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考古学_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_吴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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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考古学》讲授提纲
(厦门大学吴春明)
第一讲海洋考古学概说
1,什么是海洋考古学?
2,沉船考古与船舶技术发展史的重建
3,船货考古与海洋社会经济史重建
4,海洋性聚落与港市考古研究
第二讲海洋考古学发展史
1,欧洲淤陆地的沉船考古(1850-1940年代)
2,轻潜技术与库斯托的地中海探险(1940-1950年代)
3,巴斯的地中海考古(1960年代起)
4,海洋考古西学东渐(1970年代起)
5,中国海洋考古的兴起(1980年代末)
第三讲水下考古技术略说
1,水下考古在海洋考古学上的特殊重要性
2,考古潜水技术
3,水下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4,出水文物保护
第四讲环中国海沉船考古
1,环中国海古代沉船考古
2,欧、非、澳、美海域的远东航路沉船。
海洋考古学是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
科学的海洋考古学产生的很晚,1944年,法国海军水下工作小组发明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简称SCUBA ),即常规轻潜,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1960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古典时代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标志着水下考古技术的诞生。
此后,乔治·巴斯的海洋考古队一直坚持地中海海域青铜时代海洋沉船的水下考古,他于1973年成立了德克萨斯A&M大学航海考古研究所,兼任人类学系海洋考古专业主任,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一书。
英国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也先后调查、发掘、打捞了大西洋海域的一系列古代沉船,该学会编辑出版《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前述IJNA)》,成为面向全世界的高水平的航海和水下考古学术交流平台。
在亚太海域,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在澳洲、泰国、菲律宾海域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的工作最具影响,1973年以来的沉船考古工作已经达到20多处。
在当今世界打捞沉船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国际上活跃着一大批专门从事水下文物商业打捞的所谓"寻宝者",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南海(据统计,南海古沉船的数量超过2000艘)。
1999年,英国打捞专家迈克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清代沉船"泰兴号"时,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竟然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欧洲拍卖。
对于这些仅仅是冲着财富而来的打捞,他们给古沉船带来的不啻为一种灾难。
为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和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安全,最近,我国政府克服资金等困难,下大决心涉足远海,实施了西沙沉船考古和"南海I号"打捞工程。
2007年3月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华光礁I号"沉船进行抢救性挖掘。
2006年第6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62006 (总第178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Serial N o.178论明清青花瓷业海洋性的成长———以“漳州窑”的兴起为例Ξ王新天,吴春明(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明清青花瓷业发展、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海洋性的成长,漳州窑的兴起是其中的典范。
漳州窑的兴起是景德镇窑青花瓷业向闽粤沿海空间转移的一个直接成果,其青花瓷业的形成是模仿明代中后期以来景德镇青花瓷业技术的产物。
漳州窑的兴起根植于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以月港为中心的闽粤沿海海洋社会经济的繁盛和葡、西、荷等西方洋船的东渐,是漳州窑兴起的外在拉力。
关键词:漳州窑;青花瓷;海洋性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6-0061-08海洋性陶瓷是指我国东南沿海以仿烧名瓷为主要内涵,以民窑为主体,以海洋世界为市场,向海外用力的瓷业体系,是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海洋性陶瓷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外销瓷的界定,外销瓷是站在大陆文明史的立场上看我国古代陶瓷的外销,而海洋性陶瓷则是站在海洋文明史的立场上看我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与影响。
海洋性陶瓷业是连接国内陶瓷产地与国际销售市场的中间环节,当某一国内名窑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走俏时,港口附近的海洋性窑业群便大量仿烧并投入市场,海洋性陶瓷往往就是国际市场上走俏瓷种的仿烧品。
[1]我国东南的海洋性瓷业格局初现于汉晋六朝时期,浙江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窑址和以德清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址,浙南的瓯窑和浙西南的婺州窑,福建福州怀安、晋江磁灶窑等青瓷窑址产品,已经先后从海路传播到日本列岛和东南亚群岛。
隋唐之际,我国的瓷器开始大规模从海上舶出,浙江越窑进一步发展,在浙南的温州,福建的福州、泉州,广东的潮州、广州、湛江等地附近兴起了一大批仿越窑青瓷的窑址,瓷器的销售范围也从东亚、东南亚而扩至南亚、西亚以及北非和东非。
西方考古学的产生——从意大利收藏热、西方古器物学到“三期说”考古学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在欧洲首先出现的。
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的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
