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赏析【作品介绍】《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写的酬谢书，因为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得以跻身仕途，而后参加在礼部欧阳修列席的宴饮，向欧、梅二位表现酬谢之情，感念知遇之恩。
文章旁征博引，文意雄阔，是向举荐之人陈情的上佳之作。
【原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作者：苏轼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⑴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⑵欢休：和善也。
⑶惨戚：悲哀也。
⑷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
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⑸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⑹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⑺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⑻士：狱官也。
⑼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
一说为一人名。
⑽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⑾方命：逆名也。
⑿圯族：犹言败类也。
⒀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⒁祉：犹喜也。
⒂遄：速也。
⒃沮：止也。
【作者介绍】（1037;1101）北宋文学家。
眉州眉山人。
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曾于宋神宗时，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
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而后以诗“诽谤朝廷”罪贬谪黄州。
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
后又贬谪惠州、儋州。
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其诗、词、书、画、文章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在北宋与欧阳修同居首列；诗歌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实黄不及苏；北宋词家，苏居前列，与南宋辛弃疾合称“苏辛”，同为豪放派两大家；苏东坡的书法为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首；绘画方面，“苏米”同列，而米芾奉苏轼为师。
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天才，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名列前茅。
【题解】本文是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
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
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译文】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深爱人民、关切人民，又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
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过去而开展一个新生活。
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里都可见到。
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
但是，周穆王还是吩咐臣子吕侯，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法。
他的说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
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尧帝当政之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
有一次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
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
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
”尧帝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的人。
”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
”为什麼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有疑点，宁可从重奖赏。
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
”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於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於刀锯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於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於君子长者之道。
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
”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奇异的法术吗？他不过是恰当适时地应喜则喜，应怒则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
《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在严厉，责人贵在宽厚。
根据它褒奖和贬责的大意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之至啊！【写作特点】本文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先援引史实说明虽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会有困厄不遇之时，而孔子身处逆境却能知足常乐；后半篇则直叙作者早有仰慕欧阳修、梅尧臣之心而终于受到他们的赏识，并赞扬了梅尧臣之为人。
看来先是怀古，后转而叙今，似乎各有侧重，实际上前半篇是伏笔，后半篇则是实写，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的独特之处。
【大意】：(一)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至“故孔子犹有取焉”说明古代圣王（周穆王以上）赏而咏歌，罚而哀矜的“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二)自“传曰”至“尽之矣”（举史例）说明圣人（尧）“罚疑从去”“罪疑惟轻”的忠厚之至处。
(三)自“可以赏”至“义不可过也”说明赏（仁）可以过，罚（义）不可以过之理。
(四)自“古者赏不以爵禄”至“故曰忠厚之至也”说明先王“疑则举而归之于仁”（在未确定可以罚之前全部归之于可以赏之列），故曰忠厚之至也。
(五)自“诗曰”至“亦忠厚之至也”说明君子时其喜怒，无失乎仁，亦忠厚之至也。
主旨：说明君子（刑赏）无失乎仁，始为忠厚之至也。
（篇末(四)(五)）文体：论说文。
【赏析】这是嘉佑二年（1057）作者应礼部试的试卷。
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
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
苏轼笑答：“想当然耳。
”（向后看，版本不同）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
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
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
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什么是策论？策，就是册，把问题写在册简上，让前来应举的考生回答。
但策还有更重要的意思，例如政策、策谋，对策等。
策论也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
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
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
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
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
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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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是否像今日某些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完全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可言？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我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
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
”（向前看，版本不同）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
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本博主也搞不清楚了）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今天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规定你同意或者否定。
仅仅是请你对此问题发表高见。
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
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大册。
《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年轻时就有“仁可过，义不可过”这种立场的苏轼，成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与科举制度有关。
同时，无数人才被科举制度中良知泯灭的考官的个人专制所扼杀，也令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
【讲解】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
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
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
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
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
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
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
《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
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