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文献渊薮学术津梁①——谈谈四库系列丛书崔建利杨雅君四库系列丛书是指按《四库全书》体例编纂、并且均以“四库”贯名的几部大型古籍丛书，目前主要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燬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5部。
《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诏设置《四库全书》馆，任命纪昀为总篡官，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
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编纂成功，前后历时10年之久。
整套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时期的重要古籍共3461种。
因卷帙浩繁，清政府无力刻印，只得手工缮写七部，分别贮藏在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即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南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藏书保存完整，现分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1983-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发行，题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开本，共1500册。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加以翻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所收图书只占当时备选图书的很小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图书被销毁，还有一部分既无资格被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至于被销毁，而只保存其书名，这些书就是后世所称的存目书，共有6793种，几乎是《四库全书》收书数量的2倍。
按当时标准，凡书中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未越群流”的平庸之书、“归于小道”的无谓之书、“难以考信”的伪托之书，以及著作时代切近者、重复之书均被列为存目。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存目之书亡失严重，为了尽早地抢救这些分散全国各地的古籍并使之化身千万，嘉惠学林，1992年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全书》的计划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出版项目。
1994年11月成立编纂委员会，由季羡林任丛书总编纂，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任总编室主任。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章批评析论作者：姚江浩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03期摘要：《四库全书总目》虽是一部目录学著作，但实则以提要形式阐发馆臣的学术思想和理论。
其中，对明人文章的批评又自有特殊之处。
明朝作为清之前朝，明人文章乃前朝思想之遗存。
馆臣对明人文章进行审视评价，既有学术考量，也存在政治用意。
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文章批评话语的研究，揭示其批评理论体系的架构和意义。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文章批评学术思想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2-61-69定本《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有明人别集提要二百三十八篇，存目提要八百五十四篇。
在千余篇明人别集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进行了“特色”批评，形成了《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史。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对明代诗、文批评系双线并进，在诸多提要之中，以“文章”二字进行学术批评之语达百余次。
由此，《总目》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明代文章学批评理念。
那么，四库馆臣是如何建构明代文章学批评体系的？这在《总目》批评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尚需解决。
具体来说，本文论述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总目》明代文章批评的学理范畴;《总目》对明代文章批评理论的建构;《总目》之明代文章批评对文学史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总目》明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有学者关注。
如1990年，邵毅平发表了《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文风观》，对《总目》明代文风分期，晚明文风特点，产生之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述1。
2005年，郑明璋发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明代文学时，指出四库馆臣将文品同人品进行密切联系，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但并未针对明代文章立论。
