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_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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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9-07-15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课题“文艺社会学史纲”(98BZW002)。
作者简介:周平远(1950—),男,江西新干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的研究。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周平远(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 330047) 摘 要:文学革命启蒙主义的社会目标和白话文体的文化策略,决定了它理论建构的学术框架与基本范畴。
科学精神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
与文艺价值社会学、文本社会学相一致的,是以反映论为内核的文艺本质社会学和以作家论为中心的文艺创作社会学。
创作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主要沿着作家与社会环境、世界观与情感态度、生活实践与民间立场,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维度展开。
关键词:文学;革命;理论;社会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1-0111-06一 文艺社会学理论建构之基石:科学情结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社会目标和白话文体的文化策略,决定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在文艺社会学框架内进行。
民主与科学,不但成为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利器,同时也成为文学革命理论建构的基石。
从理论上说,科学与民主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
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文化传统历来缺乏民主精神,加之积弱积贫之社会现实所承受的国际环境之巨大压力,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科学精神较之民主精神,具有更大的话语优势与社会感召力。
90年代学界所出现的将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分歧归结为“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和“启蒙主义”功利目标的冲突,把学衡派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先驱,便与新文化派内部的这种科学主义倾向不无关联。
承传于洋务运动“师夷制夷”的普遍诉求,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文”(1902年)①,具有“诱智革俗”、“启智秘钥”、“睿发民智,启迪愚蒙”功能的“科学小说”,才在维新派小说体例中占据了特殊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科学小说有“补助我社会智识上之缺乏”和“矫正社会性质之偏缺”的功能(1905年)②,所以,有论者在运用社会统计学方法,得出有关“军事、冒险、科学”题材的小说销量最小,“十仅得一二也”时,不能不对国民素质和社会前途表示了深刻忧虑。
③也正是出于对工具理性科技成果的特殊敏感与关切,有人早在1907年,便提出了“知识竞争之时代”这一概念与命题。
科学主义在中国,就这样从一开始就与救亡图第31卷第1期2000年1月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JOURNAL OF NANCHAN G UN IV ERSIT Y Vol.31No.1Jan.2000存的民族主义情感胶着在一起,凝结成一团解不开的疙瘩———科学情结。
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愈演愈烈,以一次大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契机,这种理性与情感的混合物终于在五四时代得到了空前宣泄与对象化。
未来主义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狂热与膜拜,在五四诗人那里得到了强烈共鸣:“在我们的诗人底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底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
机械底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同感情底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闻一多认为,这种对于工业文明的热烈讴歌,根源于一种“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的“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
④“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
”则成为胡适实证主义哲学基础的生动写照。
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精神,才有了陈独秀以“以科学代宗教”的理论主张。
科学被神圣化、偶象化了。
科学主义的信仰和崇拜,成为席卷当时知识界的思想主潮。
五四科学精神与近代的区别,在于它不但由“船坚炮利”式的形而下的实用性的“器”,提升到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水平的形而上的“道”,而且也由政教性可操作性的“法”,深入到学理性原创性层面的“学”与“术”。
科学,不但作为一种无可怀疑无可动摇的价值而存在,而且也作为一种具有唯一合法性的评判一切价值的价值尺度而存在。
在陈独秀把中国“今日之疲弱”原因,首先归结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的“学说之为害也”的反省中;在胡适将“输入学理”作为新思潮重要成果的总结中;在当时学人所崇尚的“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学问而做学问”的态度中,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科学价值的至高无上性。
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凡是与科学相关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生存的合法性。
“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不但成为茅盾根治小说弊端的良药,甚至还提出了作家应该研究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主张。
科学精神之推崇,孕育了学理探究之热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学说,于是才得以大规模地涌进了中国。
包括文艺社会学在内的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框架,因之而得以初步确立。
五四时代的文艺社会学理论建构,围绕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思想主轴进行。
其理论命题之演绎,除了文艺价值社会学、文本社会学外⑥,还包括文艺本质社会学、文艺创作社会学等内容。
二 文艺本质社会学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国历代文学家所注重。