考古学就是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的。
一、意大利收藏热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兴趣,从而开始搜集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碑铭,意大利、希腊人以及在希腊、罗马地区的旅行者是这一古物学新阶段的先行者。
十五世纪后半期在意大利兴起收藏热潮。
教皇、红衣主教和其他显贵把自已的别墅装点成古代艺术的宝库。
在这种收藏活动之外,私人的发掘也出现了。
早期收藏的罗马时代古物流散到了威尼斯、马德里、巴黎、幕尼黑等地的博物馆中。
意大利的古典研究始终不绝如缕。
所以在十四世纪,它率先在文化领域中打出了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掀起一场波及全欧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
在运动的高潮中,人文主义史学应运而生,近代欧洲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识从此开始。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古典著作的搜集、校勘与出版。
人文主义对古典世界的认识主要是从搜集、阅读古典著作开始的。
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1304—1374)与波基奥·布拉乔利尼(1380-1459)。
彼特拉克利用自己在各城市游览的机会大量搜集、购买古典作品,有是亲自动手抄录。
使西塞罗写给其友人阿提库斯的书信和李维著作的某些残篇被人所知。
波基奥·布拉乔利尼更是深入各地的修道院中,搜寻各种古典作品的手稿。
许多古典著作都依赖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如西塞罗的8篇演说词、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昆体良的《雄辩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等。
十五世纪,随着人文主义影响的扩大,罗马教皇的世俗化和教廷的意大利花,罗马教廷也开始大量收集古典著作。
人文主义从教会得到这些手稿以后,须对其进行校勘。
恰值此时,印刷术在欧洲得到广泛利用,从而扩大了古代文化遗产的影响。
关于海洋遗产的历史与考古的新探索摘要:对于海洋遗产来说,是不可再生的,属于重要的文化资源。
如今,在全球海洋的开发过程中,探索海洋遗产,研究其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考古界中,海洋遗产也是重要的探索内容。
本文针对海洋遗产,对其历史与考古的心探索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海洋遗产;历史;考古;探索一直以来,海洋遗产是人类的考古追求,海洋遗产经过了悠久历史的沉淀,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如今,随着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工业化不断快,很多海洋文化遗产都处于危险时期,不少文化古迹都遭到了毁坏,可见,探索海洋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海洋遗产的历史与考古在近几年来,吴春明教授近期推出了很多关于海洋遗产方面的书籍,对历史与考占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涨海行舟》是又一部力作。
在中国的考古学界中,吴春明在水下考占,以及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学术界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海洋活动中,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从这个角度,吴春明教授以舟船的起源以及航海技术为切入点,在舟船起源、航海技术方面,很多研究都与学术领域息息相关。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要掌握渊博的知识,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吴春明教授出身于考古学科班,一直以来,就职在厦门大学中,这所院校也是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利用这种优势条件,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始终从事着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工作,主要研究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始终在扩展,一方面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深入研究了东南地区,以及华南地区,还有先秦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从陆地逐渐发展带海洋,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参与者,在渤海湾绥中三道岗,一直到东南海滨等,都在水下考古现场中留下了他的探索身影。
在此之后,他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海洋。
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内涵得到了扩展,吴春明对舟船的起源以及航海技术进行研究之后,还对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在这本书中,可以得知,吴春明教授将诸多学科进行了结合,在舟船起源以及航海技术的领域研究中,开辟了中国考古学的先河。
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学术流变庞乃明〔摘要〕新航路开辟后,伴随欧洲势力从地球之东西两面向着远东地区不断渗透,晚明中国的传统学术被越来越多地打上欧洲的“烙印”。
通过贸易、殖民、传教等三种方式,东来欧洲势力与晚明中国的学术流变发生关联,并促使其在学术取向、学术结构、学术表达乃至治学方法等方面发生一定改变。
因欧力东渐而步入流变行列的晚明学术不仅为中国“西方学”确定逻辑起点、为理学向实学过渡提供铺垫,而且影响晚明科技发展之走向,并助推晚明社会的转型变迁。
〔关键词〕晚明;学术流变;欧洲;西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S022);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AS01396);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项目(ISEF,2014-2015年度)〔作者简介〕庞乃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145-09新航路开辟后,随着欧洲势力从地球之东西两面向远东地区渗透,明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互动日渐深刻,明朝历史因此打上越来越多的欧洲“烙印”。