2010年，何宗美、劉敬发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一文，主要对《总目》中关于明代七子派文学和复古问题的评价特点进行了论析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丛珠汇选》辨析陈旭东【摘要】《四六丛珠汇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存目（卷137）、集部总集类存目（卷193）均有著录,二则提要评价亦不尽相同,且有不实之处。
同一著述而两处著录的疏漏,显然是由于编纂过程中标准不统一且经多人之手未能细致核对所致。
【期刊名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3)002【总页数】3页(P18-20)【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丛珠汇选》;辨析【作者】陈旭东【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福州3500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7《四六丛珠汇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中子部类书类存目（卷137）、集部总集类存目（卷193）均有著录。
《总目》卷137著录《四六丛珠汇选》十卷，系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提要云：“旧本题当涂县学官晋江王明嶅、繁昌教谕黄金玺同校选，不著时代。
前有明嶅序，称宋季叶氏采当代名家汇集成编，名曰《四六丛珠》。
分门数百，成帙累千云云，则即宋人《四六丛珠》旧本而为之摘录者也，故其职官、舆图皆南宋之制。
然止摘偶句，不列姓名，徒供剽掇之用，则亦村塾《兔园册》耳。
”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总目》卷193著录《四六丛珠汇选》十卷，系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提要云：“明王明嶅编。
明嶅字懋良，晋江人。
万历已卯举人，官至宁波府通判。
宋叶适所编《四六丛珠》，凡四十卷，见於《千顷堂书目》，明时抄本尚存。
明嶅病其繁冗，因别为选录刊行。
所分大目十一，子目数百，皆仍叶氏之旧。
然适原书所采，多录全文，今散见《永乐大典》中者，尚可考见其体例。
明嶅乃随意刊削，仅存摘句。
又不列标题，不署撰人名氏，一仿坊刻表联活套之式。
割裂破碎，遂致尽失其本来，亦可谓不善变矣。
”② 同上。
笔者查阅了胡玉缙原辑、王欣夫整理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杨武泉的《四库全书总目辨误》等诸位前辈的著述及其他相关论述，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十著录《四六丛珠汇选》十卷，云：前有明嶅序，称宋季叶氏云云，则即宋人《四六丛珠》旧本而为之摘录者也。
谈《四库全书》乾隆间《四库全书》的编纂, 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
它既有康熙、雍正以来日趋强盛的国力所提供的安定社会环境和富庶物质条件做基础, 又有明清之际, 尤其是康熙中叶以降全面整理、总结古代学术的风气为学术渊源。
同时, 迄于乾隆中叶, 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 也是论究《四库全书》的编纂缘起及其历史评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下, 拟就后者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向各位请教。
清修《四库全书》,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馆, 迄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内廷四阁庋藏诸本缮竣, 历时已逾十年。
倘若再加上江南三阁藏本的续缮, 以及内外七分图书的撤改、复校, 则已绵延至高宗即位。
其间, 一方面是空前规模的图书编纂所显示的文化盛景, 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大量典籍横遭禁毁、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的文化浩劫。
两者不和谐地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代, 这里边确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高宗初政与文字狱的加剧清高宗承其父严刻为政之后, 即位伊始, 便高倡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
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 高宗颁谕诸重臣, 下令“厘正文体, 毋得避忌”。
他说：“与人临文, 原无避讳, 诚以言取足志。
一存避讳之心, 则必辗转嗫嚅, 辞不达意。
嗣后一切章疏, 以及考试诗文, 务期各展心思, 独抒杼轴, 从前避忌之习, 一概扫除。
”之后, 他屡下谕旨, 以广开言路, 推行“宽大之政”相号召。
高宗初政, 显然一派宽松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 乾隆六年九月, 就在他信誓旦旦, 声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的同时, 即责成湖广总督孙家淦：“伊到任后, 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 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 或标榜他人之处, 令其查明具奏, 即行销毁, 毋得存留。
”焚毁谢济世书未及两年, 乾隆八年二月, 清廷以时务策考选御史, 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 议及“内满而外汉”, 被高宗以“怀私妄奏, 依溺职例革职”。
乾隆十六年正月, 清高宗首次南巡。
由于地方官竟相逢迎, 扰民累民甚重, 于是民间流传假托大吏孙嘉淦名的奏稿, 以指斥高宗师德。
《四库书目家族》补遗——兼与胡道静、林申清两先生商榷戚培根罗志欢读了胡道静、林申清《四库书目家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一文，获益匪浅。
