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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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行政学 徐龙超 200530130049
论合法性问题的复杂性
【摘要】 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后，有关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政治合法性无论从其概念还是从合法性基础的获得和整合方面，都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统治阶级如果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获得合法性基础和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政治合法性 理论渊源 合法性的复杂性 合法性危机
一、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渊源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与热点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内涵复杂、充满纷争的概念。合法性涉及政治学的一个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合法性问题自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就已产生，它关乎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成败。有关合法性问题研究的历史也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在对各种政体的生存维系方式的探讨过程中隐晦地谈到政治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合法性基础应该是政治上的善，即公平，这已经涉及到政治合法性最核心的问题：同意。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
正式从理论上自觉探讨政治秩序合法性基础问题的是卢梭。他的《社会契约论》，更侧重于从“契约”、“公意”的视角来审视“合法的政府”与“合法的权力”。在他看来，合法的权力是基于人们约定基础上的统治权利。这种基于契约论基础上的合法权力观，代表了当时思想家们的普遍看法。
严格地讲，这些先前的政治哲学家所探讨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权利的“合理性”问题，真正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首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从现实政治现象出发，把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超凡魅力型。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
但是总的来讲，不管这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如何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争论不休，在现代以前，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来自各种形式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在中国古代，“天命论”的理论既为中国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社会的动荡就成为“改朝换代”的必要成本。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没能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恐怕原因就在于它始终没有形成关于合法性的新理论。
二、政治合法性的复杂性问题
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有关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也认为，合法性是一个“不易把握的概念”，从此不难看出，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合法性的概念与特征上，也体现在合法性基础具有多元复合性的特点。
1、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复杂性
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管理系统促使其管辖范围内的民众认同现行政治制度和现时政府的基础上，而实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正统性、正当性和合理性。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可以从四个层次加以理解：
首先是国家结构体的合法性，即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国民是否认同他们的居住地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是否热爱地理意义上的自己的国家。如果认同，那么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来讲统治阶级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其次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或民众对政治统治者所建立和推行的政治制度的认同。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总章程和总规范。在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一般都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加以固定。一般来讲，经过人民的承认、同意、认可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本身是合法的，根据宪法和政治制度的规则体系建立和组织政权进行政治统治也就具有正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认同本国的宪法和其他重要的法律，那么可以说，统治阶级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第三是现时政府的合法性，即民众或被统治者对现时政府及其领导者的认同。政府的合法性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产生的合法性，即政府是否是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制度规则、程序或社会传统习惯规则所产生的。如果宪法、政治制度规定，政府的组织者或代表要经选举产生，那么它是否经历了相应的选举程序，是否是选举的优胜者。如果一个政府是通过权威的制度规则产生的，它就是合法的、正统的、正当的。二是指现时政府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现时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是否遵循和维护了宪法和社会制度，是否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是否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否维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如果这些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维护，而且统治者们为政清廉，那么统治阶级不但给自身带来了利益，也给广大的统治客体带来了利益，这就是一个合法性程度高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违背了上台前的承诺，政绩平平，甚至屡出错误、贪污腐败，它就失去了合法性。
最后是核心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民众对政治统治主体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认同。统治者所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产生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一国的统治阶级的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被民众或被统治阶级所接受，那么，该统治者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2、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合法性基础的源泉是纷繁多样，因时而异的。传统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天命观、道德权威论、打江山坐江山说等基础之上；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则主要建立在法律程序、制度规章、伦理道义、意识形态、个人魅力、等基础之上。任何现实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系统都是由诸多基础所组成的多元、复合、共构的系统。这些基础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以“纯粹”的形式发挥作用；它们各有优长、相互补充。换句话说，一个政权赢得民众支持和认可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因为根本制度合理，有的是因为某个政治领袖受人拥戴，有的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受到偏爱，有的是因为某一届政府受到欢迎，有的则是因为某一政策使民众受益。例如；个人魅力型权威往往在社会剧变时期能发挥革命性作用，但它具有不稳定、非理性的缺点，是向理性合法性基础过渡的统治类型。再如，具有强大感召力与动员力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对合法性进行论证辩护有力工具，然而，意识形态容易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而滞后僵化，丧失吸引力。这表明，单纯地把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基础之上是难以为继的。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维护政权稳固的优选之路就是广泛发掘多重合法性基础，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性资源，使之结合起来，发挥合力。
其实，从现代政治文明长远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以及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来考虑，对于维护政治统治来说，依法治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环境来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基础相对于某个具备超凡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或是某个超具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乃至某个民众拍手叫好的政策，更加符合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要求。这应该是所有现代国家统治阶级追求的执政理念和目标。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
世界各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各不相同。无论哪一类国家，如果统治阶级忽视了构建和整合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问题，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即我们常说的合法性危机。严格地讲，任何社会都有产生合法性危机的可能，只是发生危机的时候程度有所不同。也许在有的国家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和重建，而在有的国家则只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或调整。如果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短期的可变因素之上，而它又不能或不愿意及时将这种短期的可变性权威转化为合理的制度性权威，那么，一旦出现合法性危机，其程度会较为严重，而且后果可能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合理的制度之上，那么，它一旦遇到合法性危机，也不会危及整个政治系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达到极点的产物，它是被压迫者不再忍受压迫的激进行为。革命到来的时候，对原有政治体系的破坏和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能否走出“不断革命”的循环困境，关键还在于能否形成一种合理的制度，确立韦伯所谓的法理型权威体系。
四、结束语
提高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秩序稳定持久的手段和途径是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除了必须掌握暴力机器、拥有文化领导权、具有良好的经济绩效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而完善宪政则是摆脱危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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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 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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