晚明学术的发展演变亦不例外。
①正德十六年,当江西巡抚王守仁在南昌提出王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时,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使团已跟随亲征朱宸濠的明武宗等深入到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此前之王守仁虽曾见识葡萄牙人的新式火炮佛郎机铳,或已耳闻葡萄牙使团在广州和南京的种种传说,但他也许不会想到,日后蔚为大观的阳明心学在影响中国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道路上还会与东来欧洲势力不期而遇。
16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正逐渐呈现其不同以往的“全球化”倾向,而身在其中的晚明士人却少有察觉。
对于晚明学术流变中的这一外来因素,20世纪后的中外学人曾给予关注和思考。
最早如梁启超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
[浅析考古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及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背景一、考古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近代考古学最先诞生于欧洲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它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
继之又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又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区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搜集。
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近东的古迹古物之所以感兴趣,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他们想借助这些地区的先民所遗留下来的古迹古物,宣扬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民族自豪感。
其次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上帝造人的神话,由此又促进了对考古的兴趣。
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莱尔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著作的问世,使人们开始懂得了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
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这一新的认识,使人们开始注意探求人类社会的远古历史,由此又促进了史前考古学的产生。
二、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大致是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后期逐渐才趋于成熟。
这一时期的考古,大体有如下一些进展:1.寻访古迹古物的兴趣继续发展。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的兴趣,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他们在埃及寻访古迹古物;拿破仑还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
从十九世纪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游历、考察,往往将希腊罗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
雅典巴台农神庙拆下来的浮雕石刻,就是这一时期由埃尔金于1816年运到伦敦的,故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刻”。
2.开始利用古物研究历史。
十八世纪末,德国温克尔曼开始利用古代遗物,而不是专靠古代文献,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
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作品为资料,写成了《古代美术史》这部著作。
考古学发展简史内容提要:现代考古学的历史,如果从1819年丹麦博物馆学家汤姆森率先按三期说布置国家古物博物馆的展览开始算起,大约有200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的考古学产生时间并不长,与其他众多学科一样,考古学率先是在欧美和北美地区发展开来的。
本章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欧美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简史。
欧美考古学简史古物学、三期说、类型学、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简史金石学、史语所、后冈、殷墟、考古学体系、中外交流郑重提醒在此,我们还要郑重提醒所有关注文博考研资讯的读者,目前平台没有将任何一份已经发布的考研复习笔记打包出售,各位读者如有碰到此类情况,请大家擦亮眼睛,谨慎购买,以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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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物学到考古学•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古物学1586年,都铎王朝的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发表《不列颠》一书,古物研究之风率先始于英国。
书中首次对不列颠早期遗存作了全面有描述。
同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从而促使欧洲古物学家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收集。
随着对探究民族起源问题兴趣的日益增强,人们不再满足于收集艺术品,而开始意识到关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史前史和早期史的知识,可以通过研究田野中发现的古物而获得。
•拿破仑远征埃及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人们初次感受到埃及考古学的魅力和诱惑。
随军远征的167位专家学者对埃及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埃及的地理、动植物、风土人情和古代建筑,发现了举世闻名的“罗塞达碑”,并于1809年出版了多卷本的《埃及的描述》,成为考察工作的记录。