正如文中所言，《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有“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之称。
的确，在大力提倡整理和研究古籍的今天，这部为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四库全书》，有待于深化整理与研究的必要。
文中并指出“四库书目数以百计，俨然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
胡、林两先生从应用目录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一课题，并且系统地蒐集有关书目，汇编成这套《四库书目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使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利于研究，此举是十分可贵的，我们甚为钦佩。
但是，对于《家族》中所列举的某些图书视作“四库书目”却不敢苟同。
顾名思义，“四库书目家族”就是有关《四库全书》的各种书目，组成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是“书目”，同时必须是有关“四库”的书目，而不是那些研究“四库”的论文或史料图书。
如果超出了这一范畴，必然成为另一研究课题，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且与文章题目不符。
《家族》一文所列举的一些书文，其本身就不是“书目”，例如：曹书杰《四库全书所辑永乐大典本之数量辨》(《古籍整理与研究》1989年第4期)、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其中有关于“四库”论述的九篇文章)等等，都是一些学术性的研究论文。
又如第十二类“史料书目”中的《四库全书答问》、《四库全书史话》等等，则是有关“四库”的史料图书。
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第五章的“四库全书史料书目”是放在“关于四库全书的百种专书”这一专题中的。
组成这个“史料书目”的都是有关“四库全书”的各种史料专著，其每种书本身并非书目。
“专书”的范畴，它所包括的可以是书目，也可以是有关研究“四库”的各种史料图书。
所以，杨氏所列举的“四库全书史料书目”并未超出“专书”的范畴，而《家族》第十二类所列举的史料性书籍则超出了“书目”的范畴，同时也超出了该文题目的范围。
《四库全书总目》较《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书目增删及原因探析陈旭东【摘要】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与胡虔刻《四库全书附存目录》著录书目相比，《四库全书总目》有而《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无者七种，《四库全书总目》无而《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有者三十四种。
这差异性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成书过程某些原始的面貌，包括门类、次序的调整，收录书目的撤出与补人等方面。
分析其原因，大致有：著录改为存目，存目改为著录，重复撤出，违碍撤毁等。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6页(P97-102)【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书目增删【作者】陈旭东【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福州3500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7《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武英殿本、浙本、库本提要及《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的成书、刊刻与异同，《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简称《简明目录》)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学者多有研究。
相对而言，《总目》与《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以下简称《四库存目》)的异同，较少见学者进行比较与分析。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十九日，《总目》二百卷草成进呈，到乾隆六十年(1795)刊行，这十多年，多经增删润色。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三月，胡虔在武昌节署据以辑刊《四库存目》的《总目》底本，是早期的众多钞本之一，因而与后出的武英殿本、浙本《总目》存在著录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反映出《总目》成书过程某些原始的面貌，包括门类、次序的调整，收录书目的撤出与补入等问题。
调整是否合理?撤出、补入是什么原因?这些都值得探讨。
清嘉、道间，周中孚曾持浙本《总目》比对胡虔刻《四库存目》，发现《总目》有而《四库存目》无者九种，《总目》无而《四库存目》有者三十二种，并开列具体书目，载于《郑堂读书记》① 详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十卷(通行小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24册(据《吴兴丛书》本影印)第371页。
为什么说《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献丛书，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清代乾隆先帝于1773年开始，历时22年，由全国各地搜集整理而成，涵盖了从先秦古籍到清代的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不仅收录丰富、全面，还启示了后世的历史研究和文化价值。
