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精神与行为艺术

敦煌文化精神与行为艺术——论冯玉雷《敦煌遗书》的叙事伦理李清霞注：此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长篇小说《敦煌遗书》评论小辑冯玉雷十几年来致力于敦煌文化研究和敦煌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纪实小说《敦煌百年祭》、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三部，共计140余万字，他先后十余次在敦煌周边实地考察和走访，无数次在莫高窟、鸣沙山流连忘返，敦煌的地图、壁画上的飞天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敦煌是他心灵的故乡，敦煌文化是他永恒的情人。

一冯玉雷的敦煌系列长篇结构宏大，史实丰富翔实，融小说叙事与神话叙事为一体，以人类学的视野审视敦煌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艺术，其作品当属世界范围的“重述神话”的组成部分。

《敦煌百年祭》是围绕藏经洞传奇的一部单纯而紧凑的纪实体作品，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对藏经洞的文化悲剧进行探究，指出敦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王圆箓是一个被历史和情势置于尴尬处境的小人物，他可能愚昧自私，但却绝不像余秋雨在《道士塔》中描绘的那样，“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事实上，王圆箓损坏了一部分敦煌壁画，使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卖，同时，也使那些珍贵的文物在百年间躲过重重灾难，被完整地保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供学者研究，游人观赏，最终使敦煌学成为资料丰满的国际显学。

如果今人能有敦煌壁画的博大胸怀与文化包容性，恐怕就不会指责何以让道士管理佛教重地，敦煌是人类文化的“大观园”，敦煌是开放包容的，没有“敦”，何来“煌”。

将敦煌藏经洞的历史旧案归罪于一个小小的道士，是历史文化的悲哀。

创作《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作者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他将敦煌作为“人类”的敦煌，而不是地理区划上的甘肃敦煌，人类学的视角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品格，文本被雷达先生称为“文化小说”，旨在记述敦煌的博大、厚重与包容，敦煌被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成为叙事的核心，小说强烈的包容性导致了结构的松散、内容的驳杂、笔法的散文化和意境的诗意化，也造成普通读者阅读的障碍，冯玉雷曾解释说这部小说是“小众文学”，但在《敦煌遗书》的写作中，作者还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考虑到读者和市场的因素，因为小说不是藏经洞中的经文和文献，它需要读者。

《敦煌遗书》对作者来说，是回归，也是超越，在叙事上照顾到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完整性、传奇性，在艺术表现上，融入了神话叙事的写意性、浪漫性、抒情性。

冯玉雷的敦煌文学叙事，是“后寻根”的重要文本，文化寻根是其主线。

《敦煌遗书》与前两部相比，思想艺术上都有较大飞跃，赵毅衡先生认为小说是第四次敦煌书写浪潮的重要成果。

【1】在叙事中，作者没有急于对斯坦因的考古发现和四次考察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而是着力叙述斯坦因四次考察的过程与艰辛，塑造斯坦因的执着坚韧顽强的性格和严谨淡薄自持的学术精神。

斯坦因热爱敦煌文化，毕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为此，他辜负了两个深爱他的女子——艾伦和娇娇，他一生漂泊，居无定所，可他的灵魂和精神是自由充实饱满的，他以自己的存在诠释着生命和学术的价值与意义。

敦煌是斯坦因的精神家园，敦煌遗书和苍茫寂寥的沙漠古城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以此对抗欧洲的物质文明和工具理性。

冯玉雷以他的敦煌文学叙事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

然而，人类将向何处去？诗意的栖居地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文化是包容，还是自我中心，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玄问，没有人能回答，但他们的探索却是有价值的。

斯坦因在考察过程中，陷入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之中，他不得不应对他不愿面对的人和事，贯穿始终的是他和文书造假者的较量，他和驼队之间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纠葛，这种纠葛涉及文化、信仰、宗教、伦理、习俗、爱情观和价值观等，是小说最着力、最丰厚的部分。

中西文化在冲突中交融整合丰富，作者也在叙述中不断成长完善，这是小说对作者来说最大的收益和成功。

透过斯坦因与文书造假者的较量过程，欧洲学术界的急功近利、掩耳盗铃等恶习昭然若揭，特别是造假者，中国官府通缉的瓦尔特竟成为欧洲的学术明星（学术超男），胖学者铁木真足不出户竟将欧洲学者和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上，而真正的研究者斯坦因却在欧洲学术界举步维艰，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员们的贪婪、自私、浅薄与附庸风雅，阿古柏、元浩、周易等的残忍及其对暴力的迷恋等等，都围绕着斯坦因的四次中亚之旅，四次中亚之旅都是为了寻找敦煌遗书，小说最后以阿杜尼的自述完成了这场旷日持久、至今尚未终结的“行为艺术”。

藐视科举的夸父与蒋孝琬等中国文人以颇具主体性的生命存在，表达了有良知的知识界的人文理想，中国文人只有融入民间，才能找到自我，敦煌精神在民间，在沙洲驼队中，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伦理准则、处世方式、婚恋观念，他们与天地合一，他们天生具有生态意识，他们崇信万物有灵、生死轮回、灵魂不灭，他们本身就是自然的精灵，昆仑用真挚的爱将妻子的头盖骨盘成了美玉，娇娇忠实于自然本性，善良率性忠贞，善爱能与“金玉神驼”心灵沟通，采诗精通英语、突厥语、梵文、佉卢文、粟特文，等等，许多经典都能倒背如流，她有超凡的学习能力和感悟力，她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她一生追逐的神秘梦想就是——单纯。