随后兴起的埃及学系利用文献线索研究埃及文明,也关注考古发现的艺术和建筑。
埃及学的诞生可以说相比古典研究更加重视考古学资料的获取。
•温克尔曼与古代艺术史德国人约翰·温克尔曼在其著作《古代艺术史》中,首次对希腊和罗马雕塑做了全面的分析,并对雕塑艺术风格变迁的原因进行探讨。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吴春明 张 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传统史学和考古学上长期缺失,引发了对于环中国海海洋人文历史认识的偏差。
奠基于水下探索的海洋考古学作为海洋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主要实践环节,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一个部分,近30年来西学东渐并于最近10年传入中国。
环中国海海洋考古实践主要体现在沉船考古领域,不但包括一系列古海岸淤陆中的沉船考古发现,近年来从渤海湾到南海之滨的水下考古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国外海洋考古学者还在环中国海以外地区发现了不少近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远东航路沉船,所有这些实践工作对于研究我们的海洋先民认识与开发海洋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考古;古代沉船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03)03-0039-07 一、绪论: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史学、考古学上的失落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K.M ali-nov eski)曾经告诉我们,“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要求的同时所创造的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即物质文化层面;为使这个有形的文化“环境”得以维持、延续,就同时创造了文化规格,即无形的组织和制度,构成文化的社会、精神层面。
[1](P241)从这个意义去理解,海洋文化就是人们在海洋活动中所创造的凌驾于海洋自然环境之上的一个新的人文存在,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海洋物质文化“环境”,还有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习俗与族群心理倾向等无形的海洋社会、精神文化层面。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精辟地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2]在这个多元一体、复杂多样的内在结构中,面向东南的海洋性文化与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的共存无疑是中国古代和现实人文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传统。
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的农耕文化,从一路领先的史前文化到绵延不断的王朝文明,中国古代的正统人文无疑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
即便近年史学、考古学上大兴文明起源、发展多元的讨论,但主要是局限于农耕文化与正统王朝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区域多样性的讨论。
在我国的传统人文史学乃至考古学的实践中,在强调陆地性农耕文化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正统王朝的文明史研究为核心的传统史学上,海洋人文被长期忽视。
海洋人文研究从来就不是学术王国中的宠儿,但我国老一辈历史人文工作者中不乏先见者。
林惠祥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东南沿海的早期古文化不同于华北,并在50年代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东南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理论,强调了东南沿海地区面向太平洋的海洋性文化与以华北内地文化系统的差异。
[3]近年,杨国桢教授在分析我国历史人文学研究的现状时也呼吁重视海洋人文研究,他指出以往“海洋因素很少被置于观察的视野之内”、“历史学界对于海洋缺乏应有的热情”,即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于海洋社会人文的某些专题研究成果,诸如海外交通史、海上贸易史、海外移民与华人研究等,但还未见站在将“海洋性”作为与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陆地性”并列存在、相互补强之社会人文史学的高度,将海洋社会人文史学、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整体去建设、完善和发展。
[4]建立在直接的海洋活动基础上、包括一切面向海洋的东南海疆文化,海洋人文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考古学上长期失落的一个学术领域。
我认为,海洋考古学就是在这个视野下的考古学实践。
二、海洋考古学的学术范畴由于对海洋考古学学术范畴在理论思维上的缺乏,学界对海洋考古及其相关的航海考古、沉船考古乃至水下考古技术等领域相互关系的认识上也相当混乱。
在西方,海洋考古学(M a ritime/Ma rine A rcha eolog y)被视为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
这就是说,海洋考古关注的是海洋文化活收稿日期:2003-04-15作者简介:吴春明(1966- ),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东南考古与海洋考古研究。
动的一切遗存,而不是海底埋藏的人类文化遗存。
对此,国外考古学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
英国著名的海洋考古学者基思·麦克洛利(K eith.M uckelroy)在《海洋考古学》一书中指出:“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她涉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仅意味者船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
”“对作为海洋活动专门技术的船舶遗存的研究,只是海洋考古学的部分领域——航海考古学内容。
”[5]圣·麦格雷(S.M c Grail)在《海洋考古及民族志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说海洋考古的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