一、《四库全书》的涵盖面广《四库全书》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诸多方面，它的收录内容包括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独创、独特的思想。
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道家、法家、墨家等其他流派的学说和文献也被充分地收录，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地域方面，《四库全书》还收录了少数民族文化、外国文献等资料，除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的考古材料，也对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程漫长《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程十分漫长，历时达22年之久，期间不断有新的书籍被收录及汇总。
这一过程之所以如此之长，主要得益于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专门设立的编纂机构以及大量资金的支持，使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文献收藏、编写史上的杰出事件。
在这一过程中，收录的文献也广泛而丰富，大明律、大清会典等大量法律、政治著作都开始陆续被收写进了《四库全书》中。
三、《四库全书》在研究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四库全书》势力囊括了汉唐以来的文化人物、文化名著，也包括了包括明朝、清朝时期的大量史书、奏折等政治制度文件。
《四库全书》强调了文化和政治的共同重要性，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它的发行和普及，极大地促进了对历史、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加深理解，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后世文化的建设、保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四库全书》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拓展现代文化建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四库全书》的全面收录和文化传承，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各地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元人別集六則較論作者：刘锦年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第14期摘要：本文通過比較《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中元人別集九則提要，發現內容異同，并推測存目書列為應存的一些原因。
關键词：比較;存目;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一、簡論：《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殘存四千頁，合計1790條提要，約為《總目》六分之一，據夏長樸先生考證，此書編纂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晚於各分纂稿，早於《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與七部《四庫全書》，是書並未標出應鈔、應存、應刪書目，但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辦理《四庫全書》處上奏，建議分應鈔、應存、應刪，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旨中也提到所呈“總目”已分。
因此，《進呈存目》可能是在四庫館（翰林院）館臣的校訂審閱后，總纂或總裁撰寫了提要（四庫館工作程序是根據張升的考定），但並未寫應存、應鈔，然後呈給乾隆帝，請高宗定奪應存書目。
或者可能是呈給皇帝審閱前的草稿或是總纂、總裁審閱的那個稿本，也可能是《四庫全書總目》或者書前提要的草稿，因為從字體上看，《進呈存目》字雖工整，但與同樣是館閣體的《總目》那秀麗的字體相比，還是差的甚遠，再則《進呈存目》有修改痕蹟，如其中的明人別集《劉彥昺集》九卷中：“集中書元國（號）皆作原”其中括號中“號”字乃於旁后加之字。
總之，有關《四庫全書進呈存目》的討論有待進一步確定。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中元人別集一共存有20則提要，在《總目》中對應有11篇著錄，9篇存目。
本文選定著錄3篇，存目3篇，與《總目》比較并討論。
二、異同先錄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原文，標題標明著錄、存目。
不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原文，只錄書名卷數。
後校異同并加按語。
文中《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簡稱《進呈存目》，《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總目》。
主要比較內容差異，文字異同不影響文意便不錄入。
1、《傲軒吟稿》一卷（著录）《傲軒吟稿》一卷元胡天游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将大量不符合清王朝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的历代典籍摒弃在外，仅列为存目者即达6793种、93551卷。
历经300年来的天灾人祸，存目之书亡失严重，现存4000余种、6万余卷，分藏在全国200多个图书馆，三成以上已成孤本。
1992年夏，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正式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1992年12月23日获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项目。