近代以来,科学东渐,基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因而时有所见。
“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
”“小说者,社会之反映也。
”⑦与此同时,自然也有人对反映论的文学观进行批驳:“小说之性质,果何如邪?为之说者曰:‘小说者,社会现象之反映也’,曰‘人间生活状态之描写也’,此其说固未尝不含一面之真理;然一考诸文学之性质,而有以知其说之不完也。
何则?凡号美术者,决无专以摹拟为能事者也。
”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不仅仅是“反映”,同时也是“表现”,是“人类之美的性质之表现于实际者也”⑧。
这一理论见解,从相反的视角佐证了反映论文学观念的盛行。
时至五四,反映论的文学观已成为主流。
国外有关文艺的社会学研究,也为五四作家所注意。
周作人1918年《人的文学》,便提到了日本津田左右吉的《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并提出以社会学视角与方法,解读古代和现代文学经典。
茅盾则在1921年,便开始了以古代文论的材料来论证反映论的文艺社会本质论的工作。
他写道:中国有几句古话:“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便会产出什么样的文学来;这几句话的观察本来是不错的,但一向的人都以为“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的“音”,是“治世”“乱世”“亡国”之“兆”,却未免错了!我们可说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学的色调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会背景产生出怨以怒的文学,不是先有了怨与怒的文学然后造成怨以怒的社会背景!我们又该知道:在乱世的文学作品而能怨以怒的,正是极合理的事,正证明当时的文学家能够尽他的职务!⑨显然,茅盾的文学本质论与他的文学价值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他结合俄国、波兰和犹太作家的・211・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0年作品,从“凡被迫害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多表现残酷怨怒等等病理的思想”的普遍性,来证明“文学是时代反映”这一理论命题的正确性。
因此,他提出了“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要求文学家应该担负起“注意社会背景”、“描写社会生活”的“历史的重担”。
茅盾的这一文学观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
正是基于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之血肉联系,郑振铎才不遗余力地反对“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文学,热切呼唤“血和泪的文学”。
郭沫若钟情于歌德,因为歌德的“狂飙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而认为一开口就是手枪、炸弹、革命、流血,说几句肤浅而时髦的新名词与爱国语,就包管能得一个“满堂彩”的新剧之所以失败,在陈大悲看来乃是根源于社会的罪恶:“新剧底罪恶毕竟还是发源旧社会底罪恶。
万恶的社会里万万不能突然跳出一种万善的新剧来。
”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出了“要改造戏剧就不得不改造社会。
要改造社会更不得不改造戏剧”的结论。
⑩俞平伯1922年《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在论及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时,提出大众化的第一要着是“制度底改造,使社会安稳建设在民众底基础上面”。
因为“有了什么社会,才有什么文学,在少数专政的社会内,在[要]实现平民的文学,要比沙上造屋还难” λϖ。
茅盾在一再阐述了“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这一理论命题的同时,分析了当时之所以未能产生大作家大作品的原因:囿于生活圈子社会环境的束缚,创作家“未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像高尔基之做过饼师,陀斯妥夫斯基之流过西伯利亚。
” λω正因为这种社会反映论的文学理念在当时极为流行,所以,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本质论的表述:“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
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
” λξ很快便得到了广大进步作家的普遍认同,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苏文学影响之日益加深,而成为文艺本质社会学的权威话语体系。
三 文艺创作社会学11作家与社会环境中国文论历来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知人论世”的现实主义传统。
接受了反映论世界观的五四批评家,本着“文学是时代反映”的理念,纷纷联系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来考察、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特色。
在这方面,发表于1923年的沈雁冰的《读〈呐喊〉》和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具有代表性。
对于阿Q的意义,茅盾写道:“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是怎样的叫人短气呀!”“看了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地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地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刻画出陷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
” λψ闻一多则紧紧扣住时代精神,分析郭沫若诗作的审美特征和意义。
在他看来,郭沫若的诗歌“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
《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由于20世纪“是个动的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而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真艺术与真科学”携手并进,使得郭氏诗作充满了动感的反抗的科学的精神。
“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
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
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底世纪。
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
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
”因此,《女神》,“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尽管闻一多对于文学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关系的分析,仍有嫌粗疏,不过,其社会学视角之明朗与理论思路之清晰,却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