[6]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东南亚与大洋洲海洋考古的开创者吉米·格林(J e remy.Green)在《海洋考古:技术手册》这样一本强调海洋考古技术的专著中,虽主要针对海洋环境中遗存的海洋文化,但明确指出:“陆地上发现的古代沉船虽不出于海洋环境,也不属于水下考古,但却无疑属于航海或海洋考古学”。
[7]所以,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考古学分支的特点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海洋文化,而不是海洋埋藏文化。
作为考古学上研究海洋文化的分支学科之一,海洋考古首先要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海洋文化的遗存部分,如古代船舶遗存及其所体现的造船、行船技术,港口与码头遗迹及其所体现的航海文化、技术,古外销物品、舶来品及其所体现的海上文化交流等。
人们的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航海活动外,还包括沿海居民的其它海上活动;由于海陆变迁等原因,人类的海洋文化遗存不仅发现于水下,还见于陆上。
因此,海洋考古学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大海扬帆是海洋文化活动的基本形态,也是面向海洋的沿海地区一切海洋文化活动存在的前提,因此航海考古是海洋考古的核心领域。
航海考古(N autical Archaeo lo gy),顾名思义就是人类历史上航海活动之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因此航海考古不等于在海上考古。
英国航海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迄今在国际海洋考古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就取名《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The Internatio nal J o ural o f N autical Ar-cha eo log y and Underw ater Ex plo ra tio n,简称I JN A)。
人类航海活动涉及的文化成果都属于航海考古的学术领域,其中主要的是船舶与海港,构成了航海考古的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船舶考古(Boa t Archaeolog y),就是调查、发掘、研究历史上各类船舶实物及相关的遗存,研究古代船舶形态、造船技术及船货物质的海洋考古分支。
船舶考古的核心是沉船考古(Shipw r eck&W r eck Ar chaeo lo g y),她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
沉船考古不但要研究沉船船体本身的遗存,还通过对船货、用具等遗存的调查研究,探讨外销或舶来的物质文化史、贸易史、经济史、船上社会等有关的领域。
此外,在中外考古发现中都有不少古代船模和船舶图像资料,她们不属于沉船考古,但对于复原研究古代船舶形态及造船技术发展史具有同样的意义。
第二,海港考古的对象是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
除了港口、码头等直接的泊船遗迹外,由于港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及附属的文化产品,同样是海港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与直接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的船舶、海港遗迹等航海考古内容外,海洋考古还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海洋性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人类(特别是早期)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但沿海地区的海洋性的聚落活动很早就开始发育了,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动,靠海洋为生,如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中常见的贝丘、沙丘遗址应主要就是这种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
从理论上说,这些非直接海洋文化活动的海洋性聚落遗迹同样是海洋考古学的工作对象。
从研究古代人文遗产的考古学二分体系来说,海洋考古学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而水下考古作为一个技术领域,是因文化遗存埋藏于水下这一特殊的环境而导致的一系列技术性层面,从严格的学术构成来说,还不好说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只是考古技术上相对于陆地考古的一系列特殊方面。
从理论上讲,海洋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埋藏于陆上和水中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因此海洋考古学的实践既需要水下考古技术,又离不开陆上考古中的一般方法与技术。
但在实践上,海洋考古学与水下考古技术确实存在非常特殊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下考古已成为海洋考古的专门技术。
这是因为:第一,海洋文化遗存主要埋藏在水下而不是陆上,特别是航海考古学上的沉船等主要遗存又大多埋藏在海底,因此水下考古专门技术对于海洋考古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二,随着现代常规潜水技术的发明,水下考古技术也主要是应海洋考古、特别是海底沉船考古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也主要是被运用于海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中,只是后来才被运用到埋藏于水下的大陆性文化遗迹的调查发掘中。
从这个实践的层面来说,水下考古技术也基本上成为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考古学专题的一个特点。
正如吉米·格林所说的:海洋考古虽不是水下考古,但讲到海洋考古技术时仍主要是针对海洋埋藏环境而产生的一系列水下技术问题,而且这些技术中的许多方面无疑还有效于陆上环境埋藏的海洋文化遗存、特别是淤陆中的古代沉船。
[7]当然,我们又不因此而将水下考古技术完全等同于海洋考古学。
因为,将水下考古技术等同于海洋人文研究取向的海洋考古学,仅仅强调水下考古工作而忽视海洋考古学的理论建设,水下考古将失去理论上的支柱而停留于水下工作的具体操作层面,最终偏离学术海洋人文发展史研究的主题。
三、海洋考古学在西方的发生与“西学东渐”海洋考古学是一门产生、发展于西方的考古学分支学科,西方人从很早就开始对神秘的沉船文物产生兴趣,并一直试图对她们进行探索,在这些探索活动中萌发了朴素的“海洋考古”思想。
但科学的海洋考古学产生的很晚,甚至当近代考古理论与方法在东、西方陆上考古中已经成熟发展的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考古学者难于深入到海洋文化遗存的最大宝库——水下,直接制约了海洋考古学发现与学术研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