1993年1月组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有全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的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参加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工作。
存目编辑根据《四库全书》卷首所载乾隆帝有关编纂工作的历次上谕和凡例，当时四库馆臣将内府所藏和全国各地督抚学政及私家进献的图书中，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未越群流”的平庸之书、“归于小道”的无谓之书、“难以考信”的伪托之书，以及著作时代切近者、重复之书均列为存目。
出版编辑但存目之书珍品杂陈，琳琅满目，为尊重历史、保存文献，1992年中国古籍整理委员会提出搜辑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于1997年10月全部完成，历时五年。
该书共收录散藏于国内外116所图书馆、博物馆及少数私人藏书家手中的四库存目书4508部中，其中宋刻本15种，宋写本1种，元刻本21种，明刻本2152种，明抄本127种，清刻本1634种，清抄本330种、稿本22种，有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
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收录734种，史部收录1086种，子部收录1253种，集部收录1435种。
卷帙浩繁，洵为大观。
1997年10月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16开精装1200册。
编纂方针与原则编辑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
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问题研究棠迪(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目录的典范。
我国古籍的分类大多沿用此法．而这种分类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本文试图从目录学的角度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作一个粗略的研究，以求能找到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古籍分类方法。
关键词：《四库全书》《提要》分类法关于我国古籍的分类方法，自《隋书经籍志》已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此以后，四部分类法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的分类集四分法之大成，在细部分类上又有新的发展。
更是中国古代目录的典范。
至今在我国古籍分类方面仍有大部分是沿用《提要》的分类法。
下面对《提要》的分类谈一点浅见。
一、《提要》的细部分类及分类原则《提要》是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时所编纂的一部丛书目录，是对《四库》所录书的介绍，虽未搜尽天下书．甚至有大量已搜得的图书在当时就遭到禁毁，但它对元代以前的著作，著录比较全面；明代的著作重要的基本予以著录；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也大致著录了。
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2种，几乎涉及图书各个门类，针对这大量图书做分类目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库》将各种书籍别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
各部下再分若干类．类下细分为属。
群经及小学之书入于经部。
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其中的礼类、小学类又各细分为六属和三属。
纪事之书或考辨史体、评论史事等专书入于史部。
史部分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类各细分所属．共二十六属。
著书立说成一家之青者入于子部。
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又细分为二十四属。
试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乾隆年间进行编纂的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分类目录，是中国古代著作的最全面的目录。
在文言小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也得到了相应的分类。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希望能够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我们需要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文言小说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总目》对文言小说的分类主要分为“小说”、“史传小说”和“杂集小说”三大类。
“小说”是指以虚构的人物、事件、情节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史传小说”是指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以现实为背景的虚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杂集小说”则是指那些不属于前两类而又有文学价值的小说，如《石头记》、《封神演义》等。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式过于简单，未能准确把握文言小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他们认为，应该将文言小说分为更为细致的子类，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仙侠小说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变化。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式已经足够全面，能够涵盖大部分文言小说作品，不需要进一步的细分和分类。
