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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笔记整理第一节：中国古典文献学·古文献学：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
它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古文献史以经学史为中心。
经学成为古文献学的中心。
中国古文献学分两派：考据学派、义理学派中国古文献典籍传统上分经、史、子、集四部中国古文献学史分7个时期：先秦（含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含辽、金）、元明、清及近代。
·夏代就有“图法”，即文献典籍。
今天能见到最早文献为商代的甲骨卜辞。
我国最早的古文献整理学者，为周宣王时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
·孔子与五经的关系：对于传世的《易》《书》《诗》《仪礼》《春秋》等五经，相传多为孔子所作，或认为是孔子删改，实际并非如此。
对于《易经》，孔子只是在教授学生时偶尔提及，并未把它作为教学内容；孔子虽然教授过《尚书》，但是否有系统整理过，尚在疑然间；孔子删《诗》只说也不可信，但他对《诗经》的解释与评论，对后世研究有巨大影响；《礼记》为儒家之书，出于孔门后学之手，受孔子思想影响很大；《春秋》为孔子整理修订过，这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看法。
孔门弟子“四门十哲”中，子游、子夏为文献学家，此后则为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先秦文献的禁毁情况：官方所藏《诗》《书》，诸子书不在禁毁之列；医药、卜筮、种树、法家、兵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各国史记禁绝尤甚，损失惨重；民间所藏《诗》《书》与诸子书损失惨重，但远未被烧绝，故汉代屡有古文书被发现。
·两汉官方4次大规模整理古文献活动：1.西汉宣帝时，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2.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整理群书；3.东汉章帝时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经义同异，作《白虎通义》；4.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刊成石碑，即“熹平石经”·汉代诸子等书注释说解代表作：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王逸《楚辞章句》语言文字学代表作：《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经学今古文之分：汉代文献学的重要问题，对整个文献学史影响深远。
![《中国古典文献学》讲授提纲[1]本科生用](https://img.taocdn.com/s1/m/6e8272ef7fd5360cba1adbc7.png)
文献的载体在讲版本这一章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与版本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献的载体。
那么什么叫做文献的载体？任何由书面语言所形成的文献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材料才能被记录下来，记载文献的物质材料就叫做文献的载体。
从现存实物看，文献的载体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甲骨、青铜、石头、竹木、缣帛、纸张、电子等。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
具体地说，龟，指龟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胫骨，也有猪和羊的肩胛骨。
迄今为止，人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人称甲骨文。
甲骨文献的内容为殷商时期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故又称“卜辞”。
因其出土于殷墟（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故又称“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等。
由于甲骨文是对卜筮活动的记载，主要用来核实卜辞是否灵验，它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二、青铜。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因为加了锡的成分，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器。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青铜器铭文，因古代青铜又称为金，所以青铜器铭文又叫金文，因钟和鼎为青铜礼器中的重器，铸刻的金文器具又以钟和鼎居多，故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钟鼎款识”，另外还有“铭文”、“铭辞”等名称。
商周时期的金文内容宏富，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商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方方面面。
虽然有些学者说，其在西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但它也只是青铜器的附坠，虽有书籍的某些作用，但还不是正式的书籍。
三、石头。
除青铜铭文外，当时还流行石刻文字，陕西曾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600多个籀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四方巡行，有七处刻石（峄山、琅邪（langye）、芝罘、东观、碣石、会稽）。
还有就是后来的石经、墓志、碑文都属于石刻文字。
著名的石经有汉代的熹平石经和三国魏的正始石经。
石刻文字显然是供人阅读的，这已经可以算是正式的书籍了。
当然，与后世书籍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还是简册和版牍。
中国古籍版本分类及历代版本书体特征中国古籍（指周秦至1911年间成书的图书），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版本。
今存古籍，以雕版印刷文献为主要形式，“版本”一词的本义也就是指雕版印刷之书。
在雕版印刷出现以前和以后，图书还曾以手写、石刻等形式制作和流传，其中手写文献按载体又有竹、木、帛、纸之分；在雕版印刷之后，又有活字印刷的出现，而活字按制成材料又有泥、木、铜、铅之分。
因此，中国古籍版本的范围，并不局限于雕版印刷之书，而是包括了各种制作方法所形成的图书。
从简帛书写到纸书写，从石镌摹拓到雕版、活字排版以至近世铅字印刷等而产生的每一种图书的不同本子的具体情况，都属于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范畴。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版本除了甲骨刻辞和青铜铭文外，目前存在最早书本当推战国以至西汉时代的竹简写本和缣帛写本。
自从秦始皇焚禁以后，无论劫后残存的秦前书本，或者汉代人用汉隶移写的书本，都已散乱残缺，不易通读。
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写定群书，自属当务之急。
关于刘氏校订的具体情况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秦汉间简帛书本中窥见一二。
把1959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竹木简《仪礼》七篇和《服传》甲、乙本两卷，与今本（刘向校定之本）核校，异文达1,000多字，经考订，除了今古文异字和书手俗写以外，绝大部分是简本（出土本）讹误，只有20多字确为刘氏误订而属于简本独善的原文（据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载《文史》33～36辑）。
据此一书的校订，可以推断刘氏父子从秦火余烬中校订这么多的秦前古籍，除了博综群书的学问和精密校理的识断以外，还要靠汇集众本才能完成这一工作。
根据今存《列子》、《管子》、《晏子春秋》的《叙录》的记载，可以知道刘向等人在校书时搜集尽可能多的不同本子，经过校雠，然后才“定著”、“已定”、“相定”而“缮写”的。
当时所罗列的本子，首先有中、外之分。
“中”即中秘书，是皇家的藏书。
“中书”外有“太常书”，即太常博士所用之书；有“太史书”，即汇集到太史公处的书（《太史公自序》中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记载）；“臣富、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向书”等都是个人所藏的书，都是征集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