28岁考取进士，但是他考取秀才23岁，前后考了七次。
当然这里有基因的问题。
他老爹叫曾麟书，一辈子到43岁才考取秀才，考了17次，还不如他儿子呢。
曾国藩小时候读书就不是属于那种才气纵横的人，你去看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都很早，这是一个智力的象征。
比曾国藩年龄小的左宗棠，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
曾是考了七次，而且是全县倒数第二。
梁启超16岁就中了举人，李鸿章17岁中了秀才，所以曾国藩读书开窍是比较迟的。
曾国藩后来，包括他成功后就一直讲，说我这个人才气不行，包括同时的左宗棠，后生的梁启超之辈都说，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不以才气见长。
后来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四大堑”，前两次都与智力有关。
第一次是他考秀才，第六次依旧考得不行。
然后学台大人就张榜公布，说这曾国藩给他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
但也是可造之材，这秀才你是当不上了，给你搞一个身份，叫佾生。
《论语》里有一章《八佾》，八佾就是儒生们在祭祀的时候跳的一种舞。
就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
你想，这是一个多大的屈辱。
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当做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第二次就是他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
咸丰1850年上台。
1851年时，曾给咸丰出主意，说我们现在要给皇帝讲课，叫做日讲。
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啊，你做个方案。
然后曾国藩就做了个方案，还把日讲的讲堂画了一个布置图，给同僚看。
可是所有同僚看了都说，这图画得太丑了，给谁看，谁都嘲笑他这个图。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干出来让所有的人都嘲笑，这也是曾国藩认为的一次奇耻大辱。
所以历史上，尤其是少年、青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字——“笨”。
中国人说人笨，通常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愚，第二个字是蠢，第三个字才是笨。
这三个字不同，含义也有区别。
所谓愚，上从隅，下从心，隅指山脚或墙角，合起来就是这个愚字就是指一个人钻牛角尖，不开通、死心眼、一根筋，钻到角落里难以自拔。
所谓蠢，春字下面两条虫，就是春天到了，虫出来了，它一通乱动，所以乱动为之蠢。
笨是最难解释的，所谓笨，竹字头，把一个竹子破开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洁白如纸一层东西，那它跟笨蛋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女孩子当时古人形容，说这个女子很笨，指的是她像白纸一样的纯洁简单，后来这个简单的意思，才演化为笨蛋的笨。
我们说曾国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简单，因为他从小接受的一整套儒家教育，那世界是很简单的。
只要上者仁义，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每个人都恪守本分，文官死谏、武官死战，那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朗朗乾坤。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但这太简单了，简单到根本没法运作。
《红楼梦》里贾宝玉讲过，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骗人的。
但曾国藩就相信这一套，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图景和道德准则不仅用于要求自己，而且用于要求其他人；不仅用于要求普通人，而且用于要求皇帝。
举个例子：咸丰皇帝上台之后，咸丰与道光性格截然相反。
道光又抠门又死心眼，咸丰是个公子哥性格，又好色，又爱听戏，心眼儿也比较活络。
他上台之后，就按照一般的惯例，求直言，大家都说说，我有什么缺点错误，给我提提意见。
这个时候，一般臣子都轻描淡写，简单地提提诸如领导不爱惜身体啊之类的意见。
而曾国藩却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里面说了皇帝三个毛病：第一条，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第二条，徒尚文饰，意即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条，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这三条意见放在现代，哪怕是一个领导给一个90后下属说这样的意见，人家也会急眼，更别说当时的皇上了。
果然，咸丰皇帝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勃然大怒，后被身边大臣拦住，曾算是捡回一条命。
曾国藩可不只是跟皇帝这么来劲，他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样，都是把自己要求自己的道德标准拿出来，一模一样的要求别人。
所以曾国藩开始时在长沙混的并不好，后来去了江西，在江西也呆不下去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咸丰六年），他的父亲有去世了。
于是曾国藩不得不抱着一股怒气，回家丁忧守制。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
所以湘军崛起的第一阶段（从湘军诞生一直到曾国藩回家丁忧守制的这一阶段），是曾国藩年轻时混的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
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在现实面前，把自己的理想磕得粉碎，还得不到皇帝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曾的年轻时代，真的可谓是因笨而郁闷。
失落苦闷的曾国藩一回到湖南老家就病了，患的是怔悸之病，也即失眠。
且在守孝的几年间，而且他跟自己老家的几个兄弟处得非常不好。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十分强，有一套自己的修身方法。
在这两年期间，他也确实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渐渐地这个心态就平复下来了。
后来曾国藩在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出山前的一段时期，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什么都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两年后，我觉得我心性大变，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而我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长处。
很多人的人生在精神上，境界脱胎换骨，往往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化。
再次出山之时，（他给从文官到武官，所有他将有可能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请教的信（惠乞指针），甚至礼贤下士，拜会了长沙县令这样在官场上受人脸色的小官。
曾国藩这个时候变得圆滑，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以自己是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了。
他几乎就变了一个人。
包括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
在他出山第一时期时，他对待属下比较苛刻。
但看保举一事，曾国藩打下武昌时，保举属下的比率仅为3%，而同时期与他齐名的胡林翼在打下武昌时，对下属的保举率则为30%。
然而在曾国藩第二次出山后，曾的保举几乎到了滥保的程度。
在太平天国被灭掉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4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多个。
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个事了。
再比如说军纪，第一次在自己带兵的时候是非常严守军纪的。
但曾国藩二次出山时，就是变了一个人。
放任军队抢东西，只要不太破底线，他在军纪执行上就没有刚开始那么严。
故事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人堕落的故事吗？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曾国藩的故事越来越像一个圣贤变得市侩，一个有理想变得没理想的堕落故事。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呢？要知道，曾国藩的故事，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你或许已经在心里给曾国藩的人生画了一条曲线，一条人生堕落的曲线。
但如果你要真的这么想，真是冤枉他了。
曾国藩一生都对自己有严格的道德标准，一生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一书，它的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该书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史料，曾国藩的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其中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
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一百八十万两白银，这当然包括正俸，正俸很可怜，一年只有一百五十两，包括朝廷给的养廉银，一年一万八千两，还有18万两的陋规。
但是这个陋规可不是非法收入，这是朝廷和官员之间达成默契的一笔合法收入，所以总共算下来，曾国藩卸任时，他应该有一百八十万两的蓄积。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是多少呢，只有一万八千两，只相当于1%，而且这1%是他本来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养老用的，结果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然后办丧事将这一万八千两花光了，因为他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原则上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私生活要求非常严，吃饭就是用一个瓦盆，见很多客人穿着破衣邋遢，因为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