在我看来，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且从实际出发，从文学理论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式的局限性，它固然是一部宝贵的宝库，但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
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式，因为它毕竟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它的分类方式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我认为，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言小说分类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既要尊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式，又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和学术研究，对文言小说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分类。
第３４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１月镇江高专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１《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提要辨误王婕怡（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于各类、目之下录书籍１万多种，每种书目都有《提要》一篇，被誉为“学问门径”，蜚声学林。
《四库全书总目》由多人撰写，由于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编撰工作主观性强，因此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对《总目》中“史钞类”的部分提要进行疏证，能为学者研究《总目》“史钞类”书籍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史钞；订误中图分类号：Ｚ２２５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１４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７－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８作者简介：王婕怡（１９９５—），女，湖北钟祥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① 明孝宗的年号为“弘治”，后因避讳乾隆的名字“弘历”，改为“宏治”。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书籍提要主要由３部分组成：一是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文学活动；二是此书的内容；三是馆臣对此书的评价。
《总目》由多名馆臣撰写，纪昀统稿。
由于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编撰工作主观性强，因此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笔者主要就《总目》中“史钞类”提要有失妥当之处进行疏证。
１ 《总目》“史钞类”小序 《总目》“史钞类”小序提要云：“《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
”［１］５７７《史汉精语》一书在《四库全书》和《总目》中都没有记载。
笔者遍寻历朝历代公私目录藏书，未发现有关《史汉精语》一书的记载。
《总目》“史钞类”存目中有洪迈的《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两书。
《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八有载：“《经子法语》二十四卷。
《左传法语》六卷。
《史记法语》十八卷。
《西汉法语》二十卷。
《后汉精语》十六卷。
《三国精语》六卷。
《晋书精语》五卷。
《南史精语》十卷。
”［２］１８３０《文渊阁书目》卷二有载：“洪迈《史记法语》一部一册。
《四库全书总目》时间之误举例胡露【摘要】前人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所存在讹误、疏漏之订误补正,已卓有成就,但其中尚有未许多问题未能揭示.《总目》有关时间方面存在着不少讹误和疏漏,包括科第时间之误、任职时间之误、成书时间之误及其他错误,可补正若干则.【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3页(P134-136)【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时间;讹误【作者】胡露【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广东潮州5210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6.2《四库全书总目》[1](以下简称《总目》)二百卷，作为古典目录学巨著，至今仍是文史工作者的重要参考工具。
但由于卷帙浩繁，成于众手，其中的讹误和疏漏自不能免。
前辈学者为之订讹补缺者甚多(具体可参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2])，甚便学人，但尚有未许多问题未能涉及。
笔者现根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有关材料，并引相关方志及文集，就《总目》中有关时间方面的讹误和疏漏，略分为科第时间之误、任职时间之误、成书时间之误及其他错误，各纠正若干则，以求教于方家。
一、科第时间之误(一)中进士时间之误杨武泉先生《四库全书总目辨误》所指正者甚多，今再录二则。
江南别录一卷(《总目》卷66，史部载记类，页585下)宋陈彭年撰。