而世人总是挣脱一副枷锁，又自觉地为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蒋孝琬挣脱了科举的枷锁，获得了短暂自由，又为自己套上另一副更大的枷锁，他的死很富有讽刺意味，他去敦煌是为了寻找父亲夸父（寻根），其子去敦煌是为了寻找他，最终儿子将他的灵柩和灵魂带回湖南，八荒一针见血地指出蒋孝琬的真正死因是斯坦因的学术著作《西域》的扉页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蒋孝琬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不肯认夸父这个父亲，他宁肯认驼主昆仑为父，而昆仑却十分敬佩夸父。

蒋孝琬的出走是不彻底，他得到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低层次的。

他永远无法理解夸父、八荒、采诗、善爱和娇娇那种肉体与心灵完美结合的自由，那种自由纯美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也正是现代人苦苦寻觅的。

斯坦因与艾伦的爱情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斯坦选择了敦煌，艾伦选择了阿杜尼，阿杜尼又选择了敦煌，艾伦最终做了布勒的妻子，但他们的爱情却绵延一生，艾伦可以为斯坦因研究敦煌文化，整理资料，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可以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却不能放弃自己对婚姻和爱情方式的坚守，或许这就是理性，或许这就是现实。

第四次中亚之旅，艾伦决定追随斯坦因，此时的斯坦因已经68岁，两人在生死关头结为夫妻，考察结束，艾伦选择了放弃，因为她觉得对斯坦因来说自己“可有可无”，她要“回归自己”。

娇娇则不然，她率性天真，爱得不顾一切，富有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娇娇要的是“我爱”，而不是“我要”。

或许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娇娇是没有主体性的，但娇娇却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中西方女性对于情感的态度是如此不同。

而斯坦因对娇娇和其他骆驼客的两性关系始终难以释怀，他无法理解两性之间那一刻的灵肉结合，因为骆驼客有自己两性关系的基本准则，那就是两厢情愿。

斯坦因感慨地对艾伦说：“唉，她要是像你一样有修养，该多好啊！”（p324）斯坦因在理智上拒绝接受娇娇，在梦中却对娇娇充满欲望与思念，最后甚至达到心灵的默契。

无论如何，斯坦因都无法回复原始的本真，从骨子里来说，他不能接受的是与骆驼客分享娇娇的身体，他要维护上等人的尊严。

斯坦因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向往敦煌的古文明，一方面鄙夷、蔑视、怀疑现实中敦煌的一切，他对卡特施以小恩小惠是为了追查造假者，卡特却将他作为朋友；蒋孝琬为他整理了大批资料，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却绝口不提；他一方面利用身边的人，一方面怀疑身边的人，比如对潘震、王圆箓、沙洲驼队等。

他让卡特监视蒋孝琬，怀疑大夏勾结土匪抢劫他，怀疑五蕴偷了他的文物，怀疑八荒与五蕴合伙欺骗他，怀疑娇娇的爱，他不相信任何人。

作为学者，科学研究需要怀疑精神，与人相处则需要信任和真诚，所以，八荒说“我们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你总是怀疑一切，而我们，却相信一切。

”斯坦因指责那些被“蒸汽机”异化的人，其实他又何尝不是一个被异化者。

蒋孝琬与斯坦因对王圆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骗取文书后也像井上靖在《敦煌》中一样蔑视他，蒋孝琬奇怪采诗何以不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换取更优裕的生活，他嘲笑女人们何以对辩机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等等，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作者是很用心的。

而骆驼客有自己的伦理观念与处世方式，昆仑帮助扶持蒋孝琬、大夏、八荒，大夏、八荒为保护和田玉，主动放弃祖传的雕玉工艺，为了友谊，他们会将价值连城的玉璧送给朋友。

为使迦楼罗成为真正的男人，采诗、善爱、娇娇抓阄确定“神女”，结果对男人天生恐惧的采诗被选中，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女人”的责任，她们认为男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斯坦因觉得他们淫乱荒诞，把她们看得很低、很脏……在骆驼客心里，她们是圣洁完美的，但这就是骆驼客千百年来维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生态系统，是民间的价值伦理。

然而，人类社会还能回到那样的原初本真状态吗？人类还能回得去吗？恐怕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雷蒙·威廉斯说“劳伦斯毕生强调本质联系和整体生活”【2】，冯玉雷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他力图绘出敦煌这片神奇土地上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而敦煌神秘丰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近百年来敦煌的复杂、浩劫与辉煌，让人难以把握，但他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值得尊重的。

冯玉雷在创作中从不刻意回避自己的道德困惑与迷茫，诸如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对斯坦因和蒋孝琬的异化，艾伦对待情感的方式与采诗、善爱、娇娇完全不同，雪莲的被规训与规训骆驼客后代的过程及其象征意义；三位女子的神女特性，世俗社会对她们裸奔的质疑等等，都坚持“述而不作”的方法。

二《敦煌遗书》是冯玉雷敦煌系列长篇中最像小说的一部，《敦煌百年祭》是纪实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文本，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敦煌被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来书写，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类型化、符号化的人物，以及作者有意淡化的小说的传奇性，使小说更具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随意，但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障碍。

《敦煌遗书》将小说叙事和神话叙事有机结合，时空、古今、人神鬼交错变幻，大至人类文明，小至一个人、一幅壁画、一个铜钟、金玉神驼、一个树洞、一本文书、一个个会飞的文字，都被作者当作“行为艺术”的一个符号，大家互为他人行为艺术的一个线条、一个音符。

这部小说意象精美奇幻、繁复多元，裸奔、铜钟、脚印绿洲、数字2651900、《十一页桦皮书》、夸父、采诗、善爱、娇娇、金玉神驼、“蒸汽机”等等众多意象，在小说中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存在，而具有意义和结构上的关联性，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人神共生共存共荣，历史与现实同在的意象世界，旨在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对抗“蒸汽机”和会飞的子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意象是行为艺术、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