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太平兴国中进士。
……事迹具《宋史·本传》。
按：《宋史》卷二八七本传，云：“太平兴国中举进士，……雍熙二年始中第。
”据同治《南城县志》卷七之二《进士》，陈彭年为宋雍熙二年乙酉科梁灏榜进士。
“举进士”与“中进士”，其实并非一事。
《总目》云其“太平兴国中进士”，误。
又《宋史》本传云“谥曰文僖”，《总目》云：“谥曰文”，脱一“僖”字。
汝南遗事二卷(卷143，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1223中)明李本固撰。
案神宗时有两李本固：其一临清人，万历壬辰进士；此李本固字叔茂，汝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以言事罢归。
《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控制实践研究温庆新［提要］基于现代书目控制理论的观照视角可知，《四库全书总目》以“稽古右文”为指导，通过删改与抽毁文献内容、整合与建构书籍的价值体系来建构清代统治所需的知识体系，限定时人对相关文献的知识解读与意义发明的发挥空间，最终确殳对彼时知识信息的管控。
甚至，以清代政教意图删整《总目》的提要稿来限定文献意义表征的可能导向，以部类排序来确立《总目》的知识体系。
清代统治者以目录学方式展开传统学术流变的考察，并与彼时统治者重新诠释目录学的社会价值及部类秩序的做法相结合，促使时人在彼时政治权力的胁迫下形成了基于《总目》的文献秩序与社会秩序为主导的知识信仰，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书目控制；实践研究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6—0228—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综合研究”(18C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温庆新，扬州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目录学史。
江苏扬州225002所谓现代书目控制论，主要是采用控制论的原理，依照一定的编目原则、技术手段对以信息控制为基础的文献进行模拟、调节及控制，从而将相关文献信息筛选、浓缩成书目信息，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书目数据互换与文献共享。
它包括文献源控制、完善书目存储系统、完善书目检索体系、确保书目反馈渠道的畅通等内容，是“以文献作为控制对象，以书目作为控制手段，以存贮和检出所需的特定文献为目的的一种控制行为”⑴。
学界对现代书目控制理论与方法已进行了颇多有意义的探讨,如从社会控制论视角探讨作为文献控制论一部分的书目控制问题⑵W"亠〉。
但对中国古典目录学衍变过程中的书目控制理念与实践的研究，则相对匮乏。
有鉴于此，我们拟从“文献控制”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知识信息管控，提要撰写、部类排序与《总目》对文献意义表征的规范等方面，对《总目》的书目控制实践进行研究,期以探讨现代书目控制理论与中国古典目录学书目控制理念之间的异同，丰富现代书目控制理论的普遍意义。
《文匯讀書週報》2008-11-21
關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一場爭論
鄧可因
鄧廣銘先生和季羨林先生是多年要好的老友。
鄧廣銘先生對季先生擔任總編纂的《存目叢書》的出版提出批評，使有的人擔心會不會影響兩人的友情。
但在叢書編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季先生還特別談到，鄧先生、宿先生發表的批評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讓大家要正確對待。
應該說，學術上的爭論是為促進學術的發展，是不會傷害年深日久的友誼的。
1994年，父親鄧廣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已是87歲高齡，為使整理出版中國古籍的工作走一條正路，他寫了一篇《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不宜刊行》的文章，發表於該年7月29日《光明日報》的《讀書與出版》專刊，引起文史學界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在文中，他舉出清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列入“存目”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避免重複而把一些書列入“存目”；第二類是被纂修人員判定為偽冒的書籍，其判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準確的；第三類是因內容不符合纂修人員的價值觀念而被列入“存目”的，但這些書也未必都符合我們今日的價值觀念。
因此“存目”中值得印行的數量有限，不值得浪費很大的財力物力將其全部印行。
他在文中建議，要嚴格區分“國粹”與“國渣”，取優汰劣，組織專家學者認真審查鑒別，將真正有價值的書籍編一套《四庫全書存目選本叢書》，並重新為每一本書寫一篇“平反提要”。
在發表文章之初，父親就對我說，這套叢書的出版，從前一年就開始籌措了。
主辦人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姓劉的教授，已籌措到600萬元資金（出一集需5萬元，要出1600集），並已造了一定的輿論聲勢，李鵬等都為它題了字。
父親說，在這種情況下，唱此反調，很難說能起到多大作用，但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見。
這是父親生前所做的最後一次論戰。
雖然《存目叢書》還是陸續出版了，但是父親以對學術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毅然發難。
我感到他的這種精神實是可佩的。
文章發表後，《瞭望》雜誌的副總編輯陳四益訪問了父親，寫了兩千多字的文章《〈四庫全書存目〉及其他》，署了葉芝餘的筆名，刊登在《瞭望》第37期（1994年9月12日）。
他開始就說，讀了鄧廣銘先生的文章，“精神為之一振，覺得北大畢竟有人。
”接著他說，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方作了熱熱鬧鬧的高調宣傳之後，父親“敢於力排眾議，不僅需要見識，而且需要勇氣”。
他同意父親對存目書籍的分析，他說：“把尚存的4000餘種、6萬餘卷《四庫》存目之書，不分青
紅皂白統統印出，並稱之為‘全世界最後一筆、最大一宗文化遺產’，豈不是要愧對前人，遺譏來者？就說這‘全世界最後一筆、最大一宗文化遺產’的提法也不通之至。
人類社會並未終結，人類文化仍在發展，這‘最後’之說，從何談起？”“古籍整理是要下苦功夫的。
我們何不拋棄些急功近利的念頭，發揚些嚴謹認真的學風呢？”這些問號實使對方難以答辯。
《存目從書》的編纂者自然不甘寂寞。
9月2日，《光明日報》的同一專刊登出楊素娥的《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亟宜刊行——兼答鄧廣銘先生》，文中說，對印行《存目叢書》，“學界翹首引頸以待之”，而父親的文章“獨唱反調，實欠允當”，認為父親的文章中“作為‘不宜刊行’的具體理由，且不說其所分三類是否正確，但其理由卻是荒誕的”。
他認為，刊行《存目叢書》的理由，“一曰搶救古代文
獻”，“二曰便於學界，推動學術研究。
”
這裏說個小插曲：《光明日報》記者在發表楊素娥的文章前和父親打了招呼，把原稿拿給他看了，妹妹小南也看了。
小南認為文中有些話說得很不禮貌，使她很生氣（後來報紙發表時，編輯刪去了一些），一夜沒睡好覺。
第二天早上她問父親睡得好不好，答說睡得挺好；她說：“我可沒睡好”，父親說：“這就是被動吸煙和主動吸煙的區別了。
”老人真是幽默！
父親還認定，楊素娥就是那位劉教授，是有意選了一個女性化的筆名。
接著，《光明日報》於9月9日發表了北京大學考古系宿白教授的文章《建議改出〈四庫存目選粹叢書〉》。
他支持父親的看法和建議，但提出將父親建議的《四庫全書存目選本叢書》改為《四庫存目選粹叢書》。
他說已經看到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二冊的樣書，其中收錄的十種書籍，有九種“或屬假冒偽劣，或屬定本已入《四庫》，或屬鄙陋愚妄，為什麼還要讓這批‘國渣’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之中魚目混珠呢？”他的責問是很有說服力的。
9月16日，《光明日報》又發表施蟄存老先生以雜文筆法寫的《也談〈存目叢書〉》。
這篇千餘字的楷體文，先談《四庫全書》及“存目”的由來，然後說，看到父親的文章，“其中有些意見，也正是我們的意見。
”又針對楊素娥的文章說：“這位楊素娥女士的文章，似乎火氣太大。
她說鄧廣銘的‘不宜刊行’是‘獨唱反調’。
這句話把我嚇倒了，決計不再多嘴，雖然我可以證明鄧廣銘不是在‘獨唱’。
至於‘反調’這兩個字，在二十年前就很嚇人。
我是從各種‘反’字風波偷生過來的人，這回就不敢冒犯‘正調’了。
”
關於這篇文章，也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由於父親早年同施蟄存之間有一樁“公案”，所以他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急於知道文章是支持誰的。
但從題目上看不出來；看前幾段，也看不出來；看到後面，才知道是同自己“合唱”的。
提起那樁“公案”，那是在1935年，父親還是北大史學系的學生，他曾在大公報社出版的《國聞週報》（11月4日）發表文章，批評施蟄存、阿英主編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說：“他們畢竟是商人氣氛多而學人氣氛少，對於讀校古書並不當行，勉強作來遂不能自掩其醜。
”
施蟄存於該年11月25日也在《國聞週報》發表《關於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我的告白》，辯解說：“雖然失敗，雖然出醜，幸而並不能算是造了什麼大罪過。
因為充其量還不過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到底並沒有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生主’，如別的文人們也。
”
鄧的批評和施的辯駁引起了魯迅的注意，他化名齊物論寫了一篇《文人比較學》（發表於1936年1月，見《且介亭雜文末編》），文中說，《國聞週報》刊有鄧恭三（鄧廣銘）的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一文，指出這一輯叢書的“計畫之草率、選本之不當、標點之謬誤”三點。
而針對施的辯駁，魯迅挖苦說，他“活活的畫出了‘洋場惡少’的嘴臉，——不過這也並不是‘什麼大罪過’，‘如別的一些文人也。
’”
後來父親才知道，這些叢書是施蟄存、阿英雇用張春橋等人標點的。
時至1994年，施蟄存已是九十多歲高齡。
他的這篇《也談〈存目叢書〉》一文是自發來稿，說明完全出自他的本心。
也說明事隔多年，老先生為捍衛真理，早已不計前嫌了。
在楊素娥的文章見報後，父親又寫了一篇《再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對楊文進行反駁。
我和小南都勸他，歲數這麼大了，再在這件事上花費精力不值得，還是幹點該幹的（他正修訂已出版的幾本宋人傳記）。
我們還湊了八個字送他：“見好就收，過猶不及。
”《光明日報》的責任編輯也說，宿白的文章從學術上支持了他，施蟄存的文章從道義上支持了他，有了這兩篇，就可以到此為止了。
但父親卻是欲罷不能，執意寫出第二篇。
12月2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王紹曾的《印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我見》，是贊成出書的。
一周後，12月9日，又發表了父親的第二篇文章《再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原文中有些比較尖刻的批
評，以及他指出楊素娥就是那個劉教授的話，被編輯刪去了，他對此還頗為不快。
父親和季羨林先生是山東同鄉，又是多年要好的老友。
這次季先生被聘請擔任了《存目叢書》的總編纂，而父親對這套叢書的出版提出批評，這使有的人擔心會不會影響兩人的友情。
聽父親說，那段時間，他和季幾次一起乘車出去開會，季都不提叢書的事，而是同他談一些其他話題。
10月，在叢書編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季先生還特別談到，鄧先生、宿先生發表的批評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讓大家要正確對待。
應該說，學術上的爭論是為促進學術的發展，是不會傷害年深日久的友誼的。
10月7日，我隨二位老人到北京圖書館參加“臧克家文學創作生涯65年展覽”。
在開幕式上，臧、季、鄧三位老友肩並肩親切地站在主席臺上。
新聞記者為他們拍下了合影。
這是一個多麼值得紀念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